愚蠢与疯狂，1944年澳大利亚考拉战俘营日本战俘越狱事件

文：老枪与战线

在西方世界对二战时期的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中，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考拉大越狱”是非常有名的典型事件。一些资料称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战俘暴动，也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对此我没有加以考证，但此事在西方盟军管辖区里排第一恐怕没什么问题。

这里说的考拉（Cowra），并不是指大家都熟悉的萌货树袋熊。考拉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战俘营就设在镇子东北约3英里的地方。

考拉战俘营也被称为12号战俘营，是当时澳大利亚的主要战俘关押地之一。战俘营从平面上看是一个直径约600米的圆形，周围有三层带刺铁丝网，最外侧是哨塔。两条宽阔的空地斜穿过营地，把它分成大小大致相等的四个分营区。从东南延伸到西北的一条是主干道，两头开有大门，因为夜间灯火通明被看守和战俘称为“百老汇”；另一条长满了草的空地则被称为“无人区”，平时除了巡逻的卫兵外，不允许战俘进入。四个分营区的大门都开向百老汇，每个营区的规划容量是1000人，有20多座居住用木板房，此外还有厨房、食堂、医疗所、娱乐房、小剧院、淋浴房和厕所等建筑。卫兵的营房在百老汇的两端以及无人区西侧的营地之外。

这个战俘营建于1941年，当时是为了容纳从北非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在日本战俘到达时，考拉战俘营关押了1600名意大利战俘。这些意大利人对战争完全是厌恶态度，对能作为战俘混过战争颇为满意，也愿意参加战俘营组织的劳动，甚至考拉镇的平民也和这些战俘颇为亲善。此外42年后考拉还关押了700名印度尼西亚海员（防止他们回乡后加入日军），43年中期，又有600名荷兰殖民政府拘押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到考拉。由于此举不符合澳大利亚宪法，这些人在年末被转移到昆士兰州耕种自持，家属则在44年4月被送走。

43年1月，考拉战俘营接收了第一批日本战俘，由飞龙号航母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丰岛一为首的7名日本海军飞行员。丰岛一是42年2月19日空袭达尔文港时被打下来的，是澳大利亚在本土抓住的第一个日本战俘。由于资历最老，并且在拘押期间掌握了熟练的英语，可以和管理方自由交流，因此始终居于战俘高层。此人是暴乱中的核心人物，但因为报的是假名，真实身份直到80年代才被核对出来。

此后日本战俘逐步增加，最初的战俘大多是在空袭莫尔兹比港时跳伞或迫降的飞行人员以及沉船的水兵，但随着俾斯麦海之战以及科科达小径战役，开始出现大量战场上抓获的日本陆军战俘。

关于二战时期日本人的俘虏观和俘虏政策，前文中已作过交代，在这里只补充一点：之前我们曾说过当日本兵被俘时他作为社会人就已死亡了，这可不是一个夸张或者比喻的说法。当时日本军方将战役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仍未归队的士兵统统按战死处理，不但向其家庭发出阵亡通知书甚至寄送骨灰。所以战争结束后日本兵返乡（有的并未被俘，只是一段时间未能返回原部队，此后还一直在服役），很多人发现家里早收到骨灰，并且由当地组织了盛大的葬礼。

澳大利亚人获取俘虏的难度还不仅仅是日军的顽固。日军在占领区、战俘营和战场上的残暴行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澳军基层官兵往往也有报复心理。他们作战的新几内亚战场因为地形和植被的限制，无法展开大部队，战斗经常是分队之间进行的。指挥部难以实时控制和掌握分队的行动，分队很多时候也缺乏看押和后送俘虏的条件，战场零星杀俘在当时并不鲜见。

但同时盟军情报部门非常重视获取日军俘虏。日本人把被俘和道德之间的联系绝对化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一厢情愿己方不会有人被俘，所以日军士兵从没有收到过任何被俘后怎么办的指示。结果就是被俘的日军士兵除了出于本能报假名字和假单位以保护家人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在进入最终拘押的战俘营前，日军战俘会辗转于多个指挥部、情报机构和医疗机构，早期甚至会在关押日本平民的看守所和平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期间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他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大量的有用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立刻将本土和周边岛屿的4200名日本侨民逮捕起来并在平民看守所集中关押。除了少数人外，这些平民受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宣传影响较小，思想比较接近西方世界。在早期战俘较少的情况下，被送去和平民混住了一段时间的日本海军人员，几乎都感到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其实对于后来的战俘营管理起到了好的作用。但43年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激进抱团的日本陆军俘虏，再和平民一起关押就可能起到反作用，因此这个步骤被取消了。

总之，当时日本俘虏只要能过得了澳军基层部队这一关，被转送到等级较高的单位，其生命安全和待遇就得到了保障。到44年中期，在考拉战俘营集中的日本俘虏已达到1000人左右。

此前发生了若干起与日本战俘相关的恶性事件。

其中较大的一起就是我们之前已专文介绍过的新西兰费瑟斯顿战俘营事件，日本战俘因为拒绝工作与战俘营卫兵发生冲突，最后造成49人死亡。

另一件事发生在新喀里多尼亚的皮亚塔（Paita，在努美阿附近）战俘营，同样是因为拒绝工作问题，一名美国宪兵在争执中射杀了一名战俘。由此引发战俘和管理方的严重对立，此后更预定于44年1月19日发动暴乱。此事因为一名战俘告密而在起事前被管理方挫败，但其后数周内竟有22名战俘相继自挂东南枝以示反抗。

这两起事件自然也被考拉战俘营的管理当局视为教训，但他们得到的教训很难说是正面的。此前考拉接收的第一批日本战俘也曾表现出极端举止，海军第4航空队的前田芳光兵曹长在移送到考拉前，在审讯时发现照片被印到报纸上而自杀未遂；而同为第4航空队的永友胜名则因为被要求在电台上向国内亲属报平安而陷入歇斯底里不可自控状态。考拉战俘营管理层无法理解何以如此（营中的意大利战俘非常珍视和家人的联系机会，频繁写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日本人刺激不得。

所以日本战俘在考拉战俘营过着超出标准的优待生活。

既然费瑟斯顿和皮亚塔战俘营因为劳动问题触了霉头，那么考拉的日本战俘就不用干活了！43年初考拉战俘营也曾打算强制日本战俘工作，有卫兵对着拒不起身的战俘的脚开枪，此时恰逢费瑟斯顿事件爆发，被吓坏了的考拉战俘营立刻把肇事者拉去军法审判。自此考拉战俘营就永久性免除了日本战俘的强制劳动，此后一直未变。所有的派工都由意大利战俘完成，日本战俘的日常工作仅限于自己居住环境的修缮和打扫，以及收集厨房用的木柴，就没别的正经事了。战俘营知道日本人喜欢棒球，就为他们提供了球棒和其他用品。日本人没事的时候就打棒球，不玩的时候就坐下来把皮鞋拆解了改造成棒球手套，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因为无所事事，他们比费瑟斯顿的战俘更快地进化出了手工方面的才能，用香烟盒制作扑克牌、用木块制作麻将都是小意思，他们还自制了从吉他到戏服在内的一应用品，经常在小剧场演剧自娱自乐。

在澳大利亚人看来，日本人完全没有任何造反的理由。虽然卫兵们在考拉镇的酒吧喝多了时会向居民吹嘘日本人正策划暴动以突出自己地位的重要性，但没人真的这么认为。就像一名卫兵事后所说：“我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棒球、相扑这些娱乐都不缺。澳大利亚人不吃鱼，为了照顾日本人的口味，我们还买鱼给他们吃。”

他是真不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当时也没人晓得这些日本人在想什么。费瑟斯顿的日本战俘至少还把优待看作是战俘营指挥官由于亲日给他们的照顾，而后来调查发现考拉的很多日本战俘竟把优待看作是战俘营管理层出于恐惧而向他们谄媚，以避免日本人占领澳大利亚时对他们必然施加的报复。

1944年8月考拉战俘营的人员组成是这样的：战俘总数约4000人，约2000名意大利战俘关押在A、C两个营区；超过当时澳大利亚关押日本战俘总数一半的“真”日本战俘一共1104人，军曹和士兵集中关押在B营区；军官则和朝鲜、印尼劳工一起关押在D营区，还有少数强硬顽劣的意大利战俘和日本军官一起关押。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营区呈交叉对角布置，暴乱就是在B营区的日本低级战俘中爆发的。

守军为澳大利亚第22守备营，每个区分配有大约100名卫兵，这个营的骨干是不适合上战场的新兵以及年龄过大的老兵。守军的最大问题是兵力不足，卫兵和战俘的比例为1:10（费瑟斯顿事件爆发时卫兵和战俘比例不到1:3，在战争结束时也不到1:5），并且最重型火力只限于几挺一战时期的刘易斯机枪。在附近的一个陆军训练营能在必要时提供兵力支援，并在战俘营外不定期安排新兵巡逻。此外随着战争的进行，一些因伤或者热带病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加入这个营，也提高了守军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总体上说，看守战俘营的基层士兵获得了一致好评，这些人在日常勤务中体现出了很高的自制力。即使是曾与日军面对面交手的前线战士，也没有私刑虐待过日军战俘。

按照战俘营的要求，B营区的日本战俘自行民主推举管理者。宿舍的头目称为“班长”，营区总头目称为“团长”，团长及其副手们组成“事务局”。最初这些高级职位都被丰岛一为首的海军航空兵把持，这些人嘲笑新入营的陆军战俘为“饿死鬼”（ハングリーボーイ），当然也少不了借助职位的压迫。后来随着战俘数量增加，陆军士兵占到压倒性比例，通过选举把海军们从宝座上赶了下来。但是由于丰岛的英语能力在和战俘营管理方的沟通中不可或缺，他仍然以翻译身份留在事务局中，是B区战俘的三巨头之一。

领导层的改变意味着日军战俘又一次很俗套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两派，稳健派自然是以维持现状为主，而激进派则反对与战俘营管理方合作，主张拒绝劳动，绝不妥协。但问题是考拉战俘营本来就没要求日本战俘劳动，也没要求他们提供什么额外的合作，此后激进派领导了一次要求卫兵进战俘宿舍时脱鞋的抗争，但在感到莫名其妙的卫兵威吓下偃旗息鼓无疾而终。这下子他们也就再提不出什么新的斗争方法，只能反复鼓吹直接暴动。但这些也只限于表示态度，大多数人并不接受这种凭空的主张。

虽然受《战阵训》影响较深的陆军战俘比例增大使得日本战俘中激进观点飙升，但并不是说稳健派就一定是海军，或者激进派就一定是陆军。比如海军台南空的伊藤务是丰岛一的好友，也是他得势时的副团长，就是铁杆的激进派，在暴动时带头冲击机枪阵地，受伤后侥幸生还。而时任副团长的陆军野战第50高射炮大队的小岛正雄军曹长，则在暴动前选择自杀。至于丰岛一和其他一些战俘头目，似乎还存在周旋于两派之间以玩弄权术的行为，其言行和立场充满矛盾。

也许是缺乏信息渠道的缘故，考拉战俘营当局对日本战俘中的暗流涌动表现得麻木不仁。但1943年3月，澳大利亚陆军总部曾发出警告，日本战俘往往处于“思维封闭”环境中，受集体压力影响很大，如果数量过多很容易出现不可理喻的暴力激进行为。考拉战俘营遂据此制定了一个将战俘分流向其他战俘营的计划。

1944年6月3日，一名日军征召的朝鲜兵松本タケオ（可能是假名）向战俘营告密，日本战俘正在策划暴动！之前有几次暴动传言，最后发现都是卫兵在镇上灌了两杯猫尿吹出来的。但这次是日本人出首，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战俘营的第一个举措是向墨尔本的澳大利亚陆军总部申请了两挺维克斯重机枪，机枪于6月9日送到，并被安装起来，但由于人手不足，做不到24小时有人值守（对此我个人表示无法理解）。由于此时俘虏早已超过定员，几个月前的转移计划也被找了出来，以便尽快将一批士兵战俘打散送走。很长一段时间里松本的密告都被认为是使战俘营提前知晓了阴谋，并预做了准备。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此人刚入营不久，还未进入战俘群体的核心圈子，而在他密告时也没有什么人在着手组织暴乱。松本很可能是借此向集中营管理层表示“进步”或者想借机诬害仇家，他的告密倒不如说是后来暴乱发生的诱因。

8月4日下午，B区的卫兵指挥官按照日内瓦公约第46条的规定召见战俘三巨头：团长金沢亮、副团长小岛正雄和翻译丰岛一，告知他们将于8月7日将700名士兵战俘转送到400千米外的赫伊（Hay）战俘营并出示了编制的转移人员名单。由于团长和团副都是英语渣，翻译丰岛一当时就表示这种大规模转移可能会出现问题。在此期间一名不谨慎的卫兵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相熟的战俘，当消息后来得到丰岛证实后，果然在战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日军的管理体系中，士兵是紧密依附于军曹周围的，两者间联系非常紧密。现在突然要把士兵单独转移，这些人立刻觉得离了军曹没法活，各种胡思乱想层出不穷，最后归结为：这是澳大利亚人要集体处决的前兆。因此当天下午5时，事务局的10名干部召集了全部50名班长，以商讨对策。

由于事发突然，其实没人能提出成熟的意见。强硬派鼓吹借此机会袭击澳军卫兵，以尽为倭王而死的义务，并且如果暴动的消息传开，则不但可以激励本方士气，也可以告慰之前战死的同伴。但作为日本人，事情的关键在于即使在暴动中被打死，已经因为被俘而被社会除名的他们是否真的可以洗脱污名？这一点没人能保证。因此稳健派的代表推脱应该等到准备工作完成，或者等到日本确定战胜时再行动。

只有海军东港空大艇队的高原希国仗着自己是最初七名战俘之一的资历明言：“九死一生才活下来，我想珍惜这生命，以后回日本，见亲人。”陆军的下山义夫军曹立刻跳出来喝骂道：“你这样子还算军人吗？老子现在就整死你个非国民！”海军的星野新六也跳出来帮腔攻击高原。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就没法讨论了，其他班长简直无法开言。最后有人出来圆场，表示此事甚大，应交由全体战俘投票表决。奇怪的是下山和星野都是新来的战俘，素无威望，下山更是被视作媚上欺下的钻营小人，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是受了三巨头中某人的授意而为。

接下来战俘利用卫生纸制作了选票，画O表示同意暴动，画×则表示反对。虽然不少人画×，但是画O的人数达到80%。事后调查发现，从众心理、集体压力、道德义务和羞耻感对投票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高原等人，竟然在选票上都是画了O。战后一名日本作家对100名确认的生还战俘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到的36份回答中，真心赞同并画O的为6人，内心反对但画了O的则为14人。虽然这个调查不可避免受到了当事人事后反思和记忆中自我美化的影响，但多少能够说明战俘投票时的心态。

之后事务所下发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简陋得令人发指：暴动时间为8月5日凌晨2时（实际上就是当天的后半夜），战俘应从三个方向突破铁丝网并占领机枪阵地，用机枪压制卫兵的宿舍，在营地外的小山集合。病号和不能行走者应提前处理，不要攻击澳大利亚平民。没了。

当夜B营区一直在忙碌。武器被分发给每一个人，包括钉上了铁钉的棒球棍（这是澳大利亚人发给他们娱乐用的）、木柴中选出的大木棒、厨刀、园艺用的农具，很多人随身带上了剃须刀或者小刀以备自杀之用。没吃完的食品被收集起来作为干粮，私酿酒被冠上日本名酒的名义豪饮，很多人在找熟人寒暄告别。同时丑恶也在暗处发生，一些激进分子在逼迫行动不便者自杀或直接加以杀害，还有人在借机有仇报仇。

澳大利亚卫兵对B营区的异动一无所觉，重要的维克斯机枪也处于无人值守状态。

预定暴动时间前5分钟，一名日本战俘突然从营区冲出奔向通向百老汇的大门，在战俘营中部值守的列兵阿尔弗雷德·罗尔斯立刻对空进行了两次警告射击。还没等他搞明白这名过于兴奋的战俘在用蹩脚的英语说什么，那名“日本一号战俘”丰岛一已经吹响了冲锋号（丰岛一在成为飞行员之前是信号兵，会吹小号），并且大喊道“杀死叛徒！”。接着成群战俘从埋伏的地方涌出，一边大喊“BANZAI”一边猛冲，B区的很多板房也被同时点燃。当时一名在意大利战俘区休息的卫兵被枪声惊醒，他回忆当时外面的声势好像“天与地都翻转过来了一样”。

日本战俘兵分三路，一路冲向B区东北的F哨塔，一路冲向B区北方的2号维克斯机枪，这两路每路都有200人左右，最大的主力集团则冲破大门冲进百老汇。前面说过战俘营是用带刺铁丝网作为分隔和围护，但日本兵已经想出了破解之法。他们随身携带着澳大利亚人给他们配发的毛毯，将其抛到铁丝网上，同时在手上戴上棒球手套，百老汇顷刻被突破，日本人继续向北攻击卫兵宿舍和北大门。在这里出现了澳大利亚方的牺牲者，列兵查尔斯·谢泼德被一名战俘刺穿胸部而死（他似乎是交战后期被害的）。

在群氓们高喊着“BANZAI”的口号向北猛冲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小群人正偷偷地向南移动。这五六个聪明人神不知鬼不觉翻进了日本军官居住的D营区，并立刻被隐藏起来，事情过后才被一一搜出。

大部分澳大利亚卫兵当时正在睡觉，但被枪声惊醒后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展开了反击。战俘们强攻的北大门两侧都是卫兵的营房，一号维克斯机枪也布置在那里。一名从前线返回的澳大利亚士兵回忆当时的喊叫声，射击声和人群晃动的光影，烈度不逊于他在新几内亚战场经历的任何一场战斗。维克斯机枪、冲锋枪、步枪以及老式的刘易斯机枪纷纷射向正在冲锋的人群。澳大利亚人的第一阵猛烈火力产生的跳弹就打伤了三名卫兵并且打断了营区的主电线，所有的灯随之熄灭。但是当晚正是满月，而日本人又愚蠢地点燃了B营区的大部分房屋，完全没有影响到澳大利亚人继续开火。事后一些卫兵称，由于之前压抑太久，当时他们的心情毋宁说是兴奋和放纵。一名军官由于担心自己在这种单方面屠杀中失控，中途甚至扔下了武器。

人群组成的洪流顶着密集的火力突破了北大门，一大批战俘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不少人甚至毫发无伤。但很多人立刻发现自己对接下来的行动毫无概念，只有在沟渠里蜷缩起来，等待天亮再作打算。在他们身后的百老汇大道上，67名死者或频死者横躺竖卧。

在人多势众火力齐备的营房截击面前冲过的日本人确实很爽，但另外两个冲击方向上的孤立卫兵可就遭受了真正的考验。

负责2号维克斯机枪的是本·哈迪和拉尔夫·琼斯两名一等兵，告警枪声响起后，两人立刻赶往50米外的机枪位置（从资料看似乎布置在哨塔上）。在他们面前是数百人正在翻越覆盖着毛毯的铁丝网的惊人景象，虽然周围没有任何友军支援他们，哈迪和琼斯还是义无反顾地开了火。

诸位，不要小看这接近200人的亡命冲锋。要知道在塞班岛发动万岁冲锋的也不过是包括大量伤兵和徒手兵的4000人，这些人顶着舰炮以下的各种火力直接把当道的两个营美军冲垮，不少人一直冲到海边。虽然日本战俘只装备着冷兵器，但澳大利亚人在这个方向上也只有一挺重机枪而已。

哈迪和琼斯抵抗了5分钟就被冲上来的日本人团团包围，两个人顿时丧生于乱棍痛殴之下。但在最后关头他们及时卸下了机枪枪栓并远远扔了出去，在当时的混乱中日本人无法找回抢栓，抢夺机枪后压制卫兵军营的计划就此破产。此举避免了卫兵可能出现的严重伤亡，这两人实在是当夜澳军方面的最大功臣。

事后发现2号机枪前方和周围近处是日本人死伤最密集的地方。

在F哨塔和2号机枪位之间，大量日本人翻越铁丝网，事后在这里留下的毛毯最多。F哨塔上只有一名守兵，携带着一枝欧文冲锋枪和5颗手榴弹，但是因为空间狭窄无法摆臂投弹，只能用冲锋枪射击。地面上还有两名站岗的卫兵，这两人发现突然之间左右两边都是蜂拥而来的日本人。他们打光了8个弹匣，把冲锋枪都打红了，然后跳进排水沟躲了起来。日本人只顾狂奔而去，没有人停下来搜捕他们，两人得以生还。不久，几个卫兵从营中追出，站在土坡上对日本人的背影连连开枪。据说这几人都是当夜不当值的闲散人员，“他们玩得很开心”。

最初的一个小时是最混乱的。在百老汇两侧的排水沟里还隐藏着很多没冲出的日本人，在前锋冲破北大门后，跟进的人流被守卫的火力切断，很多人跳进水沟躲藏起来。他们不时组成小群向着北大门和南大门猛扑，但澳大利亚人已经严阵以待，任何移动的东西都会遭到射击，日本人的冲锋被一次次打垮。

3时左右从训练营赶到的150名新兵加入卫兵的队伍，现在防御固若金汤，澳大利亚人开始派出小分队初步清理营地外围。周围突然显得很安静，一片死寂中只剩下零星的枪声和B营区建筑物燃烧的噼啪声。快到黎明的时候受伤的日本人开始爬动，此时枪声再起。一个从前线因疟疾退下来的老兵带着其他几个有左轮手枪的士兵走上百老汇，向“装死的日本人”补枪，不过很快一名军官出来阻止了他们。

天色放亮后，呈现在澳大利亚人面前的是一片狼藉。B营区的大部分宿舍都被破坏了，21栋被烧毁的废墟还在冒烟。在百老汇、营地外围铁丝网以及2号维克斯机枪附近倒着100多具尸体，B区建筑废墟之间以及营地北面的野地里还散落着40多具。事后验尸的时候发现，50%的尸体上有刺伤。日本人暴动时随身带着小刀，当他们受伤或者觉得绝望的时候就要么自刺，要么同伴互刺而死。那位“日本一号战俘”丰岛一就在百老汇路边的水沟里用小刀自杀了。

营地外围的铁丝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毛毯，棒球手套被扔得到处都是。当时目睹这个情景以及很多后来耳闻此事的人都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觉似乎充满了象征意义。具体象征着什么呢？日本研究资料称象征着努力与失败、义务和荣誉、以及从残酷的意识形态中逃脱获得的精神解放。在我看来这些弯转得着实生硬，我还是比较认同澳大利亚卫兵们的感受：徒劳无益、疯狂、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

当澳大利亚人进入B区清理时，他们发现竟有118名日本战俘好好地呆在幸存的建筑内，这些人压根就没往外冲。他们不赞同暴乱，也不打算接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卫生纸投票结果，在个人生死关头用脚做了选择。最令人讶异的是战俘团长，日本陆军独立工兵第51联队曹长金沢亮也在其中。金沢亮因为脚部有伤无法冲锋，但也没按照暴动计划要求别的伤病员那样自杀，就这么苟下来了。

同时发现的有7具上吊自杀的尸体，其中一人正是副团长小岛正雄。小岛正雄可能是有感于澳大利亚人的优待，不愿意再与他们为敌，在暴乱开始前和大家告别后，就带着几个亲信去自杀了。小岛在战俘中威望很高，是战俘营重点关注的人物，被认为是如果出事抓此人准没错。但最后证明战俘营管理层确实无识人之明，因为他自杀前曾明言“这是在干蠢事”，很多人可以证明。

此外在废墟里又找到12具烧焦的尸体，这些人可能是自杀或者被逼自杀，也可能是报私仇的受害者，但在当时无法一一确认，只能列为死因不明。

A营区和C营区的意大利战俘完全没有参与暴乱，暴乱发生时也没有出现骚动，安然无恙。D营区的日本军官和劳工同样没有参与暴乱，但有两名军官被流弹打中，一死一伤。暴乱仅限于B营区的日本低层战俘，据统计大约有545名战俘冲出了战俘营。

实际上当时大部分战俘都没有逃远，很多人藏身在沟渠、树丛、石缝之类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下一步计划，这些人成功脱逃以后茫然不知所措，当澳大利亚人发现他们后就老老实实束手就擒。最大的一群有70余人，到达了计划中作为集结点的小山顶，然后就在那里一直等到天亮。澳大利亚士兵出现在山下后，他们也就乖乖下山回到了战俘营。和那些一直躲在百老汇排水沟里的同伴一样，这些人的抵抗意志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的顺从和几个小时前的疯狂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后来一名日本作家总结道：“只要过了冲锋的那个疯狂时刻，就再没有任何想死的心情。”

只有几十名战俘继续逃向远方，这些人漫无目的地在野外游荡，一名目击者形容道“就像乔治大街上晃荡的火鸡一样”。

一些战俘被饥饿所迫冒险接近民居。当日上午10时，川口进和另外两名战俘敲响了华特和梅威尔夫妇农舍的大门，女主人开门后并未慌乱，而是热情地请他们进屋休息。三人坐下来享用了点心和热茶，那家的女儿趁机从后门跑出去引来了澳大利亚士兵。战后川口进回忆起当时的款待和照顾表示深受感动。

凡是主动上门求助的战俘都很走运，他们都走了类似的流程，吃饱喝足后完好无损地被送回战俘营。暴动计划严令战俘们不得袭击平民，这个倒不是因为这些在中国、东南亚、新几内亚对平民无所不为任意残害的日本兵突然良心发现了，而是因为澳大利亚平民手里有枪。日本战俘是想死，但他们死是为了洗刷耻辱，而不是为了受辱而死。澳大利亚兵不会在杀他们之前无事生非，但如果他们对平民施暴激怒了澳大利亚百姓，这些人可是有能力让他们花样百出地“犬死”的。

即便如此，逃跑的战俘最后也免不了被澳大利亚平民追击。随着战俘越狱的消息传开，越来越多自卫队员甚至普通农场主拿着猎枪加入围捕行列，不少战俘被他们俘获械送甚至射杀。但被记录的只有一例，某农场主带着儿子在野外打兔子，突然有5个日本战俘向他们跑来。不管他们是想干啥了，农场主举起猎枪，两个战俘当场被打死。其他3人是投降还是逃走了情况不详。

总之确实没有发生过一起战俘袭击平民的事件，“但是如果你穿着卡其布，那你就完了。”一位参加了追捕的陆军训练营教官如是说。

这件事就发生在暴动当天的傍晚。训练营的军官哈里·唐卡斯特带着几名新兵沿战俘营西侧的道路搜索，他们被派出来的时候已近黄昏，又要求必须在天黑前返回。也许是忙着赶路失去警惕，唐卡斯特一行被几名躲藏在岩石和灌木丛后的日本人伏击，新兵们不堪一击四散奔逃，落单的唐卡斯特竟被日本人活活打死，这是澳大利亚方第四名牺牲者。

此事的责任人是训练营指挥官约翰·韦斯利·米切尔上校。除了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外，米切尔还严令搜索队包括有经验的军官在内除了刺刀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结果新兵的刺刀在大棒面前一触即溃。他的理由一是担心训练不足的新兵拿着枪容易误伤彼此，二是担心他们随意向日本人开枪会激怒日本政府，进而累及被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米切尔的命令遭到严厉的指责：他想得太多超越了自己的位置，谨慎过余以致于到了危及自己部下性命的地步了。

此事后澳大利亚兵对逃亡的战俘就不再客气了，当他们试图反抗或者继续逃跑时澳大利亚兵会直接射击。不少日本兵故技重施，跳出来用手语或者结巴的英语要求澳大利亚兵“给我一枪”，他们的傲娇立刻得到了满足。一个小孩作证亲眼见到搜索队在他父亲的农舍附近，不加警告直接开枪射杀了5名奔逃的战俘。

不过战后调查幸存战俘的时候，倒没有一个人记恨这些澳大利亚士兵。虽然澳大利亚士兵射杀了那些不服从的战俘，但是所有投降的战俘都被完好无损带回战俘营，没有滥用私刑。后来战俘营当局也没有对暴动战俘施加报复，这和日本战俘营中的野蛮残酷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战俘对此也心知肚明。实际上一些战俘在战后竟表示，澳大利亚方面的处理是不是太天真了？

逃远的战俘陷入军队和武装平民的围追堵截，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纷纷自杀。唐卡斯特遇害后，赶来现场救援的澳大利亚士兵发现那几个日本人就挂在不远处的树枝上，也没比唐卡斯特多活多久。共有24名战俘在战俘营外用皮带或者绳子上吊自杀，还有两人选择卧轨，被星期天早上从悉尼开来的列车轧死了。

8月9日澳大利亚卫兵在B营区又发现一名上吊的日本人尸体，这是之前气焰嚣张的下山义夫。下山义夫此前狂热鼓动暴乱，在投票时伪造了他所在宿舍全员同意的选票，还逼迫行动不便者自杀。当他毫发无伤的被抓回后，幸存者对其进行清算，他的劣行被一一揭露。然后他们要求他履行诺言，一死以尽对倭王的义务。下山义夫被赶到锅炉房，在那里自挂。

所有逃亡的战俘都在事发后10天内被抓获，无一漏网。

现在可以列出最后的统计数字了：1944年8月5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考拉战俘营关押的1104名日本战俘，其中900余人发动了暴乱。暴乱造成234名日本战俘死亡，108人受伤；澳大利亚军人4人死亡。此后数月仍不断有日本战俘因此事自杀，但不再被算入暴乱死亡人数；澳大利亚方面有一名自卫队员托马斯·汉考克为防止日本战俘破坏桥涵，在下车时被同伴误射，因败血症死亡，一般也没把他算入暴乱牺牲者当中。

数周后，考拉残存的日本士兵战俘被转移到赫伊战俘营，军曹们则被转送维多利亚州的马奇森（Machison）战俘营。重编和转送过程波澜不惊，战俘浅田晃彦战后回忆道“像羊群一样老实”。令人意外的是居然还有几名残存下来的强硬派死性不改，在赫伊和马奇森又勾结当地战俘试图造反，但是因为这些人在战俘中已经威望丧尽，每次阴谋都被其他战俘和战俘营管理方镇压，没有酿成新的暴乱。

暴动发生的当天就惊动了澳大利亚甚至盟国高层，和费瑟斯顿事件时新西兰政府的反应一样，澳大利亚政府首先担心的是此事会连累日本人手中的澳军战俘。但由于日本战俘已逃出战俘营，为保证当地居民安全已不可能完全封锁消息。澳大利亚政府同意ABC广播电台和报纸在8月7日报道此事，但不许透露战俘国籍和具体数字。而澳大利亚陆军则抢在报道前的8月6日晚发布声明，称所有战俘均已抓获以试图缩小事态和安抚人心。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紧锣密鼓组织了法庭调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日本虽然不是日内瓦公约签约国，但如果有正式调查报告，可能会减小对日军关押的数千澳大利亚战俘的不利影响。

8月7日军事法庭即开始正式调查直到8月15日。在此前一天澳大利亚政府下发了指令：法庭的本质目的在于制作外交上具有最大价值的报告书，开枪完全是正当的，明确责任全部属于战俘一方。

此外指令还明确指出，如果证据确凿，可以起诉战俘中的责任人。这一点和费瑟斯顿事件后英国对新西兰政府的建议完全不同，新西兰人最后没有起诉任何战俘。

军事法庭最后的结论如下：

1、考拉战俘营的条件“堪称楷模”；

2、战俘的暴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3、卫兵的镇压是必要的，也是克制的，没有超过限度；

4、许多日本战俘死于自伤或同伴互伤。

大体说来这个结论基本是真实的。国际红十字会驻澳大利亚代表乔治·莫雷尔曾4次视察考拉，最近一次是44年3月。他当时表示考拉的整体情况是最好的，战俘和卫兵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他还指出，战俘的宿舍和食物甚至比卫兵还好，虽然存在战争仇恨，但没有发生虐待现象，也没有战俘对此投诉。

战俘预谋暴动一事，以前述松本タケオ告密为证，至少在当时被认为是真实的。

至于卫兵镇压的力度，可与此前1944年3月德国空军第三战俘营（Stalag Luft III）发生的“大逃亡”事件对比，73名越狱盟军战俘中的50人被捉住后立即处决以儆效尤。与之相比考拉的澳大利亚卫兵在自制力和个人道德上堪为表率。

调查结论被制成正规文书交给瑞士驻悉尼总领事以转交日本政府，并附上死亡战俘名册一份，当然上面基本上都是假名字。

9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依据军事法庭调查报告对考拉战俘营暴动事件发表声明。这个时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需要保证此前的文书已经过瑞士外交官和红十字会之手转交在柏林的日本外交官，再由其发回国内，以便日本政府在正式声明前就了解到事件情况，以防止他们在猝然的冲动下作出疯狂反应。

那么日本政府会为自己的战俘被杀作出何等疯狂的反应呢？答案是什么都不会。

日本人既然视投降为超过死亡的莫大耻辱，并以此理论将被俘的盟军官兵视为道德沦丧的下等人类，那么你觉得他们把投降敌人的本方士兵看作什么？他们虐待残害盟军战俘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行事标准，与这些已被除名销户的死人有何关系？阵亡通知书发早了而已，到底算什么大事？

但是澳大利亚人既然送脸上门，那么不打一下似乎也不妥。于是日本政府首先断然否认有日本战俘存在，继而谴责澳大利亚人屠杀被关押的日本平民（这与费瑟斯顿事件后的反应一模一样）。9月10日日本人又通过被其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广播电台发布消息，怒斥澳大利亚人对看守所内的日本平民进行了“冷血屠杀”。据说这是日本政府在战争中唯一一次利用公众媒体公开指责盟军虐“民”。

澳大利亚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至少明面上没有发现日本人因此对澳大利亚战俘进行有组织的针对性报复。

军事法庭的调查是为了尽快向总理提供外交声明的依据，因此不免仓促。澳大利亚普通法庭又接手进行了几个月调查。44年底时法庭作出结论，基本沿用当初军事法庭的调查结果。不过他们谴责了训练营主官米切尔上校，他在搜捕战俘时所下的命令明显不当；同时法庭认为战俘营指挥官蒙塔古·布朗少校无明显过错，不需承担责任。

然而布朗少校不久即被免职，因为他固然无罪，却有人认为他无能。

当时红十字会驻澳大利亚代表希望能够参加听证会，但被澳大利亚人拒绝。于是心怀不满的红十字会代表自行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与澳大利亚人的主要不同是他认为战俘没有事先计划，此事为偶发事件。这个调查报告倒很巧合的与战后研究结果相符。

作为事件的尾声，澳大利亚在1945年1月真的起诉了两名日本战俘：当时任团长的金沢亮和后来接任士兵战俘团长的吉田广。罪名一是杀害卫兵本·哈迪和拉尔夫·琼斯，二是扰乱正常的纪律和秩序。澳大利亚此举与其说是为了什么法律威严或者程序正义，不如说就是想让日本人亲口说出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发动这种既无成功希望也无任何必要更无任何价值的暴乱的。

金沢亮在陈述中重复了他在之前调查中宣扬的观点：对日本兵来说被俘是不可忍耐的耻辱，战俘们一直等待着死亡的契机，军曹与士兵分离和转送就是这个时机的到来，这是1104名战俘的共同决定。他还强调行动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越狱逃跑，只是为了借助澳大利亚卫兵的火力求死。

与暴乱完全无关的军官战俘西尾大尉也请求作为证人出庭发言，但他发言的内容却是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将在押的日本军官战俘统统枪决。

法庭被他们的神逻辑和神观点折服，最后判决如下：金沢亮并未攻击卫兵，而吉田广仅是参与杀害哈迪和琼斯的众人之一，并非单独加以谋杀，所以此罪名不成立，吉田广无罪释放；金沢亮扰乱正常纪律和秩序的罪名成立，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

此后金沢亮就留在考拉战俘营单独关押服刑，1946年3月他被提前释放，和其他在澳大利亚关押的日本战俘一起上了大阪商船的复员船第一大海丸，一分一秒也没多耽误。

出于保密需要，考拉暴乱的详情直到1946年才由当时C营区的指挥官在澳大利亚军队内部刊物上发表。1950年本·哈迪和拉尔夫·琼斯才因为当晚的英雄行为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直到60年代民间才出现针对此事的专著，而日本方面的专门研究还要更晚一些。

考拉的日本战俘墓地一直得到很好的维护，这主要是出自当地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协会的善意，他们在定期管理澳大利亚士兵墓地的同时顺便整理了战俘坟墓。

日澳邦交恢复后，日本大使访问此地时意识到这是一个切入澳大利亚社会搞日澳亲善的良好突破口，大批日本战俘死亡似乎多少能够抵消掉日本虐杀澳大利亚战俘造成的仇恨心理，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持之以恒的宣传和卖惨工作。

最初日本政府打算把战俘的遗骨带回日本并归还家属，当时日本厚生省根据资料核实出了80多名死者的真实身份，谁知在通知家属时几乎所有遗属的反应都是“还是按照当初战报所说的战死在新几内亚比较好”。最后厚生省在报告中承认“战后二十年，民间对俘虏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辨识身份工作就此终止。

查访幸存战俘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厚生省发现几乎所有回国的战俘都隐瞒了被俘的历史，他们的妻子儿女对此一无所知。除了社会道德的压力外，战俘的态度还受一个现实问题左右，直到1952年《军人恩给法》都延续着二战时对俘虏的歧视政策。这些战俘回国时借助战后日本政府机能缺失和资料不足，成功抹掉了黑历史，享受了政府发放的补贴，那么他们又有何必要再出来澄清以自讨没趣呢？

日本政府终于明白自己是在做蠢事，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斡旋把在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的522座日本人坟墓统统迁到考拉，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日本人墓群。一座名为考拉日本花园和文化中心的公园也建立起来，经常举办各种日本文化活动和纪念仪式——这个公园可比费瑟斯顿的和平公园大多了。后来还在此地设立了世界和平钟并举办了几次世界青年论坛之类的大型活动。

但是即使是日本出版物也承认，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对待纪念考拉事件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在大型纪念活动中，澳大利亚人通过严肃的演讲，号召不要忘记战争历史和悲剧性事件，在和解的基础上向未来前进；而日本人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慰灵仪式以告慰死者。这与日本人利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卖惨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日本人的宣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将日本战俘的思维和行动合理化，毕竟愚蠢和疯狂不是什么好形象，否则不管怎么纪念他们都是扮演坏蛋一方。但这个地着实不好洗，因为考拉暴乱的情节其实非常简单，去掉前面的各种细节和分析，就是战俘无故暴乱，然后卫兵镇压，暴乱失败。并且与费瑟斯顿事件不同，澳大利亚人在暴乱起因上以及镇压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几乎挑不出什么错来；而日本人，抱歉地说一句，简直无法找出让人同情之处或者其他什么亮点。

最后也就只能乞灵于文化差异，要竭力表现日本传统文化的思维和价值观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以解释日本战俘的诡异思路和行为，而这些诡异思路和行为的实质又要贴近现代人类普通认同的各种美德，这就真费老劲了。

目前日本人的宣传和研究是竭力想把思想动机往江户时代之前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上靠，行为则以“遵循传统道德”、“军人荣誉”、“忠诚与义务”之类的好词美化。但这些说辞都非常牵强，因为当时日本兵所遵从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实质上是《战阵训》那套军国主义的东西，而这些玩意儿不但西方不接受，甚至被现代日本社会抛弃。所以日本人的解释是经不起追问的，比如传统道德内容是什么？荣誉是何种荣誉？忠诚和义务又如何必须通过去死来体现等等。

就算我们认同日本人的目的是求死，那么为何之前的大把时间不采用剖腹或者其他自杀方式实现呢？在暴乱失败后澳军搜索队把大枪往脑门上一顶，明明反抗就一定会死，为何大多数人却放弃了这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呢？更何况还出现了逼迫他人自杀的情况，这种“求”别人死又是怎么回事呢？就算我们也认同借助澳军火力被打死等同于战死或剖腹自杀，更具仪式感也更具洗刷耻辱的效果，那么何以解释日本人攻击和杀害对他们开火的澳大利亚士兵呢？这些人明明是在帮助他们完成仪式，洗刷耻辱，为何竟需要打断并且杀害呢？再加上日本人还有个掉转机枪攻击卫兵兵营的计划，这个莫非也能拿“求死”之类的东西来解释吗？

说到这儿大家就看得很明白了，日本人并非是什么独立进化出来从来没有和世界其他人类发生过交流的特殊生物，他们的行为逻辑也完全能按正常人类的思维标准解释。这实际上就是以越狱为目的的暴乱，只是其他民族会在考虑成功可能性及相应代价之后选择放弃或者进行周详的计划，而日本人则会因为冲动与狂热不计代价不顾后果而已。

简言之，还是既蠢且坏。

其实当时暴乱人员组成就很说明问题，参加的全是底层的军曹和士兵。战后研究发现考拉的日本军官群体并不老实，他们同样被激进派把持，这些人日常通过羞辱、逼迫等级更低的军曹以发泄情绪，是推动士兵战俘群体走向极端的幕后推手。最后暴乱发生，这些军官全都缩了，好像那些日本传统道德、荣誉和义务什么的都跟他们完全无关。这就更让人觉得事件的实质就是没文化的傻波伊受人愚弄，上当受骗自寻死路。

事实上考拉暴动的幸存战俘在战后接受访谈时，哪怕是当时真心诚意选择暴乱的激进派，也几乎都表示自己年轻时候是受了骗，干的是蠢事，几十年的反思毕竟能让人想明白一些东西。当然也有几个老不胎害忘乎所以，在演讲中以忠君爱国老前辈自居，宣扬“青春无悔”，也许能蠢一辈子也是一种福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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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凡能加以确定的日本人员均使用真名和真实单位，如果和读者在其他资料中看到的姓名出现差异，请自行加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