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作者：杨锦麟

2012年8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弟弟电话，告知父亲病危。连忙告假，次日赶早班机返回了厦门。

父亲看到我归来，对我努力说出以下这一段话：

“请你一定要找到王毅林，告诉他，我这辈子无法在党旗下宣誓，是终生的遗憾！”

“终生的遗憾⋯⋯”病危的父亲不断喃喃自语，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这辈子备受屈辱、备受煎熬、备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却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活下来。

父亲杨逸生，1922年生于辽宁锦西南票偏脸子屯，八岁随我的曾祖母、祖母一起，由我爷爷带着南下，到厦门与早已在此谋生的曾祖父相聚，自此杨家就在南方落地生根。

父亲先于厦门古城西路故宫小学（即今天老市公安局对面庙宇）就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集美中学农科初中。抗战期间集美中学内迁大田，父亲因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提供学费，不得已中途辍学。他的学历不高，但天资聪明，能写会算，在那时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人生后来的故事多半与此有关。

父亲与祖父均属两代单丁，抗战期间双丁抽一，父亲因此报考南京宪兵学校。行军途经湖南衡阳时，同伴开小差溜走，长官迁怒于父亲，当众毒打之。父亲因天气酷热加羞恼，遂病倒，被弃兵站破庙而不顾，奄奄一息之际央求路人摘树上青涩橘子解渴，就是这些青涩橘子救了他一条命。等大病初愈返回驻地时，驻地已被日本轰炸机夷为平地，侥幸避过一场劫难！

父亲因病被遣散，顺原路折返福建，行至韶关，盘缠已尽，闻知时任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为闽籍人士，遂投奔其门下任勤务兵。吴仲禧，老同盟会员，中共秘密党员，其子女均在周恩来南方局工作，吴亦是后来在台湾被捕殉身的吴石中将的单线联系人。父亲浑然不知此情，但仍记得当年吴仲禧司令办公室案头多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吴也常要求他们几个勤务兵阅读进步书刊。后因祖母病重，加上思乡思亲情切，父亲遂告假返回，从厦门避祸日寇，几经周折，逃难至福建晋江石狮新华街的家中。

与家人团聚后，父亲经祖父关系介绍入当地乡公所任职。其时发生宗族械斗，乡公所某些人失手杀人，犯了命案，当事人编造借口，诓骗父亲与另一同事入狱顶罪，父亲因此备尝牢狱之苦，被判七年徒刑。

法院宣判之前，曾祖父去探监，偷递给父亲一串万能钥匙。次日父亲被押上庭宣判，返回监狱途中要求上厕所，设法打开手铐和难友分头逃遁。他说真是命大，那一串钥匙中的第一把就轻易打开了手铐的锁，他在逃走之前，还痛殴了押送他们的法警一顿。

当时泉州全城戒严，四处城门紧闭，大举搜查。父亲全然不识城里道路，却也是幸运之神眷顾，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发现一所小学校，他的初中同学杨世南刚巧在那里任教。父亲找到杨世南，杨慷慨相助，让他藏匿于其宿舍，过几天再摸黑翻墙出城，与在城外接应的祖父会合。祖父将父亲送到石狮新华街附近著名中医李氏家中躲避，待等风声渐小，才将父亲转移到外地。

父亲属国字辈，原名杨国昌，又名杨大德，因泉州逃狱成功，获得第二次生命，为纪念那次难得的经历，遂改名杨逸生。这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因冤案入狱，后脱逃而逸生；二是大难不死，希望能安安逸逸地生活下去。但事实证明逸生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他还会有很多曲折经历。

抗战期间，祖父举家内迁，先是在石狮担任防空哨长（时无雷达，需在沿海山区满布防空观察哨以监视敌机），后因父亲逃狱而设法调往安溪，待事态逐渐平复，托人安排父亲前往连江防空哨谋职，直至光复后复员。据说，父亲曾在连江与当年押送其上庭的狱警迎面遭遇，他故意显示自己腰间佩枪，令对方惊惧不已。

1942年—1943年间，父亲参加了闽中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后来那个交通站被敌人破获，有人叛变，有人脱队，但父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动摇。光复之后，防空哨撤除，祖父和父亲被遣散，遂举家返回厦门。父亲失业在家，曾到台湾谋职但无功而返。

1946年间，父亲和黄刚在厦门接上关系，“黄刚”真名王毅林，时任福建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其后两年，父亲在他的指导下，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48年夏天，他们约在厦门海滨公园临海的石凳上见面，黄告诉父亲，之前嘱他撰写的个人简历，组织上已经审查，通过了他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就等适当时机安排一次入党仪式。

但是不久之后，由于福建省地下党组织内部出现了诸多“异常”现象，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各地城工部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福建城工部事件”。在福州市烈士陵园，如今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长眠于此的一百多名烈士，并非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党内的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残杀。

然而并不知情的父亲从与王毅林见面那天起，就一直在等待着入党仪式的到来，王却自此不知所踪。这一等，就是大起大落的一辈子，等成了一段无法释怀的宿命。

王毅林以及他的一些战友是那场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侥幸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福建城工部事件”惊动了刚刚进入北京城的中共高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福建城工部的历史问题和大部分冤假错案才陆续得到平反、纠正和落实政策，但也仍有相当部分的城工部成员和外围群众，迄今尚未落实政策。

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群众，由于历史问题的错综复杂，或由于各个历史阶段证人的死亡，落实政策的线索中断，很多人仍被视为政治上的另类——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1948年，厦门全城开始对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展开逮捕行动，家里人担心父亲受到殃及，让他去香港待一段时间。等到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立即乘船返回，以为可以找到“黄刚”，继续为新中国做一点事，哪知命运再次结结实实地跟他开了个玩笑，这玩笑一开就是60年。

解放前夕，父亲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被加入”一反动组织，职务是“反共救国军石码纵队”下属某组织指导员。冒充父亲名义的人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叫曾天送，当时是古城西路一带的流氓混混，他虚报参加名额倒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只是想多领取一点薪饷。

事发之后追究，父亲百口莫辩，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将近30年，到1972年才摘帽。历史问题不仅成了他个人政治上的阴影，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几个孩子的成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屈辱，虽然都已成为往事，烟消云散，但终究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父亲生前和我的直接对话不多。2010年11月11日，我回家探望他，父子间有过一场难得的剖心交谈。

谈话中，父亲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自己问心无愧。我也早已为人夫、为人父，肩上扛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此时此刻以同理心去体验和理解父亲过去数十年的心路历程，才深深明白了有苦说不出的委屈、有冤无处诉的憋屈，对那段岁月之荒唐才有切肤之痛。

父亲对他的“历史问题”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的影响，再三表示歉疚，我几度勉力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微笑着大声对他说，都过去了。

的确，一切灾难困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承受过的诸多苦难，也都渐次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并没有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年，父亲90岁。

父亲的一生，总和一些我们所以为的“际遇”擦肩而过。如当年他是厦门著名的抗日救亡剧团的主要演员，厦门沦陷之前，曾参与战地救护伤员，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鼓浪屿避难的童子军大队长。他当时接获通知，要求随抗日儿童救亡剧团南撤桂林，但祖父母和母亲舍不得让他远离家人，强行将他留了下来。抗日救亡剧团是中共南方分局外围组织，如随团南下，他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也曾提及，当年的伙伴，在解放之后几乎都是厅局级干部。如当年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共秘密党员、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身边，命运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如当年与“黄刚”的单线联系不因“福建城工部事件”被迫中止，仍持续按黄的要求行事，命运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时代，大浪淘沙，迎面而来却失之交臂的故事很多，父亲数度与可能改变他人生的际遇擦肩而过，也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

读懂一个人，就能读懂一段历史。然而对于父亲，以及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的挣扎、努力、抗争，个人命运受制于大时代局限的无奈，我们作为子女晚辈，其实未必能了解或理解透彻。

父亲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与坂头桥、江东桥、龙岩大桥、厦门海堤大桥沉箱及所有钢筋的施工建设。坂头桥、龙岩大桥的题字均出自我祖父之手。东山战役前夕，唯一通往东山前线的大桥就是江东桥，但桥遭到破坏，必须抢修，施工队总工程师鞠总率众日以继夜。父亲当时是施工队负责钢筋施工的技术骨干，他生前曾多次说，当年他捆绑钢筋的技术实在是不错。

抢修江东桥期间，正是东山战役最关键的战备阶段，但此时天公连降暴雨，江水陡然暴涨，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失控，陷入江中漩涡，不断地冲撞桥墩。桥墩若被撞断，东山军事补给线将陷入瘫痪，后果无法预测。父亲自告奋勇，只身跳到桥墩与打桩船之间，试图阻止灾难性事故发生。

晚年的父亲忆及当时浸泡于冰冷江水的18个小时，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他说，最后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桥上的同事用绳索吊下一瓶高粱酒让他喝酒取暖，却不料在猛灌几口高粱酒之后，忽然一脚踩虚，被旋涡卷入江水，完全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已被冲到五十多米之外，被拖上岸几经抢救后捡回一命，而当时，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尚未出世。

父亲因参与建设坂头桥获“一等功”，因抢修江东桥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特等功臣”荣誉，奖金人民币30万元，按购买力等值换算，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元。

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新中国的尽心竭力，只是使父亲落下了永久腰伤，并没给他带来更多的个人荣誉、社会地位的升迁，或安逸的晚景。如果他不幸死于江东桥，或可成英雄永垂史册，但他命大免于一死，则依然备尝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均无法幸免。只是和那些早已冤死的英魂相比，父亲能够九旬善终，大幸矣。他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就是“太老实”，老实人总是吃亏，但一辈子问心无愧！

父亲自嘲在“文革”期间成了“老运动员”，好在命大，终于活到拨乱反正的年代。他生前一直希望自己的“历史问题”能有个结论，有个说法，年事越高，这个心愿越发强烈。我知道很难，而且熟悉和知道他的当事人几乎都已经离世，尚且健在的只有他念念不忘的“黄刚”，但“黄刚”也垂垂老矣。

我在凤凰卫视任职期间，拍摄过一集《走读大中华》，专门采访了厦门城工部的几位老人，当然也访问了“黄刚”，也就是王毅林。

自从厦门海滨公园一别，父亲始终试图寻找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父亲通过一位关键人物——任职于厦门统战部的林华，辗转找到了王毅林。林华曾是厦门城工部市委核心成员，当年负责宣传工作，也是福州那场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那次会面，父亲希望王毅林出面为自己证明政治清白，王却似有隐衷，终究无所作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因受福建城工部事件影响，多数城工部地下党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影响，王毅林也是其中之一。一个在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的人，一个十年动乱期间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的人，自身尚且难保，如何出面证明父亲的清白呢？

访谈中，我特地问王毅林伯伯，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父亲是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完全符合党员的要求，无法如愿落实政策，是极左路线的影响和表现。”

这期节目定名为《血染的忠诚》，播出时，老眼昏花的父亲贴着电视荧屏反复看了几遍，老泪纵横，难以自已。尽管他的“历史问题”最终没能获得官方结论，但表妹说：咱自己给舅舅平反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为了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专程拜访了王毅林伯伯。我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静默良久，长叹了一口气。

他说，真的不敢回忆那一段历史，实在是极为残酷，每每想起都会掉泪。“在处理落实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上，我的工作是有些缺陷的。”

我别无他求，只是想告诉王毅林伯伯，当年他发现、培养，并且单线联系的杨大德，不是一个坏人，临终前这段话语，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我不敢告诉他的是，父亲在说完这段话之后的几天中，病情不断加重。每次抢救过来时，或我去探望他时，他的眼睛总在寻找什么，总有一种期待。我告诉父亲，王毅林伯伯大病初愈，不好去打扰他，父亲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失望。我心里明白，时过境迁六十多年，要满足一个老人临终前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12年8月26日中午12点，我们于厦门殡仪馆举行家庭追思会，父亲的亲朋好友、儿孙晚辈、原单位领导同事及各界友好，一起缅怀，为他送行。

在追思会上，我们播放了他临终前道出的遗愿，以及2010年11月11日，我为他录制的那段有关人生经验教训总结、对子女交代的视频。他的领导和同事都是第一次知道他过去的经历，这位受人尊敬的九十多岁的“老杨”，人生故事居然如此跌宕起伏。

父亲的灵柩四周摆放着亲朋好友致祭的花圈。其中一个花圈是王毅林伯伯送来的，上面写道：

杨大德同志永垂不朽！

老战友：王毅林

“杨大德同志”，这个久违的称谓，父亲等了六十多年，却竟是在去世之后才到来。父亲若是听到，会不会含笑九泉呢？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诗：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大江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