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复仇，1943年新西兰费瑟斯顿战俘营屠杀日本战俘事件

文：老枪与战线

在西方世界，研究日本二战中的俘虏观念和政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其中一起就是1943年2月发生的费瑟斯顿屠俘事件。这个事件给新西兰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和震动，此事后新西兰才开始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试图了解这些贸然闯入的敌人。

费瑟斯顿位于新西兰北岛南部的南怀拉拉帕，距惠灵顿约60到70千米。一次大战期间新西兰军队在镇子附近建立了能容纳6万人的训练营地，在战争末期又在此拘押了14名德国人。战后训练营被拆除，原地没有留下任何建筑。

1942年9月，应美国的要求，新西兰在费瑟斯顿训练营旧址重新设立战俘营。营区被带刺铁丝网分隔为方方正正四个大块，配备了厨房、浴室和能容纳40人的医院，首任指挥官是R·H·佩雷特少校。

到42年11月的时候，费瑟斯顿已经关押了300多名日本战俘。这些人包括失事飞机的幸存者和在所罗门群岛俘虏的日本海陆军士兵，绝大部分是瓜达尔卡纳尔岛亨德森机场的海军设营队和军属（指军队雇佣人员，不是军人家属）以及部分陆军一木支队的残兵，其中战斗人员只有30人左右。

按当时的一般标准，新西兰人给日本战俘的待遇并不坏。食品供应充足，患病和受伤者都在惠灵顿接收了良好的医疗，基本康复后再转入战俘营。给军官配发了新西兰军队的制服和带沿帽，不过被染成蓝色以示区别。其他人员则发放了一战时期的制服，同样染成蓝色，并在夹克后背和右大腿前后缝上菱形卡其布作为标志，所有人都配发了靴子。

12月中旬，中立国瑞士驻新西兰领事和红十字会代表视察了费瑟斯顿战俘营，认为俘虏待遇良好，并将此情况通报日本政府。红十字会代表注意到，虽然他们告知俘虏可以向国内写信，但所有的日本战俘都拒绝了。

此前的11月下旬，一批新的战俘进入营地。这些人来自10月11日萨沃岛海战中被击沉的古鹰号重巡洋舰和吹雪号驱逐舰，大约有180人，其中100多人来自古鹰。他们的首领是古鹰号3号炮塔的炮台长安达敏夫少尉，这些人被安置在2号大院，后来就被称为“古鹰帮”。

此前被安置在1号大院中的战俘中就存在少数极端强硬派，因为人数过少而不成气候。当古鹰帮入营的时候，就有人徒手打出手旗动作，号召各营地同时袭击警卫夺取武器，然后攻打惠灵顿。这种天方夜谈般的号召自然是被所有人看作笑谈。

不久后1号大院的设营队员们担心被强硬派连累，向战俘营当局提出应该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居住区分开以示区别。于是10多名强硬分子被转移到2号大院，这些人很快说动了一部分新来的俘虏加入他们。因此古鹰帮也分裂成以安达敏夫为首的“稳健派”和“强硬派”两派。

不久后强硬派决定在12月25日零时，趁看守们过圣诞节的时间起事。此事被稳健派发现后，稳健派制作了白色袖章以区别身份，并准备了棍棒和铁管武装，打算在强硬派起事时进行伏击。在强硬派行动前一小时，营地所有灯都被打开了，广播开始播放日语劝降通知。原来竟是一名强硬派干部发现稳健派的行动后，担心同伴间的自相残杀而向战俘营当局告密出首（这个弯绕得啊）。后来安达敏夫少尉用1个小时说服了强硬派，叛乱行动胎死腹中。

其后战俘营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两派之间的表面对立也消失了。1943年2月中旬，第三批日本战俘入营。这些人包括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幸存者以及在执行老鼠运输期间被击沉的晓号和照月号驱逐舰的乘员和搭载的陆军士兵。至此费瑟斯顿战俘营的日本战俘数量已达到550人，其中战斗人员为280人。由于陆军士兵的比例上升，强硬派势力再次抬头，战俘营内暗流涌动。

悲剧事件发生在43年2月25日。据晓号水雷长新屋德治中尉回忆，2月24日战俘营要求50名战俘出工修建新西兰守军的运动场。而当时很多战俘在战场上所患的营养失调和疟疾尚未完全恢复，每天只能出动30人，并且战俘们认为给新西兰军队修建设施是“利敌行为”，非常抵触。稳健派的代表安达敏夫少尉也对此感到愤慨，向管理方提出交涉，但对方不肯让步，谈判破裂。

25日上午，安达少尉率领280名战斗人员（新西兰方官方数据是约240人）在广场静坐，拒绝出工。此前安达曾严令所有人员不可轻举妄动，要丝毫不乱。战俘营管理方派出了一名中尉带领的50名士兵，要求安达少尉派出50名劳工，遭到其拒绝。当新西兰士兵打算抓捕安达时，古鹰帮组成人墙挡住了他们。于是新西兰兵横成一排持枪与战俘对峙，带队中尉掏出手枪恐吓时，安达少尉拍着胸膛喊道：如果要开枪，就冲这里打。然后日本战俘开始向守军投掷石块并向前推进，新西兰人则以步、机枪火力迎战。

冲突当场造成31名俘虏死亡，17人受伤后不治，合计48人。包括安达敏夫在内的68人受伤（此事死亡人数无异议，受伤人数中新屋德治回忆的数据是偏小的，战后新西兰方的研究中数字扩大到74人）。新西兰方一名士兵沃尔特·佩尔文被己方火力误杀。

在所有的回忆和记录中，开火都只持续了20—30秒，似乎是一瞬间的冲动带来的失控。当所有人冷静下来的时候，现场已不可收拾。

此事令盟军方面既震惊又被动，新西兰政府下令不得对外公布事件细节。新西兰政府担心的是日本就此进行对等报复，日本政府固然可以把己方战俘视若无物，而新西兰战俘如果因此事被集体屠戮则国民不可接受。盟国高层则担心日本人在宣传上利用此事做文章，因为此前日本虐俘，盟国一方虽然受害，但在道义上是占据优势的。伦敦的帝国战俘委员会（Imperial Pow Committee）对新西兰提交的原始报告进行了编辑修改，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当局和提供宣传上的口实。

3月初的法庭调查报告大致阐述了如下观点：

1、日本战俘在费瑟斯顿战俘营受到良好医疗和照顾，管理方在日常并未对其苛待；

2、管理方完全有权强制战俘劳动，费瑟斯顿战俘营的要求符合《日内瓦公约》第五十条的规定。但日本战俘由于不了解相关法律对强制劳动产生了误解，管理方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此向战俘提供详尽说明；

3、本次冲突主要源于双方因文化和种族不同存在根本差异，并且缺乏共同语言；

4、警卫们的行动是克制的，也是必要的；

5、日本军官安达和西村（Nishimura，我没在日本资料中对应出这个人，也可能是假名）煽动战俘，对惨剧负有直接责任。

日本政府在否认有战俘存在的同时拒绝接受该法庭的裁定。

既然说事件详情被保密而调查报告又被编辑过，那肯定这个故事存在更为深入的版本，事实上费瑟斯顿屠杀事件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密。我下面的描述基于新西兰研究者战后的调查，这个版本包括安达敏夫和一些新西兰当事人战后的回忆，用我自己收集的其他日本战俘回忆资料作为补充。

在太平洋战争前几十年，日本政府就有意识地向国民灌输以投降为最大耻辱的观念。后来在东条英机搞的《战阵训》中，则明确要求“生きて虜囚の辱を受けず、死して罪過の汚名を残すこと勿れ ”（生不受囚俘之辱，死不留罪过污名）。

战争中日本政府不但拿这套对付被俘的对方官兵，对己方的被俘者也是一视同仁。虽然人在对方手里鞭长莫及，但这个污名是确实的，并且必定祸及家人，在珍珠港被俘的酒卷和男的家族就成了非国民了。有这些先例在，日军在战况不利时往往大规模自杀（包括自杀冲锋）。

而一旦因为客观原因被俘，日军士兵就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困境。因为他们已经被日本社会除名了，作为社会人已经死亡。日本政府和社会只是苛求他们不许被俘，但完全没有告诉他们万一被俘后该怎么办。当红十字会代表告知他们可以和国内通信时，战俘们选择拒绝，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国际公约，而是不会主动暴露被俘的事实。他们向盟军报的服役部队番号和本人姓名也大多是假的，同样是为了不累及家人。战争结束后新西兰向日本提供战俘名单时，日本官员发现名单上大多是赤穗四十七浪士之类的古代名人，这也是日本在二战中很多死亡者和失踪者最后对不上号的原因。

而当时费瑟斯顿的管理方对这些情况并没有深刻了解。

费瑟斯顿接收的第一批战俘名义上是日本军队，其实大部分人员是朝鲜人和其他地方强征的劳工。这些人对被俘后的命运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在新西兰人的优待下愿意服从管理，也接受指派的劳动任务。由于日本正规军人所占比例少，陆军士兵尤其少，所以翻不起什么浪花。

费瑟斯顿战俘营建立相当仓促，只花了9天时间。承包商只来得及用铁丝网标出地块，在1号大院修建了一些板房，战俘们入住的时候很多人是住在帐篷里。之后通过战俘劳动，为1号大院修建了正规的建筑，并且开始修建2号大院。这批人的顺从表现实际上给集中营管理方带来了错误认识，为以后的流血冲突埋下了伏笔。

当古鹰帮的战俘到来时，费瑟斯顿才算真正接纳了大量日本正规军人。这些人虽然普遍惊讶于新西兰人给予的医疗和优厚的物资供应，但大多数人仍时刻抱着求死之心。很多人认为即使当时不死，但很快也要被杀，当杀戮迟迟未到的时候，这些人反而变得焦躁不安（大概有点类似等第二只鞋掉下来的感觉）。

古鹰帮的圣诞节暴乱最终成为闹剧，当时的战俘营指挥官R·H·佩雷特少校理智处理此事，没有归罪任何人，也没有施加任何惩罚。此事对战俘不能不说有所触动，因为日本人很明白如果在日本战俘营中发现了类似的事情，参与者是一定格杀勿论的，之后古鹰帮至少在明面上对管理方表示服从。

第三批进入的战俘使事态又开始恶化，这些人中陆军士兵占了相当比例，有很多人是在战场上抓获的。这些新来者表现嚣张，甚至反过来逼迫军官自杀以表明对日本的忠诚。据说安达（或者是另外一位中尉）对此回答道：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今后的日本需要你们活下去。由于稳健派军官也有自己的拥趸，这些人既然无法收拾他们，就开始骚扰、辱骂1号大院的劳工俘虏，或者作势自杀，甚至扑在铁丝网上向卫兵大叫“给我一根绳子”。

即使是最顽固的战俘，也承认自己受到了优待。包括丰厚的物质供应、医疗卫生保障，新西兰方面还允许他们自行民主推选管理者，这些都是日本战俘们从没想到的。由于大多数日本兵对国际公约一无所知，他们将这些优待归功于指挥官佩雷特少校，在私下谈论时认为他是亲日的。但从战俘们的回忆来看，多数战俘并没有亲眼见过佩雷特，也并不清楚管理方的变动。比如新屋德治中尉曾很准确地描述惨案发生时战俘营指挥官的特征，并将其称为佩雷特，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是另一个人。

引发冲突的根源仍是劳动问题，前面新屋德治曾说修建守军使用的运动场让战俘们感觉是利敌行为，实际上战俘营安排的任何工作都被他们看作是利敌行为。因为在日军俘虏看来，被俘本身已经是奇耻大辱，为敌人工作就更是耻上加耻，这些人连削土豆皮这样的工作都不愿意承担。所以2号大院每天派出30人工作的限额，一方面确实存在战俘体质尚未恢复的客观原因，更多的则是因为羞耻感造成的集体抗拒。

被战俘营管理方看作合作典范的1号大院的俘虏是每天出工的。但新西兰人不知道的是，由于军国主义的毒化，1号大院的朝鲜人和其他劳工被2号大院的日本兵看作是下等人、亚人类。他们对管理当局的恭顺令这些正宗日本兵愤怒又反感，当这些人被拿出来和他们对比的时候他们更是感觉受到了羞辱。安达敏夫为代表的战俘管理者在私下为协调派工问题确实焦头烂额，但即便如此，新西兰卫兵们仍感觉到2号大院的战俘在集体抗拒管理。

2月23日时，1号大院的俘虏们在正常上工。2号大院的一名日本士官突然扑到铁丝网上，对他们大喊“不要援助敌人”。正在工作的俘虏默默放下工具，走回小屋，此举激怒了在场的新西兰卫兵。

当时战俘营的指挥官佩雷特少校已被替换，接任者是唐纳德·唐纳森中校。新屋德治中尉描述他“瘦削，不怎么说话，表情冷淡，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新屋将其误称为佩雷特。新西兰研究者则称他在一战时受过重伤，是典型的职业军人，类似一本老教科书。唐纳森性格强硬古板，并不适合管理战俘这种细致的工作，战俘也不喜欢他。当他知道此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要让他们明白谁是说了算的人”，这就注定此事难以善了。

唐纳森声称给战俘三天的时间改正自己的行为。24日安达敏夫和他的部下们醒来的时候，发现派工数量已被增加到50人。唐纳森知道战俘们不愿意劳动，就特意将强制劳动作为纪律措施强加给他们。

预感到大事不妙的安达敏夫向营地的翻译提出恳求，50人的标准实在无法接受，但是他的要求被唐纳森拒绝了，事情陷入僵局。安达敏夫处于骑虎难下状态，他只能选择带领战俘们抗争到底。

这里有必要说说战俘营一般警卫的情况。费瑟斯顿战俘营配置了约120名卫兵，这些人都是被判断不适合海外服役的新兵，也没有经受过看守的特别教育和训练。他们从未参加过实战，在面对数量更多且有作战经验的日本战俘时心理压力很大。2号大院拒绝劳动对于卫兵来说意味着公开的不服从，此前圣诞节暴乱的阴谋被旧事重提，卫兵们的忍耐在接近限度。

此时前线的消息已在向新西兰国内回流，1942年春天日本人占领吉尔伯特群岛的时候，一支新西兰海岸观察队在迈亚纳环礁被俘，包括17名军人和5名平民。他们先是在贝蒂欧的树上被绑了三天，然后被关押在塔拉瓦中心医院的土著民疯人院中。当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的时候，一名叫查尔斯·欧文的战俘和其余21人均被斩首以示报复。可想而知年轻的战俘营卫兵在听到这些消息时的愤慨，当2号大院的战俘表示抗拒和轻蔑的姿态时，卫兵们的心理底线也在不断拉低。而更危险的是，战俘营管理层并不知道，有个卫兵叫杰克·欧文，他是惨遭杀害的查尔斯·欧文的亲兄弟。

由于巧合和误解，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月25日早上，1号大院的俘虏按正常时间6点起床，6点半点名，7点钟吃过日式早餐后就外出工作。但2号大院里没人出来，战俘营翻译去询问后，回来告知战俘们拒绝出工。安达敏夫再次提出面见唐纳森，但被拒绝。唐纳森只允许另一名军官，就是前述的西村和营地副官詹姆斯·马尔科姆中尉谈判，他们在营地办公室讲了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240名战俘在安达的带领下在2号院的广场上静坐等待。

47名卫兵在马尔科姆命令下已全副武装赶往现场戒备。杰克·欧文手持一支汤姆森冲锋枪站在广场东侧的房顶上，右边是手持冲锋枪的迪克森下士，站在厕所房顶，左边的房顶上则站着两个步枪手。其余警卫则在地面站成弧形，手持步枪对准人群。

谈判最终失败，西村和马尔科姆回到广场。此时安达又一次提出直接与唐纳森会面的要求，马尔科姆则回答他们这绝不可能，并且战俘们必须立刻出工。这些争吵就在所有战俘和卫兵面前进行，双方互不相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和冲突迫在眉睫。战俘中的强硬分子已经意识到今天就是他们光荣毙命以洗刷耻辱的日子，所以后来流血冲突的爆发和日军战俘中弥漫的求死情绪也不无关系。

此前我们已经看过了新屋德治中尉回忆的冲突详情，事实上个人的回忆记录并不可靠，会受到时间流逝、记忆自我修正、环境舆论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作为个人，由于视角有限，即使身在现场也无法了解全面的情况。

比如陆军的水野护看到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是一木支队的幸存者，属于第一批战俘。从他混在2号大院的战俘中经历了整个冲突来看，他无疑就是那些被从1号大院逐出的强硬分子之一。在水野护的描述中，他似乎并不熟悉安达敏夫，或者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真名。

水野护称：海军的代表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如果您要开枪的话，请开枪。然后那个军官就瞄准了那里。突然有3个日本兵想要掩护那个少尉，那三个人相继被射击。接着约10个日本兵向新西兰军官扑了过去，于是周围的自动步枪一起开火把他们都击毙了。

总之各种说法颇有点罗生门的味道，我们还是看看新西兰人考证的冲突过程，由于加入了安达敏夫的回忆，这个考证相对更可靠些。

由于双方都采取强硬态度，马尔科姆中尉命令抓捕安达和西村。安达和西村退入人群，几个新西兰兵紧随其后，日本战俘开始喊叫，互相推搡着向警卫靠近，双方的怒气都在升级。当两人快要退入战俘的小屋时，冲突爆发。推搡中一名日本士官被刺刀刺入腿部。

受伤者在蜷缩的同时出于本能用双手抓住刺刀，同样受到惊吓的新西兰卫兵立刻抽刀，结果一串指头随着他抽刀的动作掉在地上。伴随着受伤者的惨叫，马尔科姆试图控制局面，他用手枪对着安达的头顶鸣枪示警。

在法庭调查时，马尔科姆称：我只能选择动用武器，在当时，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在我看来不管什么别的办法都不会比他的搞法糟糕到哪儿去。马尔科姆的第一枪从安达的头上飞过，但第二枪直接射穿了安达的肩膀，并且打在他身后一名战俘的脑门上，那人当场毙命。随着安达受伤和另一名战俘的死亡，日本人变得疯狂起来，他们大叫着向前冲去，向卫兵们投掷石块——除了石块，他们还投出了切割屋顶铁皮制作的飞镖和忍者镖，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就在此时屋顶上传来一声大喊，杰克·欧文用他的汤姆森冲锋枪开火了，一阵密集的弹雨劈头盖脸打向战俘人群。紧接着其余46支枪也开火了，厕所上的迪克森下士打了个单发就把安达左边的一个人放倒了。

请大家注意一点，在所有的记录和证词中，马尔科姆中尉都没有向卫兵下达过开火的命令。

自动武器开始发射时，试图揪出安达和西村的几个新西兰兵还陷身战俘群中，他们急忙往后撤退。莱恩·詹姆斯最为深入，他退到沃尔特·佩尔文身边时，一颗子弹把佩尔文放翻了。

莱恩·詹姆斯回忆说：那是颗跳弹，唯一能够打到我们的就是欧文下士。

虽然有人在尖叫停火，但枪声还是持续了20多秒。子弹在水泥地面反弹，四处横飞，卫兵们不断被跳弹打中。当枪声沉寂下来的时候先是一片寂静，接着是垂死的人的呻吟和惨叫。日本战俘固然是尸横遍地，但新西兰卫兵也有10人被跳弹击伤，还不算枉死的沃尔特·佩尔文。

莱恩·詹姆斯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杰克·欧文率先开火，他早打算杀日本人以报其兄弟被斩首之仇。其他卫兵被欧文的猛烈射击带动，陷入了一时的群体嗜血狂热状态。

新西兰怀乌鲁战争博物馆的格兰特·海斯写道：红十字会调查发现大部分子弹都是杰克·欧文发射的。欧文居高临下的射击造成了大量跳弹，换言之双方的大部分伤亡都是他造成的。

查尔斯·欧文在日本人的进攻狂潮中被俘虏，随即被不人道地杀害了。此后在盟军第一次大规模反攻中被抓捕的日军战俘又成为其兄弟血仇报复的牺牲品，这些人是自英国人与毛利人在新西兰的战争结束后新西兰领土上的第一批战争受害者。而枉死在欧文报复下的佩尔文，更是1870年以来第一名战死在新西兰本土上的军人（这些话是格兰特·海斯的结论，我没有考证其是否正确）。

事件发生后新西兰方面当天就撤换了战俘营指挥官，R·H·佩雷特少校被紧急召回，受伤日俘被送往惠灵顿接受治疗，死者尸体被连夜运走并火化。

说来也怪，此事之后费瑟斯顿战俘营守卫和战俘之间的关系倒得到了缓和。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日本战俘数量已达到880人（事实上在新西兰关押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已经超过战俘营预定容量的一倍，并且不乏后期擒获的激进的陆军战斗兵，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冲突。在我看来，一方面激烈流血冲突释放了双方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俗话说的，被打服了。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癖性就是畏威而不怀德，在领教过新西兰人冲锋枪的火力后，当他们重新审视原来的优待，顿时倍感珍惜和感激。

人性中的邪恶和狂热被武力压服后，日本战俘们开始逐渐显露其作为正常人类的一面。后来战俘营的四个大院在战俘的劳动下依次建成，除1号2号大院的组成不变外，军官和其他人员迁入3号和4号大院。每个大院都有自己选出的领导，并且配有副手，这些人管理战俘日常事务，组织出工并且作为战俘代表负责与战俘营管理层沟通。营区在战俘们的建设下充满了日式的整洁和情调，进屋要脱鞋，鞋子放在门口的储物柜中。他们为冲突中的死者建立了日式祭坛，还经营起了日式风格的花园，并且修建了一个网球场。

到了战争后期，战俘们再次陷入焦虑，他们开始担心无法回归社会的问题。44年末日本战俘向来巡视的中立国代表请愿，希望能够考虑如何让他们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返回日本，否则就请在太平洋的小岛上给他们建立庇护地。战俘代表表示如果这些愿望无法满足，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自杀。而45年日本战败的征兆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担心被释放后因为日军的劣迹（也是他们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遭到新西兰民众的攻击（这些民众是允许持枪的）。

他们最担心的回归社会问题随着日本帝国的崩溃完全不复存在，现在有几百万人面临和他们一样的情况。战争一结束新西兰就筹划把他们运走，战俘们被火车送往惠灵顿，在1945年12月30日搭乘两艘美国大型坦克登陆舰离开新西兰。船队的第一站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战俘们组织了拜祭仪式向昔日的战场和同伴告别，46年2月4日他们在神奈川县的浦贺下船。新西兰的日军战俘可能是在南太平洋的日本战俘中最早返乡的一批。

这些人走了以后对新西兰人的影响并未结束，事实上费瑟斯顿屠杀事件对新西兰造成的冲击比对日本造成的大。这次事件使很多新西兰人第一次认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日本人被子弹说服后表现出的顺从和文明，又改变了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一贯的食人生番形象。日本战俘离开时留下了大量的传统绘画和雕刻以及半工艺性的日用品，据事后统计手工制作的木质麻将就有十副以上（事先声明我未见实物照片，这是新西兰人说的）。

这些东西有的是用来和卫兵交换香烟等享受品，有的则完全是单纯的馈赠礼物，甚至包括给孩子雕刻的玩具动物。冲突中受伤的日军士兵在惠灵顿医院养伤期间受到新西兰修女护士照顾，出于感激即向该修女赠送了手绘的日本仕女图。此事在数十年后被旧事重提，前面说的新屋德治中尉回忆起自己也曾受该修女护理，同样非常感激，但不是他送的。因为日本战俘多用假名，所以最后好像没找到那个送礼者。

关押日本战俘的经历实际上是日本对新西兰做了一次文化输出，后来有些新西兰人由此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兴趣，战俘留下的很多艺术品被从个人手中赎回集中起来进行展出，还有艺术家依此产生灵感创作作品。1983年的时候甚至创作了一部反映费瑟斯顿屠杀的舞台剧《Shuriken》（手里剑的意思，灵感明显来源于日本战俘投掷的忍者镖）。日本政府则利用这一点，在战后大搞和新西兰的和解与亲善，可见卖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作为冲突中被射击并且遭到了重大伤亡的一方，日本战俘后来的反应很有意思。1945年他们离开新西兰前，很多战俘给战俘营管理方甚至新西兰政府写了感谢信，感谢关押期间受到的照顾。从几十年后的调查访问来看，这些人是真不恨新西兰人。因为好坏是比出来的，新西兰人虽然对他们开火，但只要没打死，受到的待遇就比日本本国对他们好得多。

比如前述一木支队的水野护，被美军俘虏时双膝中了4颗机枪子弹，陷入昏迷之中。被关押期间新西兰人一直坚持治疗他的腿伤。当他回到日本，立刻被送进了东京的海军医院，军医看了下他已经化脓的伤口，说：切了吧。此前被新西兰人治疗了三年多，现在说切就切，水野护不得不苦苦哀求。他最后感叹说：应该感谢盟军啊，如果当初是被日军救起的，恐怕早就死了。

又比如在冲突中心的安达敏夫，当时头部、左肩、侧腹、手臂中了四弹，几乎性命不保，按理说应该痛恨新西兰人吧？但安达敏夫却成了铁杆的“亲新派”。说起旧事时，他首先回忆的是刚被俘不久在惠灵顿接受治疗：比父母对我都好。在夜间安达因为前途绝望和思念家人难以入睡，新西兰护士拉开窗帘指着月亮向其示意，安达被这种善意深深感动。

提起冲突事件时，安达敏夫固执地认为：新西兰人都是好人，当时现场有两挺机关枪，如果真要杀，（在场的）全都要死。他们只是被吓得开枪，根本没想杀人。

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引入《Shuriken》在东京公演时，安达数次拒绝参加首映式的邀请。当相关人员上门拜访时，才发现理由竟是此前安达读过翻译的《Shuriken》剧本后，感到非常生气，他认为剧本把那些兵写得太坏了，其实他们都是好人，对我都很尊敬，很有礼貌……

1986年安达带领部分当年的战俘重访费瑟斯顿旧址，并邀请了他们认为在冲突中一直表示善意的原战俘营翻译同行。1998年他再次重访的时候希望能在当地建立一座“和平公园”，以纪念此事。在双方政府促成下，2001年举办了落成仪式，种植了68株樱花——然而数小时后，其中40株就被愤怒的示威者夷平，新西兰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后来樱花还是被补种起来了，公园得到保留。在此地日本人建立了两块低矮的慰灵碑（高了怕激起愤怒遭到捣毁，这也是日本人自己说的），上面的铜板一块刻着“镇魂”，另一块刻着“夏草やつはものどもが夢の跡”（夏草与士兵，如梦了无痕。就是日和动漫里被黑得很惨的那位松尾芭蕉的俳句）。这个俳句果然又引起了新西兰研究者的兴趣，几乎每一篇介绍费瑟斯顿战俘营事件的文章中，作者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翻译。

费瑟斯顿屠俘事件的故事就算说完了。从总体上看，冲突时日本战俘的举动并非完全的疯狂和不可理喻，相反倒是新西兰人的不理智程度更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新西兰的日本战俘主体是海军人员，这些人所受教育程度较高，眼界也更加开阔，简言之与日本陆军相比，偏激狭隘和疯狂暴虐的程度要略逊一筹。

但正如这个看似偶发的事件源自日本军队在塔拉瓦的暴行一样，作为此事的余波，它又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日本战俘暴乱，那就是考拉越狱事件。

★接下来又是作者吐槽的时间了，这次我要说的是采集资料期间我在一个新西兰网站上看到的东西。

这个网站由新西兰文化遗产部制作，对费瑟斯顿事件的介绍只包括梗概，没有什么细节性的东西。但它在介绍文字之后用很大篇幅向阅读者提出讨论提纲和问题。我将主要的问题列举如下，注意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学生而是面向一般民众：

1、对费瑟斯顿事件的一个解释是，一些日本战俘对被俘感到耻辱。根据1941年的日本《战阵训》，身体上的俘虏等同于精神上的死亡，俘虏会遭到日本民族和家人排斥。有鉴于此，请考虑以下问题。

为什么有些日本战俘认为被俘是最大的耻辱？为什么为敌人工作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

2、鉴于一些日本战俘可能会感到受辱，你认为：

希望日本战俘在被俘期间工作是适当的或正确的吗？有正当理由让他们工作吗？

3、尽管日本政府不同意，但一项调查免除了警卫承担的责任。这是一个可预期的事件吗？能够阻止吗？

第一组和第二组被埋葬的囚犯之间的差异被认为是解释发生了什么的关键。2001年，费瑟斯顿当地一名官员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声称，1943年抵达的第二批日本囚犯与第一批完全不同。早期的那一组是期望能被派去工作的工人，第二组则是被描述为“不太讨人喜欢”的士兵。

费瑟斯顿当地人称第二批囚犯“不太讨人喜欢”，这是什么意思？这一观点会以何种方式影响营地当值警卫？

4、前囚犯新屋德治形容，战俘营指挥官唐纳德·唐纳森“身材瘦削，很少说话，态度冷淡，性格带有典型英国绅士标记”。【新屋在他的叙述中错误地将指挥官称为R.H.佩雷特上尉（此处与正文军衔不符，显然是因为佩雷特任职期间军衔变动引起的，不要纠结于此），但在暴乱发生时佩雷特已经不再负责】。当狱警和囚犯之间的对峙达到关键阶段时，佩雷特拒绝了会谈的要求，而是指示他的副官让囚犯回去工作。

你认为佩雷特上尉的个性和举止对费瑟斯顿发生的事件有多重要？

5、一些历史学家和评论员对这起事件表示愤慨：狱警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向手无寸铁的囚犯开火。

战俘们做了什么可能被认为是开火的理由？尽管没有命令，卫兵们为什么开火？你认为军事调查法庭的判决公平吗？

假装你是调查事件的军事调查人员，写一份报告给你的上司，你在报告中应概述你所确信的事件原因。在你的报告中，应包括你认为对发生的事件负有责任的战俘营指挥官犯下的三个重大错误。你的报告不应超过125个单词。

6、向总理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不仅因为这么多人被杀，而且有人担心，如果事件的消息传开，日本人会通过伤害关押在日本战俘营中的许多新西兰人来报复。你是总理府的顾问，彼得·弗雷泽总理必须与内阁紧急讨论此事，并对你提出以下要求：

简短（最多75个单词）的事件摘要，即发生了什么，你对事件过错方的判断，你对是否应该公开这件事的建议。

在这里，总理希望有理由证明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因此他需要知道任何决定的利弊，以掩盖事件或澄清它。

7、报纸头条和报道。战争时期的审查压制了这一事件的大部分细节。你是个记者，现在是1945年9月，对日战争已经结束。你所供职的那家报纸急于揭露1943年2月25日的事件。你的报纸的编辑（你可以编造报纸的名字）要求你：

为头版报道提供三个可能的标题，揭示1943年2月25日费瑟斯顿发生的事情，以及为头版故事写一个介绍性段落。

8、社论。你是一家报纸的编辑。写一篇75到100个单词的社论，概述你为什么同意或不同意政府最初掩盖事件的决定。这篇社论的目的是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所以不预设立场和限制！

不知道读者们看了这些问题的感觉是什么，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的大多数作者在写历史事件时是达不到这样的思考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