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文：张中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抗战文学研究局限于根据地文学、国统区文学与上海“孤岛”文学，近年来，沦陷区文学也被纳入学术视野。区域的划分自然有其历史根据与研究上的便宜之处，地区抗战文学研究也的确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有战场，文学是否反映了战场，表现的角度与内容怎样，都值得认真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至于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即使偶或涉及，也往往缺乏历史感。有的只说抗战文学肯定了国民党部队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有的片面强调文学对军事溃败的批判。如一部地区文学史著作本已在部分章节里肯定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战绩，可是在论及叙事长诗《桂林的撤退》时，却又说长诗“着重描写了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桂林怯懦逃跑，以及由此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痛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固然应该批评，但人民的灾难归根结底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

抗战文学研究中正面战场题材的严重阙失，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同整个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历史主义的缺席直接相关。所幸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民族智慧与历史要求渐渐苏醒，抗日战争的历史面貌逐步复原。南京等地人民政府为正面战场牺牲的抗日英烈颁发证书，新闻媒体采访当年正面战场的抗日军人，称之为“爱国军人”，正面战场作战的纪念性建筑得以新建或恢复。尤其是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实现国共两党历史性的会谈之后，祖国大陆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大幅度增强，过去只有负面形象的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抗战功绩得到肯定。

事实上，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有“兄弟阋于墙”的一面，但主要的方面还是“外御其侮”。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也有转入敌后战场的，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支撑着正面战场。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与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正面战场的作战，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内阁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7任。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对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起到了支援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协同作战，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能力，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赢得了美、苏的航空支援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苏、英更大规模的宝贵支持，更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直至打败法西斯阵营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文献中就已对两个战场的区分有明确的认同。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所取得的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正面战场壮烈殉国的张自忠、王铭章、戴安澜等高级将领，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如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题赠给台儿庄战役中战死在滕县的王铭章上将的挽联是：“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殉国于第一次赴缅作战，毛泽东赠送的挽词是：“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人民群众尽管对正面战场一些部队的不战而退与军纪混乱颇有怨艾、甚至愤恨，但总体上来说，对正面战场寄予厚望。当正面战场传来捷报时，人民欢欣鼓舞；当正面战场遭受挫折时，人民为之痛苦、忧心。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台儿庄大捷飞传四海，徐州人民慰劳作战官兵，赠送写有“民族救星”的锦旗。

在整个中华民族都动员起来的抗战中，天性敏感的作家怎么会对正面战场无动于衷？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中国作家在抗战中没有闭着眼睛假充糊涂，而是热切地关注抗战，积极地投身抗战，书写了大量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作品。抗战文学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战略方针、前线战况与战局的发展，热情歌颂正面战场官兵浴血奋战的爱国胸襟和牺牲精神，如实描写战事的惨烈以及军队建设、军民关系等相关细节；与此同时，也揭露了战略与战术的不协调、旧军队遗留的军阀作风以及个别部队的不战而退等弊端。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共同描绘出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同表现沦陷区、大后方、敌后根据地、日据下的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

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也由于政府当局在抗战相持阶段不断加强文化统制，排挤异党力量，国共摩擦时而加剧，妨碍了更多的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倾力表现，加之作家生活方式与前线生活仍有相当距离等原因，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的表现不如抗战前期那样声势浩大。但总体来看，作家为表现正面战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融入了作家的热情与激愤、也凝结着作家的鲜血与生命的作品，我们被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历史现场，为英烈的浴血奋战与悲壮牺牲而强烈地震撼，为现代文学能有如许不辜负时代的巨大建树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界对正面战场文学发掘与研究的迟缓而深感惭愧。

我们应该珍惜这笔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发掘、整理与出版史料，全面启动关于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并将其不断推向深入，藉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