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尔与希特勒

出身名门的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是纳粹领袖集体中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专业成就的一个。1930年12月4日，施佩尔第一次听了希特勒的演讲。“我不是要选择国社党，而只是要归附希特勒，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吸引力就对我发生作用，此后再也没有把我分开。”一个月之后，施佩尔加入纳粹党。1932年，他受命改建纳粹党位于柏林政府区中心的大区党部大厦；1933年5月，他受命为纳粹党执政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作舞台布景；1933年年底，他受命改建希特勒的总理府，修建工程开始后，希特勒几乎天天到现场来，他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建筑师，邀请他一起晚餐。此时施佩尔28岁，雄心勃勃。“为接受建筑一所大厦的任务，我会像浮士德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靡菲斯特。他的诱惑力似乎不亚于歌德笔下的那个魔鬼。”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后的施佩尔从此青云直上。在建筑总监的任上，对柏林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企图使柏林成为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唯一首都；他导演了许多纳粹重大仪式。在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任内，他创造性地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并和希姆莱一起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他还对集中营的建筑负责，扩建奥斯威辛的建筑材料是他亲自批准的，他也参观过一些集中营。

施佩尔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建筑相同的审美观上。“元首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来搞建筑。所以他就像决定运动的‘意图’和风格一样，决定建筑的内涵要干净纯洁，风格要钢强，建筑思想要简洁，建筑材料要高贵。而作为最高宗旨和最重要的是建筑物要有新的内涵和风格。从事建筑对于元首来说并不是消磨时间，而是一项严肃的事情，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意志也应在石料中得以高度的体现。”凭借其杰出艺术感觉、卓越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精确理解，施佩尔吃透了希特勒的精神，完美把纳粹的政治权力体现在石头中，努力为纳粹运动留下千古纪念，使德意志城市成为“元首的建筑物”。在主持建设“德国体育馆”时，他预言“在几千年之后仍作为它们所在的那个伟大时代的政治意志的象征物而存在。”在施佩尔参与撰写的《纽伦堡的帝国国党代会会场》中，有这样一段话：“元首站立的位置在建筑上作了特别的强调和确定。人群按照一定的顺序，列队来到元首的面前，同时人民也站在元首的面前，是对这个建筑有着决定意义的安排……在相对于场地而言非常靠前的中心，是元首的位置。通过建筑上的安排而使群众强迫性地对齐和排直，使每一个与会者都能亲眼目睹大家的意志……被强有力地协调起来。”“如果不能把这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创造的列队形式想像成政治手段，就不能理解这种建筑。”这是艺术，也是政治，施佩尔部分地实现了希特勒的意图。

虽然施佩尔的使命是一个艺术家的政治使命，但希特勒却视他为“艺术家同行”，在政治之外有着比较亲密的个人感情。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希特勒特别喜欢施佩尔。‘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志趣相投。我们惺惺惜惺惺，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作为建筑师，他跟我倒十分相像，聪明，谦卑，绝不是军队里那种方脑袋的大老粗。’”施佩尔一家属于希特勒身边的私人小圈子。工作人员回忆，只要施佩尔与希特勒在一起，别的人、别的事一概靠后，施佩尔控制着时间。1936年，希特勒交给施佩尔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项建筑任务”：建造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施佩尔因此是纳粹集团中惟一拥有相对自主权的人物，一度还享有“接班人”的显赫，他有理由感恩。他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的结束于原则与人情的对峙。

原则的一面是，1944年希特勒实行“焦土政策”后，施佩尔抗命不遵，先后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国和比利时阻止了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对希特勒的解释是，如果重新占领这些地方，我们就必须能使生产重新进入正轨，还是顺其自然吧。对于德国的工业设施，施佩尔表现得更为强硬。当1945年3月18日希特勒再次严令破坏德国工业设施后，施佩尔仍然决心为保存一个战败的民族重建家园的基础，他一面到处奔走，劝说各大区区长拒绝执行破坏的命令，一面发出致希特勒的备忘录，提出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工厂、矿山、电站和其他设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们无权进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坏活动。当希特勒知道他的行为时，对他说：“您要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还说战争已经打败了。你知道您这样说的后果吗？”“如果您不曾担任过我的建筑师，我就会采取在此类情况下必定要采取的措施。”希特勒放过了他。

人情的一面是，1945年4月22日晚，施佩尔冒险从梅克伦堡的雷希林机场飞到加托夫，再转乘单引擎的鹳侦察机到柏林，从勃兰登堡门驾车穿越险象环生的街区，最后抵达处于苏军重炮射程范围内的地堡，与希特勒最后道别。“难道我们多年合作就这样结束吗？月复一月，多少个日夜，我们坐在一起审阅我们共同的计划，几乎就像同事和朋友一样。多年来，他在上萨尔茨山接待我和我一家，并让我感到他是一位亲切而常常很周到的主人。……我们有十二年合作的历史，理应不顾所有的对立与矛盾，去做这种表示。”

也许是形势危急，希特勒对这次道别完全无动于衷，“他空虚了，像一堆熄灭了的人，没有生命了。”当施佩尔告诉他没有执行他的破坏命令时，希特勒眼里充满泪水，却什么反应也没有。道别的时刻到了，“这个苍老的人颤抖着最后一次站在我面前；十二年前我曾把生命贡献给了他。我既感动又惶惑。他却相反，当我们面对面地站着时，他毫不动情。他的话同他的手一样冷冰冰的：‘那末，您要走了？好吧。再见。’”人就是人，也只是人，一代元凶在临终前与一个普通老人没有差别，面部浮肿，穿着邋遢，四肢颤抖，弯腰弓背，拖着脚步，说话有气无力，甚至变得亲切和蔼了。施佩尔后来对德国史家费斯特说，希特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不过，这个可怜的人仍然有力。施佩尔回到汉堡后，当地领导人希望将他的讲话在希特勒死前公开广播。“但当我想到这几天和这几个小时里在柏林地下室定将发生的那一幕戏时，我便失去了进行非法活动的一切冲动。希特勒再次成功地使我精神瘫痪了。”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灰飞烟灭之后，施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没有逃避其责任和罪过：“这场战争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德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负有毋庸置疑的部分责任……我作为帝国领导集团的一员，分担这一集体责任。”施佩尔个性中这一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美国检察官杰克逊。纽伦堡法庭最后没有将施佩尔送上绞刑架。

在施潘道监狱中，施佩尔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英译者尤金·戴维森认为他的回忆录是“关于这个纳粹德国很可能是最完全的内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粹的宣传是如何地感染一个有教养的上层子弟；可以了解到极权体制的政治过程和决策方式；可以认识独裁者鲜明独特却又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生活和个性，等等。最重要的，是施佩尔对希特勒的观察和评论。“他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又是一个无情的、敌视人类的虚无主义者。”希特勒家世寒微，不但在十来年的时间中登上权力之巅并彻底葬送了魏玛民主，而且能动员堪称优秀的民族整体为之赴汤蹈火，他当然有“天降大任”的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他把自己的梦想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他的意识中，除了他自己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存在。作为一个半吊子画家，他青年时代就非常向往巴黎，巴黎沦陷后，他专门进行了一次“艺术观光之旅”，发出“得见巴西黎，是我一生的梦想”的感慨，然而，他确曾考虑过要把巴黎从地图上抹去；他总是宣扬德意志是最优秀的种族，但当1944年败局已定，他毫不惋惜地要整个国家为他陪葬，命令施佩尔毁灭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及所有的储备。

不止是希特勒，任何一个把自已塑造成人民救星的独裁者，都从来没有真正把国家民族放在心上，慷慨的承诺不过为了换取群众供其驱使奴役。见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文明人类再也没有理由相信什么救世主了。

然而，我们确又不能无视，希特勒毕竟征服过一个伟大的民族和绝大部分的欧洲，他对群众心理的深刻理解和宣传技术成功运用，“群众必须要有一面鲜明的旗帜来随这前进，为之斗争”；他的“闪电战”的几度辉煌，东北欧和非洲的诸小国不论，法兰西十天投降，俄罗斯累如危卵，盟军统帅屡屡为其战术目瞪口呆——如此等等，希特勒难道不是“天才”？

施佩尔的观察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学通过一门专业，在所有的工作领域中，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个门外汉。就像许多自学者那样，他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知识。……他不为标准观念所左右，他的机智有时会想出一个专家根本想不到的不寻常的措施来。战争初期在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原因，的确可以归诸于希特勒对战争规则的不学无术，以及他那种喜欢作出外行决定的劲头。由于对方是按规则布置兵力的，而希特勒凭着自学者的自以为是，不懂或者不运用这些规则，结果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再加上军事上的优势，创造了他初期成功的前提。但是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像大多数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那样一败涂地了。这时，他对战争规则的无知，显然成为他的无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的缺点也就不再是他的优点了。”这种解释一方面可以把希特勒惊人的成功和迅速的崩溃联贯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无知即无畏，只有那些没有一门专业的门外汉，才能口出狂言，以天才领袖自居，俘获人心，搅动天下——“刘项原来不读书”。

那么何以希特勒终归失败呢？施佩尔认为，希特勒的洞察力需要一种与艺术家气质相一致的更充裕、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而战争开始后持续过度的紧张工作，消磨了他早年找到走出危机的‘从容优雅’方法的‘天才’思想，损害了他的洞察力，把他变成了一个与其固有的气质相左的被迫性工作狂，自由散漫的生活让位于一种惩罚性的工作安排。以至于虽然1941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明显变坏，却没有一天因生病而卧床不起。一个多病之身当然不可能再度拥有“天才”的直觉，自然也就只有通向灾难的死路一条。

对于这种解释，英国学者伊恩·克肖提出批评：“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和1941年前作为战争领袖取得的胜利，并非源自他的‘艺术天才’（如施佩尔认为的那样），而主要在于他能够准确无误地利用对手的弱点和分歧，并能够掌握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行动。在希特勒早期帮了他大忙的并非‘艺术天才’，而是赌徒的直觉；用一手好牌对付软弱的对手，以赢得巨额赌资。只要能保持主动，这种进攻性的直觉就能起作用。但是，一旦赌输了，而且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比赛中手中的牌总是必输无疑，成功越来越无望，这时，直觉就失灵了。……施佩尔的解释更加不足的地方在一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1944年德国灾难性的形势是希特勒在他的‘天才’（用施佩尔的看法）没有受到限制的几年中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的直接后果——这些步骤受到了国内最有势力人物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民众的广泛赞誉。工作方式没有变，而他和许多军队领袖想要的战争的直接后果却变了。也就是说，德国的侵略促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反过来对德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希特勒找不到‘从容优雅’的解决方法。他已无计可施，只能面对输掉战争这一事实，或死守幻觉。”

为什么是无知的人？在20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的气氛中，有一些极端的派别与人物，他们并不是纳粹，甚至是反纳粹，但其思想却与纳粹相通。比如在施佩尔就学的柏林高等专科学校，特森诺夫1931年就说过：“势必会出现那么一个人，他的思想非常简单。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已变得过于复杂。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农民，将会轻而易举地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还未受腐蚀。他也会有力量去实现他的简单想法。”在施佩尔看来，这段话就预示着希特勒的来临。属于技术人才，在建筑艺术上成就卓越，在组织军备生产上有特殊才能，因此他较多从技术上考虑希特勒的成功，认为纳粹是“毫无顾忌和毫无遏制地使用其一切手段去威胁人类的这样一种技术统治的最高代表”：“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层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行得通。”进步的自动性将使人进一步失效去个性并越来越多地剥夺人的自我责任，世界越技术化，危险也就越大。这就需要个性自由和个人的自觉意识来抵销技术的力量，需要理性精神、健全力量来抵制像希特勒这样不学无术的狂人。施佩尔为技术奉献了一生关键性的岁月，“但到头来我对技术所抱的是高度的不可知论。”他的结论是文明人类必须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