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亲历日本二二六事件：昨天请客吃饭，后天遗体告别

来源: 崎峻战史

1936年2月26日，一场冠以“昭和维新”之名的政治风暴伴随着凌晨时分的漫天大雪降临日本东京，来自第1师团步兵第1、3联队以及近卫师团近卫步兵第3联队等部的1400余名官兵荷枪实弹，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袭击了包括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朝日新闻社等诸多地点，刺杀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一批军政要员，要求实施国家改造，这就是日本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经过四天对峙后，政变部队被迫投降，策动、领导政变的少壮派军官受到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尽管这场政变以未遂告终，但影响极为深远，被视为日本建立军部独裁法西斯体制，全面走上战争道路的重要节点和标志性事件。

■1989年上映的影片《226》中叛乱部队在雪夜集结向袭击目标开进。

虽然二二六事件本质上属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冲突，但不可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当时与日本关系紧张的美国。实际上在政变之初日本方面一度认为美国大使馆也是叛军的目标，并向使馆派出了卫戍部队，构筑防御工事，预防袭击发生。那么，在美国人眼中这场震惊日本朝野的军事政变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又抱何种看法？这些问题恐怕要数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的经历与观感最具代表性。作为资深外交官，格鲁自1932年起出使日本长达十年之久，对战前的日本军政界非常熟悉，人脉深厚，见多识广，论对日本的认识在美国政界无出其右，他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那个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时刻。

■1940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左）与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右）在外务省合影，后者将在同年底出任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

当时在东京的外国人中，格鲁是最早获得政变实情和近距离观察事态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变前夜，格鲁在大使馆设宴款待内大臣斋藤实夫妇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夫妇等人。格鲁履任驻日大使时正逢斋藤实担任首相，两人私交甚笃，格鲁认为斋藤是一位温厚可敬的政治家，并希望借助他的威望化解日美之间的矛盾。当晚，格鲁还特意挑选了最新的美国影片为来宾们放映助兴，斋藤、铃木等人一直逗留到深夜11时方才尽兴而归。仅仅几个小时后，格鲁就听闻两人遇袭的消息，不能不说是晴天霹雳。

■参与叛乱的丹生诚忠陆军中尉（左）向士兵发表讲话。

2月26日早上，格鲁接到驻东京总领事内维尔的电话，得知发生了刺杀事件，此时谣言四起。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美国大使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事态发展，其中内维尔当天曾两次通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外务省打探消息。格鲁在上午10时向美国国务院派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告知日本东京发生政变的消息，称军人占领政府机关、刺杀要人以及实施新闻封锁，这封电报还在于检验与国内的电讯是否畅通。正午时分，格鲁发出了当天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很长，分为四个部分，详细汇报了当时掌握的信息，大致厘清了政变的主要情况及缘由背景，这是美国官方对于“二二六事件”的首份详细记录。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身亡的内大臣斋藤实（左）和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右）。

■在事件中遇刺的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左）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右）。

格鲁在电报中报告称，首相冈田启介、内相斋藤实、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遇刺身亡或受伤，军方已封锁政府大楼和皇宫，政府部门的电话被切断，但叛乱部队严守军纪，未发生骚乱，也未现排外迹象。大使馆方面从叛乱士兵散发的声明中得知，此次政变的起因在于现政府背离真正的日本精神，天皇大权旁落，签署《伦敦海军条约》和皇道派领袖真崎甚三郎去职退役就是证明。声明是由步兵第3联队的野中四郎大尉和安滕辉三大尉签署的，并声称当日下午会有一部新的国法诞生。电报将当时的局势形容为之前古巴发生的巴蒂斯特政变。

■二二六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野中四郎大尉（左）和安藤辉三大尉（右），均为步兵第3联队中队长。

在电报的最后一部分，格鲁明确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一场政变，“由陆军少壮派法西斯分子发动，旨在将作为天皇顾问的元老重臣集体一举铲除，继而实施所谓‘昭和维新’。天皇本人应该被软禁在宫中，……事变的领导人物正是真崎将军，这次行动的每个细节看来都是事前周密布置好的。”虽然对事件的描述与真实情况有所出入，但大体上是准确的，换而言之，美国大使馆在政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基本搞清了状况。

■影片《226》中叛乱官兵围住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准备将其诛杀，但铃木大难不死，后成为“终战首相”。

当天晚上，使馆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格鲁夫人担心丈夫也在刺杀名单上，坚持更换睡房。次日，大使馆外就出现了武装警卫和沙袋工事，日本方面还为格鲁安排了形影不离的贴身保镖。不过，格鲁倒是很淡然，他知道叛军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找美国的麻烦。2月27日，格鲁前往斋藤官邸吊唁，并瞻仰了斋藤实的遗容，对于前日还把酒言欢的友人猝然遇害深感惋惜，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形容行凶的军人是“少不更事的莽撞者”，认为即使斋藤身处美国大使馆他们也会毫不顾忌地下手杀人，只要能够轻松地达到目的即可。

■1931年时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位于东京赤坂区，因墙面白色而被称为“赤坂の白宫”。

在随后两天中，格鲁和他的同僚站在大使馆的楼上，通过望远镜目睹了这场闹剧的落幕。美国大使馆位于东京中心区，距离叛军占据的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很近，格鲁看到这两座建筑物上升起“尊皇讨奸”的大旗，同时也观察到军方为平息叛乱而进行的准备。平叛部队的坦克就从大使馆门口隆隆驶过，高音喇叭对叛军的喊话清晰可闻，飞机抛撒的劝降传单漫天飞舞，甚至用氢气球挂起一面巨大的条幅，告知士兵返回营房就能得到宽恕。经过两天的僵持，政变平静地结束了，士兵们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但领头的军官拒绝切腹自尽，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平叛部队散发的劝降传单（左）和用气球吊起的劝降条幅（右）。

■降伏的叛乱部队列队返回兵营，似乎并未高唱《昭和维新之歌》。

在获悉政变中更多的细节后，格鲁在日记中高度赞誉了面对叛乱军人的女性的表现，比如牧野伸显伯爵的孙女和子，当叛军将枪口对准牧野时，和子展开和服挡在祖父身前，促使士兵放弃了刺杀行动，而和子与格鲁的女儿埃尔西是好朋友。不过，在格鲁眼中此次悲剧事件中真正的英雄应该是首相冈田启介的秘书松尾传藏，他在危机时刻以身相替，被叛军误认为首相本人而遭枪杀，从而让冈田逃过一劫。虽然守卫首相官邸的警察在冲突中也多有死伤，但格鲁认为他们是职责所在，而松尾的行为却是“自愿舍己救人的义举”。

■首相冈田启介（左）与秘书松尾传藏（右），后者在二二六事件中主动假冒冈田而被杀。

格鲁在3月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关于二二六事件的种种见闻和感想，他认为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若不然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他将希望寄托在新任首相广田弘毅身上，认为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时遇到的时机相似，若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大政治家。然而，广田的作为与格鲁的希望背道而驰，作为促进法西斯体制建立和推进战争政策的关键人物，广田弘毅在十年后的东京审判中被判处绞刑，也是处以极刑的7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广田弘毅是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

最后，格鲁探讨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他写道：“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再好好思考，就不难理解了。书中充斥着这类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公，或表示对某一情况负责，真是荒诞。”他认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当然，格鲁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难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所崇尚的重死轻生、忠君效命的道德观念，但他最后的结论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若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必须实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都应进行根本改造。”联想到数十年后中日韩之间纠葛良久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再看看近年香港教育界在祸港动乱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格鲁在八十多年前的论断可谓殷鉴犹存。

■位于东京涉谷区的二二六事件慰灵碑，只是不知是纪念那些暴走的叛乱官兵，还是死于刀枪下的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