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煤气灯和电灯曾掐过一架

作者:秦凌

靠近隆昌路的杨树浦路2524号，是一幢爬满了枯枝藤蔓的老建筑，别具特殊的格调气韵，这就是著名的杨树浦煤气厂，它始建于1932年，两年后建成投产。早年，它的全称是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工厂，在1952年改成现名。该厂的办公楼、储气柜等建筑被定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早已不再有实际的生产功能，只留下怀旧的年轮感想和城市的集体记忆。150年前的那个冬天，上海成为全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城市。

（杨树浦煤气厂旧址）

众筹起家的“自来火房”

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上海租界的英国商人根据租界发展前景，借鉴英国利用煤气照明的现成经验，写信给工部局倡议在上海生产和供应煤气。之后，由C.J.金（King）、C.D.严（Nye）、M.C.米基（Michie）等人发起，设立临时委员会，筹备设立煤气企业。

煤气灯是当时的世界先进科技，在亮度、使用便利和安全性上都比油灯和煤油灯优越，但是需要先期建造煤气厂、管道然后进行输送，所以在起步阶段，各项成本费用非常昂贵。

C.J.金他们就遇到这个问题：开办煤气公司的大部分资金一开始全无着落，同治元年（1862年），委员会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刊出筹建大英上海自来火房的发起书，向社会公开集资，可以算是一种当时的众筹模式。

同治三年（1864年），第一次董事会召开，会议推举有在英国威斯敏斯特煤气公司工作经验的C.J.金任董事长，决定注册办事处设在上海，还在英国聘请精通制气工艺的专家担任工程师，招聘英国技工5人，并开工建设煤气厂。

考虑到原煤和其他原材料的运输方便，需要水路运输和船舶靠岸的条件，董事会最终选中水面较宽的苏州河南岸泥城浜以西（泥城浜1912年填平后即为西藏路）建造煤气厂。

（泥城浜煤气厂）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1865年10月2日），自来火房生产的煤气通过预埋干管送到厂部秘书住宅，初步通气时，火力微弱，灯的亮度不够。经过调试，九月十三日（11月1日）正式向用户供应煤气，共安装煤气表58只，其中家庭用户煤气表39只。

当时的租界当局对此扶持力度并不强，根本原因是照明费用的提高。于是大英自来火房主动提出，免费在南京路上竖立十根公用灯柱及托架，为外滩至河南路这段最狭窄的部分提供照明路灯。此处马车交通量最大，照明能够改善路况，借此也使“公众对煤气公司的举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自来火房顺利与工部局商定了公共路灯收费问题。

十一月初一（12月18日）自来火房正式向公共路灯供气，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煤气灯。毋庸讳言，早期煤气灯有着许多缺陷，比如闪耀性很强，但作为新生事物，很快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上海老百姓为了一睹这一神奇的新玩意，都围着灯管看个不停，围观人群还纷纷议论，这火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煤气灯是以管道埋于地下引出成火，最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自来火”，所以煤气厂最初被叫做“自来火房”。也有人称其为“地火”。

更有人望文生义认为“地火”即地之火，担心“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有的赤足市民不敢从煤气厂附近走过，害怕地火攻入心脾（要搁现在一定会转发朋友圈“养生秘笈：自来火伤心脾”）；有人甚至认为煤气灯是“鬼火”，对此感到惊恐万分。

上海开始使用煤气意义重大，这一年距离欧洲工业革命发明煤制气干馏技术才10多年，早于亚洲所有的城市，后来更被历史学家公认为上海城市公用事业的开端。

当时，租界的外国居民是自来火的主要用户，许多中国商人富户也纷纷申请安装煤气灯。康定东路八十七号，李鸿章给女儿李菊藕的陪嫁大宅（笔者按现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李菊藕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少女时代的居所。客厅中间装吊枝型水晶灯的地方就有一个硕大的铁钩子，那就是当年用来挂煤气灯的。

在没有电的时代里，点煤气灯就是上海上流社会的标志。

自来火灯与电灯的商战纵横

英商上海自来火房挟先发优势和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先后与法商自来火行、英商电光公司、日商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展开竞争，并多次主动降低煤气售价，相比之下，官商气息浓厚、市场局限于法租界的法商自来火行自然相形见绌。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法商自来火行在法租界的路灯供应专营权即将于光绪十七年期满，法公董局对法租界用气进行公开招标，结果倒是比较公开公正透明，英商自来火房中标，之后法商自来火行无奈将全部设备以白银3万两的跳楼价出售给英商自来火房。

英商自来火房战胜法商自来火行，仿佛上海人说的吃豆腐一样轻松，不过，其最大的挑战是电力公司的出现。 1882年4月26日，英国人立德禄等发起成立上海电光公司，资本规模为10.1万两。厂址最初在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在斐伦路（乍浦路九龙路附近）建厂房。电光公司铺设或借用工部局原来的灯杆，向市民展示照明的效果，然后等待合同的签订，简直就是复制当年煤气公司的模式。

（香港都爹利街上的煤气灯至今保留，出现在很多港剧场景中）

电灯作为一种更新的照明源，比煤气灯亮，又较安全，只是初期使用的弧光灯寿命较低，电力不够稳定，运行成本较高。在双方半个多世纪的竞争中，价格、灯具、稳定性及管理能力等因素在彼此的竞争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其中要数价格的作用最大。

1882年3月，煤气公司主动将路灯的费用从下月1日起降到每月每盏3元3角，还对各工部局办公楼，各救火会及黄浦花园的煤气费打八五折。但是同年9月4日，上海电光公司也出招了，从1883年1月1日起，电光公司每年以1.5万两的代价为整个租界提供照明。具体来说，是在南京路山东路口建造一座250英尺高的塔，上面安装8至9盏4000支光的电灯；在虹口，则建造两座较小的塔，各安装8盏2000支光的电灯，所有这些电灯均从黄昏点到黎明。

除了这些塔外，电光公司还准备沿外滩一带及其他需要的地方安装20盏电灯，还供应弧光灯，数量不限，每盏每周收费4两，从黄昏一直点到午夜12时30分。此后又一次明确为每盏每周5两。

从价格上看，一盏煤气灯一年花费约为29两，一盏弧光灯的费用是250两。照明效果上，据《申报》记载，第一批电灯试灯时，“礼查客寓（笔者按即现在的浦江饭店）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优势显而易见。

煤气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1883年1月15日，上海煤气公司也发函要求工部局准许该公司在南京路安装10只享有专利的灯头。2月19日，煤气公司又给工部局写信，希望在外滩、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和南京路安装享有专利的布雷式新路灯，每盏120支光，每月花费8元5角。

1883年年初，工部局得出结论，电灯是煤气灯费用的3倍多，几乎决定了租界照明不使用电灯。但是最终，工部局经过权衡还是大力决定推广电灯，这是因为电灯照明取代煤气照明的大趋势在欧、美等国早已出现，工部局和煤气公司心里都清楚，不能逆潮流而为。不过，因为煤气灯的价格优势和工部局对煤气公司或多或少的偏袒，两种照明路灯并存的情况，还是如前所说持续了50多年。

1934年，阮玲玉主演的无声电影《神女》中还有一组镜头记录煤气灯如何点燃：工人沿着靠在墙上的扶梯爬到灯柱边，打开灯罩，用明火把它点亮，把灯罩罩好再爬下来。但一年后的1935年，电灯就完全占据了道路与室内照明，煤气灯被全部取代。

早已改名为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来火房”其实早就根据这个大趋势开始调整经营方向，将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烹饪和取暖用煤气事业。当时上海分“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两者间最重要的判别标准就是有没有配备煤气灶具。

当然，那个时代煤气还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奢侈品，用户相当之少。据统计，截至1949年，上海只有1.7万户人家用煤气做饭，普及率才只有1.9%。某种意义上，煤气是那个年代高大上的清洁能源，而更多普通人家里用的则是成千上万只烟雾缭绕、耗时费力的煤球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