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煤气灯和电灯曾掐过一架

作者:秦凌

靠近隆昌路的杨树浦路2524号,是一幢爬满了枯枝藤蔓的老建筑,别具特殊的格调气韵,这就是著名的杨树浦煤气厂,它始建于1932年,两年后建成投产。早年,它的全称是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工厂,在1952年改成现名。该厂的办公楼、储气柜等建筑被定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早已不再有实际的生产功能,只留下怀旧的年轮感想和城市的集体记忆。150年前的那个冬天,上海成为全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城市。

(杨树浦煤气厂旧址)

众筹起家的“自来火房”

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上海租界的英国商人根据租界发展前景,借鉴英国利用煤气照明的现成经验,写信给工部局倡议在上海生产和供应煤气。之后,由C.J.金(King)、C.D.严(Nye)、M.C.米基(Michie)等人发起,设立临时委员会,筹备设立煤气企业。

煤气灯是当时的世界先进科技,在亮度、使用便利和安全性上都比油灯和煤油灯优越,但是需要先期建造煤气厂、管道然后进行输送,所以在起步阶段,各项成本费用非常昂贵。

C.J.金他们就遇到这个问题:开办煤气公司的大部分资金一开始全无着落,同治元年(1862年),委员会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刊出筹建大英上海自来火房的发起书,向社会公开集资,可以算是一种当时的众筹模式。

同治三年(1864年),第一次董事会召开,会议推举有在英国威斯敏斯特煤气公司工作经验的C.J.金任董事长,决定注册办事处设在上海,还在英国聘请精通制气工艺的专家担任工程师,招聘英国技工5人,并开工建设煤气厂。

考虑到原煤和其他原材料的运输方便,需要水路运输和船舶靠岸的条件,董事会最终选中水面较宽的苏州河南岸泥城浜以西(泥城浜1912年填平后即为西藏路)建造煤气厂。

(泥城浜煤气厂)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1865年10月2日),自来火房生产的煤气通过预埋干管送到厂部秘书住宅,初步通气时,火力微弱,灯的亮度不够。经过调试,九月十三日(11月1日)正式向用户供应煤气,共安装煤气表58只,其中家庭用户煤气表39只。

当时的租界当局对此扶持力度并不强,根本原因是照明费用的提高。于是大英自来火房主动提出,免费在南京路上竖立十根公用灯柱及托架,为外滩至河南路这段最狭窄的部分提供照明路灯。此处马车交通量最大,照明能够改善路况,借此也使“公众对煤气公司的举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自来火房顺利与工部局商定了公共路灯收费问题。

十一月初一(12月18日)自来火房正式向公共路灯供气,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煤气灯。毋庸讳言,早期煤气灯有着许多缺陷,比如闪耀性很强,但作为新生事物,很快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上海老百姓为了一睹这一神奇的新玩意,都围着灯管看个不停,围观人群还纷纷议论,这火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煤气灯是以管道埋于地下引出成火,最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自来火”,所以煤气厂最初被叫做“自来火房”。也有人称其为“地火”。

更有人望文生义认为“地火”即地之火,担心“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有的赤足市民不敢从煤气厂附近走过,害怕地火攻入心脾(要搁现在一定会转发朋友圈“养生秘笈:自来火伤心脾”);有人甚至认为煤气灯是“鬼火”,对此感到惊恐万分。

上海开始使用煤气意义重大,这一年距离欧洲工业革命发明煤制气干馏技术才10多年,早于亚洲所有的城市,后来更被历史学家公认为上海城市公用事业的开端。

当时,租界的外国居民是自来火的主要用户,许多中国商人富户也纷纷申请安装煤气灯。康定东路八十七号,李鸿章给女儿李菊藕的陪嫁大宅(笔者按现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李菊藕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少女时代的居所。客厅中间装吊枝型水晶灯的地方就有一个硕大的铁钩子,那就是当年用来挂煤气灯的。

在没有电的时代里,点煤气灯就是上海上流社会的标志。

自来火灯与电灯的商战纵横

英商上海自来火房挟先发优势和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先后与法商自来火行、英商电光公司、日商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展开竞争,并多次主动降低煤气售价,相比之下,官商气息浓厚、市场局限于法租界的法商自来火行自然相形见绌。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法商自来火行在法租界的路灯供应专营权即将于光绪十七年期满,法公董局对法租界用气进行公开招标,结果倒是比较公开公正透明,英商自来火房中标,之后法商自来火行无奈将全部设备以白银3万两的跳楼价出售给英商自来火房。

英商自来火房战胜法商自来火行,仿佛上海人说的吃豆腐一样轻松,不过,其最大的挑战是电力公司的出现。 1882年4月26日,英国人立德禄等发起成立上海电光公司,资本规模为10.1万两。厂址最初在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在斐伦路(乍浦路九龙路附近)建厂房。电光公司铺设或借用工部局原来的灯杆,向市民展示照明的效果,然后等待合同的签订,简直就是复制当年煤气公司的模式。

(香港都爹利街上的煤气灯至今保留,出现在很多港剧场景中)

电灯作为一种更新的照明源,比煤气灯亮,又较安全,只是初期使用的弧光灯寿命较低,电力不够稳定,运行成本较高。在双方半个多世纪的竞争中,价格、灯具、稳定性及管理能力等因素在彼此的竞争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其中要数价格的作用最大。

1882年3月,煤气公司主动将路灯的费用从下月1日起降到每月每盏3元3角,还对各工部局办公楼,各救火会及黄浦花园的煤气费打八五折。但是同年9月4日,上海电光公司也出招了,从1883年1月1日起,电光公司每年以1.5万两的代价为整个租界提供照明。具体来说,是在南京路山东路口建造一座250英尺高的塔,上面安装8至9盏4000支光的电灯;在虹口,则建造两座较小的塔,各安装8盏2000支光的电灯,所有这些电灯均从黄昏点到黎明。

除了这些塔外,电光公司还准备沿外滩一带及其他需要的地方安装20盏电灯,还供应弧光灯,数量不限,每盏每周收费4两,从黄昏一直点到午夜12时30分。此后又一次明确为每盏每周5两。

从价格上看,一盏煤气灯一年花费约为29两,一盏弧光灯的费用是250两。照明效果上,据《申报》记载,第一批电灯试灯时,“礼查客寓(笔者按即现在的浦江饭店)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优势显而易见。

煤气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1883年1月15日,上海煤气公司也发函要求工部局准许该公司在南京路安装10只享有专利的灯头。2月19日,煤气公司又给工部局写信,希望在外滩、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和南京路安装享有专利的布雷式新路灯,每盏120支光,每月花费8元5角。

1883年年初,工部局得出结论,电灯是煤气灯费用的3倍多,几乎决定了租界照明不使用电灯。但是最终,工部局经过权衡还是大力决定推广电灯,这是因为电灯照明取代煤气照明的大趋势在欧、美等国早已出现,工部局和煤气公司心里都清楚,不能逆潮流而为。不过,因为煤气灯的价格优势和工部局对煤气公司或多或少的偏袒,两种照明路灯并存的情况,还是如前所说持续了50多年。

1934年,阮玲玉主演的无声电影《神女》中还有一组镜头记录煤气灯如何点燃:工人沿着靠在墙上的扶梯爬到灯柱边,打开灯罩,用明火把它点亮,把灯罩罩好再爬下来。但一年后的1935年,电灯就完全占据了道路与室内照明,煤气灯被全部取代。

早已改名为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来火房”其实早就根据这个大趋势开始调整经营方向,将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烹饪和取暖用煤气事业。当时上海分“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两者间最重要的判别标准就是有没有配备煤气灶具。

当然,那个时代煤气还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奢侈品,用户相当之少。据统计,截至1949年,上海只有1.7万户人家用煤气做饭,普及率才只有1.9%。某种意义上,煤气是那个年代高大上的清洁能源,而更多普通人家里用的则是成千上万只烟雾缭绕、耗时费力的煤球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