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风月传奇：百乐门与民国时期的舞女文化

旧上海以百乐门为代表的各大夜总会、舞厅，不仅是旧上海有钱人奢靡生活的缩影，也催生了一种特别的“舞女文化”，直到如今，各种民国题材文艺作品中基本都会加入这一元素，显得神秘而颇具魅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之初，西方冒险家不仅带来了害人不浅的鸦片烟，还带来了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比如交谊舞。在他们看来，吃得香，喝得爽，赚得腰包鼓鼓囊囊，这并非生活的全部，还必须玩得尽兴尽致，没舞可跳，没有舞女可搂，是绝对不行的。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由洋人创办）周末必有交际舞会，灯红酒绿，中国人还无缘置身其中。上海人崇洋媚外，善于模仿，交际舞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蔚然成风后，建造西式舞厅就成为投资家的热门选择。上海百余家舞厅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淘汰，百乐门、仙乐斯舞宫、大都会和丽都脱颖而出，并称为上海四大舞场。其中尤以百乐门广为人知。

仙乐斯舞宫

1929年，原开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怎么可以？于是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外观采用美国近代前卫的ArtDeco建筑风格，是当时30年代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红遍全上海。1933年，百乐门大舞厅正式开业，它外观华丽，内部富丽堂皇，灯光优美璀璨，再加上一流的爵士乐队和红舞女，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争奇斗艳，社交应酬的首选。

百乐门舞厅外景

百乐门由杨锡缪建筑师设计，号称“远东第一乐府”。建筑共三层。低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里面的设计极其现代，有大量的镍、水晶和白色木头布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尤其是阳台上一个由玻璃地板 做成的透明舞池，下方有脚灯，让人感觉好像在鸡蛋上跳舞，当两层舞厅全部启用时，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顶层装有一个巨大的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以有服务生在塔上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它代号，车夫可以从远处看到，而将汽车开到舞厅门口。

百乐门舞厅内景

百乐门楼顶中央矗立着高达九米的圆柱型玻璃银光塔座，璀璨无比的霓虹灯能熠耀一里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子只能泊在远处小马路等候。为方便舞客，百乐门玻璃银光塔上安装了许多彩色灯泡，串成一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子对应其中一个数字。当司机看到自己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时，就知道主人要打道回府了。

百乐门内景

传奇的百乐门大舞厅因为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不朽—–里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上海舞女在台北的一家低级舞厅里说：“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由此足见百乐门之奢华。

对一家舞厅来说，能否挨得进高档次，门口的气派和内部装修及侍应的态度等方面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聘用的是什么样的乐队。把演奏的乐队比做为这家舞厅的”灵魂”，是并不为过的。百乐门的乐队，都聘用菲律宾人，因为只有那些花不起钱的小舞厅才雇用华人乐手。

那时那几家大舞厅中的菲人乐队的演奏技术都是很娴熟的、快、慢华尔兹（快、慢三步）、勃鲁斯（四步舞）、伦巴、吉特巴（又称“水手舞”）、探戈、桑巴、恰恰、曼蒲………甚至连进行曲全都会奏。这些乐队很能紧跟潮流，国外流行出一首什么样的乐曲，不多几天就能搬进上海的舞厅里演奏了。1947年——吉米金乐队在百乐门演奏爵士乐及夏威夷音乐一炮而红，时间声名鹊起，成为当年第一支进入高级舞厅的华人爵士乐队。此外，百乐门大舞厅的歌手是上海市歌星俱乐部精选出的老歌专业歌星，梁实秋的第二任妻子韩菁清年轻时即是百乐门走红的“歌后”。舞蹈老师则是上海市交谊舞协会中的精英，其中更不乏国家级选手，可以说，百乐门大舞厅可说是所有爱舞者的天堂，是当时上海 “十里洋场，万千气象”的代名词。

韩菁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位叫陈曼丽的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日本派人抢杀在舞厅内。1954年，由于百乐门亏空严重，而由政府有关部门接管，而随着时代变换，百乐门也风光不复往昔。

百乐门建成后，一度租给某法国人经营。由于出租合同规定，百乐门老板根据客人人数抽成，这位法国人即规定舞客一律自带舞伴，而收费极为昂贵，这使百乐门蒙受极大的损失，不久，百乐门辞退该法国人，重新易人经营，并向社会招聘舞女。当时，舞女的月收入达三千至六千元，是普通职员的十倍以上。

跳舞中的舞女

以伴舞为职业的“货腰女郎”（舞女的谑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起先舞女多为外国妹，如西人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女均为西欧、白俄佳丽，日本人在虹桥开设的舞场，舞女均为东洋娇娃。后来，舞厅多了，规矩随之改变，中洋并取，水陆杂陈，各喜各好，应有尽有。

舞女的来源有四：一是茶楼酒家的女招待跳槽；二是妓女转行；三是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来此寻求刺激；四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为生计所迫而出卖腰肢。她们的年龄通常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实实在在吃青春饭。当年，上海只有几家大饭店附设的舞厅内没有伴舞女郎，其他舞厅少则有三四十名，多则有近百名。这也就解释了《太平轮》里舞女运动的场面为什么那么声势浩大。

除大牌红舞女外，普通舞女不拿固定薪水，全赖舞票收入。舞票须与舞场老板拆账，红舞女可得七八成，一般舞女仅得四五成。百乐门舞场的管理最为严格，舞女须经过考核，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方能进场伴舞，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舞女、舞客的安全和利益。舞女还得跟老板签订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管舞女个人生意如何清淡，收入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够几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准中途走人另寻赚钱的门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位半红半紫的舞女月收入高达一百八十元左右，而一位产业工人的月收入仅有十元上下，可见其进项不菲。不过，话说回来，做舞女也耗费本钱，她们的衣裙、鞋袜、首饰、化妆品和黄包车费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开销，再加上舞女的家庭负担不轻，从表面看去，她们风风光光，暗地里却也得过紧日子，比如说，她们在舞场里抽的是白锡包的三炮台，回到家里则抽老刀牌；舞场里吃的是三明治火腿，回到家里则用油条、泡饭勉强对付。当然，红舞女要另当别论。

在上海滩，舞女被称为“龙头”，舞客被称为“拖车”。手脚大方的舞客邀请自己心仪的舞女跳舞，照例先开香槟，香槟贵至十元一瓶，舞女扣佣10%——20%。有些相熟的“拖车”为了讨好“龙头”，还会想方设法塞钱给舞女。场内耳目众多，不便出手，又不便托侍役代为转达，于是他们预先将小费包在花手帕中，当翩翩起舞之际，若有意若无意地塞给对方。

为了避免众舞客共争一舞女而酿成祸端，舞厅普遍实行“买钟”制，舞客看中某小姐，即买断某段时间，请她坐台，或聊天，或跳舞。舞客若要在舞女身上寻求刺激，必须另外给舞女小费，她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明码实价，纵然舞客手脚不干不净，他也得量力而行。客人若看中某舞女，要带她去别的场所消遣，则先得买“出街钟”才行。通常所说的“红舞女”就是那些被舞场豪客抢着买钟的“货腰女郎”，她们的舞票多，收入高，被地痞、流氓盯上的风险也大。

有的红舞女人老珠黄，却不肯草率从良，她们就摇身一变，由舞女转为大班（又叫“妈妈生”或“公关经理”）。由于她们认识的熟客多，人脉广，在江湖上吃得开，善于利用手中的资源为一些入行不久的新面孔牵线搭桥，借此可以抽取数额不菲的佣金。这些大班在娱乐业中举足轻重，她们负责管理舞女，发掘新人，拉拢豪客，掌控人气指数，与红舞女一样，是各大舞厅的灵魂人物。最重要的是，舞场宾客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这些“大姐大”手腕娴熟，与黑白两道有交情，能够呼风唤雨，排忧解难，舞女遇到麻烦不能自己摆平，就得请她们出面。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舞厅对王牌大班的争夺往往趋于白热化。

舞场中最大的看点和卖点当然还是红舞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大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色艺俱佳而闻名遐迩。每天晚上，舞厅里围坐着一大圈舞女，但舞女大班总要为红舞女留出最好的位置，而这些“皇后”照例是姗姗来迟，方才显示出其身份之尊贵。红舞女的行头最为时髦，特别容易识别，而且每天必换，一星期内不会重复。“挂头牌”的走红舞女，以风姿绰约、纤秾合度令那些纨绔公子、走马王孙销魂荡魄，一掷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