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曾国藩形象在近代的翻转——兼谈范文澜的曾国藩论

作者：王锐

摘要：不同于晚清时期士绅阶层的普遍看法，章太炎对晚清名臣曾国藩颇多批评。基于革命立场，他认为曾国藩不仅在学术上缺少心得，时常借学术以干利禄，而且效忠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由西方殖民者组建的“常胜军”关系紧密，这些都需进行严厉批判。与此同时，章太炎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在清代被奉为官学，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理学名臣难逃逢迎统治者之讥，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理学的意义不容忽视。而作为章太炎的再传弟子，范文澜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史家闻名于世，但他的历史叙事里却时常可见晚清革命党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一方面不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方面也与章太炎的曾国藩论有一脉相承之处。从章太炎到范文澜，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精神层面的某种延续性。

自定鼎中原以来，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学，大力提拔理学之士，康熙朝更是理学名臣辈出。虽然清中叶以降，汉学兴起，于理学多有抨击，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也从中推波助澜，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却未受到动摇，反而随着《圣谕广训》的推广与地方士绅阶层的反复宣讲，成为民间社会奉行的伦理准则。道光朝以降，伴随政治与社会危机日趋明显，宗尚考据、不务致用的汉学末流开始受到较为广泛的质疑，“汉宋兼采”之说日趋流行。与此同时，唐鉴、倭仁等理学之士于朝堂上主持清议，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学术势力。在此背景下，当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渐广之时，与唐鉴、倭仁往来密切的曾国藩以士人身份创办团练，与太平军交战数载，最终取得胜利。这让曾国藩成为当时难得一见的挽救清王朝危局的身兼理学与事功之名臣。加之他重视修身，忠心事主，广揽人才，勤于著述，随着出自其幕府中的人物逐渐成为晚清政学两界之要角，曾国藩的形象越来越正面而完美，成为不少士人修身与经世的榜样。虽然不时有人对湘军之滥杀与曾国藩之好名颇有微辞，但仍难以动摇曾国藩在时人眼中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清廷在文化领域的合法性需要曾国藩的形象来维系。

正当曾国藩的形象在晚清士阶层中间越来越正面之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变局。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等人开始在南方鼓吹革命。不过，当革命势力初生之际，在不少士人眼中，孙中山与游民、会党者流没什么区别。毕竟，甲午战争后的第一代革命党人，既无科举功名，又非名宦出身，不属于当时社会结构里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基本上直至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主张革命方有改变。章太炎从小受到较为完整的传统学术训练，后肄业于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复受聘至在士人圈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章太炎的经学与小学研究得到俞樾、谭献等人的赏识，俞樾甚至颇为积极地推荐他到晚清重臣瞿鸿禨处供职。之后章太炎在时务报馆中与康有为门生因经学主张歧异而发生冲突，在陈衍的推荐下，另一位晚清重臣张之洞邀请章太炎赴武汉入其幕府。可以说，章太炎很早就得到了晚清士林诸多名流的认可，被视为继承江浙朴学传统、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才俊。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毅然投身革命运动，对改变革命党在士阶层眼中的形象起到极大作用，并且使革命党中多了一位具有扎实学术功底的理论家与宣传家。

章太炎自言：“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900年前后，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受到由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世界近代史著作之影响。章太炎通过明晰世界大势，进而分析中国政局。庚子事变之后，他目睹八国联军侵华、慈禧等人仓皇出逃，感到清政府不足以抵御列强的侵略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于是对之彻底绝望，立志推翻清政府，使中国摆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机。但是在宣传层面，章太炎深谙当时士阶层的心理，需要运用传统的语言与价值观念来向彼辈陈说清廷如何无能腐朽。因此，章太炎一方面极力表彰晚明遗老的学说与行事，强调他们的反清之志历数百年而犹存，借用明清之际的史事来激发人们的反清之念，并指出清代汉学之所以崇尚考据，原因之一便是继承顾炎武等人的遗愿，不愿出仕“伪廷”，甘以“学隐”自居；另一方面，章太炎揭露清廷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以控制、剥削广大民众为目的，所谓惠民之政多有名无实。与此同时，他极力批判那些与清廷合作的理学名臣，认为彼辈学术上无足观，立身行事多污迹。在这其中，曾国藩自然是章太炎特别关注的对象。而在这背后，还牵涉到章太炎如何理解程朱理学，以及反清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这样的政治叙事与历史叙事，以一种颇为隐晦的方式影响着另一场革命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同时也是章太炎再传弟子的范文澜，通过考察范文澜的曾国藩论，从中可窥见20世纪中国政治与学术流变过程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面向。

一、革命论视域下的曾国藩

收录于重订本《訄书》的《清儒》是章太炎分析清代学术流变的代表作。他在其中极力表彰清代汉学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清代汉学家的治学之道，“夷六艺于古史”，使人们可借助其成果来研究“上世社会汙隆之迹”，既能“明进化”，又能“审因革”。而对于清代理学，章太炎则认为“竭而无余华”，即缺少创获。在收于该书的《别录乙》中，章太炎剖析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宗尚理学之士在清廷的沉浮，着重刻画他们早已忘却儒家的夷夏之辨，千方百计取媚清朝皇帝，其行为常流于虚伪。清朝皇帝虽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经常利用他们来标榜自己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康熙尝言：“知光地（李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光地。”对此，章太炎评价，同样是道学家，但“宋、明诸儒多迂介，而清儒多权谲”。

对于曾国藩，章太炎亦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评价。在《杂志》中，他指出：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未尝建言持国家安危，诚笃于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死三十年，其孙广钧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在这里，章太炎认为曾国藩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学无定向，投机取巧，渴望声誉，根据不同的需求来改变自己的学术倾向；其次，他的所谓不世之功，很大程度上是靠湘军诸将领长期征伐来实现的，本人并无多大贡献，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也；最后，他醉心功名，十分希望得到清廷的认可，因此热衷于借军功来换取高官厚禄，对于国家安危却无所建树，章太炎将其比作唐末镇压黄巢起义的高官王铎与郑畋，其意便是强调曾国藩虽然颇为积极地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但依然不能挽救清朝的衰亡，就像王铎与郑畋二人不能阻止唐王朝的覆亡一样。在戊戌变法期间，章太炎曾与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铨合作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文集，二人关系颇为紧密。所以在这里，章太炎或许是为了增加其立论依据，遂借用曾国藩的另一位孙子曾广钧“大义灭亲”式的评价，指出曾国藩实为“民贼”。

在贬低曾国藩的同时，章太炎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起义。1906年，他为黄世仲编写的《洪秀全演义》作序，认为“微洪王，则三才毁而九法斁”。在章太炎看来，“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旂旄所至，执訉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在革命党中，平民出身的孙中山曾回忆从小在家乡听闻过不少太平军的事迹，因此在他的革命话语里，太平天国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推翻清廷统治的先驱。可是章太炎的情况却不一样。他出身江浙士绅家庭，虽然其祖父章鉴曾担任过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乡官，但毕竟整个江浙士绅阶层大体上很少正面评价太平天国，特别是曾国藩还是章太炎之师俞樾的坐师，因此章太炎这样评价洪秀全，在当时的士绅阶层里堪称异类，也凸显他的革命立场何其坚定。而依据章太炎对洪秀全的评价，亦可理解他为何如此贬低曾国藩。

在革命阵营里，章太炎认为刘师培是自己难得的学术知己。和章太炎一样，出身于经学世家的刘师培也比较重视通过评价清代学术与政治来唤起人们的革命之志。因此，从刘师培的相关言说里，可以进一步凸显章太炎观点的意义。在发表于1906年的《清儒得失论》中，刘师培从立身行事与政治立场的角度分析清代学术流变，表彰那些不与清廷合作的笃行之士，批判那些借学术以干禄的热衷之辈。关于曾国藩，刘师培指出：“曾国藩从倭仁游，与吴、潘、邵、朱友善。又虑祁门诸客，学出己上，乃杂治汉学，嗣为清廷建伟勋。”在他的笔下，曾国藩亦为善于投机之徒，其学术旨趣无非投清廷所好而已。刘师培认为，在清代，“校勘、金石，足以备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博公卿之欢；词章、书翰，足以博公卿之欢，而不足以耸公卿之听；经世之学，可以耸公卿之听，而不足以得帝王之尊。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所以，“治宋学者，上之可以备公卿，下之可以得崇衔”。通过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代宗尚程朱之士的指摘，刘师培从学术上否定了清朝的文化正统性。毕竟，彼时真正学有心得、行有所止之“君子儒”，多自晦行迹，不与清廷合作。他们的苦心孤诣，唯有今之革命党方能光大并实践。总之，在章太炎与刘师培那里，革命党不再是绿林草莽形象，而成为清代“君子儒”在政治上的继承者。清代汉学除了其学术上不可磨灭的地位，更有传承源自明清之际诸大儒的革命思想之功绩。

进一步而言，为了更好地明晰章太炎的这些思想特点，或许可以拿他在清末的主要论战对手梁启超来做比较。章太炎的重订本《訄书》初版于1904年。当其时，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名震一时的《新民说》。1903年梁启超赴美游历参观，这给了他一个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机会。在美国，他看到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产物的托拉斯如何想方设法剥削工人、挤压中小企业，也看到了美国政党政治中贿赂公行、劣币淘汰良币的弊病，这让他开始反思近代资本主义是否真如想象中那般美好。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美国的唐人街看到当地华侨极度缺乏组织能力，如散沙一般，彼此间很难团结在一起，显得政治能力十分低下。这些观察让梁启超颇为困惑，开始反思是否应该在中国宣传资本主义民主，自此他转而宣扬“开明专制”，认为在中国民众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之前，需借此法维持局面。与之相关的，就是梁启超放弃了先前一度颇为同情革命的态度，认为革命党的宣传是有破坏而无建设，会助长那些无道德之人趁乱生事。

因此，从美国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发表了《论私德》，强调私德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并抨击那些大谈破坏之人缺少私德。而在他看来，要想培养良好的私德，需从儒家传统里汲取资源。其中，曾国藩十分适合作为进德修身的榜样：

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05年梁启超编纂《德育鉴》。在该书末尾，梁启超以曾国藩为例，申说秉持道德以立身行事的重要性：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难、冒万险以成功名，而其泽且至今未斩。今日数踸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浊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睹。

由于梁启超的文章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他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那些读着《新民丛报》成长的政学精英。而梁启超的这番评价也基本延续着曾国藩去世后士绅阶层关于他的主流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评价曾国藩，也成为革命与立宪之争的组成部分。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梁启超的主张无疑更贴近由曾国藩等人所倡导的儒学形态，他的“开明专制”思想，从逻辑上看也颇与曾国藩那篇著名的《原才》之基本观点相似，即在中国，改造社会、扭转危局，不能指望让普通民众参与其中的民主政治，而是依靠处于精英地位的“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与近代中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之君、作之师的精英政治颇有亲缘关系。这样的思想脉络，也与章太炎在清末主张的“平民革命”“恢廓民权”“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截然相反。

二、近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的曾国藩

章太炎也并非在所有论著中都对曾国藩持批评态度。1913年，他因不满袁世凯日渐专权而被软禁于北京。他痛定思痛，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政局，思考为何革命之后的中国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这些思考所得收录于《訄书》的第三次改订本《检论》之中。在《近思》中，章太炎认为虽然世人常称袁世凯有专制之心，但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准则来看，袁世凯根本称不上有能力之人。他既不能行仁政以换取民心，也不能明刑法以整肃朝局，所以属于典型的德不配位。

为了证明这一点，章太炎就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例，分析他们二人如何崛起。他指出：

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患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平生陕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畴题署；宗棠身死无羡财，终身衣不过大䌷，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荈，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闲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

在章太炎看来，曾国藩与左宗棠之所以能名震一时，关键在于他们出身普通耕读家庭，比较了解民间疾苦，掌权之后主动采取一些有助于伸张民气、疏解民怨的举措。此外，他们在政治生涯里一直保持乡里本色，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朴实无华，乃至影响身边的人，使其在官场上有所收束。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章太炎所谓的“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之论，置诸历史情境，略有夸张之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虽对曾国藩等人有所肯定，但其标准与晚清士绅阶层的普遍看法并不一致，即不从曾国藩如何恪守儒家君臣之道、学术上如何兼采汉宋等角度立论，而是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恰恰由于他保留了乡土本色，这与晚清铺张奢侈、政以贿成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更是袁世凯等人所不能及的。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发表《诛政党》一文，剖析清季各派政治势力，认为：“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皙人，故政之猥贱尤甚。”在此背景下，曾国藩等人稍显朴实无华，已属难能可贵。

虽然章太炎面对具体政治环境常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但在基本政治立场上，他自始至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侵略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他一度与孙中山等人关系不洽，除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因为他认为孙中山不断尝试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实现政治主张。时至20世纪20年代，他之所以主张联省自治，也是担心由北洋集团控制的中央政府会利用其职权干卖国勾当。甚至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除了戊戌年间因不明世界大势而误作孟浪之论，认为联日有助于挽救时局之外，他一贯秉持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不像梁启超那样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却时常对白种人的殖民世界持仰慕态度。这一点是章太炎和其他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最为不同之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不会给予曾国藩过高的评价。1925年1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撰文，借分析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来评价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曾为鸦片战争期间的主和派穆章阿所提拔，所以“和戎之议，牢持于其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国藩张大秦氏，卒藉戈登兵以拔苏、松，其辱国有甚于和亲者。其后郭嵩焘之徒，乃诚以桧（秦桧）为明哲，此亦未足异也”。就此而言，曾国藩实有“招戎以轶中国”之罪。总之，曾国藩虽喜读《五礼通考》，但却忘记了儒家的夷夏之辨，在西方列强面前“始终屈节”。为了剿灭太平军，他甚至支持英国殖民者戈登组织洋枪队，借助列强兵力来镇压农民起义。在章太炎眼里，曾国藩在西方列强面前如此软弱，而且挟洋自重，屠杀本国民众，根本不能算合格的儒者。

回到历史现场，曾国藩办团练之初即撰《讨粤匪檄》表明心志。他以儒家纲常伦理为号召，宣称太平天国提倡拜上帝教是对孔孟之道的亵渎。但在章太炎看来，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并非如曾国藩所言那样，它是对满洲统治集团的冲击，是中国民众爱国思想的表现，堪称清末革命党之先驱。而曾国藩为了对抗太平军，让西方殖民者组成军队参与作战，从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实属引狼入室之举，并且开启后来各地军阀常常借助列强势力来进行国内战争之先河。很明显，章太炎对儒家的诠释是在近代国家建设的维度下来进行的，儒家学说不应成为那些有悖于近代国家建设行为的护符，不能自外于近代救亡图存的大潮。儒学伦理准则的发扬光大是建立在作为儒家创生之地的中国于列强环伺局面下得以生存之前提上的。

说起儒学，曾国藩堪称晚清理学名臣之翘楚，章太炎却对清代理学评价不高。因此，是否可以认为章太炎出于“反理学”的角度而批评曾国藩？这涉及章太炎如何理解程朱理学。他认为明清两代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皇帝斥责大臣时不再常以朝廷律令为准则，而多以理学思想为利器，动辄斥责大臣不遵守天理，使自己成为道德判官，将大臣置于道德审判台前。由于理学话语具有高度主观性，这就让皇帝能够随时凭自己好恶来控制大臣，使后者处于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状态。流风所及，清朝雍正皇帝很少以法律条文责人，而喜用理学话语呵斥臣民，将被呵斥者贬为违背圣人之道的败类，使之备受精神压力。章太炎对作为官学的理学常持批判态度，此乃根本原因。

不过，在社会伦常层面，章太炎却对程朱理学有另一番评价。在发表于1910年的《思乡原》中，章太炎认为相比于刻意装扮成狂狷之态以欺世盗名者，恪守儒家伦理，秉持庸言庸行，处世不悖常道的理学之士更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具体言之：

乡原者，多持常训之士，高者即师洛、闽。洛、闽之学，明以来稍敝蠹，及清，为佞人假借，世益视之轻。然刁苞、应撝谦、张履祥辈，修之田舍，其德无点。至今草野有习是者，虽陋，犹少虘诈。大抵成气类则伪，独行则贞，此廪廪庶几践迹君子矣！虽有矫情，未如饰狂狷者甚也。属之以事体，而无食言，寄之以财贿，幸而无失，期会无妄出入，虽碌碌无奇节，亦以周用。

在这里，章太炎把乡愿与理学结合在一起，认为后者所主张的日常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形塑着前者的行事风格。理学作为官学自然有不少弊端，并且易于为伪儒所假借，但理学的洒扫应对之道却并非一无是处。相较狂狷的夸饰，体现程朱理学色彩的乡愿反而能够慎独其身，不越绳尺，践行社会基本道德，维持日常秩序。而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处于时代思潮激荡、社会戾气横行的中国所最为需要的。因此他声称：“是故辅存程朱者，将以孳乳乡原，上希庸德，令邑有敦诲之贤，野有不二之老，则人道不夷于鹑鹊，利泽及乎百世，非欲苟得狂狷，为史书增华也。”

因此，章太炎并非因反对理学而批评曾国藩，说到底，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反帝思想，认为曾国藩在政治上是清政府的同路人，是与西方列强互相勾结的祸首，其秉持的理学是作为官学来为清政府服务的学说，是投清朝统治阶级所好的工具，相比清代汉学，本无多少学术创建可言。就此而言，离开对章太炎政治思想的分析，将很难理解他对曾国藩如此这般评价的意义何在。

三、继承与转化：范文澜的曾国藩论

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至少具有以下几种颠覆性影响：首先，开启晚清以降批评曾国藩之先河，使曾国藩的形象从士林领袖变为深具负面形象的人物，联系到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精英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章太炎的这番评价无疑也提供了人们质疑精英政治，质疑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士绅支配格局的视角，这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大众民主的重要环节。其次，从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而言，如何评价曾国藩，涉及如何评价近代历史过程中的晚清时期，毕竟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曾国藩一直是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如此评价曾国藩，也就开启了从革命的角度评价晚清历史流变的先河，曾国藩的历史功过被放置在革命的天平上来衡量。最后，曾国藩作为晚清儒者的代表，如何对其做出评价也涉及如何评价儒学。在多数晚清士人眼中，曾国藩之所以能被称为儒者代表，离不开他恪守修身之道，尊奉君臣纲常。而在章太炎的视域中，儒学（主要是理学）维系社会道德之功与长期被奉为官学的历史事实应区别对待。批评曾国藩，主要是因为他借学术以谋利禄，这与儒学的道德意义与社会功效并无关系。因此，要想在推翻帝制的背景下重塑儒学活力，需将曾国藩与儒学切割，并尝试阐释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且能激发人们爱国之念的儒学。

在20世纪上半叶批评曾国藩潮流中，除了章太炎，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堪称代表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就对曾国藩展开评论，后又专门撰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影响极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从师承关系上看，范文澜民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深受章太炎高足黄侃的影响。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著述中经常能看到范文澜援引黄侃的观点作为参考。清末章太炎在日本宣传革命时，黄侃常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号召人们推翻其统治。1907年，他在《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虽然对太平天国的内政、外交与宗教形式多有批评，但却强调：“我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提絜英豪，乘时而起，威灵所被，罔不归心”，同时用“为满作贼”来评价曾国藩。很明显，这与章太炎对此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

范文澜身为黄侃的学生，自然不会对章太炎、黄侃二人的政治与学术主张陌生。这既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底色，又具体而微地影响着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早就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的范文澜出版一本名曰《大丈夫》的小册子，意在通过叙述一些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表彰其精神，揭示其当代意义。在编写这本书之前，范文澜已较为广泛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也甚为熟悉，不过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宣传党的政策，不如说体现了章太炎式的革命主张。在“范例”中，范文澜强调：“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又言：“中国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谓忠义之士。他们只知道给异类效劳，却忘了种族间的大义，按照孔子修《春秋》，严辨夷夏的教训，这些人概所不取。”如果不提作者，人们很可能以为此乃清末革命党宣传反清革命的著作。

基于这样的思想脉络，就不难理解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评价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明显向中国传统靠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戴季陶诠释为继承孔孟道统的产物，国民革命被解释为具有“先知先觉”的党人基于道德感自上而下地救民于水火，唤醒民众、践行民主的因素被极力淡化。蒋介石则宣扬王阳明与曾国藩的思想，使之成为其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曾国藩，蒋介石认为“其文章真千古不朽”。他不但多次在各种场合要求国民党军政要员效仿曾国藩的言行，提倡他们阅读曾国藩的著作，强调“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而且还颇费周章地将自己装扮成继承曾国藩修身之道的表率，借此来彰显自己如何具有领袖气质。在中国近代史叙事方面，蒋廷黻在旨在凸显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中国近代史》中宣称：“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虽然蒋廷黻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探究原因时，他却认为“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而对于曾国藩等人，他虽然小有批评，却强调：“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这样的视野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像曾国藩这样地位的精英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而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沦为历史进程中的“失语者”，甚至是现代化事业的阻碍者了。

与之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近代史叙事，总体上看，强调的是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对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剖析从晚清到北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与列强勾结的方式，着重分析不同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形式。但具体到每个史家身上，则各有其论史考史的特色。今人已经揭示，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中，除了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那些基本要素外，体现出比较明显的继承晚清革命党政治思想之特征，将传统的夷夏之辨转化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十分重视剖析清廷内部的满汉冲突与派系争斗，较之那些与苏联史学关系紧密的学者，范文澜的论著更能体现本国特色。在这一点上，他对曾国藩的批评尤具代表性。从政治论战的角度而言，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论曾国藩部分以及《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固然是在与蒋介石、蒋廷黻对曾国藩的评价针锋相对，但从思想传承上看，范文澜的曾国藩论明显与章太炎的曾国藩论有一脉相承之处。比如他认为曾国藩“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又比如他这样评价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表现：“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作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廷、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些观点，不难让人想起章太炎在清末对于曾国藩的那些评价。

章太炎虽对曾国藩持批评态度，但却认为程朱理学还是有正面意义的，范文澜亦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程朱理学常被视为负面的东西，特别是抗战期间贺麟、冯友兰、钱穆等与国民党政权走得比较近的学者极力宣传理学的价值，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经常针锋相对，从回应这几位学者的论著，延展至对理学展开批评。而范文澜则主张应区分作为官学的理学与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理学。比如在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认为：“宋儒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讲得更周到切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可是修身养性以外，却很少有所发挥。”新中国成立后，在1963年的《经学演讲录》中，范文澜又言：“宋学的兴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乱，伦常败坏。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宋学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伦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学重个人气节，因此，宋以后，国家危亡时，民族气节提高了。这样看起来，宋学也有其积极方面，不是完全消极的。”可见，范文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但却并不否认理学在修身与培养气节上的意义。联系到他那本《大丈夫》，可以推断，范文澜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固然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剖析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极有助益，但更为深入地看，离不开儒家，特别是理学传统中正心诚意、经世济民、严夷夏之防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些体现出强烈道德意识与忧患意识的因素，推动他从传统经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从章太炎到范文澜，亦可窥见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某种精神层面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