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吴稚晖:跨越五十年的恩仇

作者:王坚

要论近代有名的“疯子”,章太炎和吴稚晖都榜上有名。前者一生,傲岸不群,如猛虎下山,横扫千军;后者一生,却精灵古怪,雅好以恶作剧取乐,似乎总是童心未泯。在好斗使气,懒得理会人情世故方面,两人却又很是相似。他们的言行,多放纵不羁,特立独行,或“大逆不道”,得饶人处不饶人,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没有一点中庸气象。

章太炎

偏偏这两个人,在人生观念、文化见解、政治信仰上针尖对麦芒,不可调和,而时代和命运又一度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其间,私事公事天下事,一齐迸发—— 疯子对疯子,免不了大演“龙虎斗”。此时此境之下,想要没有传奇与纠葛都难!

英雄入狱 天地悲秋

1903年闰五月初,一群中西捕探持着拘票,冲进上海爱国学社。章太炎在客室正襟危坐,静候着他们,双方一打照面,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捉拿章炳麟,我就是。”言毕,从容就捕,被带到巡捕房。

之前,他并非不知道一点风声;管事的租界当局,也并非十分乐意抓他——后者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向包括前者在内的革命党人,释放出不祥信号。只要不是有意滞留,这些不安分的革命党人,总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信号,然后从容逃逸。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1902年,《苏报》 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合作,鼓吹反清革命,双方约定,学社教员轮流为报纸撰稿,而报馆则每月赠学社一百元,以济其经费空缺。自此,《苏报》 言论日趋激烈。学社的章士钊出任该报主笔之后,更是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推介邹容 《革命军》 的文章(其中一篇为章太炎的 《序 〈革命军〉》),及章太炎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社会反响最大,可称振聋发聩。章太炎等人的被捕,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邹容 (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时倡导反清救国,是留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回国在上海,寄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两人志气相通,故相谈甚欢。1903年,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 《革命军》 脱稿,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由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大呼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主张以美国为师,建立共和,并誓要与清廷“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主权外来之恶魔”。其言论之大胆,如黑夜闪电。故一出版即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销行达百万以上,成为清末最畅销的书籍。章太炎为之作序,称赞此书为“义师先声”;他自己还另外作有一篇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既驳康有为之谬论,又与邹氏相呼应。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又说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未便进行革命。章太炎文章中则说,按世界通例,推翻专制,流血牺牲,不可避免,革命,不但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且“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邹容

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清廷当然不能容忍,故严谕两江总督予以拿办。命令一级一级下达。不想,《苏报》 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以内,享有治外法权、不服清廷法律管制的租界当局,却不吃天朝秩序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那一套。他们以保护政治犯为文明国家的通例作为挡箭牌,拒不听令。清廷无法,只有改变策略,依法起诉爱国党六人,又加派候补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欲与外国领事团交涉,由租界当局逮捕并引渡章太炎、邹容诸人。后来,经磋商妥协,双方同意捕人,但约定在捉拿以后,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员会审,如果查实为有罪,亦须在租界之内办理。

在此前后,租界当局已经屡屡传讯章、邹及涉案的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名为问话,实则表示保护,所问问题,不过是“你们只是读书和批评,没有军火吗”之类,还暗示各人,令其早日出走,并不会严办。后来签发拘票,也早已有风声传出,故章士钊诸人,还有之前已经负气的蔡元培,皆能从容离沪躲避。在章太炎被捕的头一天,还发生了探捕大闹 《苏报》 馆一事,他们出示了捕人牌告,并锁走报社司账一人。当晚已经得到了消息的章太炎,要是一走了之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日的被捕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章太炎坐牢,实是他自己求仁得仁的举动。他见旁人皆遁,自己却独不肯去,并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已经七次,现在是第八次,我志在流血,何必逃走!他还劝诫邹容不要逃逸。邹容毕竟年少,定力不足,所以最后在章被捕那一天,还是从后门逃走。但经章太炎入狱后“驰书劝之”,以大义相招,隔一日,邹容即自行投狱。

这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 《苏报》 案。

当月14日,该案正式开庭审判。整个审讯时断时续,清廷摘取 《苏报》 言论,指控章太炎等“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两人则直言不讳,大胆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文章”的作者,但对清廷的指控,则一一驳斥;章太炎在法庭上与对方辩论,滔滔不绝,竟令会审委员们哑口无言,无从驳难,英国领事拍着桌子,方禁止他发言。清廷既不得引渡“罪犯”,案子在租界审判,罪证言论,按例尚须译成英文。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导致在汉语中刺激性颇大的词句,到了英语中变为平淡无奇。如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一句“载湉 (即光绪皇帝) 小丑,未辨菽麦”,英译者不甚了了,译为“载湉是个小贼,分不清豆子和麦子”,听起来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租界当局最后结案时,只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期满开释,驱逐出境。以中国专制时代的“大逆”罪名来衡量,此案量刑之轻,为有史以来仅见。

章邹两人本来肝胆相照,同陷囹圄,并肩患难,更见情深谊重。章太炎作 《狱中赠邹容》,诗称“邹容吾小弟”为“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邹容以 《狱中答西狩》 相和,称“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可惜的是,邹容年轻,不堪磨难,最终在刑期将满之前,病死狱中。邹容之死,虽属意外,但追究起来,与当年章太炎写信相招,毕竟有脱不开的干系。我不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章太炎思之,不免既痛且愧。他出狱之后,不忘为邹容立传,且在家中供邹容遗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就兼有怀念并赎罪之情。

偏偏有一个人,在 《苏报》 案中,对章太炎得罪在前、又出言无状在后,甚至于对章太炎以大义相招邹容一事,也妄揣其意,作诛心之论。如此言行,怎能不惹是生非,造出事端。

此人正是吴稚晖!

吴氏夜奔 疑雾重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在章邹两人计划坐牢的时候,同在爱国学社,且一度也被列入清廷黑名单的吴稚晖,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 远走高飞。

就在章太炎被捕前一天,吴稚晖与章太炎一行五人,到被捕探大闹之后的 《苏报》 馆,来问捕票上要拘拿之人的姓名。只见章太炎、邹容都赫然在内,吴稚晖却榜上无名。当时有人发问:是赶紧躲起来好,还是让他们捉了去好?章太炎听见这句话,两眼直视吴稚晖等。吴与之素有积怨,但一时不便说躲,于是只好“支吾其词”。章太炎当即扬长而去。吴这才大声说:当官的要捕,我们就让他捕去,那不如刚刚上演说台讲革命,一下台便将自己的脑袋割下,送与当官的好了,我想,还是躲起来好。

吴稚晖

当日晚,约11点,吴稚晖等人趁夜来到爱国学社,匆匆将放在楼上的铺盖卷走。当时正睡在楼上的章太炎,可能为他们收拾东西的声响惊醒,在被中骂道:“小事扰扰!”次日一清早,吴稚晖又来学社等人,正撞见独自吃粥的章太炎,两人互相作出鄙夷不屑之态。紧接着,吴匆忙躲去;不多久,章太炎即被捕走。

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在上海虹桥一家石灰店楼上躲避多日的吴稚晖,终于悄悄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龙门号轮船,远走香港,旋转赴伦敦,后来又移居法国。事隔多年,他才重回故国。

这边是英雄入狱,天地悲秋;那边却“逍遥法外”,行色匆匆。

大难临头,脚底抹油。这是人类正常的想法,当时也并非只有吴稚晖一人有这个打算。他的与众不同,在于出事和逃跑之前,农历闰五月初二日,他与清廷查案专员俞明震,有过一次单独的会见。

这次会见,在章太炎被捕之前,吴并未与别人谈起,所以本来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然而,闰五月十二日,章邹等人被捕后,吴稚晖在探监时,却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全盘向他们道出。

原来,两江总督加派来的候补道员、办案专员俞明震,正是吴稚晖好友俞大纯之父。那日,俞大纯遣人约见吴,吴应约入门,才知是大纯之父俞明震托子之名,相约前来。双方寒暄毕,各自发了一些议论,俞即取出一件公文,中间赫然写着上谕,令俞明震会同上海道,拿办“逆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即行就地正法”。俞明震接着示意吴稚晖早日起程,离开上海这是非之地,远走国外避难。俞还留吴吃面,为了免去吴的疑心,俞举箸先食,以示无毒。

此次会见,与吴稚晖后来没有出现在要被拘拿的名单上有着莫大关系。但是,他没有想到,此事一经他自己口中说出,日后一系列的是非,便也由此惹出。

“吴妖怪”碰上个“章疯子”

《苏报》 案发,章太炎与吴稚晖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然而,两人之间的恩怨,却并非始自此次事变。

事情还得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成立,及其后来与 《苏报》 的合作谈起。

义和团“拳乱”之后,清廷反省到兴学读书刻不容缓,于是明令各省,开办学堂。上海的革命志士蔡元培等,借此机会,于1902年4月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却鼓吹革命。议定之后,驰书各地同志,到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举为会长。初时因为人数少且经济困难,所以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当年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学潮,当局处置失当,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从中调停,不得要领,于是愤而辞职,誓与学生共进退,“遂成自来未有之退学大风潮”。他率领一百多名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为安置他们,12月,中国教育会筹资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出任总理,从日本归来的吴稚晖 (他一开始就任学监)、章太炎,也陆续来此,担任义务教员。学社开学后,各地闻风来学者甚众;学社组织亦极端自由,且每逢各省有学生反抗退学之事,则必发电祝贺;教育会还率领社员,每周于张园安恺弟聚集,开会演说,倡言革命。一时之间,精英荟萃,声势浩大,进入全盛时期。爱国学社社员,也都入会成为教育会会员。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因不满学堂当局干涉言论自由,也退学到沪,教育会与学社之声色,又为之一壮。

当时上海各大报如 《申报》、《新闻报》 等,对革命党人的言说,多持反对论调。于是吴稚晖提议,作为对抗,教育会和学社自己,也必须有一份机关报。刚好创办于1896年的 《苏报》,当时刚由因教案被清廷革职的江西铅山前知县陈范 (字梦坡) 接手,他心怀愤恨,所以在报纸上持论较为激烈;在他有意与革命党人携手之后,报纸上大唱排满兴汉的议论,更是高响入云。一时之间,全国骇目,官场忌恨,终于引来“《苏报》 案”。

作为同事,章太炎与吴稚晖却很少有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两人都天生一副稀奇个性,一个奇崛,一个古怪,两个以“骂人”著称的“名嘴”凑到一起,一开始就铆足劲拌上了,一拌就是半个世纪。

要论“疯”劲,“章疯子”不必说,遐迩闻名;“吴妖怪”也不落后,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早年,吴氏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为《何典》 的讽刺小说,其开篇就是:“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氏自道读后大悟,从此以后,文风一变,下笔千言,辄俚语与俗词齐飞,排泄物与生殖器共舞,骂人必到狗血喷头而后止。其言其行,都以怪异出名,又毕生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意即不肯含糊)”为座右铭,时人称之“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此人年少时,曾与同窗钮永建等人,以石块、砖头等物,投向江阴知县的轿子,把县太爷当场砸了个鼻青脸肿。他们自己,也被衙役们“捉将官里去”。原来,旧时规定,官员过孔子庙,理当下轿,这位老爷倚着势力,不按规矩办事。吴稚晖等人看不过,认定父母官“非圣无法”,以致斯文扫地,所以决定砸轿。吴手里还捏有一张王牌—— 按大清律令,举人与知县同级—— 身为举人的他,又何惧于知县呢!果然,识趣的知县自知理亏,恐事情闹大,有碍仕途,赶紧赔礼道歉,用原轿将“吴妖怪”送回书院了事。

1902年,吴稚晖大闹中国驻日使馆,更是使他一举成名,成为造反牛人。那时人们赴日留学,以学习军事为时尚。吴氏率男女留学生数十人中,就有九人想进成武军校 (号称为军官之摇篮) 学陆军。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 (和甫),按理应为他们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秉承上意,虚与委蛇,不肯开保证。吴稚晖几番交涉,磨破嘴皮子,仍旧无功而返。他一怒之下,与人率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跪求终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没有想到的是,他请命不成,反遭拘捕;公使馆与日本警方还私下勾结,判了他一个驱逐出境。吴在牢中,写下绝命书,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之语;次日被押解,途中他乘警察不备,跃入河中自尽。日警将他救起,仍旧硬行遣送。他临走时,有数百留日学生来送行;梁启超也自横滨赶来话别,回去后还作文称赞他——“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在日游历的蔡元培怕他再次寻死,竟决定同船相伴回国……七月初十,轮船到沪,中国教育会同人,在张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者百余人,“稚晖登坛,备述颠末,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和甫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章太炎没有赶上这场讲演,此时他也刚刚从日本返国,潜回乡里,一心著述,直到次年 (1903年)3月,他才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学社,成为吴稚晖的同事。

吴稚晖的锋芒毕露和玩世不恭,在章太炎眼里,却显得鄙俗不堪,甚至是哗众取宠。吴稚晖自比为“刘姥姥”,出入于大观园里。从来不喜欢投靠任何政客的章太炎,对他这种行为很看不惯,视为污点,后来还讽刺他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吴氏曾自命为康梁“维新党”人,又曾在盛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吴稚晖大唱物质文明、科学救国论、进化论,鄙视国故,他曾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 中这样抨击:“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主张“比类知原,别创新律”,认为不整理国故,就做不出有根基的创新,对吴氏的妙论,当然大为反感。所以两人虽然同在爱国学社,本来应该同仇敌忾,但实际上关系紧张,互相嘲笑詈骂之事,时有发生。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本来是会社二而一,一而二,没有畛域之分的。学社开办之初,教育会为其筹措经费,会员担任义务教员,亲密无间;但到后来,教育会财政紧张,不但再没有大宗余款资助学社,反而显得是它要借学社收取的学费,以苟延残喘了。财政纠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者的裂痕,加之又有账目不清之事掺杂其中,所以学社方面,有激烈者,开始大出怨言,大闹独立。蔡元培对学社行为不以为然,但是他态度温和,不偏不倚,以示无私;吴稚晖却偏袒学社,与章太炎坚决主张不与学社合作,针锋相对。各方互不服气,于是会社之间,上演了一场类似梁山泊内夺权与反夺权的好戏。吴稚晖气走了蔡元培,章太炎却当众拍着桌子,骂吴稚晖要学宋江那样搞阴谋篡权,并说“有我在此,汝做不到”。口若悬河、骂人无数的吴稚晖,当然也不甘示弱,两个“疯头疯脑”的人,不免舌战一场。

会社之间的内讧,因调停无效,最后还是分家走路,“当时论者,莫不叹息我国民族之缺乏团结力”。不多久,《苏报》 案发,会社均渐渐走向末路,章吴两人,亦彻底反目。

半个世纪后仍是疑案

吴稚晖私下会见俞明震一事,当时便从狱中传了出来。在美国的梁启超听说后,于1903年6月27日给蒋观云的信中,便说自己一开始不太相信此事,后来见到章太炎狱中所书,才知吴稚晖“鬼蜮手段乃至此极”,“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

所幸,此时“吴妖怪”与“章疯子”两个主角,一个出国,一个坐牢,倒是几年内相安无事。

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再次流亡日本。1907年3月,为纪念邹容,章太炎在宫崎寅藏等人创办的《革命评论》 第十号上发表 《邹容传》。此文记述了《苏报》 案发前后经过,在吴稚晖那里,一石激起千层浪。

《邹容传》 责骂吴稚晖曾经依附权贵,仗势欺生,又尤其详细写了俞明震“召”见吴氏一事。其中,章太炎除了交代俞氏曾示意吴氏逃跑之外,还多写了一个细节,即吴稚晖曾从袖内拿出邹容的《革命军》 与章著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向俞明震献计策、进谗言:“为首逆者,此二人 (指章邹两人) 也。”文中写到邹容投案,“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自首”。

在法国的吴稚晖,于当年冬天看到了这篇文章,次年1月,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反诘章太炎,问他传记中所记有关他会见俞明震一事有何根据,“如为想当然语,亦请见复”,“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为也”。

章太炎不久即复信,并将其发表于 《民报》。此信言辞口气,极为严厉,首先说见俞明震屈膝请安、赐面及劝其善为谋之等事,都是吴氏探监时自述;献策一事,则是听人所言,吴稚晖探监时为邹容反问,当时他“面色青黄”,可以坐实此事;在信中,章太炎还对吴氏的人格,做了彻底的否定,说“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章太炎说:我与你的纠葛,和我与康梁等人的相争不一样,我不光要骂你的主张无政府主义 (吴氏自称烧成灰,自己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是十足的幼稚,还要揭穿你的为人,“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你的人格有问题,“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对吴氏的诋毁,章太炎也一并骂了回去。

吴稚晖在回信中大骂章太炎这是“忮狠忌刻,随意入人以死无葬身之地之罪名”。他为献策一事为自己辩诬,说章邹之书,市面上早就有之,何须他来献与官家。吴氏说:你早就知道逮捕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还骂我等为“小事扰扰”,你自己不逃跑,被人抓走,“可谓求仁得仁矣,又何怨乎”?反倒是你在大堂上反供我的名字,不见效果,又在 《邹容传》 中诬蔑我出卖朋友,此事值得你反省;你写信要邹容等来自投罗网,不会没有“落水求侣”的嫌疑吧;邹容瘐死,你在 《邹容传》 中又讳言你写信相招的事,恐怕是心虚吧!

章太炎在复信中,以要吴氏“善钳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回敬。他说:你在探监时,料定我们必死,“以此自鸣得意,故直吐隐情而无所讳”,现在自食其言,恐怕晚了吧;我死守学社,“犹军吏之死城塞”,对邹容我以大义相招,仿佛昔日吕安、嵇康故事,汉土先贤,有此成例,“安知所谓落水求伴者哉”;而文字记载,有详有略,不写大义相招,只说邹容投狱,“义不负心可也”,即使自述其事,于我又有何损;至于把你反供出来,是因为你早定了逃跑日期,我已经算好,即使栽在你头上,也抓不到你了。

接下来,吴氏骂章氏“直欲以善诳为生活”,“信用一失,必不齿于人类”。章氏称吴氏为“牛襟马裾之洋奴”,人格尚不如污吏劣绅,“足下特一租界买办之才,略能作一二旁行书,驴非驴,马非马,而引此语以自蔑乡邦,是谓不知耻,是谓不知分量,是谓蛙黾不知日月光明,是谓盲龟跛鳖不知天高地厚”。从旧账到新账,从私事到公事,从是非之争到主义之争,再到人身攻击,双方势同水火。吴氏大用脏字,把章太炎给他的复信比为“他随即神速的,好像脱了裤子似的,连珠的放着,寄到最后一复”,他表示“得了机会”,就要“脱下鞋皮,打他十七八个嘴巴”。

双方关系一直紧张到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直到二次革命前夕,为了使民党一致对外,才由与两人关系都甚好的章士钊出面,邀章吴一起,到他家赴宴。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客客气气,旧事则一概不再重提。此后,两人偶尔见面,有时也是说说笑笑。袁世凯倒台后,两人还在孙中山、李烈钧处一道议事。

然而,这笔旧账留在双方内心中的阴影,却始终未曾完全散去。

1923年,吴稚晖在北京见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中仍有 《邹容传》 一文,虽然有所删改,去除了细节,但指责吴受俞明震之纵容,兼且卖友求荣之事实,赫然仍在。稍后,吴回上海,见到章的《章氏文钞》,里面也收了一封过去骂他的所谓“秽信”。觉得受到侮辱的他,不免又怒火中烧,跳将出来,在1924年初的 《民国日报》 上发表一文,文中嬉笑怒骂,一再数说章氏劣迹,说他“抱残守缺”,除了已经过世的刘师培外,当世没有一人可以对抗。吴氏文章结尾,还放出话来,似乎文戏过后,还要与章氏演一场打落牙齿的武戏,所谓“猪相打后狗相打”也。

然而还不等他们打起来,章士钊又出面做和事老了。他说“吴章交恶,为革命党中一大不幸事,至今迹仍未泯,不幸尤甚”,而自己于两方“皆有厚谊”,曾经居中调停,做过鲁仲连。他又为吴稚晖辩解,说他在 《苏报》 案中绝无通款之嫌,又劝双方以大局为重,各自检点口舌;如把兄弟阋于墙、相互痛诋的臭事公之于众,“张之只益吾羞”。一场冲突,到底还是平息了下去。

1936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教育会老会员蒋维乔 (竹庄)的文章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间涉及章吴在会社之争中的冲突,以及《苏报》 案发前后的恩恩怨怨,说到章太炎对吴稚晖在见俞明震一事上的指责,则说“稚晖至今,莫能自明也”。吴稚晖气不能平,提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尽其可能地录入他与章太炎发生冲突的各种细节,及来往回复之原始信件,一则为自己辩白,二则对章太炎作一次总的清算。

那一年,章六十七岁,吴七十一岁,都已经垂垂老矣。然而,种在心里的怨恨,却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大而稀释。吴稚晖在长文中说:从1924年至今,我在政治上得意,他在政治上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他现在在苏州讲学,党报现在也在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哪一天他要投到青天白日旗下,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时,“我也准备着皮鞋候他”。可惜的是,此番争论,既非由章太炎挑起,也不能由他来做答复了。该年6月,面对着即将遍地而起的抗日烽火,章太炎留下仅有两语的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即撒手西去。单独留在人间的吴稚晖,一直到1943年,还发表《上海苏报案纪事》 一文,继续为自己辩白。不过,这半个世纪的恩怨,到头来却只能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了。再过得十年,他也要向人间谢幕了。

是耶?非耶?当事人在的时候,有些真相没有彻底澄清;当事人现在俱已烟消云散,真相当然更是难以分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