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一切都受影响:沦陷区上海色情业一变再变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于陈存仁先生回忆录。

抗战期间，沦陷区是很乱的。日寇、汉奸、黑帮分子横行，法律不存在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也被打破了。因为战争的影响，很多原有事物也发生了改变，包括色情业。

上海租界妓院是最发达的。因为有巡捕房和黑帮的包庇，大小妓院多如牛毛。当时有名气的妓院就有二三百家。上海人把妓院当做高级消费场所，去的多是有钱人。一般邀请妓女聊聊天，也要花费一到几块大洋，名妓更是几十甚至数百元，普通老百姓自然消费不起。

813淞沪抗战打响以后，上海人心惶惶，大家都为保命，谁还有心情去逛妓院。所以，从战争爆发开始，妓院生意一落千丈。

当年的妓院和今天的洗头房不同。就像《鹿鼎记》中的丽春院一样，很多属于高档娱乐场所。房屋很高档且宽敞，很多还是小洋楼，里面家具、摆设、古董等等都非常值钱。

妓院里面的烟酒多是免费，档次还很高，这时候自然也不能这么算了。

妓院除了妓女以外，还有很多仆人、厨师、乐手、艺人之内，花费巨大了。

随着生意的萧条，妓院的老鸨们就支持不下去，逐步关门。一些老鸨将妓女遣散，房屋出租以换取生活费，维持生计。

妓院虽然没有了，但不代表没有妓女了，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

其一，就是舞女。

战乱时期，很多人抱着及时行乐的思想，愿意花一些小钱行乐。于是，上海出现很多舞厅，从高档到低档不计其数。

高档舞厅，往往配有乐队，舞台也是非常高级的，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百乐门。

低档舞厅则不可能用乐队，多用唱片伴奏。

舞厅的门票也不贵，高级的不过1块大洋门票可以跳3场，低档的可以跳多达12场。

跳舞得有舞伴，自然出现了无数的舞女。这些舞女很多是原本妓女转行，也有刚入行的良家妇女。高档舞厅一般有舞女60到120人，规模很大。

舞客买了门票以后，需要将门票交给挑选的舞女。事后，舞女根据获得门票的数量从舞厅领取提成。

自然，如果是所谓当红舞女，会被一群舞客包围，就要从里面挑挑拣拣。很多舞客为了博取舞女的欢心，往往在门票里面夹着厚厚的现钞。

如果舞女对舞客有意思，跳完舞以后自然可以去旅馆睡觉，舞厅是不干涉的，也不会提成。

相比之前的妓院，舞厅买春显然要便宜一些，也不需要传统的老鸨和妓院。

总体上来说，舞厅卖淫是比较含蓄的。舞客在舞厅里面最多同舞女打情骂俏，绝对不能随便动手动脚，更不能胡作为，都比较斯文。名义上舞厅只是跳舞，舞女出了舞厅就和他们无关，卖淫与否是舞女的个人行为。

有意思的是，还有更便宜的卖淫方式。

日军占领租界以后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人人生计都出现问题。很多良家妇女，也被迫出来做事求生。一夜之间，报纸上出现了一种向导社。最初的向导社，只是提供女孩子陪人吃饭、聊天、旅游。

一般是客人电话联系向导社，女孩应约去饭馆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而已。女孩子或者说女向导都是青春靓丽的，打扮时髦的女学生。

身为中医的陈存仁回忆当年：隔了10分钟，4个女孩走到我们座位。她们穿着统一的蓝色旗袍，像制服一样。入座以后，她们同我们说说笑笑。1个女孩还大发议论说，向导是正当职业，国外也有类似的。她们几个刚刚出来做这行，很多地方不熟悉，希望客人原谅。她们谈吐很斯文，脸上也不是浓妆艳抹，一点看不出性感妖娆的样子。吃完饭以后，朋友付款给她们，大家礼貌的分手了。当时向导的费用是1小时1元，向导社和女向导一人一半。

只是，这种情况很短暂。向导陪人吃饭收入不高，客人又不多，很快就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卖淫。

不到3个月后，一瞬间出现了100多家向导社。此时，就有很多之前的妓女混入其中了。

模式还是一起吃饭，饭后如果无意买春就付款1元。如果看中了女向导，就必须付款10到20元。如果女向导愿意卖淫，就收下钱同客人去旅馆。

没有多久后，连吃饭都省了。变为客人电话邀约女向导，两人在路上谈价格，然后去旅馆，类似于今天的应招女郎。

这样一来，买春的价格就便宜的多了，直截了当，不用再去吃饭、跳舞浪费时间。

日伪控制区一切都很乱，保不准明天自己就没命，很多男人放纵自己。

一时间，租界旅馆生意居然火爆起来。一些向导社就开在旅馆里面，还雇佣人将印有女向导照片的宣传品送到每个房间，做宣传。

为了猎奇，很多向导社无所不用其极。一家叫做陶陶的向导社，找到一个发育畸形，有三个乳房的卖淫女。他们竟然以此为噱头，通过报纸发表炒作。一时间，陶陶向导社生意极为火爆，老板大赚特赚。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日伪政权都根本不予制止。

有了女向导以后，舞女行业又被冲击，很多舞厅关门了。女向导人数，则一下提高到数千人。

这种色情行业的畸形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也是沦陷时期特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