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娼妓业揭秘

节选自苏智良陈丽菲之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
一、“东方花都”沉浮录
旧上海被称为“东方花都”，淫业之盛，娼妓之多，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据1934年12月3日《申报》统计，当时的伦敦每960人中有1名娼妓;柏林每580人中有1名娼妓;巴黎每491人中有1名娼妓;芝加哥每430人中有1名娼妓;东京每250人中有1名娼妓;而上海每130人中有1名娼妓。黑社会中的贩卖人口者为娼业提供妓女来源，职业流氓打手充当了娼业中的龟头、护院，而不少的男女黑道恶霸则直接开设、控制妓院，至于那些与租界当局相勾结的大亨，更是作为娼妓业后台，坐收渔利。

上海的娼妓业(指公开的妓馆)是到明末清初时随上海城的、发展兴起的。当时有部分苏州的妓女到上海开业，她们擅长弹唱说书，以此招待客人，故被称为“校书”、“录事”，这在《沪城备考》、《蘅华馆日记》、《墨余录》等书中均有记载。校书、录事所居之“书寓”多在繁华的东门一带。还有一些演出花鼓戏的坤伶，因花鼓戏被清政府列为“淫戏”而严禁，故不少人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们常常白天在茶楼酒肆卖唱，夜间陪嫖客过夜。到乾隆、道光年间，开办公开的与半公开的妓院已十分盛行。当时妓女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商人，另一类是兵勇，因此妓院主要集中于商业集中的东门一带以及兵营驻扎的西门周围。此外，还有一种花船，似秦淮画舫，花船妓女也接待外国商人。
19世纪40年代，城内中心区虹桥妓女“鳞次以居，其中粉黛杂陈，无不各分门户，以苏常产者为最上，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其次也。虹桥周围的西仓桥、张家弄、梅家弄、唐家弄等处，也是烟花茂盛之地。
小刀会起义后，城东部的妓院营业受到了影响，太平军兵临上海之时，处于战区的西门一带的妓院也迁入租界。此时，维扬、秦淮河畔以及苏州等地的妓女也随逃难大军来到租界，租界最繁华的地区是洋径浜、宝善街(今广东路)一带，沪上娼家也集中于此，如公兴里、东公兴里、公顺里等弄堂是卖淫业的中心。这些妓院妓馆只要按时向工部局交纳税款，领取执照，便可公开营业。由于富商大贾云集，流动人口的增加，男女比例失调，再加上租界的纵容庇护，英租界内的妓院日益增加。

1865年，上海人口因太平军战事的平息而有所下降，但该年英美租界内仍有668家妓院。
此后，随着三资(外资、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发生发展，上海成为中国工商业的中心，租界的特殊地位和中西合璧的全套娱乐事业的引进，上海就替代了苏杭，成为官僚使臣、文人清客、豪富挥霍金钱的人间天堂。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娼妓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书寓，长三、么二为重心的娼妓制度。19世纪80年代北洋水师的丁汝昌，1905年出洋考察的清廷五大臣等，都曾在上海制造过轰动一时的艳闻。一些召花丛雅士”、“洋场才子”更是开花榜，写花史，对娼业的泛滥推波助澜，自1898年后，“花国总统”、“花榜状元”、“香国大总统”每年有闻。
与此同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妓院也在增多，据1871年统计，仅英租界接待洋人的妓院就有27家，92人，华洋兼接的妓院35家，131人。这个数字如果与当年常居上海的外国人数1600名联系起来看的话，是相当多了。
当娼妓在英租界刚刚站住脚，羡慕英界花捐收入可观的法租界就立即暗中准备开张此业。正逢1869年英美租界贴出了一张做表面文章的禁娼告示，法租界抓住这一机会，以优惠的条件向娼业招手，于是妓馆纷纷南迁，到1871年时，法租界有妓院250家，妓女2600人，足以与英租界抗衡。道光咸丰之交，“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头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娟缠头之利”。
民国时期，上海妓风不减。随着下层市民的增加，下等妓院如花间，野鸡甚至“钉棚”，远远地超过了从前。1920年据工部局统计，公共租界、法租界有妓女61141人。其中野鸡最多，为37161人，花烟间钉棚也有21315人。《中国婚妓史》的作者王书奴认为，由于1928年后皖苏浙三省和南京废娼，失业妓女大多流入上海、而且咖啡馆、游乐场的女招待、按摩女、舞女、女相士等变相种类逐渐增多，因此，他估计此时的娼妓有12万之众。
抗战爆发后，部分妓女为避战乱去了内陆或故乡，大部分则聚集于孤岛，有不少逃难的妇女此时也被迫从事皮肉生涯。在孤岛里，不少有钱人今日有酒今日醉，从而刺激了娼妓业的畸型繁荣。194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记载:该年从娼妓身上榨取的花捐收入，折合梗米3200万石，面粉12124包，而落入黑社会人物腰包的钱财，更是难以计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伪控制的上海弥漫着淫风赌雾，向导女社如雨后春笋。一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几百家向导社散处在整个城市中，成为百万金元的罪恶营业的组成部分”，拿妇女做买卖的娼业，“是上海最兴盛的生意经之一”。
抗战胜利前后，会乐里妓院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新会乐里(今福州路726弄)19亩土地上，33幢房子，除25号为药材行外，其余均为妓院，仅挂出牌子的就有三四百家，妓女在千人以上。老会乐里(今云南中路265弄、253弄)，也到处是向导社、野鸡堂子。到1948年，新会乐里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依靠妓院为生的妓佣374人，总人数达1161人，而次年妓院又增到171家。每当华灯初上，会乐里的每幢房门口就挂出一盏盏灯笼(后改为霓虹灯)，大小形态各异，上面书写妓女的名字，有的甚至白昼宣淫，全天开业。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有人从福州路沿西藏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这几百米长的路段上，竟有764名娼妓在拉客。当时的娼妓大约仅私娟就有1万名，其中95万以上的人患有性病。解放后，政府经过多方治理，使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娼妓业到5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绝迹。
二、娼妓的等级
旧上海的娼妓分布在一定的地区，分为一定的等级，大致有:
(一)书寓
书寓为近代前期最高档次的妓女院。据王韬《淞滨琐记》载，书寓妓女称为“词史”，又通称“先生”，它是中国传统官妓制的余脉，最初，只为客弹唱、献艺、陪酒，不示色相，称“卖艺不卖身”，门首多标“某某书寓”。这类妓女长期习艺，有一定的音乐文化修养，因此初属艺妓。每年春秋，举行考核演唱传奇、清唱、京剧、昆曲等，不合格不能侧身词史之列。开埠前后，书寓集中于城内也是园(今也是园弄)周围。19世纪60年代书寓较盛，以常熟、苏州籍妇女为主，他地女子欲跻身书寓，必须学习吴侬软语。70年代后，不少书寓转移到租界，“卖艺不卖身”的旧规即被破除，书寓留宿嫖客成为常例。

(二)长三
长三比书寓低一等，全称为长三堂子、长三书寓，内中的妓女也称“先生”，因出局陪席，留宿的价格均为三元而得“长三”之名(“长三”原为赌博的术语)。一个长三堂子养妓一名或数名，这些长三妓女也能唱曲说白，但主要提供出局认出局又分酒局、花局、装干湿、牌局、戏局等，也留宿嫖客。
长三堂子初在小东门一带，1853年后才移到福州路、汉口路一带，著名的有公和里，会芳里、尚仁里、群玉坊、一颗印、久安里、日新里，公阳里、美仁里等。70年代后，长三堂子推广到跑马厅、小花园、汕头路、北海路等处，著名的有会乐里、福致里、福裕里、福祥里、文元坊等。
(三)二三、么二
二三、么二为二等妓女，也因收费标准而得名。二三为出局二元、过夜三元。么二(音yao ni)出局、过夜均为二元。二三、么二主要从事卖淫。二三仅存在于清代同治光绪之际，至光绪中叶已绝迹。
么二妓院初集中于城内虹桥、鱼行桥、唐家弄，19世纪20年代在小东门有数十家，后迁到石路(今福建中路)以西的大兴街(今湖北路)胡家宅(今福州路附近)一带。80与90年代又有迁到法租界东新桥、郑家木桥、自来火街、八仙桥一带。么二堂子一般以某某院为识记，著名的有鸿香院、新兰花院、怡红院等，到么二堂子里去的嫖客大多为中层士绅。
(四)野鸡妓女
野鸡妓院为三等妓院。“野鸡”本意在沪语中指下等行业中无行、无帮、无系统者。野鸡妓女即指妓女一行中没有向官方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又无固定妓舍，在马路上拉客的私娼。野鸡的来源大多是苏北籍人，有自备房屋或租用房屋。她们终日在门口唱着“十杯酒”一类的小曲，遇人便叫“来伲”。到了晚上更是浓妆艳抹，在马路上、弄堂口游荡，逢到男人过来便上前拉客。野鸡为了逃避巡捕的干预，多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交汇处，如郑家木桥、南洋桥、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六马路(今北海路)、枯岭路一带，民国以后则集中在四马路、小花园附近。30年代又扩散到云南路、广西路、龙门路、牛庄路、贵州路等处。有不少的野鸡事实上已上了花捐，但巡捕房不准她们沿途拉客，故有禁野鸡营业的误解。
(五)宁波堂子
宁波堂子一般在里咸瓜街、外成瓜街、悦来街、新街、典当弄以及福州路旁状元楼、宁波饭店附近一带。宁波堂子有近百户，清一色的宁波人经营，嫖客也主要是宁波籍商人。这些宁波姑娘受过教育，能歌善舞，有相当的交际手腕和活动能力，后来逐渐演化为交际花。
(六)咸水妹
咸水妹特指粤籍专门接待外国水手、海员和三W主人(外国士兵自称离不开Wine<酒>, Women(女人》War(战争>)的妓女，为英语Handsome的音译。咸水妹集中于虹口，门首常挂竹帘，妓女们坐于客堂桌边，桌上置几瓶啤酒，一架留声机，人称“广东堂子”。这些广东堂子分布在虹口的吴淞路、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等处。
(七)跑堂口
跑堂口是下等妓女，多为年老色衰或残疾丑陋的女子。跑堂口者无固定场所，每晚坐于旅馆的堂口，只要有人喊“来个粉头”，她们即跑去，半小时后又坐在堂口等候。她们有时一夜要接待20多人，苦不堪言，而所得的钱款必须与旅馆、流氓分成。
(八)花烟间
花烟间是比野鸡更为低级的妓院，由近代烟馆演变而来户一些专供吸烟的茶楼，为招待客人聘用女子为服务员，后这些女子也兼而卖淫。早在19世纪70年代，花烟间已蓄妓卖笑，于是，逐渐形成了具有吸食鸦片和卖淫两种功能的特种妓院。禁烟后，花烟间就成为下等妓院的代名词，收费一般一次一元，以苏北籍女子为多。花烟间初集中在法租界新街，后又迁至北山西路、十六铺一带。
(九)钉棚
钉棚是集中在棚户区的低级妓女，这些妓女既穷困又老丑，白天多不露面，晚上拉客，连蜡烛也不点，房间里漆黑一团，拉客每次仅需二三角银洋，俚间谓做一次生意如打一只铁钉，故谓此等妓女为“钉棚”。钉棚的拉客对象是车夫、苦力、无业者，来去匆匆，纯系廉价泄欲。钉棚妓女盛行在清末民初，据1919年不完全统计还有40人集中在香粉弄处。
(十)咸肉庄
咸肉庄也是下等妓院，庄中妓女为无照会的野鸡，在法租界尤盛，妓女作为“坐庄货’而任人挑选，嫖客们上门“斩咸肉”每次三元左右，庄主得其半，妓女所得无几。
(十一)淌排
淌排也称淌牌、荡白，为无定踪的流妓。这些娼妓在老鸨的监视下，到游乐场去拉客，如去新世界、楼外楼、大世界等处。因在场内淌来淌去，如飘浮不定的竹排，可任人捞取，故称“淌排’。
(十二)台基
台基是一种介绍妇女幽会的类似拉皮条的专所。据传初创者为“白沙枇杷’，此后有无锡人薛文华，居马浪路(今马当路)招蜂引蝶，名声渐大，一般的所谓名公巨卿，竞相趋之，故此后继而起之者不断。
(十三)碰和台子
碰和台子系指不挂牌子的住家妓女。她们在家铺了房间，名义上供人打牌，但实际却可叫局、吃酒、过夜，一般不上花捐。其中有两类，一类住家等候，自己不去拉客，一定是要熟客引进才肯接待;还有一类称“台花’，一般到外面兜揽生意，约了人来吃花酒，但留不留宿由她自愿。
(十四)向导社

顾名思义，向导社应是旅游社性质的机构。但在旧上海它却是出卖色情的场所。192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订立《娼妓领照章程》，规定妓女不准留客宿夜，并限期禁绝娼妓。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一些妓女就到舞场去兼舞女，陪人吃酒、兜风、宿夜，于是向导女应运而生，借向导社名义，向租界领取营业执照，每家向导社的人数多时至数百人。与向导女类似的，还有按摩女郎、交际花、玻璃杯(陪酒陪舞兼娼)、吉普女郎、酒吧女及舞女等，盛行于抗战爆发后至1949年解放前夕。
(十五)男妓
男妓称相公、像姑，上海人俗称男妓为兔子。他们集中于相公堂子内，嫖客均是心理变态的同性恋者。男妓大都受黑势力的直接控制，作为其敛财工具。民国初上海有一二个相公堂子，至30年代时，有百余名专业男妓。
(十六)外国妓女
外国妓女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东洋妓馆，自19止纪60年代后日本人来沪起，日本妓女也东渡上海，她们主要接待日侨和日本军人，也兼而接待中国人。日妓大多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营业，据1928年统计，当时的日妓有628人。1945年，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日妓也随之消失。第二类是白俄妓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大批的沙皇俄国贵族、将领、公主、小姐逃到上海，资费用尽后，将军当门卫，公主成妓女。这部分以卖淫维生的白俄妓女多集中在霞飞路(今淮海路)、洋径洪和北四川路一带。
妓女的种类虽多，但她们与妓院的关系，基本只有以下几类:
(一)因家贫被父母卖入妓院，或被拐卖到妓院，她们的生死完全操纵在妓院主的手中，这种妓女称讨人，这种关系叫断帐。
(二)妓女或支配她的人与妓院主订立合同，得到一笔身价钱，包做一定期限的妓女，期限内无人身自由，期限结束后则合同解除，还她以自由之身，这种关系称包帐。
(三)因欠债，妓女入院后与妓院主订立合同，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捆在妓院，即为妓院卖淫，而她的债则由妓院偿还，这种关系叫退帐。
(四)自由女子与妓院订立合同，卖淫所得双方分为四六开或三七开，如不愿再干，妓女可以离去。这种关系叫拆帐。
总的说来，妓女分为“捆着’和“站者”两类。上述前三种属“捆”类，没有或在一定期限内没有人身自由，这类妓女占妓女总数的绝大部分;第四种属“站”类，她有选择客人，随时离院的权利，但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三、黑社会与娼妓业
黑社会人物与娼妓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的本身来说，从小在烟、赌、娼的黑窟中沾濡滚爬，因此，嫖妓是他们坠落的一个必要环节。最初是混迹花烟间，有些逐渐有钱有势者，在手面阔绰后，便出入会乐里，摹仿达官贵人，收妓纳妾。杜月笙的二姨太陈帼英、三姨太孙佩豪以及张啸林的三姨太，均出自娼门。数万黑社会成员的存在，本身对娼业就是一个刺激因素。
不仅如此，黑社会还从三个方面促成了娼妓业的繁荣。第一，黑社会直接控制着娼妓的来源。大部分妓女是他们通过黑社会手段从农村拐卖、诈骗或抢夺来的。第二，几乎所有的妓院均与黑社会有联系，黑社会提供保镖、护院，维护妓院的“正常营业”，应付其他流氓集团的挑衅和官方的刁难，通过为妓业服务而从中得到巨大好处。第三，有不少的妓院本身就是黑社会头目所开，是直接为黑势力服务的。
上海妓女中的大部分是黑社会人物从江浙两省的农村中拐卖来的。拐卖人口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为之一。在上海黑道圈内，版卖男女有明确的分工，贩男孩称“搬石头’，规模最大的是公共租界的汇司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所控制的集团。尚武身跨青红两帮，徒弟有2000多人，是著名的虹口大亨。他们所贩卖的男孩，大多转运闽粤，卖给官门大贾为养子、男童，也有卖入相公堂子，终年培养，成为男妓的。而贩卖女孩则称“摘桑叶”，如果是贩卖妇女，又称“开条子”,20与30年代上海最大的贩卖女子的集团有两个，即公共租界的尤阿根集团和法租界的任文祯集团。尤阿根也身跨青红两帮，有徒弟5000余人，担任着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权势炙手可热。尤阿根原是一个小流氓，靠着聚伙贩卖女孩后逐渐抬头，成为公共租界中亦官亦匪的显赫一霸。他们在江浙各地以诱骗、贩卖、抢劫等各种手段将大批女孩及妇女运至上海，然后进行分类，年轻漂亮又机灵的卖给福州路会乐里的各高级妓馆;稍次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后面的几十家宁波妓院;再次的卖入福州路西段靠近浙江路、广西路的一些野鸡妓院。法界贩人集团的任文祯，为杜月笙的门徒，有徒弟1000余人，任法租界捕房外勤股督察长，其后台除了杜月笙外，还有法捕房刑事科长范郎打(Valentin),具体从事贩卖勾当的是王兴高。王兴高为苏北籍流氓头目顾竹轩之徒，他们纠集同伙专去苏北农村中贩卖年轻妇女，用船运至沪后，将姿美口灵的卖给爱来格路(今桃源路)褚家桥、东新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几十家么二堂子，粗劣的则卖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侧的下等妓院。还有不少的妇女被贩往北方。法租界的女流氓头目洪老五也曾从事“开条子”勾当，时常返回其故乡扬州，以招工为名诱编农村姑娘到沪，然后将她们推入火坑。后来她就是被拐骗来的姑娘们烧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