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震｜枪口抬高一寸的绍兴

俞明震（1860—1918），绍兴斗门人。

一直有这个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好像也没人做过认真的考证。许是大家希望这样的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不管真假希望它真的发生过。

柏林墙建起来以后，经常有东德的人往西德跑。这是最典型的用脚投票，不过代价很大，大多是冒着生命危险。相比于现在美墨边境的难民，这危险不啻天壤。

这些翻墙的东德人，在东德政府看来就是叛国者，士兵是有权开枪的。

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就是说这些士兵。士兵服从命令是天职，如果任由人翻墙逃亡那就违反军令，要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和情理之间，士兵选择了后者。他们将枪口抬高一寸，既服从了命令，也遵从了良知。

这个故事不管真假，至少说明一点，在恶法面前，还有内心的良知。在服从和对抗之间，还是可以找到方法。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宁愿相信它是真发生过的原因。

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在东德或许存疑，但同样的案例在中国早就发生过，抬高“枪口”的就是绍兴人俞明震。

1903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所谓“苏报案”即清政府处理《苏报》的案子。

《苏报》一直思想激进，反对满清政府。邹容的《革命军》就发表在这里。满清政府还在就倡导革命，这在满清政府看来自然是反革命，是颠覆政权。本来《苏报》的倾向就让满清政府不满，但因《苏报》在上海，满清政府一直不敢直接查处。

1903年6月29日，《苏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之关系》，文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驳康有为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同时，还以轻蔑口吻直呼光绪皇帝为“载小丑”。这就成了“苏报案”的导火索，满清政府下定决心要查办《苏报》，要严惩这些要求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

中国的近代历史虽然充满着屈辱，但洋人的进入也削弱了满清的控制力。比如新闻自由大多受着洋人的保护。《苏报》的注册人是胡璋的日本妻子，其报社设在法租界，这让满清政府处理起来很头痛。

要不是满清政府鞭长莫及，晚清的启蒙根本无法开展。近现代历史上，任何进步组织几乎都利用过租界开展活动。从《苏报》到共产主义组织。

就算骂光绪皇帝为小丑，当时的满清政府也只能在上海租界起诉《苏报》。我们不妨做个设想，如果没有租界，这些革命党人不要说自己性命难保，满门抄斩都不为过。相似案例可以比较一下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

当时代表清政府主办此案的俞明震，在得知抓捕名单后，让儿子俞大纯通知他们逃离上海。这做法已经不是单纯地枪口抬高了一寸，而是私放犯罪分子了。当事人章士钊写道：（此案)乃查办大员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先生明震为之，…….余与其子大纯交好，稍稍通知隐志一二。余在报中屡对先生抨击，后闻先生辄阅之一笑。又闻本案初起，查办员未定，先生恐伤士类，曾争取此案入手。到沪之日，即命大纯招吴敬恒参谒。蔡孑民、吴之逃，皆先生故意纵之。凡此种种，皆足说明俞先生之不肯名捕及余。余当时有志从事实际革命，与大纯同运动会党，往来于泰兴南京长沙之间，著述未尝暴露真名。

俞明震的开明大度可见一斑，章士钊平时写文章骂他，关键时刻，俞明震还冒着危险救他。

本来《苏报》案的主犯都有时间逃离上海，让租界当局无人可逮。只是遇到一个要出风头的章太炎，非赖着不走，等巡捕房前来抓捕的时候，他说别人都不在，只有我在，我是章太炎。

章太炎逮捕以后，邹容觉得应该陪老师一起坐牢，第二天主动自首了。

章太炎和邹容的坐牢，当然已经和俞明震没有了关系。一个体制内的高官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没有俞明震的暗中相助，现代历史上或许就没有了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重要的知识分子。

俞明震还是南京水师学堂的校长，是他把周树人送到日本留学。

如果没有这次留学，周树人也许只是周树人而不是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鲁迅。

一个人基于良知的选择，有时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