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露脸的天津青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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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洪门,在很多普通人的思维中,条件反射的会反映出,黑社会,流氓等字眼,并以此成为了这些江湖社团的代号标记。但实则,中国社会由于有了这两个帮会组织,几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呼风唤雨。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及国家走向。同样,也由于组织过于庞大,上至军政名流,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容,无所不包。而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它们的帮众往往以最底层的社会人员为主要群落。这些群落中又集中了一大批以打砸抢、贩毒包娼,横行街市为主业的地痞无赖。因此人们将其认定为黑社会和流氓团伙也不足为奇。尽管如此,清帮洪门仍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青帮,更是纵横了民国时期中国的大江南北。

天津土产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中国北方名噪一时,甚至在整个中国,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字号。可以说,在其最鼎盛之期,并不输给青帮、洪门,白莲教这些驰名的社团组织。但在在20世纪初遭袁世凯所创的中国警察重创,大大收敛,锋芒不再。天津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社团力量真空时间,唯有脚行还在维持着各个码头的力量平衡。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青帮开始逐渐成为津门一霸。厉大森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啰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而天津青帮首先控制的就是天津脚行,如有名的把持日租界码头运输的中局脚行头子袁文会,法租界紫竹林脚行头子“三霸天”,德租界小刘庄脚行张凤楼,大连码头脚行杨聚祥,招商局脚行的“八大金刚”,俄租界和比租界把持直沽一带的通和成脚行,英租界把持颐中、启新、卜内门、亚细亚四个公司的双议局脚行,以及把持棉纺一厂和美孚油行的同立脚行等皆是。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便是警察与社会闲杂,一般在华界活动;一枝是名流与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这些具有一定身份和高级知识分子的青帮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政界遗老等。会众的身份鱼龙混杂,天津青帮下可入地,上可通天。著名的青帮分子有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曾任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纱厂副董事长的王慕沂、天津赁贷业头子、人称“魏小辫”的魏子文、北洋戏院经理管兴权、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袁克文的弟子,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天津驳船公司买办李汉臣(以上“通”字辈)等等。无一不是青帮老大。

觊觎中国时久的日本政府及其谍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利用拉拢的机会。青红帮会源远流长,盘根错节,分布面广,社会潜能大,多次进行过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和反洋教斗争,它的声势、规模引起了日本各个谍报机构的注意,并早就着手开始了渗透行动。

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就提出“广东有三合会,……

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延之所惧,”日本若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攻击明朝故都南京,“此党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必出现土崩瓦解之势。”1896年,日本军人荒尾精在汉口设立乐善堂特务机关,执行军部下达的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同时要求其外勤人员将触角伸进哥老会、九龙会等秘密社团中去,与“豪杰”、“侠客”结交,调查其思想组织及实力等状况。”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研究。战后日本外务省又拨出一大笔秘密经费委托犬养毅(后任日本首相)深入调查哥老会等中国帮会,犬养毅又转派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南方执行。在兴中会的帮助下,平山周得以结交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哥老会首领,写出了《中国秘密社会史》,1911年11月作为《日本及日本人》志《附录》出版,次年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汉译本。稍后,1910年受日本外务省派遣来华调查东南一带秘密帮会的山口也提出了长达500页的调查报告, 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其中有些内容是平山周不曾收集到的。上述调查资料对日寇了解民国帮会的习性、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他们继续调查的新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末光高义于8 月间在旅顺写成了《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该书于次年5月由满洲评论社正式出版,其中第一编秘密结社详细介绍了青帮、红帮等帮会组织的起源、规约、入会手续、组织体系。至1940年10月该书已出了四版。几乎与此同时,富永启堂将青帮手册《通漕》译成日文,于1932年在大阪公开发行,以后也多次再版。在日文版《通漕》卷首刊有富永启堂、土肥原和他们的师父青帮大字辈魏大可的照片,书后时有国民党军统局和C.C.组织概况,“号召日本人参加青帮”同国民党争夺中国的帮会。

一些的日本间谍利用了各种机会纷纷打入了帮会。早在甲午战争前夕就有日本人相泽谦在南京加入了哥老会。1894年9月1日日本《时事新报》以《哥老会中的一日本人》为题发表了此人回国后的谈话录。1921年3月,日本特务土肥原、 富永启堂在中国拜青帮大字辈魏大可为师,加入青帮。九一八事变后,中尾一德拜青帮大字辈张英华为师,加入北平安清道义会。1932年春,小日向白郎(中国名字高旭东)在沈阳拜青帮大字辈王约瑟(王大同)为师。

天津的青帮传承了原本天津混混的习惯,历来是划疆分治而各不相属。这很不便于日本特务机关对他们的利用。1935年,借着“河北事件”,小日向白郎就把各帮派头目组织起来,在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成立一个“普安协会”,厉大森为会长,张逊之、袁文会分任宣传部长和行动部长,小日向本人因为也有青帮身份,也当了常务理事。普安协会成立后,冒充“民意”机关,上街游行,叫嚣“华北五省自治”,以此制造社会混乱,为日本侵略活动张目。

普安协会高层青帮分子不完全名单:

厉大森前直隶全省军警督察处处长,陆军中将。

李得路前陆军第四十一军军需处长,陆军中将。

戈梓良前长江巡阅使处长,将军府将军,陆军中将。

陶景文冀东保安第二大队长。

杨月舫前陆军二十六师稽查处长。

陈支发前天津警察厅庶务主任。

邢淋年前国务院秘书。

张英华21代青帮大人物。1886年生,河北衡水人。1923年5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币制局总裁。后参加汪伪政府。

高使轩陆军第四十一军骑兵司令,陆军中将。

胡国英前北平安军统领参议,陆军少将。

胡紫绶前国军大元帅府秘书。

武汉卿(1890–1939),前奉军骑兵旅长。

翟仲玉前刘桂棠(1892–1943,军阀)部下骑兵旅长。

张子瑞前刘桂棠咨议。

刘仙搓前直隶督办公署军需处长。

孙洁民前陆军第八混成旅军医。

朱雪楼前直隶官产处科员。

赵诚三前奉军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副官。

张景山前天津警察厅特务总队长。

赵雷辽宁土匪出身,小日向部下,前冀东保安总队长。

阎学章前直鲁军团长。

陈维卿前南京警察厅警察署长。

马凤仪前天津侦缉队队长。

王学涛前钞阅外巡使。

王文德前江西警察厅侦缉队长。

冯健卿前天津特一区科长。

杨振东前国民党第二军师长,陆军中将。

毛雅卿前国民党第二军师长,陆军中将。

王兆中前陆军中将,学兵团团长。

李荫轩前盐务稽核所科长。

刘辛如前津浦路警务段长。

张圭庭前天津造币厂书记长。

宋博天前马兰峪镇守使署参谋长。

郭文奎前第五军团医官。

郭春华四十七师副官处副官。

李渭滨前财政局科长。

郭文彬前四十七师副处科长。

张筵芳前稽查主任。

房树椿前团长。

田国栋前团长。

朱奎武前团长。

李清泉前湖北警察厅侦缉队长。

郑子芬前山东泰安县长。

赵俊德前团长。

于云川前团长。

王小彭前陆军少将。

张景悦前团长。

张鸣林前团长。

雷绍伯前县长。

徐殿起前被服厂长。

阎希贤前旅长。

李文标前团长。

李幼良前吉长路局会计科科长。

周樾堤前哈尔滨地方法院院长。

赵登齐前国民军团长。

叶庸方时商报馆经理,意商哈依阿赖伊支配人。

易敦博前吴巡师署秘书主任。

张爰亚前军长。

张亚馨前军长。

范希真前四十七师政治训练处长。

李泽生前陆军中将,镇江警察厅厅长,第十师二十旅旅长。

孟汉臣前山东水上警察厅厅长。

刘怀西前李景林部下,陆军少将。

雷位庭前傅作义部下,陆军中将。

谢雨田前天津镇守使。

王桂林光绪五年五月生于天津县东窑洼村,父名德隆。毕业于保定法政学堂、北洋高等警务学堂、江苏陆军教育团。1912年任南京警察厅厅长,1937年加入伪政府,194O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警政局长,1942年仍任此职。

张志宽前四十七师军需处科长,天玉顺公司经理。

张惺吾前公安局长。

傅蔚楼前第四集团军警备司令,陆军少将。

组织结构

1936年1月时普安协会组织系统为:总本部,总理尚旭东。下设三会、四地方部,具体如下:

元老会:厉大森、王约瑟(王大同)、吴鹏举、王克明、李绍白、杨嘉炳、张月笙、吴弗田、林树和。

参议会:张品三、李万有、冯鹤亭、薛永泰、张景山、姚好成、房王麟、戴连芳、恭瀛洲、陈友魁、白云生、李泽生、殷桐坡、董邵轩、郭有珍、范丽水、张凤楼、刘沛亭、穆东屏、阎静远、陈鹤龄、李得路、刘宝珍、武汉卿、陶景文、贾梦祥、任渭渔、郑燕侯。

总务会:张逊之、张文钰、袁文会、李明德、孙洁民、孙昆山。

总务会下设七个部,每个部下分三四个股,具体如下:

总务部(部长张逊之),下分企划股(主任张逊之兼)、人事股(主任张绍九)、外交股(主任邢枝桥)。秘书部(部长孙洁民),下分文书股(主任胡子绶)、会报股(主任胡子绶兼)、庶务股(主任刘仙搓)。调查部(部长人名缺),下分调查股(主任刘子卿)、情报股(主任葛少云)、宣传股(主任张文华)、护旗股(主任袁文会兼)o事业部(部长张文钰),下分工商股(主任冯博如)、兴业股(主任刘仁轩)、农矿股(主任管茂堂)。礼教部(部长孙昆山),下分教育股(主任不详)、崇庙股(主任不详)、敬老股(主任不详)。执行部(部长袁文会),下分工作股(主任王恩贵)、训练股(主任刘锦铭)、救济股(主任凌少棠)。

天津地方本部(部长魏子文、副部长陈友发兼、张品三兼、书记长李汉章)。下分7个支部,每个支部下又分5个分会:

日界支部部长刘宝珍,第一分会会长郭筱波、第二分会会长刘仲泉、第三分会会长刘健、第四分会会长李文轩、第五分会会长马龙章。

河北支部部长张品三兼,第一分会会长张荩臣、第二分会会长张克明、第三分会会长刘长庆、第四分会会长于占元、第五分会会长朱雪楼。

西头支部部长姚好成,第一分会会长石镇、第二分会会长郭推轩、第三分会会长张文焕、第四分会会长张金堂、第五分会会长刘恩第。

河东支部部长冯鹤亭,第一分会会长冯景旺、第二分会会长撤墨林、第三分会会长梁玉泉、第四分会会长刘秉昆、第五分会会长不详。

塘沽支部部长张筱波,第一分会会长杨德山、第二分会会长不详、第三分会会长不详、第四分会会长不详、第五分会会长不详。

杨柳青支部部长戴连芳,第一分会会长姚富有、第二分会会长魏瑞安、第三分会会长不详、第四分会会长不详、第五分会会长不详。

南市支部部长李万有,第一分会会长郭恩普、第二分会会长李元善、第三分会会长马信远、第四分会会长刘庆波、第五分会会长郭茂先。

北平地方本部筹备委员长宋季樵、筹备副委员长武汉卿、筹备委员刘松村、郎兰辰、姜松年、黄桂山、张子丹、宋子坤、施沛霖、马孟焦、黄剑虹、曹云台、尚学义、杨树田、张文舫、刘彩臣、张伯陶、戎醉陶、刘子泉、杨秀岩、冯博如、孙洁民、张树华。

滦东地方正在筹备中。唐山已有会员7000人。

而普安协会最主要的任务便是收集情报,侦缉抗日人员。青红帮会人数众多,分布面广,特别在车站码头、酒楼饭庄、茶馆戏院、浴室旅店、赌场妓院、烟馆戏园以及贩毒、走私、绑架、拐卖、杀人越货之类的营生都有其触角,擅长与社会各色人员打交道。日本军队和谍报机构利用帮会这一硕大无朋的社会网络,强化在华的谍报工作。天津普安协会利用青帮网络,侦缉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然后秘密绑架凶杀抛尸海河。根据当时国民党特工机关报告,蓝衣社分子死于普安协会之手的就有10余人。而震惊全国的“天津事变”便是在土肥原贤二和小日向白郎操纵下,普安协会青帮大头目李际春、张璧、袁文会、厉大森、白云生等组织“便衣队”发动形成的。普安协会成为日本谍报机构的标准外围组织。

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冀东这一非武装特殊区域成了日方制造和贩卖毒品的重要基地。天津普安协会在小日向白朗的操纵下包揽了从毒品原料加工制剂一直到贩运的全套工序。其中从绥远到天津的鸦片运输每月可收入13至18万元,成了普安协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天津青帮头目鸦片大王肖耀北根据日本特务机关金城情报部的指令,指使“手下的数百名青帮弟子,到各地进行贩毒。”

1936年,小日向白郎离去,普安协会的作用便逐渐萎缩,但其骨干分子,又纷纷充斥于其他日伪组织,继续为日本侵华军队和谍报机关甘做走狗。如在日本特务机关“茂川公报”主持下由袁文会等青帮头子大抓华工送往日本、伪满,组织乐户业“慰劳皇军”,走私、贩毒、开赌、开娼等等,文献足证,赘述即泪。

1942年由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主持将其改组为“天津安清道义总会”,凑集了王慕沂、张逊之、袁文会、白云生、张英华、魏子文等100多人作为发起人,以王慕沂为会长,张逊之、袁文会为副会长。这个会的成立大会上到会的人很多,日本方面有特务机关长、宪兵部队长、驻津日本部队长官、伪警察局的日本顾问等,特务机关长雨宫巽还讲了话,号召“家里兄弟”(青帮在东北又称之为家里教)为“大东亚圣战”做出“贡献”。青帮自从建立起来一直是个民间的秘密结社,天津安清道总会此次公然亮出牌匾,大肆招摇,实属“创举”。后来南京汪伪政府竟也仿此成立了“中国安清道总会”,天津安清道总会遂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了全面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策略,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加紧伪化帮会,苦心拼凑起一个又一个的汉奸帮会。为日寇侵华以及经济掠夺保驾护航,帮助其进行水陆运输,增强其后勤实力。在陆路,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津浦、平汉铁路在八年之中从未全线通车,连天津到北京这100多公里的路段也经常被扒断路轨、路基或是安放路障,破坏正常行驶。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物资特别是军需物资的运输,内河航运就成了重点发展和保卫的通道了。先是,“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日本派遣军就成立一个“水陆警备部队”,由森冈中佐任司令,专司其职。然而在能通航的河道和湖泊港叉周围又属中国军队(八路)根据地或游击区,运输船只就是由日军或伪军押运也不见得安全,众所周知,青帮的产生和发展与内河航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船夫、盐枭、流氓及其他城乡失业者是青帮的基本成员,这些人在水道沿岸有很大的潜伏势力,日本情报机构在侵华战争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因此立即启用青帮势力护航。

明清时代安青帮运输漕粮时,为了安全,除于漕船头高挂黄龙旗,上写“天庾正供”(供奉天子仓库的粮食)字样之外,如遇阻难,船上的青帮中人通过彼此用帮中“切口”、“令子”(隐语暗号)盘诘对答,确认双方都是“家里人”后,即可被顺利放行。几十年的渗透和学习,日本谍报人员早掌握了这一切,于是召集青帮头子成立一个“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委任吴鹏举为会长,张华为副会长,实际工作则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为了工作方便,日本特务小野正男、渡赖等也当上了公会理事、常务理事。总会设在北平,并在济南、正定、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会。

航运公会在能通航的沿途设了许多公会办事处,张贴布告,说明公会是青帮组织的,每条船上还派若干青帮分子押运,船头也仿漕船高挂黄旗,写上“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字样。这一招果然有些“灵验”,船只如果出了事故,随船的青帮分子上前一搭话就可以迎刃而解。当然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以青帮名义组织的公会不过是个前脸,幕后日本特务机关一直把它当做大事来抓。此外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天津铁路局警务段司法主任执印省三也利用青帮恶霸王士海组织武装义侠队,负责平津、津德、津榆等铁路沿线的治安。日本投降后从他们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他们通过青帮控制内河航运的文告、计划、情报、密令、花名册、人事档案之类的材料盈筐累箧。

航运公会中其中有个日方人员叫泽田瑞穗,他在任内花了很长时间写了篇论文考证青帮的源流,考证的结果认为青帮是明代无为教(罗祖教)的一个支派,其实这是荒诞和经不起考证的。但这篇论文后来以《罗祖的无为教》发表,却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至今我国还有的学者摭拾他的牙慧,认为青帮是无为教的支派。泽田瑞穗战后入了学术界,成为了早稻田大学教授。但这却反证出天津青帮和日本谍报机关之间那种控制与被控制,指挥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当然,并非每个青帮分子都甘为日本人的走狗。造成普安协会成立的“河北事件”,即天津日租界北洋饭店的《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同住日租界裕德里22号的《振报》主笔白逾桓,此二人为著名的亲日分子。又均与伪满洲国勾结,每月拿700元,为伪满作宣传。便是国民党蓝衣社联手青帮1935年5月干的。

大浪淘沙,有恶成塚。龙生九子,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