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趋向及与当局的关系，当时上海的工会可以分为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赤色工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奉行阶级斗争理论；黄色工会主要是政治上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且工会的活动接受资方的经济补助。当时，人力车夫工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据统计，民国初年上海有人力车夫五万人。到20世纪三十年代，人力车夫数目更是达到了十一万人，自用人力车夫尚不计算在内。近代上海人力车夫人数众多，大都来自乡间，生活清苦，知识较低，其居处遍及全市，“若不加以组织，势必益形散漫”。
1927年，上海市各界工人受到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影响，纷纷组织工会，华界人力车夫也响应潮流，发起组织工会，但不久国民党实行清党，下令解散工会，人力车夫工会亦在解散之列。1930年，陈国梁等呈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准许组织工会，保障车夫权益，但是市政府批复不准。
1933年秋季，公共租界方面车夫何武山、徐竹林、朱凤祥、仓公文等发起组织车夫救济会，但因当局害怕真正代表十万车夫利益团体，最终停止救济会活动。不久，工部局又批准成立人力车夫互助会，设立教育科，办理车夫子女教育；救济科，设有医药救济，死亡救济和浴室、茶室、阅报室、宿舍、食堂；调查科，调查车夫死亡疾病。
1930年，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上海工联等，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在人力车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的问题，提出了要把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发展人力车工会，加强对人力车工人斗争领导。同年9月6日，上海人力车总工会在南市正式成立，全市人力车工掀起罢工风潮。抗战爆发前后，上海人力车工人救亡协会，动员了大批人力车工人帮助前线军队搬运物资，构筑工事，担任向导；仅上海南市人力车工人救亡协会，就组织了500多名人力车工人和300辆人力车开赴前线；后来，其中的300 多名人力车工人在撤离时，坚持随军行动，继续为抗战服务。
1931年12月5日《申报》刊发消息“上海市人力车抗日救国会成立”
抗战胜利后，依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工会法的规定，各地各行各业成立了许多工会，有些是产业工会，有些是职业工会。“玆拟遵照法规组织人力车业职业工会，俾团结一致，既得以协助政府法令之顺利施行，亦所以谋改进车夫同人之福利。”
1946年，全市人力车夫职业工会会员总额在八万以上，业已举办登记者，达二万一千六百零九人，以其工作地点为范围划分为沪北、沪南、浦东三个地区。每地区成立分会一所，沪北区分会于十月七日成立，沪南区分会于十月十一日成立，浦东分会于十月二十七日成立。在各分会之下以行政区域为区域，划分为十五个支部。四、五、六、七、八，五个支部属沪南区分会管辖。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八个支部属于沪北区分会管辖。另有东昌、塘桥两支部属浦东区分会管辖。支部以下划分小组，每组会员二十四名，推选正副组长各一人；计第四支部有一百八十组，第五支部有一百四十九组，第六支部有八十五组，第七支部有十九组，第八支部有十八组，第九支部有二十八组，第十支部有十八组，第十一支部有六十九组，第十二支部有一百七十六组，第十三支部有九十一组，第十四支部有四十四组，第十五支部有二十九组，第十七支部有四十五组，东昌支部有五组，塘桥支部有十九组。
国民党害怕工人阶级运动，认为人力车夫无组织工会之必要，对组织人力车夫工会持不积极态度。“当以人力车夫虽系体力劳动者，但非基于雇佣关系，提供其劳力，车夫租赁车辆，其与行主之关系，如房东房客，非一般雇佣与雇主可比；且人力车夫作业无定时，工作无定所，若组织工会，转足有影响其工作之处。”
共产党为车夫谋福利，积极支持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十分重视工人运动，派遣党员干部到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发动，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争取正当权益，反对资本家的剥削。1930年8月26日，南市龙华路人力车夫工会成立，到会车夫有六十多个，“先由主席报告，略谓不断的军阀混战，引起百物昂贵，我们工人生活更加恶化了，没有斗争，实无法子下去了，所以只有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市政总工会领导下斗争，以争取条件。”当中共工运组织者在上海人力车夫中成立了一个工会时，国民党当局对“无知识之车夫”会被“反动分子”所利用表示担心，他们严密监视车夫的一举一动。
1930年9月16日，人力车夫因为跑路跑得太急，口渴的厉害，走进路旁一家老虎灶去喝茶，恰当其时，有一乘客高叫“黄包车”。该车夫因为要揽生意，抛下茶杯，连茶都不敢吃，为的是赚几个铜板，一踏出店门，突然跑来一个警察，一把抓着说，“你为什么见了我来，茶都不敢吃了。你这样慌张，一定是在这里等什么人，图谋不轨……”，不由分说，就把这个车夫，逮捕到公安局了。
人力车主对人力车夫工会也持消极的态度，经常会出卖人力车夫。1930年9月，人力车夫在茶馆内宣传罢工的时候，车行老板探到信息，立刻驰往哈尔滨路捕房告密，捕房接到报告前往搜捕，但这时车夫因人数很多，无从检举。此后，“车夫愤激至极，奔到车行那里，拿起武器在手，把车身打得落花流水”，事后巡捕到来，“竟被捕去最英勇的战士七人。”法租界车行老板们更穷凶极恶，看到车夫罢工气氛浓厚，企图把从车夫身上增价的工钱专门雇用流氓工贼走狗，以对付罢工。这种企图不但没实现，反而激起了车夫强烈的反抗。
随着罢工形势的紧张，帝国主义（租界巡捕等）、国民党（公安局警察）、资本家（车行老板），更加压迫人力车夫。警察和巡捕利用制定的苛刻“规则”对车夫经常撬牌照或罚款；车行老板勾结地痞流氓组织偷车公司，专门偷窃人力车。“在租界上，有一外国水手不付车钱，工人向他交涉，不但没有胜利，反而给巡捕帮同压迫工人；至于华界方面，捕去工友更是一日数起，车行老板竟又勾结强盗偷车子等，也是每天发生的事实”。
据上海劳动状况调查指出：他们行车动辄触犯所谓交通规则，轻则罚款了事，重则被摘去车牌，断绝生路；吃巡捕巡警的棍棒，更是常事，有的活活被打死。
赤色工会在为车夫谋福利的同时，也要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等）、国民党（公安局警察）、资本家（车行老板）作斗争。人力车夫工会因为加紧斗争的关系，新会员的加入速度较快。每一会员既是纠察队队员，又施以纠察队的训练，但因为他们大都是农村出身，农民意识非常浓厚，在训练方面，除派人专任教练外，更注意于一般的政治训练工作。“人力车因最近爆发坚持斗争，工会的组织基础，已日益巩固扩大起来。现在在市总领导的赤色工会直接影响之下的已占全数的十分之七。目前总罢工的计划正在市总整个领导下充分的布置中，纠察队一天天的增多，各处分会亦决于最短期内完成这一组织工作，吸收新的积极份子加入纠察队来”。
1930年，人力车夫为反对增加车租，要求减轻车租，争取工作自由，在市政总工会领导之下，举行南北市及公共租界的代表会议，通过斗争纲领，发表大会宣言，一致决议拥护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一向散漫无组织的人力车夫，在他们本身虽然有种种弱点，但是残酷生活的压迫，终于使他们不得不一致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因此，在沪西、南市、沪东各区分别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从前散漫无组织的人力车夫，已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巩固他们的组织；从前不能集中一致作战的人力车夫，现在已围绕在市政总工会领导之下，统一的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力车夫，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人力车夫工会在维护车夫权益的活动，开展车夫福利事业，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成为车夫维权的后盾。
人力车夫受到的压迫剥削主要体现在：“第一，车租高。一天拉得最好，至多不会到二元，拉得不好呢，甚至要倒赔车租。第二，头脑(注：小头目）高利贷的盘剥。车夫百分之百的平均，至少是每个人两块欠租。一块钱一星期的利息是一毛，自然车夫是不会还得清账的，只有增加起来，这样本钱连利息像滚雪球一般的滚下去，结果每一个车夫实际上是成为小头脑的’奴隶’，一点动弹不得，只好让小头脑抽筋剥皮”。
在市政总工会领导下，人力车夫总工会正式成立，随后各区纷纷成立分会。为维护车夫的合法权益，人力车夫工会反对车商任意地增加车租，组织车夫罢工。
1930年9月10日，上海的人力车夫因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人力车夫工会组织开展了减租罢工斗争。当天下午2时30分，法租界人力车夫在辣斐德路、贝勒路、西门路、马浪路一带发动罢工，并逐渐波及到菜市路、萨坡赛路、吕班路、蒲柏路、望志路、徐家汇路等地，要求车行老板减少车租；到下午5时，一时行人塞途，交通阻塞，整个法租界交通顿时一片混乱。最终，因人力车夫坚决不复工，迫使车行老板同意减去原先增加租金一半，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从法租界反对增加车租大罢工开始，接着是沪西、闸北、虹口发起下螺丝、不交班、围车行、捣车子等罢工行动，震动了全上海。
人力车夫工会组织车夫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也得到其他工会的援助。店员总工会“站在阶级立场上认定援助黄包车工友同盟罢工为目前最重要任务”，除动员各业分会员起来做援助人力车夫的工作外，并发散“为援助黄包车夫反对公司加租宣言”，号召广大人力车夫一致同盟罢工，争取胜利。宣言大致说“黄包车工友已经被捕四五十人了，他们为反对增加车租每日一角，到处爆发斗争。资本家是完全是时时压迫我们，我们亦只有坚决反抗，才是唯一的出路”。此外，贫民协会“站在革命立场，决心援助黄包车工友罢工”，动员全体会员宣传队向人力车夫散发宣传品；口头向人力车夫谈话宣传。白天营业时随时随地向他谈话，夜晚则到人力车聚焦的地方及车厂作广大宣传鼓励；动员纠察队参加人力车夫的一切行动，援助他们。
人力车夫斗争的不断爆发，“在他本身的意义和政治的影响上，都已经是比任何斗争还要英勇伟大，这在目前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目，而且已经唤醒了各方面工人斗争的共同的援助和配合的发动。”罢工斗争震动了上海市，给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迫使他们对人力车夫做出一定的让步，罢工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虽然遭到当局的破坏，罢工斗争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但人力车夫英勇顽强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人力车夫的劳动是艰苦的，其收入是低微的，生活是贫困的；在下层社会中，人力车夫是最受歧视与最受虐待的。“人力车夫应准组织工会，如各地有碍于环境，事实确有困难者，得令暂缓组织，但当地党部亟应协同政府及社会热心公益人士，迅为筹设人力车夫福利会或俱乐部，以谋该项车夫生活之改善及智识之增进。”
上海人力车夫多是来自苏北农村的农民，由于缺乏生存技能，只得靠拉车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生活在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出卖苦力的劳工。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他们在权利、教育、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处于劣势。
为改善生活及团结联络感情等，上海人力车夫总工会成立，“暂设事务所总部于法租界菜市路二三八号，一经办有成效，即设支部以谋办公之便利”；凡有职业之车夫年满十六岁以上，并经会员二人介绍，均可加入会员；入会时，须填明志愿书、执业车照之号码等，“须缴纳入会费洋一角，常年经费不向车夫捐取，应由车主负责缴纳，每辆车子捐取洋一角，当给收据为凭，以充会内一切经费”。
在颁布《上海人力车夫总工会临时章程》里，规定设立贫工义务学校，病医就诊，增进车夫智识及公共娱乐，介绍职业，调节车夫纷争，救济车夫，劝告各界无故切勿殴打车夫并享受保障之利益；如遇偷窃车子而车夫个人无力赔偿者，由工会帮助以减轻车夫负担；如遇误违路章或受当局之压迫及罚款等，车夫无力应付者，可随时报告工会，“须检齐一切证据交会，依法力争，妥商优待，以免车夫切身之痛苦而维生计”。人力车夫工会开展车夫福利事业之目的在于改良其生活，增加其智识，安定其经济，使能安居乐业。
此外，人力车夫工会还设立一些福利设施，如施医施药、车夫子弟小学、死亡救济等项。一方面，工会所设立的福利设施，不仅使得车夫渡过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且也提高车夫的智识；另一方面，在国家力量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弱势群体时，人力车夫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填补了这个空白，在救助车夫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力车夫罢工斗争使当局极为不安。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当局通常采取安抚性政策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而人力车夫工会常常以“调解人”身份，以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公共租界工部局改革人力车问题，将每车车租减为小洋八角，而令乘客每英里给资小洋二角，以及人力车夫执照共发四万张等。为此，人力车夫工会向工部局提出交涉：第一，规定每日车租小洋八角，承放人毫无利益，将来将无承放人，人力车夫势必无处租车，又无存身聚集之地；第二，规定乘客每英里给资小洋二角，提高车价，一般经济之人，均将改乘电车或公共汽车，人力车在马路上势将无人顾问；第三，人力车夫有八万以上，如果只发四万张人力车夫执照,则其他四万余人力车夫将有失业恐慌，且人力车夫不一定每年在上海拉车，有时也返江北种田，倘使使用人力车夫执照，则在农忙返籍种田之时，徒然缴付执照费用，于经济方面也有问题。经各方交换意见后，工部局对此也做出一定的让步，如若登记至四万人，仍不够分配，应增加登记名额等。
面对繁杂喧嚣的城市，大多数人力车夫举目无亲、势单力薄，利益也就更容易受到侵害。人力车夫工会对于会员权利，最大限度予以保障，如关于会员承租车辆及车租等纠纷，均予以合理调解。
1946年，上海爆发了车夫“罢拉”斗争。人力车职业工会召集车商进行调解；但因车商拒不接受车夫提出的将车租减到1400元的要求，调解没有成功。4月4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曹德模，人力车业职业工会总干事张连德，人力车业同业公会理事柏振纲，再次进行协商，并达成三项协议：第一，劳资双方同意，会后立即复工；第二，关于车租，在未经社会局调解确定以前，暂定1200元，然后依照调解后确定之数目，多退少补；第三，车租问题三日内解决。此协议满足了人力车夫的要求，从4月5日起车夫复工拉车。这次“罢拉”的胜利，也充分体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勇于斗争，要求自身解放的大无畏精神。
人力车夫工会经常对车夫群体进行及时援助，尤其是赤色工会，它领导车夫群体对市政当局、车商之间的抗争，不仅冲击了当局的政策，而且迫使当局不断地调整现行政策以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尽管因各种原因人力车夫工会所拥有的力量有限，但在维护车夫权益活动，开展车夫福利事业，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