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洋人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

作者:王立民

依据中英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与1843年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等不平等条约，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于1843年开埠。1845年上海英租界诞生，1848年上海美租界出现，1849年上海法租界产生。于是，外国人便比以往更多地拥入上海。为了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上海人习惯把中国人称为“华人”，外国人称为“洋人”。洋人的主要群体是西方的欧美人。日本人是东方的洋人，故称其为“东洋人”。

上海租界相对华界而言，是指一种在中国领土内，由租界内的侨民建立自治组织，自己进行管理的自治区域。人们称其为“国中之国”。巡捕是上海租界的警政人员，即近代的警察。上海租界当局为了使租界的近代制度本土化，把租界内的警察套用了一个中国名称“巡捕”。这个名称曾在清朝被广泛使用，是指那些治安管理人员。以此为依据，上海租界就把治安机关称之为“巡捕房”了。可见，这是旧瓶装了新酒，即用中国古代的旧名称来表示近代上海租界的新警政人员及其机关。

上海巡捕产生、发展以后，上海的洋人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的视角也不尽相同。这里以葡萄牙人裘昔司（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英国人彼得斯（E.W. Peters）和美国人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三个洋人为例，来发觉他们眼中的上海巡捕。

一、葡萄牙人裘昔司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

裘昔司（1863-1927），著有《澳门史》《晚清上海史》等著作。他在《晚清上海史》（Historic Shanghai）一书里，叙述了上海自开埠至19世纪末的上海历史，其中包括了上海租界巡捕的产生与早期的一些片段。

（一）上海巡捕的产生

裘昔司把上海巡捕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太平天国运动，认为是这一运动影响到上海，造成了上海租界的恐慌与混乱，因此需要组建巡捕，由其来管控上海租界的秩序。他说：“太平天国叛军一占领南京，在上海就马上惊现了一场商业性大恐慌；随着本地资金被抽回，贸易在一段时间里停滞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海城市秩序混乱。大批华人涌进租界。“近在咫尺的叛乱和内战，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租界”。

上海租界因此而感到压力，组建巡捕便刻不容缓了。他说：为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以免遭来自租界内外的动乱和危险势力的伤害”，“首当其冲的是要组建巡捕武装以应对紧急状态，因为海军警备队不会再来执行巡捕任务了。”上海租界的巡捕就此而应运产生。

在上海租界中，首先组建巡捕的是英租界，时间是1854年。1856年，上海法租界也组建了自己的巡捕。1862年上海英、美两个租界合并，成立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又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不管上海租界如何变化，巡捕始终存在。

（二）上海租界早期巡捕的来源与巡捕的出格行为

裘昔司眼中早期的巡捕来自西方国家的流浪汉，他们的行为往往出格，还引发了市民对他们的投诉。他说：“那时候的巡捕大多从流浪汉中招募而来，引起了人们对巡捕机关的严重投诉，简直就是一则不折不扣的公共丑闻。”可见，早期上海租界招来的巡捕素质太差，在执法中出格情况常常发生，以致引起市民的投诉。

裘昔司眼中上海租界早期巡捕的这些写照与其他记载的可以相关印证。据《上海法租界史》记载，1863年被称为“第一流的总巡”来上海法租界任职，此人名为加洛尼·迪斯特里阿。他一上任，便于部下巡捕一起“滥用职权，非法拘捕；敲诈勒索，不合理的罚款，对人施加暴行，无恶不作”，以致“四面八方都提出控告和愤怒的抗议”。连一个法国人都说：“外交部是找到了一个宝贝！”因为此人为外交部推荐。最后，不得不在其上任63天后，就被免职了。

上海法租界的总巡是这种素质，其手下的巡捕更是不齿。《上海法制史》说：6名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洋人巡捕去办案。这6人中，4名来自法国，两名分别来自西班牙和希腊，但他们几乎都是从“商船上开小差”而来。结果，案件没办完，其中两人就先期盗窃道了财物，“逃到宁波去做海盗了”。可见，上海租界早期巡捕的素质十分差劲，出格行为常有发生。这又与它们的来源有直接关系。

（三）上海租界巡捕与华界警察间的摩擦不断增多

上海是个长期处于一市三制的近代城市。其中，既有华界的法制，也有英、英美、公共租界的法制，法租界的法制。而且，这些法制都仅适用于自己管辖的区域。于是，近代上海就出现了在一个城市中，同时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区域与三个不同的法制的情况。在这种一市三制的情况下，上海便出现了三个区域不同的警政人员。即上海华界的警察，上海英、英美、公共租界的巡捕，上海法租界的巡捕。这在上海史上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

近代上海的这种特殊现象导致了警政人员的摩擦，而且裘昔司还看到了这种摩擦不断增多的情况。他说：“上海出现一种很明显的特征，城厢（华界）和租界相交的地带俨然成了一片新区域，其道路和居民住所都处于脱离市政掌控的特殊状态，在某些方面，利用这一脱管状态视法律为无物却能安然无恙，而另一方面，租界巡捕和中国警察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这种摩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根本原因在于一市三制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二、英国人彼得斯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

彼得斯（生卒时间不详），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公共租界任巡捕，50年代开始在英国《卫报》《金融时报》和BBC等媒体上发表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另外还著有《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Shanghai Policeman）一书。此书记载了作者20世纪30年代充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亲身经历。其中，有较多篇幅叙述他所见到的上海巡捕状况。这是一个上海租界巡捕看巡捕的眼光，看到的深层次问题更多一些。这里掇取三个片段，以飨读者。

（一）上海巡捕被招募进来后要进行训练

上海巡捕是一种特殊职业，需要有良好的体力与专门的技术，因此训练不可或缺。彼得斯从巡捕实践中体会到训练的必要性。他说：“当我能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追辑持枪劫匪时，我更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些训练的用处。”而且，有些训练项目还具有特殊性。彼得斯说：“我相信这些训练项目都是上海的巡捕房独创的，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警察都不会需要这些训练。”

彼得斯具体介绍了上海巡捕训练的课目，其中有模拟追击犯罪嫌疑人的内容。“为了训练的对抗性和有效性，我们采取三人一组的方式。指令发出以后，第一个障碍是跨栏。越过跨栏以后，又会遇到一个注满水的巨大水泥槽，上面只架了一根窄木，我们要迅速从这上面跑过去，这也是在模拟现实追击罪犯时可能遇到的两个房顶之间搭放一条窄木板的情形。练习时有很多人都会摔进水槽里，而幸运地通过测试的人将继续进行下一个项目。”这个片段较为直观地介绍了上海巡捕受训的场景。

（二）上海租界的巡捕由多个国家的人员组成

上海租界的巡捕开始时都来自欧洲，无论是上海英租界还是上海法租界，都是如此。往后，由于巡捕的需求量增大，上海租界巡捕的人员也发生了变化，亚洲人也被招募进来。彼得斯眼中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20世纪30年代，已由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与华人等组成。“公共租界的巡捕里有英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锡克人居多）和中国人，总数达5463人。英国人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但是中国人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也有一些俄国人，他们人数不多，工作能力也很差，但是却比其他人都能惹麻烦。”上海公共租界是如此，上海法租界也有类似情形，由法国、中国与越南等国家人员组成。

上海公共租界多国巡捕的表现各不相同。彼得斯认为，华人巡捕虽然“偷懒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要是公平地评判的话，与我结伴的华捕在应对武装抢劫或者绑架之类需要做出迅速反应和射击的犯罪行为，这位华捕绝对不比欧洲或美国的任何警察差。”说到日本巡捕，彼得斯说：“在任何涉及日本国民的情况下，这些日捕都是绝对的好巡捕，可是对日本人之外的事，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只能说我和他们之中有的人相处得还算愉快。”在彼得斯眼中，华人巡捕的专业水平比较高，而且工作的适应面比较宽。日本巡捕的工作适应面则比较窄，主要在日本人领域，而且专业水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关于印度与俄国巡捕，彼得斯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眼中的印度巡捕“主要是负责管理交通。他们通常身形高大、简单随和，但需要有人指导。一旦有了能正确领导他们的人，他们绝对是坚不可摧的。”而俄国巡捕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彼得斯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俄国人群体，所以巡捕房里才需要俄捕。有时候他们还能升值，被安排到值班室工作，但是90%的俄捕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如果让一个俄捕去巡逻，实际上很可能得靠他的英国同事来完成工作，因为俄捕根本没有自己完成工作的能力。依我看来，俄国人作为巡捕几乎是一无用处。”在彼得斯眼中，印度、俄国巡捕都很差劲。其中，印度巡捕无领导、指导能力，只能被领导、指导；俄国巡捕则几乎一无是处。这两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队伍中，属于比较差的一类。

从中亦可见，在上海租界的巡捕队伍中，华人巡捕的整体素质排在上乘之列，比日本、印度、俄国巡捕都要好一些。

然而，华人巡捕的工资却很低，比日本巡捕要低得多。彼得斯说：“在被录用之初，华捕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英镑10先令，而日捕则能拿到大约8英镑。”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彼得斯也看不下去。他坦言：“在我看来，华捕完全有理由抱怨。”其实，这是上海租界对华人歧视的一种表现。

（三）上海租界巡捕镇压过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上海租界也是如此。上海租界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租界人民与华界人民一样，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解放，也投入了革命运动。彼得斯亲眼看到了这一革命运动的场面。他在书中写道：“到这个巡捕房大概十天之后，我在巡捕时发现前面有一群行进的中国人，一边喊口号一边唱着歌。他们举着巨大的横幅旗帜，上面写着中文标语。随着他们的前进，还不断有人加入这个队伍。作为一个新手，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什么人的葬礼，但是又觉得有些不一样，于是我很快向人群走去。刚好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日本巡长和一个华捕，他们向我解释说这些游行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很显然，这些游行者是上海人民的革命者或者是支持革命者。

面对这一革命运动，上海租界巡捕采用了镇压手段，逮捕了一些游行人员。彼得斯说：“看到我们之后，人群依然没有散去，我们只好逮捕了其中十几个人，此时又有其他华捕赶到了。我命令他们将逮捕的人带回巡捕房，而我自己则留在这里清理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共产主义读物。”很明显，上海租界巡捕镇压了租界的人民革命运动。

这些被逮捕的游行人员后来还受到法庭审判，遭到迫害。上海租界的巡捕则出庭作证，还得到了奖励。“第二天，那些共产主义者就被送上法庭了。我和那个日本巡长都被传唤出庭作证。最后共产主义者被判处了十八个月的监禁，而那个日本巡长受到了增加三个月警龄的奖励。”可见，上海租界巡捕在镇压上海人民革命运动方面，扮演了刽子手与帮凶的双重角色。

三、美国人魏斐德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

魏斐德（1937-），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著作颇丰，其中有三部最为重要。它们是：《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清朝开国史》和《上海警察，1927-1937》。在《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一书中，魏斐德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1927至1937年间，整个上海的警察情况，有些内容涉及到上海租界的巡捕，其中有三个片段特别引人注目。

（一）黄金荣既是上海的罪犯头子又是上海法租界的捕头

魏斐德眼中的黄金荣首先是他的身世。他说：“虽然有人说黄金荣是南通人，但黄说他自己1868年出生于苏州。他父亲原是苏州城里衙门中的捕快，后移居上海，在南市开设小茶馆。孩提时代，（黄）金荣一度在文庙路上的庙里当和尚，还在城隍庙开的萃华裱画店里当过学徒。大约就在这时他感染了严重的天花，所以后来他的门徒们当面尊称他’黄老太爷’，背后则管他叫’麻皮金荣’。”可见，黄金荣身世的前半部分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十分平淡。

成年以后，黄金荣开始逐渐变坏。魏斐德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郑家木桥两头聚集着大量的流氓和瘪三，由他们的头子向当地的商人勒索保护费。’精明的’瘪三黄金荣很快与他附近的这些流氓老大中势力最强的两名结为拜把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黄（金荣）将南市和法租界的流氓结成帮派，这些人后来成了他的门徒。”黄金荣以黑帮为依托，大肆进行犯罪活动，成了“毒品、赌博和卖淫业中的大亨。”这个“大亨”就是罪犯头子的代名词。

魏斐德眼中，黄金荣不仅是个上海罪犯头子，还充当了上海法租界的捕头。他坦言：“有赖于他（黄金荣）父亲在捕房的老关系，黄金荣在1892年，他二十四岁时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一显身手。由于他身强体壮、有勇有谋，使他在巡捕房中得以得心应手，他当上了刑事处的侦探，警长编号为13。”黄金荣一共当了20年的巡捕，最后因为犯错而退休。“黄金荣连续当了二十年的警探，直到1925年因为多起重大丑闻使刑事处声誉大丧而退休。”黄金荣的巡捕生涯很不光彩，连魏斐德都称其为“二十年代最臭名昭著的骗子警察”。

（二）上海租界巡捕的三种不轨行为

魏斐德研究了上海巡捕的实际状况后，看到其存在不少不轨行为，而且还列举了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三种这类行为。它们是：“歪曲涉及华界事务的公共信息；监视并骚扰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外国人；雇佣白俄充当警察。”魏斐德对此还分别作了介绍。

关于歪曲涉及华界事务的公共信息。魏斐德认为，上海租界巡捕通过歪曲涉及华界事务的公共信息，来误导公众。“每当中国人集会时，租界巡捕房就派出华人侦探去参加”；“这些受雇于巡捕房的华人侦探用英文写成报告提供给外国报纸，而记者们常常根据指令更改行文以不暴露’新闻’来源”；“这些报道经常是不正确的，甚至带有宣传倾向有意误导公众”。上海巡捕干涉、误导社会舆论，手伸得很长。

关于监视并骚扰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外国人。上海租界是个国际化区域，外国人很多，其中不乏有进步人士。上海租界巡捕把这些进步的外国人士定性为激进分子，千方百计进行迫害，包括监视与骚扰。魏斐德在研究中发现，上海巡捕把“报纸上的反面报道通常被认为是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外国记者所为。”于是，各种迫害手段接踵而来。“比如，当著名的英国作家阿瑟·兰生写了一些冒犯警察的文章之后，就开始传出她曾到过俄罗斯并娶了一位俄罗斯太太的谣言。”上海巡捕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敢使用。

关于雇佣白俄充当警察。魏斐德经过研究以后认为，上海租界警察机关最大的问题是雇佣白俄人，因为这批人素质太差。他说：“（上海）租界警察部门最大的问题是雇佣白俄’志愿者’（愿警）——他们中的大部分据说是沙皇军队的残部，其中有些曾受雇于残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这白俄人干尽了坏事。比如，1927年11月7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白俄聚众企图袭击领事馆。”这些白俄充当的巡捕知法犯法，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三）上海租界巡捕与上海华界警察的地位相差悬殊

在魏斐德眼中，同在上海城里，但上海租界巡捕的地位要高于上海华界警察，而且相差得还十分悬殊。他专门举例作了证实。比如，在1928年，上海租界已经被称为是中国“特区”以后，魏斐德还是发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都可以经常大模大样地出入于（上海华界）的公安局辖区。公共租界巡捕房甚至派遣特务去华界，伪装成记者以收集国民党活动情报，而当这些特务被逮住时，他们的外国上司不惜亲自出马，要求华界警察放人。”

与此相反，上海华界的警察进入租界，就要受到限制，其中包括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许可。魏斐德说：“例如，（上海华界）公安局想使其员警熟悉上海市中心的布局，安排他们参观爱多亚路、海关码头、大公司、百货大楼等等，如果身着制服进入租界，就必须获得公共租界警务处的特批。”上海租界巡捕进入华界则没有这种“待遇”。从中反映出上海城里，上海租界巡捕与上海华界警察的地位明显不同，高低显著。

四、三个洋人眼中上海租界巡捕的几个相关之处

分别来自于葡萄牙、英国、美国的三个洋人裘昔司、彼得斯、魏斐德，从各自的眼光出发，观察了上海租界的巡捕，把所见、所闻、所想、所研，写入自己的著作，反映了与他们关联的一些片段。然而，其中还有一些相关之处值得关注。

（一）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看上海租界巡捕及有关问题

这三个洋人在看待上海租界巡捕及有关问题时，都持有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往往就是列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看待上海租界巡捕及有关问题，难免不发生偏差。比如，裘昔司把上海巡捕应对的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叛乱”就是如此。“叛乱”是一种贬义词，指那些倒行逆施的行为。这是裘昔司站在列强的立场上，对太平天国的定性，而且这一立场与清政府一致。清政府就是以此为理由，镇压这一运动。平心而论，就不难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是在列强入侵中国、清政府加剧剥削与压迫的情况下，于1851年正式爆发，是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派的反抗，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一种愿望。把这一运动认定为“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比较恰当。裘昔司把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叛乱”，带有污蔑成份，也是他与列强立场的直观体现。

（二）他们从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去反映上海巡捕

这三个洋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把其引入自己的视野，反映上海巡捕，特别是魏斐德。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克·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S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爱好历史。这对魏斐德以后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魏斐德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教导他去精读古希腊、古罗马等历史学家的著作，还要求他在饭桌上汇报读书心得。这对魏斐德的影响很大。以后，他认为自己父亲的教育远远超过他所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成年以后，魏斐德又接受了叙事史学思想，还曾“独张叙事史学大帜。”同时，他还是叙事史学的实践者，在他的著作中会直射出对历史事件的特别关注与具体史料的大量运用，还尤其对历史人物的重视。他专门撰写、出版过《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的专著。魏斐德对叙事史学与人物撰写的这种兴趣爱好也观照在他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一书中，除了用专门的篇幅介绍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牛兰、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顾顺章外，还专门叙述了上海的罪犯头子与上海法租界捕头黄金荣。这也就是在此书中用重彩浓笔写到黄金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他们会把上海租界巡捕遇到的现象与本国的情况联系起来

这三个洋人常会把上海租界巡捕在工作中碰到的有些现象，与本国的情况联系起来，以贬低华人。比如，彼得斯发现“夜间巡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襁褓里的婴儿被遗弃在各种地方，小巷里、人行道上甚至是荒地上。被遗弃的婴儿十有八九已经死去或是奄奄一息，被随随便便用破衣服、破席子包裹着放在地上。”而且，这种弃婴行为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弃婴本身不被认定为犯罪，而且因为发生得太频繁，巡捕房也没有办法再采取任何后续的问责措施。”然后，彼得斯就把上海租界的这一现象与英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认为在英国遗婴是一种犯罪，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英国，遗弃孩子的人肯定要被找出来并且以杀婴罪起诉。”彼得斯通过这种联系，反映上海租界华人的弃婴与英国相同情况的不同处理方式，来说明华人的落后，而没有在深层次上作原因分析。

在这里，彼得斯忽视了两点。第一点，忽视了华人弃婴的根本原因。上海租界是个近代社会，社会比较发展，可是为什么只有华人弃婴而洋人不弃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上海租界内的贫富差距太大，贫困的华人太多，是贫困人口的主体。就像彼得斯自己所讲：“主要是因为父母太穷，无法养活他们（指弃婴）。”然而，这种巨大的差距发生在上海租界内，租界当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根本原因不应被忽视。第二是，忽视了上海租界巡捕的责任。上海租界巡捕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包括打击违法犯罪。但是，对于弃婴的行为，他们都没能加以制止。原因却是发生得太频繁和没有办法采取问责措施。也就是说，上海巡捕本身就是失职和问责的对象。这个原因也被彼得斯忽视了。忽视了这两个原因以后，彼得斯对租界内的弃婴与英国弃婴的联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从这三个相关之处，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裘昔司、彼得斯和魏斐德对上海租界巡捕的看法，还可以找到一些这种看法背后的深层原因，以致对他们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有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这三个洋人眼中的上海租界巡捕，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如今则成了知晓上海租界巡捕的一种史料。从中，既可以作为认识这一巡捕的依据，又可以成为对这一巡捕进行研究的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