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当政治家的军人不是好商人——民国奇葩阎锡山

来源：云中静月的战史小屋

1960年5月23日，蜗居台湾的一级上将阎锡山去世。当然了，没人关心这些，人们对他的兴趣全是他在世时候的各种轶事。

他的成就有很多，名头也很响亮，是山西实力派，一级上将，也可以叫山西土皇帝，如果拆开了看，更是有很多细节更能玩味：比如著名的精算师，非著名哲学家，一阎当关蒋军莫开的非著名军事家，成功的地缘政治家，中国不倒翁技术的领军人物。

如果说上述这些特征还能够变换成另外一种身份的话，那么他也是一位成功把商业经验运用到军事政治里的一位集大成者，如果中小学生实在是不明白精打细算，投机钻营，唯利是图这些词的正确用法，那么也可以了解了解阎长官，更能加深印象。

阎长官一生都在致力于在山西耕耘，玩封建割据，从来都没放眼全国哪怕一眼，虽然他也是紧盯国内外局势，可以说是铁打阎长官，流水的政治势力，他去南京见老蒋共商国是的时候，都感觉这个浙江人是不是一直是在惦记他家院子里的锅碗瓢盆，没准一不注意，就被老蒋顺走了。

浙江人会做生意，山西人同样，他俩可谓也是买的都没卖的精的典型代表，俩人不知道数过多少其他军阀的财产，阎长官当初卖老冯的时候可是眼睛都没眨一下，老蒋更是了，他估计盯着全国势力范围的时候，眼睛都不会特别的干涩。

除了阎长官本人之外，山西军阀的其他人物也都不是白给的，打仗这一块不说，光是上将就出了好几个，分别是：傅作义，徐永昌，商震，杨爱源，数量上在军阀里是最多的，注意，这个是铨叙上将，这些人更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不得了，比如傅作义从晋绥军里直接独立出来成了绥军，商震不玩打仗玩开了外交，徐永昌去了军委会里当了巨头，就剩下杨爱源留在山西和阎长官打算盘。

哪一个都不虚。

阎长官能发展成这样和他的童年有着绝对的关系，多年以后，当阎长官坐在逃往南京的飞机里，准会想起青年时父亲带他去太原逃债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至于为什么会逃债，就是17岁的时候阎长官玩“打虎生意”玩赔了，只能跑路。

阎长官家里本来就是放高利贷的，加上从小没人管，所以就显得狡猾狡猾滴，16岁在自己家里的钱庄打算盘，逃债之后又去别的钱庄里当伙计，所以说他会精打细算，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了，永远不要低估一颗生意人的心，因为阎长官总要出头的。

关于阎长官的军旅生涯，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毕业于日本陆士，从山西武备学堂走的清朝选派留学生的路子这才开始的军旅生涯，其实那时候阎长官很能看准市场，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枪杆子才能保卫手里的算盘，光打算盘的话只能等着被人砍手了。

当兵，才能有钱，去了日本，他更深信不疑了。

为啥？因为阎长官去了日本中毒了。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军国主义能够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富国强兵，这一套对于阎长官非常的适用，后来他在经营山西的时候也确实是这么干的，当然了，他没走向军国主义，但是他还是选择用枪杆子来保护他的山西市场，在他经营山西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山西有了能拿得出手的工业体系和金融市场，内部循环，玩封建割据绝对没有问题，太行山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后花园。

阎长官一直都觉得他和他的山西，是自己的小天地，和重庆政府，是“友邦关系”，只是，实质上并不怎么平等罢了。

除此之外，阎长官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很怪异，就是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其实都是自己的一套逻辑，很少能有人和他产生共鸣，要不说他是非著名哲学家呢，他真的是感动了自己。

中二哲学家

关于阎长官这套理论，名字就叫“中的哲学”，也叫“二的哲学”，这个是他自己搞出来的理论名称，但是和现在的“中二病”这个词放在一起居然有了最搞笑的解释，比如“中二病”原指青春期少年特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行动和价值观。说的贬义点，就是想法太幼稚。

不过话说回来，阎长官的“中二理论”虽然有自以为是的意思，但是不妨碍他在民国里是不倒翁艺术的集大成者。

阎长官在中原大战之后，就是这个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主要的思想精神就是：中为不偏之意，不只不偏不恶，且不偏于善。“中”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自存自固”，“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中”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有多种的解释，除了有方向上的意思，还有负责任，做好事的意思，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想法中还有对立统一观点，还有矛盾论，还要善于应用矛盾，所以也叫“二的哲学”。

总结一点，就是要什么事都要取一个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就是“中”，这个也就是精打细算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做生意也是如此，玩政治也是如此。

其实晋绥军在军阀中并不是最大的，数量上中规中矩吧，和中央军的对抗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在各种扯皮，用军事保证山西独立，用工业保证山西内部循环，有一种闷声发大财的意思。

当然了，对于省外局势他也得没事干关注一下，山西省外局势纷繁复杂，各类事件交织叠加，所以阎长官就得亲自出马去纵横捭阖一下，但是他不过问山西之外事物。

阎长官投机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不然他后来不可能后来发得那么大，成为北伐四巨头之一。阎长官是绝对的旧军人出身，虽然早年加入同盟会但是革命思想对于他来说运用起来肯定也是满满的算计，对他来说很多事情都只是手段而已。

不然他不能前期紧紧跟着袁世凯，后来又跟着段祺瑞，再后来突然宣布加入北伐。

阎长官手腕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收取各路军阀的智商税，他从来不会苦了自己，成全别人，哪怕是上厕所排队是不是发扬下风格也得先斟酌下。

一句话总结一下，其实就是闷声发大财，这种人在现在的单位里也很常见，有好处从来都是要多吃多占，比如强调自己的困难，领导要多考虑考虑我，我平时这么辛苦，可是一干活肯定就躲在后面安安静静；别否认，这种人往往在单位都是混得相当好的，名声差怎么了，过得很舒服啊。你看不惯怎么样，加班也不给你加班费，而且还要一直加班，最后往往还拿不到一个好处。

很多军阀在反蒋之后基本上都是身败名裂了，被老蒋封印起来，而在中原大战之后的阎老西却一直混到了1949年。

始终渔翁得利的政治家

民国初年是军阀的红利期，基本上手里有支部队的，跟对了阵营在最后都能发得一塌糊涂，那时候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南北战争的状态，广州和北京两个政府分庭抗礼，在北方的阎长官也是显得很低调。

从1917年阎老西掌握山西政局以来，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山西的安定。

但是口号仅仅是口号，必须还得穿插自己思想体系，阎老西不爱打仗是真的，但是看准时机捞一把更是真的。

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之前跟着袁大头以及段祺瑞太紧了，被南方军阀打得够呛，所以学乖了，老老实实发展地方经济。不过这里面也有他的苦衷，他的晋军在北洋军阀的包围圈里，在北方实力排不上号，哪一个北洋嫡系都能拿捏他一下。

所以他开始盯紧局势，谨慎站队。

阎长官别看是从旧军阀出来的，又在北方，其实他和北洋军阀没半毛钱关系，而且，他唯一怕的人就是袁世凯，袁大头死后，他才觉得没人能管得了他了，他才在山西站起来。

而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的时候，双方都派人联络晋军，阎长官心想每天打打打，什么好处都捞不到，根本看不见前途嘛，索性就保持中立态度。

随即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下子打断了直系军阀的腿，战争带来的好处是原来的直系军阀老冯直接跳出来单干了，阎长官一看直系倒了，所以也就出兵了，这里面他能捞一笔，你要说他打仗把，可能他就给人传了一个球，然后带走了一场胜利。

当时在北方，冯、阎、张大帅联合组成北方政府，抬出来段祺瑞当“临时执政”，这下阎长官就在北方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其实都说老冯喜欢倒戈，阎老西也不差的，但是他基本上是在卖队友，比如在1926年直奉对老冯开展“讨赤”之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老冯联系苏联，这帮军阀非常的不满意。

阎长官当然是参加了，这里面也是玩的两面三刀，两方都联系，后来双方见真章了，这才开始和北洋军一起吊打老冯，战争的结果就是老冯退出北京，蛰伏西北，而且老冯还下野了。

这下阎长官着实地发了一笔，地盘直接从山西扩大到了绥远，占的还是老冯的家底，晋军也更名为晋绥军。

这样的话阎老西在北方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势力，而且他是没有下过什么血本，基本上也算是玩“打虎生意”，看准时间买空卖空，赚了一笔。

从阎长官平时的投机表现上来看，也是诠释了为什么不想当政治家的军人不是好商人。

而从北伐战争一直到中原大战，老阎卖队友更是不遗余力。

阎长官是北伐军在占领武汉后才正式加入北伐军的，对于他来说，什么主义和阵营其实都不重要，他可以随时从这个船跳到那个船上去，其实他要是写一本书叫《活着》或者《军阀的自我修养》，也许还能畅销一下，听懂掌声。

阎老西和每个势力都有关系，按照阎长官的履历，当年他也是革命者，年轻的时候更是参加过孙中山的“铁血丈夫团”。阎老西最光辉的一次，就是率领山西新军参加辛亥革命，只是后来就没有然后了，他有一段时间还是被袁大头按在地上不断地摩擦。

当阎长官派人去武汉聚义的时候，他对老同盟会会员赵丕廉说：“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 是我的事。”

在南昌的老蒋非常想争取阎老西，按照老蒋的脾气，直接是就地封官许愿，并且任命他为北方总司令。

可是阎老西还是不愿意动，迟迟不愿意官宣一下，直到1927年5月老冯正式加入北伐后（老冯之前其实也在打，还给西安解了围），局势明朗，才自任北方总司令，悬挂狗牙旗。

从时间上看，阎老西足足晚了一年才出兵，而且纯粹属于空手套白狼。

他在山西总共扩过三次军，分别是1917年，1924年，1927年，而最后一次，他把部队改编为9个军又6个师。在北伐结束后，阎长官掌握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大城市， 并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内政部长、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

喜欢卖队友的资深伙伴

这时期的阎长官掌握了华北地区军政大权，名副其实的实力人物。

这里面老冯为什么没出头，因为他被老蒋耍了手段坑了一下，所以非常的不满。

胜利之后很多问题浮现水面，比如裁军，各方分赃不均大打出手，从1927年12月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战这中间两年多的时间里，大型战争爆发了8场，唐生智、桂系、张发奎等先后倒下或者干脆就是一蹶不振。

老冯也是损失惨重，在1929年4月他倒了一次老蒋，结果损失惨重，老冯无奈去了山西结果还被阎长官给扣留了。

老冯不服，准备和阎长官再一次打老蒋，而阎老西只在这次的（1929年10月）蒋冯战争中给西北军当了一次金主，并且一看风向不对没有出一兵一卒。

开打之前老冯接受了阎老西的道歉，表示两人冰释前嫌，还一起游览五台山秀恩爱。

随后老冯就这么被老西一忽悠，和老蒋就打起来了，老冯在软禁地点设了一部电台遥控指挥西北军，但是阎长官却没动静，按照老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思想，老蒋给晋军发了协饷让阎长官按兵不动。

这钱就转了这么一圈，只有老冯被坑了。

打了不到两个月，西北军大败，退守潼关。

阎长官本身就是个大忽悠，他不过是为了反蒋借西北军壮大声势，甚至还和老冯说成功了二人以后平分天下，这话刘邦和项羽说过，陈胜对吴广也说过，结果呢？卖队友真是不眨眼睛。

所以啊，人情世故啊，不玩这个怎么能赢？找阎老西这种大忽悠当盟友真的是太容易被卖了。

但是在北方，老冯也只能找阎老西了，因为老蒋“削藩”这一刀肯定会砍在晋军身上，所以阎老西也只能和老冯凑合过日子。

只是对于这个盟友选择的问题上，西北军日后也是颇有心得。本来阎老西软禁老冯就让西北军众将已经很不满了。

当时很多人都对阎长官有这么一个看法：他是西北军的一生之敌，而老蒋，只是一时之敌。

阎长官可以做到“敌可以化友，有仇那就是不共戴天”，然后这两句话可以无限反复循环使用。

但是阎长官这时候还是觉得，军阀里还是老蒋最不是东西，就是可着我们这帮地方军阀欺负。

1930年2月27日，阎老西跑到软禁老冯的建安村请罪，两人抱头痛哭，表示重归于好，并且扯下弥天笑话：二人准备“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老冯就这样从山西回来了，带来了阎长官的承诺，这一下个操作让原本就对阎长官不满的西北军众将惊掉了下巴。想着老冯是不是吃了迷魂药，怎么就这么喜欢阎老西。

在中原大战中，阎长官的名头大得吓人，号称陆海空总司令，一打起来却是西北军始终是冲在最前面的，晋军倒是相对轻松。不过随着西北军被老蒋用钞能力打败，少帅入关，阎长官虽然保住了军队，但是也被少帅给改编了。

在阎长官败回太原后，把陆海空军总司部 等撤销，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徐永昌任总司令，杨爱源任副总司令，他自己化装潜入大连，过着寓公生活。

在大连阎长官也没闲着，悟出来一个“中的哲学”，从此就开始了他的非著名哲学家生活。

918后，阎长官这才有了翻身的时机，在1932年2月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执掌山西大权。

军队和地盘都保住了，也总算是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山西。再看看老冯，只能长叹一口气了。

理论从来都是标新立异

阎长官的理论很多其实还蛮出名的，比如“三个鸡蛋上跳舞”这个情况就深层次地说明了他对于自身的定位。

“三个鸡蛋”本意上讲的是老蒋、我军、日本人，其实作为一个军阀，他对于老蒋和我军的感觉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么想其实就极其地怪异，他是把自己当成了一股在中国的平行政治势力。

另外就是他自己发明了不少的主义，这些主义和阎氏哲学掺杂在一起，就形成了阎长官怪异的行事风格。反蒋联蒋，反共联共，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到最后就只顾着自己了。

比如口号上他就非常的讲究字斟句酌，他从来不提抗日口号，只说“抗敌”，这个就有意思，不想把自己弄得太过高调，另外也是含混对象，就拿我党来说吧，我党提出抗战不分党派，他说抗战不分派别；我党提出抗日救亡，他就说抗敌救亡；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提出抗敌救亡统一战线。

除了标榜这种主义，剩下的就是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他在抗战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在“中”的指导方针下写出来的：

主和主战莫纷纭，自古和战意难同。和战果与国有利，主战主和有何分。

不说这个“国”到底是中国还是山西，能把妥协等同于抗战也是没谁了。

其实阎长官从来都没把自己当成国民党的一份子，国民党在他这里就是个贴牌，抗战时期他连山西的党部都给撤销了，因为他觉得，从政治组织上有这么个玩意简直是太烦人，但是这种组织又不能没有，怎么办？

阎长官自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党，名字就叫做民族革命同志会。目的还是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当时老蒋的那一套，在山西其实是没有是市场的，而且这个会的准入门槛非常的低，只要拥护阎长官这个会长，那么就可以入会。

各地成立分会，目的就是宣传阎长官那一套理论，老蒋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在山西，在晋绥军里，没人提老蒋，如果人们私下里管阎长官叫会长，那么他就挺开心，如果叫他司令长官，他就不是很在乎，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毕竟是老蒋给任命的嘛。

后来这个团体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第二战区和山西省政府的关防大印都被收起来了，各类文件在省内的题头都是“同志会”，所以当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就很纠结，在死的时候怕沾上汉奸的骂名，在遗嘱中坚持要求自己死后在墓碑上写上自己是党员。

所以当初我看到这张图我就很诧异，后来原来这里面的故事是这么回事，要知道，他俩也是很好的朋友。

阎长官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抗战只是手段”。

能够看出来这个作为哲学家的军人是多么像个怕折了本的小商贩。

对于他来说，一切的哲学，一切的想法都是为了他本人来服务的，以至于到了后来，他都主动联系日本人了。日本人当然也摸清了他的底牌，知道他只顾自己，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所以日本人专门制订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策略，后来发展成了“伯工作”，与“桐工作”（诱降老蒋）遥相呼应。

1940年年底，阎长官与日军开始谈判，并提出“四项原则”。

还有很多奇怪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让阎长官保持比较独立的姿态。

史称《汾阳协定》。

而老蒋在知道《汾阳协定》后十分震惊，但阎长官说他的战区条件恶劣，不这样做战区就会自我毁灭，以此逼迫老蒋给他增加军费和物资供给。

同时，阎长官自以为知道蒋介石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告诉老蒋，他准备与日本人暂时和谈，然后“先打八路军，后打日本人”。

老蒋派人亲赴山西告诫阎锡山：“你不能投降，如果你投降了，我先打你，后打日本人，再打八路军。”

老蒋的表态，让阎长官很摸不着头脑，为啥老蒋会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