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并与被吞并——略述国民革命军“一体化”的进程

作者:胡博

国民革命军，诞生于1925年，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一支武装力量。要问其最高统帅是谁，所有人的答案无疑都是“蒋介石”。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这支武装力量空有统帅之名，却没有绝对领导权。于是在这支武装力量与军阀、与中共、与日军的历次作战中，总会出现军令不一、见死不救、坐观其败这样的荒诞事件发生。究其主因，就是这支武装力量在成长过程中所诞生的众多派系，使蒋介石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行使他本应该拥有的绝对领导权。

那么蒋介石难道不想拥有对这支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吗？其实早在国民革命军诞生之初，蒋介石就一直在努力的改造这支武装力量，使其在政令和军令上都能得到高度统一。然而，当蒋介石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历史却没有给他机会。在种种“巧合”之下，蒋介石在统治大陆时期，始终没能完成这一夙愿，反到是他在1949年带着这支武装力量的残余部队退守台湾之后的几年中，才真正完成了他早在1925年就想完成的夙愿。

一、在北伐战争中形成的派系

说起国民革命军中派系林立的原因，还得从孙中山革命开始。孙中山的革命，起初依靠的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但因屡次革命都告失败，这才转而寻求有政治野心的军阀的支持，并在广东立下了革命基地。清政府的倒台，虽然完成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志愿，并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名义上这是一个统一的民主自由国家，实际上却是军阀割据、连年战争的乱世。

有鉴于此，孙中山开始谋求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盼着有朝一日，能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将各路军阀全部消灭，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黄埔军校由此应运而生。孙中山依靠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绝对拥护，组建起了第一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党军，随着孙中山的去世，领导这支党军的人，又转到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手中。

党军成立之初，只有三个团，此后虽然扩编为旅，又扩编为师，但在名义上拥护孙中山革命政权的各路军阀眼中，始终是个毫不起眼的角色。在蒋介石的努力之下，党军逐步壮大。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前，蒋介石又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段，首先搞跨了在广东军政界占有举足轻重的由许崇智领导的粤军，他将许系粤军或改编或缴械，并以党军和改编之许系粤军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蒋介石的努力，虽然搞掉了与其分庭抗礼的许崇智部粤军，但同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李济深的粤军（第四军）、李福林的福军（第五军），还有程潜的湘军和吴铁城的警卫军合编为一军（第六军），此后又陆续加入了李宗仁的桂军（第七军）和唐生智的湘军（第八军）。于是在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便又八支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部队存在。这八个军，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国民革命军初成时的八大派系。

经过两年的北伐战争，起初的八大派系中，谭系湘军、朱系滇军和李系福军都因为实力较弱，而依附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程系的湘军被蒋介石消灭，唐系湘军被李宗仁打败，被迫依附于桂系。这样一来，原来的八大派系缩减成了三大派系。但在北伐战争进行时，国民政府不断的接纳、收编了许多军阀部队。还有两支较大规模的军系通电响应革命，他们分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截止到北伐战争结束时，国民革命军中存在有四大派系，他们分别是由蒋介石领导的第一集团军、由冯玉祥领导的第二集团军、由阎锡山领导的第三集团军，以及由李宗仁领导的第四集团军。1928年底，领导奉系的张学良通电易帜，这就又诞生了第五个大派系——东北军。以上五支是国民革命军实力较大的派系。

处于中游的派系，多为通电响应革命并占据一省之地者，如云南的龙云、贵州的周西成等，他们都被授予军长并兼任省主席之名。此外还有四川的各路军阀，如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都被委以军长。第四军是革命之初成立的部队，但因权利之争，以及领导该军的是广西籍的李济深，这支本可与五大派系分庭抗礼的军系却分裂成数个小派，如李济深领导的第八路军（后归陈济棠领导）是其中较大的一支，此后发展为第一集团军。张发奎领导的第四军，后一度依附桂系，但最终投归蒋介石，陈铭枢、蒋光鼐领导的两个师，后编为第十九路，因福建事变失败而被中央收编。

处于下层的派系，大多是在北伐战争中因实力较小，接受改编而成的部队。这其中就有直鲁联军残部改编的部队、五省联军改编的部队、河南保卫军改编的部队等等。这些小派系，一方面因没有立足的地盘，一方面因实力弱，只能随波逐流的跟随着依附的大派系行动，但自身又能拥有相对的完整性。

如上所述，一个北伐战争虽然在名义上完成了由国民政府领导的统一的中国，但实际上代表中央的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势力，只拥有华东数省。此时冯玉祥占据着西北和华北一省、阎锡山占据着华北、李宗仁占据着华南、李济深占据着广东、龙云占据着云南、周西成占据着贵州、金树增占据着新疆，还有四川各路军阀，以及占据着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步芳集团。这些军队名义上都使用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番号，但实质上，只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而已。

二、军阀混战时期的派系变动

早在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因受到李宗仁桂系的压迫而被迫下野。1928年虽然再度出山，但桂系实力已经坐大并组成了第四集团军，成为了能与第一集团军分庭抗礼的大派系。冯玉祥、阎锡山的加入，虽然加快了战争的进程，但在战后也都是割据一方的豪强。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编遣会议，虽然打着经济建国、裁军精减的旗号，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减弱各路大派系、吞并各路小派系的开端。

根据编遣会议的决定，四大集团军各编一编遣区，各路相对独立的小派系，另编一中央编遣区，归蒋介石负责。这样一来，四大集团中，蒋介石拥有两个编遣区的部队指挥权，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只能拥有一个编遣区，很自然的引起了冯、阎、李的反感。这就给了在编遣会议中确定的“裁撤所有军以上编制、军缩编师、师缩编为旅，以师为战略单位，各师辖三旅六团”，这样一个方案的执行制造了难度。蒋介石为了作出表率，率先将第一编遣区所属各部按照要求编成了十三个符合标准的师（不包含特种兵）。这十三个师，虽然存在有一些小的派系，但在大势上还是拥护蒋介石，并听从其调遣的。对于编余的部队，有一半真正的裁编，剩下一半，全部转成地方保安团。从这时开始，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多称其为“中央军”。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首先响应的是阎锡山。阎锡山的晋绥军是四大派系中实力最小的，小到他的部队根本不够编成按照原先计划的十二个三旅六团制的编制。他为了达到削弱冯、李两大派系的目的，在不伤及自身实力的前提下，把第三编遣区的部队“缩编”为十二个两旅六团制的师（不包含特种兵）。在表面上看，阎锡山是裁军了，而且是大出血的超额完成任务，但在实际上，晋绥的兵力不减反增，使其补足了原有各部的缺额。

阎锡山一响应，这就使冯玉祥和李宗仁不得不表态。于是，李宗仁根据自身实力计，把第四编遣区的部队缩编为十二个师（不包含特种兵）。与第一、第三编遣区不同的是，第四编遣区的部队，有一大半都是在北伐战争中依附桂系的小派系部队，十分的杂乱。其中只有前四个师是纯桂系血统，接下来的五个师都是原来谭延闿和唐生智的部队，再往后一个师是原来从奉系脱离出来的魏益三部，最后两个则是桂系的编余团队和各路小派系部队的混编体。李宗仁虽然响应了编遣，但是他留了一手，所有师都是三旅九团制。以原来一师三团的编制来看，李宗仁的这次缩编，其实就是军降师、师降旅、团还是团。

四大集团中有三大集团已经响应了编遣，这样一来，不想裁军的冯玉祥也就只能接着“响应”。他把第二编遣区的部队缩编为二十三个师（不包含特种兵），前十二个师是按照编遣会议中的计划实施的，剩下十一个师就是超标编成的了。在中央的一再要求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又裁掉了两个师，再要裁，他就不肯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大集团为了争夺湖南的控制权，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于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按照李宗仁的打算，他以鄂、湘、桂三省的军力足可与蒋介石抗衡，却没曾想他的嫡系部下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被蒋介石收买拉拢，率先带着部队倒戈，而那些依附于桂系的部队更是出工不出力。桂系准备的这场战争，还没开打，就注定失败了。李宗仁虽然战败，并丢失了湖北、湖南两省的地盘，但广西根基仍在，此后他经香港转回广西，以其威望平息了李明瑞等部的叛乱，重新执掌起广西军政大权，继续与蒋介石代表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而在蒋桂战争中，依附桂的何键明确表明拥护中央的态度，成功取得了湖南一省之地，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派系。

蒋桂战争的爆发，对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来说，本是乐享其成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败，必定是两败俱伤。却没曾想，战争在不伤蒋介石元气的情况下迅速的被解决了，而蒋介石在平息了桂系的叛乱之后，就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冯玉祥自然不会坐等挨打，于是凭借着实力未受大损的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宣布反蒋。

同打桂系一样，蒋介石仍然使用了分化瓦解的战略，并成功策动了韩复榘、石友三、杨虎城三个师叛离冯玉祥。还没开打，就平白损失三个师，冯玉祥只得命令士气急剧下降的西北军退守西北。这时候，原属第一编遣区的张发奎师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宣布反蒋，并率部投奔广西。而李宗仁这时候也返回到了广西，并且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两部就联合组成护党救国军，再次宣布反蒋。李、张的这次合作，迫使蒋介石暂停了对西北军的进攻，使冯玉祥利用这一间隙，重整部队，于1929年10月出兵潼关，蒋冯战争爆发了。

蒋介石在和西北军的作战中，并不愿意投入他的全部兵力。在平息桂系叛乱之后，蒋介石收编有大量的依附于桂系的部队，其中就有原来的唐生智所部。蒋介石与此时又重新启用了唐生智，并命他率领旧部作为与西北军交锋的先头部队。他想等唐生智的部队打的差不多了，再对这些部队进行彻底的改编，使其成为听命与己的有生力量。唐生智不是傻子，对于本来已经下野的他来说，此时能重掌兵权，尤其还是指挥原来的老部队，自然不会坐等着被蒋介石消灭。就在西北军因内部指挥权不统一，以及冯玉祥被阎锡山扣押等原因兵败的时候，唐生智在河南打出了反蒋旗号。唐生智的反蒋，人单势孤，很快就被蒋介石调集部队消灭了。但是这次叛乱，却使西北军得以存活，并使其与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起来反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从1930年4月开始到同年10月结束，历时七个月，双方动用兵力逾百万。战争的结果虽然是阎、冯、李联军战败，蒋介石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蒋介石的中央军因此元气大伤，反蒋联军除了冯玉祥集团瓦解之外，阎锡山和李宗仁仍然得以维持山西和广西的局面。因为拥护中央而立下战功的韩复榘、杨虎城等部乘机坐大，分别占有山东和陕西，发展成自己的派系。广东的陈济棠也乘中央无力顾及而割据一省，自立名目。此外盘踞东北的第五大集团的首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期通电拥护中央并出兵入关。使东北军兵不血刃的占据了华北，并拥有改编晋绥军和西北军的权利，成为了事实上的大赢家。

中原大战的结果改变的原先五大派系分庭抗礼的格局。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陈济棠的粤军发展为三大派系，阎锡山、李宗仁虽然地盘仍在，但因大伤元气，只能割据一省养精蓄锐。西北军因战败改编的因素，演化成韩复榘、宋哲元、石友三、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等派。而龙云的滇系、周西成的黔系、何键的湘系、杨虎城的陕系、蒋光鼐的粤系，以及四川、宁夏、青海、新疆等小派系亦割据一方。这些派系虽然在名义上拥护革命政府，但在实质，却是割据一地，自行其事。蒋介石所能真正控制的，不过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五省而已。

三、因“围剿”红军而产生的派系变化

经过两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在名义上取得了各路军阀所“拥护”并“支持”的国家元首。但在蒋介石平息各路叛军的时候，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却乘势坐大。这支在“四一二”政变时还没有武装力量的党派，仅用了三年时光，就在中原数省创立了多个根据地，成为威胁蒋介石统治的一个新“派系”，甚至还是一支由非国民党人士领导的武装力量。

红军自从南昌起义建立第一支革命武装以来，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诸多派系就只当这支武装是土匪部队，他们带着轻视的态度去进攻红军，结果总被打的回头土脸，就连师长都被俘了好几位。经过蒋介石的重新布局，将兵力集中到江西和湖北，以武力彻底解决红军。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在对盘踞各省的红军进攻时，可以乘中央进入的机会，强制性的把割据各省的各军事派系逐一吞并或改组，以此达成他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然而，蒋介石的“围剿”红军之旅并不顺利。

1931年7月，接受张学良收编的石友三第十三路军发叛乱。石友三的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他自己也被迫流亡，后来投奔了宋哲元。这次看来毫不起眼的叛乱，却造成了东北军大量入关，致使关外空虚，日军在两个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暂停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这就给了据守鄂豫皖边区的红军以喘息之机。半年后，蒋介石又调集兵力“围剿”江西红军，结果又因日军在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反给红军以反攻的机会。到了1933年和1934年，又先后爆发了长城抗战和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兵力应对，这又给了红军以休整的机会。

蒋介石通过对日军以及福建事变之十九路军作战的机会，使东北军这支能与中央并驾齐驱的派系失去了最后的华北根据地，此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被迫游走于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为了生存和薪饷等问题而和红军作战。而发起“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更是被蒋介石分化瓦解，陈铭枢、蒋光鼐这支粤军小派系至此结束。此外蒋介石还以“剿共不利”或“图谋不轨”等罪名，瓦解了旧西北军，如吉鸿昌和梁冠英等小派系。

在暂时平息外患以及内乱之后，蒋介石又调重兵围攻红军，并迫使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通过追击红军的方式，先后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贵州、四川和云南，并先后解决了何键的湘军、继承周西成的王家烈黔军，将湘、黔两派全部收归中央，而四川和云南因种种原因没有变动。

1936年的时局，蒋介石本可有机会消灭红军，但是却先后发生了两次叛乱。首先是割据广东的陈济棠和割据广西的李宗仁又联合起来发动“两广事变”，这次事变被蒋介石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而解决了，其中陈济棠下野，部队由其部属余汉谋接管。李宗仁势单力孤，在不损伤桂军元气的前提下，再次宣布拥护中央。

在解决完两广问题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的亲往西安指挥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准备对陕北红军发起致命一击，却没曾想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并迫使蒋介石改变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宣布一致抗日。蒋介石虽然没能达成消灭红军的目的，但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乘机瓦解了东北军和陕军，将其收归中央。

经过六年多的“围剿”，蒋介石消灭或收编了数个派系。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革命军中的派系格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大派系只剩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一家，次一级如李宗仁的桂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余汉谋的粤军、韩复榘、宋哲元、孙连仲的旧西北军，以及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和盛世才的新（疆）军，此外还有若干依附于大派系的小派系。

四、中央军内部产生的新派系与部分地方派系的弱化和消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一方面调集中央军主力与日军在华东地区决战，一方面动员地方派系的首领派遣部队出省参战。当时除了青海的马步芳、西康的刘文辉、新疆的盛世才没有出兵外，其他的派系都派出了主力部队参战。结果包含中央军在内的绝大多数派系都大伤元气，依附于大派系的小派系也在抗战的头两年因部队损失殆尽而告消亡，残部全都归中央改编。然而就在诸多派系逐渐消亡的情况下，中央军因为自身的逐步壮大，却在内部产生了诸多派系，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被誉“陈胡汤”的三大派系。

陈系，指的是以陈诚为首的派系，又有“土木系”之称。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但他的起家主要是依靠着黄埔学生的支持。早在北伐战争时期，陈诚就当过师长，但是因为和师内的黄埔学生关系没有处理好，被赶下了台。此后陈诚吸取教训，终于拉拢了一批黄埔学生的支持，并由此成为第18军军长，有了壮大实力的本钱。抗战爆发后，陈诚被蒋介石委以重任，陈便依靠手中职权吞并收编各路部队，实力日益壮大。

胡系，指的是以胡宗南为首的派系，又有“黄埔系”之称。胡宗南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蒋介石的刻意栽培下，胡宗南以第1军为本钱，在抗战期间吞并友邻黄埔同学的部队，并依靠西北一隅太平之地，逐步发展壮大。由于胡宗南部参战不多，这支部队是抗战胜利后保存实力最好的。

汤系，指的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派系。这个派系比陈、胡两派成形要晚，而且成分也很复杂。汤恩伯手中的黄埔学生数量有限，更多的还是以收编各路杂牌而来，他虽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其才干在抗战初期很得蒋介石赏识，并将汤安置在河南前线与日军长期对峙。而汤恩伯也依靠着这份重用，逐渐坐大为一派系。但由于在豫中会战的大惨败等诸多原因，使汤恩伯这个系统的发展就此走到了尽头。抗战胜利后，汤恩伯调任陆军总司令，他所能指挥的部队则分别归并给陈诚和胡宗南。于是，抗战中的三大派系，在抗战胜利之后，减去了一支。

除了陈胡汤三大派系之外，还有若干小派，他们有的刚一成形就被三大派系吞并，如董钊、关麟征等。前者与胡宗南争权失败，部队被胡收编。后者与陈诚争权失败，成了闲人，部队由中央直接指挥。还有如李玉堂，因部队在抗战后期损失殆尽而失去了基本部队。有的依靠着战功以及何应钦、顾祝同等元老的庇护而存活了下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杜聿明、王耀武等，此外蒋经国的“太子系”也在抗战后期有了成长的萌芽。

有人说何应钦、顾祝同也各分一派，笔者以为不妥。先说何应钦，北伐战争时期本有机会自成一派，但赶蒋介石下野后没能掌握时局，此后长期担任军政部长，已经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可供调动。此后他虽然以自身职权安插了不少亲信当军、师、团长，但都不成气候，形同散沙。接下来说顾祝同，抗战爆发之初，顾祝同以第三战区为根据地，发展起来一个集团军，却因为在和新四军的摩擦中屡战屡败，到抗战胜利时部队全被裁并，此后虽官居要职，但大多只起着一个高层与野战部队的传声筒而已。

介绍完了中央军的情况，下面再来谈下地方派系的发展与消亡。

李宗仁的桂系。抗战爆发之后，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使其实力得到壮大。本来只占广西一省的桂系，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之后，在湖北和安徽打下了根基，为今后一度占据华中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李宗仁这为桂系的军事首脑因在战后改向政治发展，兵权已逐步归白崇禧所掌握。

阎锡山的晋绥系。抗战爆发后，阎锡山的部队屡次遭到日军重创，后来被迫退守晋西南，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一度迁移到陕西境内。在抗战中后期，阎锡山一面与日军谈判，一面依靠二战区内中央军的协助才勉强支撑到抗战胜利。此外，阎锡山的部属傅作义，在中央的支持下于绥远另开局面，并最终脱离阎锡山，并由此发展为绥系，而阎锡山的晋绥军因失去绥远，只能改叫“晋系”了。八年抗战，使晋系的精干完全丧失，虽然在军政部的批准下增加了部队部队番号，但往往一个师平均下来只能有两千余人，名不符实。

余汉谋的粤系。抗战爆发时，粤军除一度驰援上海、南京外，主要都集中在广东作战，战后仍然占有广东，但因余汉谋对维持这一派系逐渐显的力不从心，真正意义上的粤系在抗战胜利后益发变的弱小了。

四川一省中军阀林立，即便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四川内部仍是战争频发。中央军追击红军入川后，强迫川军整编，并拥立刘湘成为名义上的川军之主。没想刘湘在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使得本以四分五裂的川军更加的散乱，但到抗战胜利时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支。其中刘文辉部和潘文华部未参加抗战，实力完整，邓锡侯一部抗战损失惨重，所幸剩余一部留守四川，仍能占据一隅。其余川军派系，或被吞并，或在抗战中覆灭。

龙云割据云南数十年，抗战胜利时虽然派出了大部分部队出滇作战，但派出的同时也在云南重新编练了新军。云南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省份，抗战之前中央军无法插足，此后因日军侵入云南，龙云这才同意中央军驰援。而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已经取得云南掌握权的蒋介石变命令部属杜聿明发动“五华山事件”把龙云赶下了台。龙云虽然下了台，但云南部队仍然不在少数，为了安抚这些部队，蒋介石扶持龙云的得力部属——卢汉来稳定军心，以使滇军能继续为中央卖力。

中央对于占据新疆的盛世才在抗战前都是听之任之，而盛世才在继承金树增之位后也是大肆扩军，逐渐发展成割据一省的派系。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新疆问题。为了将其营造成一个后方基地，以及抵制苏联的沾染。强行将盛世才调到中央任职，所属部队全部交由胡宗南接管改编。

三支实力较大的旧西北军中，韩复榘部因韩氏被枪决而四分五裂，后被汤恩伯吞并，一部投奔刘汝明。宋哲元部因宋氏辞职养病而分为三支，他们分别是张自忠、冯治安和刘汝明。其中张自忠殉国后，他的部队归并冯治安指挥。至于孙连仲部，在抗战中期投靠了陈诚而得以生存，后来又依附于胡宗南。所以到抗战结束时，代表着旧西北军的就只剩下冯治安和刘汝明两支了。

其他小派系或未参战，或只派一小部参战，实力地盘仍在，其派系得以延续，如青海、宁夏之马步芳、马鸿逵，陕北之邓宝珊等等，但是更多的，都因在抗战中伤亡殆尽而被中央军所吞并了。

经过八年抗战，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仍一家独大之外，李宗仁的桂系逐渐壮大并恢复在北伐时期的元气，阎锡山因日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入驻，只得晋西以及晋南一部分，实力日益变弱，其余各小派系或消亡或仍艰难的存活着。此外，傅作义发展为一新派系，并一度执掌华北军政。

五、内战中各派系的消亡以及台湾军队“一体化”的实现

战后的“整军”，无疑是蒋介石继续削弱和吞并残余各派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次整军运动中，中央军的两大派系——陈诚和胡宗南的实力得以加强，弱小派系则几乎全被吞并。如潘文华川军，部队被彻底打散，后又被解放军歼灭。又如余汉谋粤军，仅剩的四个整编师中两个分别调到山东和陕西作战，粤系的整体性在无形中被打散。而就中央军内部来说，许多将领都利用整军的机会发展壮大自己，除了此前说到的两大派系之外，还陆续诞生了孙立人、廖耀湘、李弥、宋希濂、罗广文等新生力量。

内战爆发的前两年中，大部分国民党将领对战争的胜利结束，无疑都是十分有自信的，这些将领就在这场“迟早都要解决”的战争中都打起了小算盘，他们都想保存实力。中央军尚能一战，地方派系则大部分是能躲就躲，实在不行就虚晃几枪应付了事。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剿共”战争的时间越打越长，不仅大派系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地方派系的部队也是亡的亡，降的降。

先说说中央军的情况。四年内战，中央军的精锐大部丧失，到了1949年还存在的部队中，已经很少有未被歼灭者存在了。其中陈诚的土木系因有一个兵团撤抵台湾而得以延续，胡宗南的黄埔系则经历过成都、西昌两次战役之后，不复存在。而随着胡宗南的下台，负有编练新军之责的孙立人却抬起了头，并坐大其派系。小派系如杜聿明、王耀武、李弥、宋希濂、罗广文等小派系，非亡即降，也都不复存在。

李宗仁的桂系在内战期间很少有与解放军决战的时候，这使桂系在内战中逐渐壮大，并在1949年第二次逼迫蒋介石下野，组织起了名义上由桂系掌权的民国政府，并幻想着能与中共划江而治。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未受重大损伤的桂系军队一败再败，最终在广西老巢走到了终点。李宗仁跑到美国后返回国内定居，白崇禧则逃到了台湾。

阎锡山的晋系在晋西南被解放军打的一塌糊涂。虽然他集中力量坚守太原，但将多兵寡的晋军已无力继续坚持，最终阎锡山只身一人逃到台湾，部队则全部在太原城下被歼。

余汉谋的粤系部队在内战一开始就被调的四分五裂，外调部队分别在华东和西南覆灭，剩余部队撤到海南，妄图隔海坚守，但仍不免走向被歼灭的道路。

至于四川和云南各派系，在大势所趋之下纷纷宣布起义，部队全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其派系也就此结束。另有青海、宁夏之两马，因在“围剿”红军时期欠下累累血债而顽抗到底，他们大部分被歼灭，少部分起义或投诚，马步芳和马鸿逵由于长期割据地方，怕到台后被算帐，就分别跑到约旦和美国去了。

代表西北军旧部的冯治安和刘汝明两部也各有去向。冯治安的部队在淮海战役中起义，他个人跑到台湾。刘汝明的部队则为保存实力从华东一路撤到华南，最终在退无可退之下，在厦门打了最后一仗，其残部撤到台湾之后被全部缴械改编，西北军这一脉到此结束。

在抗战中后期诞生的傅作义绥军，起初在华北干的有声有色。但因其私人团体观念的影响，弃国防部要求华北部队撤往华南的命令于不顾，最终主力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在北平宣布起义，其余部队也在绥远起义了。跟随起义的还有陕北的邓宝珊，邓氏随即动员自己在陕北的部队起义。

照理说，随着中央军的逐步强大，以及地方军的逐步弱化，国民党中央对于军权能够抓的更牢，在执行命令上也能得到更加的彻底。然而，中央军的逐步强大，是建立在中央内部派系的强大以及新生派系增多的基础上才得到的强大，也就是所谓的大派系中的若干小派系。这些派系秉承以往中央对杂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风格，使得一个相对团结的中央军，又产生了裂痕，这也是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1946年的宿迁战役，同属陈诚一系的胡琏为求自保，使友军戴之奇部孤军突出，当戴部被解放军包围时又不使全力去救援，是导致戴之奇部覆灭，以及戴本人自杀身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1947年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属王耀武一系的李天霞部对张灵甫部见死不救，坐看张部覆灭，张本人也是兵败自戕。

决定国民党命运的重要一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作为杂牌军的黄百韬兵团在撤退和被围时，先期参战的中央军各部皆不尽全力去救援。总算是后期加入战场的陈诚系黄维兵团死力救援时，非陈诚系的中央仍然不出力配合。其结果是，不仅使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覆灭，还把陈诚的精锐——黄维兵团断送到在了双堆集。那些坐看陈诚出丑的的各路中央军虽然如了愿，却突然发现随着黄维兵团的覆灭，自己的部队也处在岌岌可危之中。聪明者如李弥、孙元良，率先突围，总算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活了下来。而落在徐州的中央军们，见突围无望，或死战到底或投降求活，徐蚌会战也就这样结束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也就在这次会战中烟消云散，此后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会战的实力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然没能吸取教训。当时撤抵台湾的部队主要剩下的是陈诚和孙立人两派，另外还有一支仍在成长并不怕受到吞并威胁的“太子系”。可以说，撤抵台湾的军队中，地方派系部队已经荡然无存，剩下只有中央军的三个派系，其中以陈诚的土木系势力最大。

蒋介石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对台湾军队进行整编，其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在大陆时期没能完成的军队“一体化”，也就是所有的部队都要完全的无条件服从其指挥，且不能存在有任何威胁其领导权利的派系。然而到台军队的派系并未能完全消除，使这两次整军只是精减了部队，没能达成其目的。此后陈诚、孙立人、蒋经国三派间的勾心斗角层出不穷，这就有了后来的“孙立人事件”。孙立人一落马，三足鼎立顿时缺掉一脚，但随着陈诚的去世，台湾军队的归属则只有一处。直到此时，蒋介石终于完成了他对国民革命军的完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