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老人阎仲川：对四野战史的几点意见

阎仲川，河北保定定兴县人，1922年2月生。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参加冀中徐涞分区抗日游击队，历任分区3团5连见习排长、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见习参谋、参谋。

1943年2月起在冀中军区教导队学习，1944年1月任晋绥军区作战参谋。

1945年10月起任东北军民主联军司令部1科参谋。1946年秋起任1科副科长。

1949年5月起任中南军区司令部1科科长。1950年10月—1952年7月任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1952年7月—1954年6月任作战处第一副处长，1954年6月—1955年6月任陆军某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

1955年5月—1962年9月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1960年12月晋升为大校军衔。1962年9月—1964年6月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64年6月—1967年12月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至1964年8月），1967年12月—1969年5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1968年2月—1969年11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5月—1971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曾兼任总参作战部部长）。

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四野战史出台了。在编写过程中，我被领导坚决排除在外。但由于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争阶段的全过程，并得知编写过程中间曾有争论，因此总是摆脱不了对它的关注。

四野战史的编写者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功不可没。但对著作读过之后，总有些不满足感，甚或有些疑虑，觉得这中间好像回避了些什么。特别是初入东北到四平撤退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是情况最复杂，对尔后的全局影响最关键的时期。问题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有争议也主要在这一时期，但是四野战史中一点也看不出来。

个人认为，把发生的问题，把是是非非摆出来，把历史作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总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才有历史的实际价值。

现将自己对这一段有关问题的认识，和编写过程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凭自己一孔之见，陈述于后。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一段时间内，在领导层，在广大干部和部队中，对形势的分析，对工作重点的确定，对作战的指导，以及其他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

这些分歧首先表现在工作部署上，一般即城乡问题。即把主要依托首先放在保守大城市，还是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创造根据地，这就直接关系到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再即是由盲目的和平幻想而产生的享乐思想与只有艰苦创业才能站稳脚跟的指导思想之间的分歧，即和战问题。这和前面的问题又有直接联系，由此派生出部队建设、战役战斗的指导等等的不同的作法和不同要求的问题。

战史中对这一段未作深入明白的阐述。据知，当时主持战史编写的主要领导（洪学智）有一种观点，即战史不是党史，战史主要是写军事活动，涉及东北局的问题是将来写党史的事。这种说法个人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说白了，只是一种有意回避矛盾的借口罢了。实际上，现在写成的战史，也并未遵循这一划分，还是有倾向性地有选择地大量引用了彭真同志用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电报。知情人看后，使人不由得产生疑问，这是历史的真实吗？

尽人皆知，当时东北是个新区，几乎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群众没有发动，土匪遍地，我调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到达的先后又参差不齐，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需要一定时间。一进入东北，就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困难激烈的争夺，仓促应战，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十分明显。而战场的胜负进退，又直接关系着所有工作的进行和安排。

形势严峻多变，工作千头万绪。为了改变局面，争取早日站稳脚跟，当时首当其冲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首先建在什么地方，建设的快慢，又关系着东北的前途，对军队的发展壮大，军事上逐步争取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东北局和军队在组织上是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两者是不能分割的。要想把当时问题说清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关于这一段的分歧和争议，战史编写领导小组意见不能一致。经请示上报，军委作了批复，其中全党最权威机关的一件复文，是批复的主要依据。其中字里行间表达了同意战史中的写法。以下一段文字，表达了该批文的主要观点：

“我们今天写史，只能依据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事实，客观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写出来的历史必然是怎样的”（这是对的，应该如此——笔者注），“不能依据后来探索演变形成的比较完善的方针和部署（那是适应变化了客观形势的方针和和部署），而责难前面探索过程中提出过的某些不同看法和作法，不能‘以果逆因’。”意思是现在提出这些分歧和问题，是‘以果逆因’。实事并非如此。东北当时存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反映有斗争，决不是什么“以果逆因”。因此，不如实反映，则将违背历史的真实。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现将有关情况详细介绍于后。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分歧，首先源于对形势的分析。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由于对基本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苏方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希望过高，对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还认为东北地区离开大城市就很难生存，因此便产生了挡住敌人进攻，首先占领大城市的观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当时主张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艰苦创业先站稳脚跟，再逐步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

刚一进入东北，对陆续到达东北的干部，彭真同志曾多次作过动员报告，主题是“独占东北”。声言，国民党来十万，我们现有三十万，三比一，必操胜算（那时的三十万，除老区调入尚未到齐的十多万人外，其余二十万都是新发展的部队，成分复杂，并无战斗力，后来形势一紧张，不少部分叛变为匪）。

当时，“独占东北”的口号，开始是中央提出的。作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彭真）不作具体分析，一派乐观情绪，是天真的妄想的。我听过这个报告，也问过不少人，他们也听过类似的报告。这种情绪，确实影响了不少干部，也直接影响了最初一段时间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多月以后（10月底到11月底），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苏军要交给国民党接收，形势已经很清楚，占领大城市已无可能，工作重点应坚决及时地转移。从战史看，似也作了一些交代，也引用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发的几份电报，和各地剿匪发动群众的成果，而且还划为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工作着眼点仍然在想着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主要领导曾电报中央，同时南北满和前指通报。欲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五万军队夺取沈阳。这个计划当即被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岗）陈（云）张（闻天）所否定。他们对东北全盘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分全面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建议。12月28日，中央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是接受高、陈、张的建议拟就的。这是一关于东北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本应下大力部署贯彻，但实际上东北局只是作了一般的布置。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底，几个月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迟迟不想离开沈阳，后被苏军强制撤离。先是从沈阳市中心撤到铁西区，后又从铁西区撤到本溪，2月从本溪撤到抚顺，只是围着沈阳打转。最后，重回沈阳已无可能，才一步步地向北转移。四平、长春撤退之后，东北局撤至哈尔滨，到这时占领城市的设想已一步步落空，彭真同志才不得不承认“我前一段没有搞好”，表示愧意。

这一阶段，干部力量的投入，主要仍然在沈阳及其周围，战史中提到说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也是正确的，那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时对这个问题正确的批评意见。这样评价，实际上是说，准备占领大城市的方针是没有错的。这一段，干部力量的大部分投向了沈阳和辽宁地区（主要在沈阳和各中等城市），这里很快被敌方占领，不但建不成根据地，干部还受到了相当损失，这既失掉了时间，又损失了干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这中间。1946年1月底到2月初，又受和平谈判的影响，认为东北和平很快就会到来，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尽量在中长路沿线，特别是沈阳以南少丢一些地区，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更加影响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到1946年3月底，全国和平谈判。最后要解决东北停战问题，中央对东北的战略要求，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要东北我军，攻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要保卫四平，保卫本溪，打四平、本溪保卫战，提出这是东北最后一战的口号。四平保卫战激战月余，被迫撤退时，还要求坚守公主岭，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彭真同志以东北局名义，全力执行了这一决定。包括最后一战的口号，都曾不留余地地作了布置。当然，当时在东北主要领导层内，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后面有关四平保卫战问题将详细述及。

彭真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部队情况陌生，对军队建设缺乏应有的经验，对新部队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对潜在的危机并未及时察觉（当时的号召是发展一个连当连长，发展一营当营长，发展一个团当团长），对部队肥皂泡似地迅速发展，盲目认为形势大好喜人，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情况一变，带走武器装备为匪。攻城掠地，杀我干部，后来还要派主力部队去剿灭。彭真同志为了照顾山头，对新老部队合编犹豫不决，后来形势变化了，新部队的问题大量暴露，迫不得已，才进行了新老合编。

从关内进入的老部队，这时处在最困难阶段。不少部队，根据先到东北的一些同志反映的情况，说东北有的是武器可以补充，中央决定把武器留在了关内。结果到后，情况有变，武器弹药并未及时得到补充。东北的初冬，已是十分寒冷，衣服鞋被，十分缺乏，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战斗任务频繁，伤员无人抬，无处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和当时的前指，频频向东北局求援，但得不到回应。前指向中央有个报告，说到几个月中间，除派了一架飞机，给送了三百万新东北币，在新区根本不能使用，除此外再没有得到过起码的支援。

最主要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彭真同志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对全盘工作的考虑，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中央的指示，不管是带根本性的或临时性的，只是照转，作一般的传达布置。他抓不住工作重点和要害，不分缓急轻重，一天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表现了缺乏驾驭整个局面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回中央向毛主席述职时，自己承认是事务主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彭的这一段工作，有一个谈话，说得很中肯，很明白。

据说还有一段没有写入文字的话。大意是彭真说他那一段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的。毛主席说，都是根据中央指示，那派你们去干什么！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概述时，陈云同志对此点也有过中肯的评价。提到“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战争经验，缺少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缺少战争失败和丢失根据地的经验。”

东北局撤到抚顺时，一部分主要领导开过一次小型的东北局会议，就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据反映，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前指曾向部队主要干部传达，还受到林枫同志的批评，说是泄露了机密。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关前，东北局在沈阳开过一次会议，会后有个决议，对进入东北初期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对东北整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布置，报告中央，中央批复同意。从上述情况中可见一斑。

当然，对这段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作客观的分析，还是按毛主席说的，因为时间不长，算不上什么路线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当时就受到东北局很有分量的一大部分同志的抵制。因此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危害。但是由于当时彭真同志处在东北局第一把手的位置，这些是是非非对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还是如实反映为妥。

这决不是什么“以果逆因”，或对前人的求全责备，而是为了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四平保卫战之后，实行了战略撤退，中央果断地调整了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东北局）利用短暂的休战时间，召开了东北局会议，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并下最大决心，全党、全军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当时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从而开始一步步走向胜利。

平津战役后，南下之前，四野师以上干部在香山开会，也请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我记得当时他说：“东北时期，我工作有错误，林罗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我觉得，这个首长还真有风格，东北这一段遗案，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不料几十年后，东北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大部分已经作古，有的后来还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过去这一段历史，现在要诉诸文字，正式公开于后世，问题便出现了。尤其是这次写战史，更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

据我所知，早在几年前，撰写《辽沈决战》一书时，由陈云同志组织张秀山、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写一篇综述。在撰写过程中，陈云同志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原稿亲自审阅修改。对这个综述，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他亲自组织人写了篇《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这两篇文章被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审阅，这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出难题。

1986年12月1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秀山，称邓小平同志对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和《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战争综述》两文的报告指示：“我同先念、陈云同志商量，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综述和彭真《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存档，但都不要发表”。

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是想把问题挂起来。实际上小平同志确也很难，既不能说张秀山等人写的综述不对，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批评彭真，只好挂起来。

但后来彭真同志的那一篇文章，经过简单修改，在《辽沈决战》续集中作为头篇文章发表了。另一篇综述，则遵照中央的决定，至今仍在封存。《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同志组织苏静等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同志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对其中引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说对四平保卫战和中央的评价不一致，是错误的，必须作重要更正，否则不准出版发行。对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同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几个同志还对苏静同志进行追究指责。

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字句，是三省领导共同商定的。彭真同志也不同意，最后勒令把石碑拆毁。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知情人说，彭真是自荐当总顾问的）。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从此便只剩了一家之言。书稿的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由沈阳军区负责的。彭真同志特别关注这一阶段，曾派秘书刘精蒲到东北坐镇。刘在此指手划脚，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且只能照他的意见办理。在这期间，东北曾有一个知情人给我打电话说：看来，这部战史将来要重写了，某某（彭真）大人物，派来秘书，在编写组说我们写的不行，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写。后来在北京审稿的会议上，沈阳军区编写组同志在会上发言，证明了是这么回事。派出的秘书，从沈阳军区编写组到军事科学院，直到最后领导小组审稿会议上，全程插手，这位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写说明中还受到表彰，可见其干预之深。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组长洪学智态度极不正常，把提意见的人诬为胡搅蛮缠，后来发展到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洪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同志在1961年至1963年，曾在罗荣桓元帅亲自指导下，在空军刘亚楼司令主持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苏静同志过早去世，和这次会议气氛不无关系。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翻阅资料，准备争论，找人取证等，的确操劳过度，加之受到非礼待遇，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对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愤慨，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鄙视。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对历史负责，在战史出版时，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七七决议”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中央指示，以及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等问题。现将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稿附上，比我在这里重复更权威，更具说服力。

会上，彭真同志另一位秘书的发言，道出了问题的真实目的。大意是过去几十年，彭真同志一直在受批判，毛主席在世，不便说话，现在是时候了，该说清楚了。这才是引起争论的真实背景。

出书和争论之际，彭真同志也已去世。个人认为，他老人家不该如此对待历史定案。现在阐述这些事情，只是想提醒作为党史军史的研究人员，如何根据大量的史实资料，作出既对得起先烈，又能够对后世负责的结论，这是作史者的职责。

有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问题?

中央有没有一个文件提到这八个字，两句话？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到这次写四野战史，就成了有争论的问题。近几年，这两句话就在“有”“无”问题上，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以。据我所知，这两句话，最先用在毛选四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注释上。这个注释是当时四野战史编写室代为拟写的。根据是从中央档案馆抄录来的中央文件中摘录的。这份文电是当时中央发给重庆代表团的，也发给了东北局。代写的注释被采用，从此公诸于世。当时采用这两句话，主要是它十分形象，十分明了，而且比较通俗地表达了当时东北工作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毛主席后来所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此这两句话便被各类文件和著作中大量引用，延续几十年，上从毛主席，下到东北广大的黎民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在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筹划在纪念馆门前用这两句话作碑铭。《辽沈决战》这本书，头篇韩先楚同志的文章中也用了这两句话。这两件事，均遭到了彭真同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没有这个指示，没见过中央指示中有这两句话。当时彭真是人大委员长，似乎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故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一言九鼎。碑嘛，只有撤掉，文章嘛，一定要发重要更正，否则不给钱，不准发行。一切只能照办，这样才总算过了关。

事情的发展，使人莫名其妙。就在辽沈纪念馆开馆不久，1998年10月出版的《辽沈决战》（续集）中以彭真名义撰写的头篇文章，居然又引用了这两句话，原文是：“11月22日（按系1945年——笔者注）中央电告在重庆同美蒋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一彭林电戊酷（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之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说彭真承认当时中央有这两句话，时间久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说没有。

两句话、八个字从“没有”又变成“有”了。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

不料这次写四野战史，又为此引起争议，一定说没有这个指示，在四野战史上不能出现。并说，因为没有这个指示，再版的毛选已经在注释中把这两名勾掉了。

两句话、八个字由“有”又变成“没有”了。

实际上，这两句话、八个字，肯定是有的。当时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之后，因疲劳过度，正在休息养病。刘少奇同志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给周恩来的电报，同时或者稍后还发给了东北局。在1961年我们编写四野战史时，是见到这个电报的。现在的问题，好像不在于有没有这个电报，而是算不算中央指示，能不能作为中央指示的方针写在历史文件上。这好像是争议的实质。有人说，这不是个指示，这只是为了便于苏军撤退而提出来的。其实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苏军要撤，尽可自由自主地撤（该电稍后已要求我方按彼方的意见办，撤出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何须再要我们“便于”？这种解释实在无法使人信服。

我们认为：一、指示是中央来的，两句话是对东北的要求；二、刘少奇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他代表中央发出的；三、该文明确表达了一个关系东北今后工作的、全局的、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方针，而且是最早提出来的（和高、陈、张的意见几乎是同时，且早几天，比毛主席12月28日指示早一个多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也引用了这两句话，加以肯定。电报形式虽然没有提出是什么指示，但他仍然是要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他表达了中央对东北的根本方针，也代表了东北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根本意见。作为历史，给予正确评价是应当的，在战史中不应避而不谈。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别人采用了，还坚决反对。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敢妄猜。但作为现在作史者，就不能把这样重大历史事实，不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加以肯定。

历史终究是历史，不能以个人意见随意取舍。

二、关于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是初期我军进入东北的主力部队为达到和平谈判的政治目的，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会战。

这一战役是中央坚持要打的。因为过去许多评价，多不敢进行深入探讨，偶尔有人评价几句，也要作为非分之言，总有人出来声讨。也有人说，现在评论这个问题，是“以果逆因”，是马后炮。其实也并非“以果逆因”，因为一些问题，在战役前、战役进行中和战役总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再者个人认为，总结历史，不能完全排斥“以果逆因”方法，回顾我们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不都是“因果逆因”作出客观评价的吗？总结历史，应是问题出在哪里，就说到哪里，即或涉及到中央，也是可以，不应予以回避。

四平保卫战，我军的战略目标，是以保卫四平及其以北广大地区，扼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东北和平签字为目的而进行的。

但此之前，国共两党达成的和平协议中不包括东北。国民党要按照同苏联达成的协议，到红军手里去接收东北主权。因此东北和平问题，是和平协定的最后一个难点。当党中央将全国和平协议通报到东北时，曾引起了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林彪的严重关注和疑虑，担心国民党借关内停战之机，大量向东北增兵，而我在东北尚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全国战局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蒋介石在东北得逞，他肯定会采取南北夹击，进攻我华北根据地，那时局面将相当危险。基于这种考虑，林彪于1月15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将原电实录于后。

“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谈，代替他的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从而束缚我之手脚，避免彼方在经过我八年创造之不可征服的群众战场与我作战，以便抽出力量，首先向我最薄弱的一环——东北进攻，尔后以东北为依托，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从目前所知的条件来看，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进行战斗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状况，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以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指无根据地条件）。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因此我意必须坚持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亦不停战。我们需深信而且具体想到敌进入我华北华中无论其多少，在我坚壁清野民兵到处放地雷封锁扰乱的情况下，再加主力作战，有准备的进攻，则敌无论如何会被消灭的。在我新技术条件下，坚垒已可击破，因此华北华中将成为我消灭蒋军之大切肉机。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需清醒地考虑之。”

中央否定了林彪意见。1月26日电告林彪：“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中央据此下了最大决心，要东北局在四平全力阻止国民党的进攻，取得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国民党签订和平协议。要东北准备付出一万到两万人的代价，达到这一目的，而且提出这是最后一战。

彭真同志以东北局名义下达了总动员令，作了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部署，并向长春周围、四平以北地区调集干部，进行发动群众，支援四平保卫战。

中央既已下了决心，军事服从政治，下级服从上级，按林彪自己的说法，硬着头皮准备打这一仗。

战场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很不利的局面。黄克诚同志曾经建议中央和林彪，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不然骨干耗尽，对东北前途将有严重影响。中央没有理会这个意见。

四平保卫战，坚持月余，最后敌人攻取四平左翼要点塔子山阵地，造成守军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形势急转直下，林彪当机立断，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此役毙伤敌人近万，我伤亡八千余人，大部分是从关内来的老骨干。有的主力伤亡过半，暂时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但此时中央仍以为和平签字有望，命令林彪坚守公主岭，再守长春，把长春变为“马德里”。

林、彭、罗在四平以北范家屯会商，决定不守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撤到松花江以北后，中央还转来周恩来的电报，说国民党如进攻哈尔滨，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五个军守住哈尔滨两个星期，即可达到和平签字的目的。

四平保卫战，是一场政治仗，敌我双方均付出了相当代价，其结果是我方被迫主动撤退而结束。撤退是再也达不到既定目的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主动撤退，又是化解被动的断然措施，是成功之举。

关于四平保卫战的评价，四野战史提到应当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四野战史中评价的写法，不仅评价过高，且有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不切实际，中央也没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四平保卫战除部队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战术上的一些成就，对蒋介石的远征军的战斗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外，既没有达到和平签字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保卫大片地区的目的。如不是撤退处置适当，还险些造成东北十分危险的局面。因此评价要实事求是，不应把后来出现的一些有利局面，说成都是四平保卫战的成果。当时敌人没有继续进攻的原因，实际上占领广大地区后，兵力分散，后援不济，加之南满后院起火等原因造成的。

如果从接受教训的角度来分析，那收获也可以说是很大的。首先充分证明在当时我军尚不具备打大规模阵地战的条件下，知不能为而为之，自然不可能有预想的结果；再就是在当时党内军内上上下下不少人存在的和平幻想破灭了；还有就是深刻体会到了部队没有根据地依托作战的种种艰难，这些都对丢掉幻想，树立艰苦创业的思想，抓紧建设根据地，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摘录有关方面对这一作战的评价。

东北民主联军前委向军委的综合报告称：“这一保卫战，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在军事上是敌人逐渐增兵，逐渐被消耗，故我军能守住一个月以上，在政治上是南京谈判，估计和平很快到来。像四平这样大规模的阵地战，以我军今天的力量及装备来说，还不宜于作这种阵地战。四平保卫战在战术上是有某些成功的，英勇坚决抗击了一个多月，但在战略上是失败的，因为把我们的有生力量在阵地战消耗了，不能解决问题，以后就失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

高岗与陈云同志在相互通信中，也涉及到四平问题。

1947年4月16日，当时东北局党委副书记兼东北局秘书长高岗致信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陈云同志说：“我们可以说，在东北已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过去这一时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许多的波折，其中特别放弃北宁路的作战、四平撤退及7月动员干部下乡等为重要的关键。”

1947年5月21日陈云复信高岗说：“去年7月以前有两件事是必须提及，计算在内的。一是锦州不决战；二是四平虽被迫打政治仗，但四平撤退的指挥是很成功的，在这样被迫与困难的情况下撤下来，全部保持了元气，这是7月以前的两件大事。如果在这两件事上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以有后来的情况了。”

他们两人，从东北全局的战略高度，评价了四平战役撤退的战略意义。对四平保卫战，虽未直接作出评价，但对成功撤退评价中，实际上也表示了对保卫战的看法。

在《辽沈决战》上册，由韩先楚署名的文章《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中关于四平保卫战有以下一段论述：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一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被迫与敌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八千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

以上评价，彭真坚持说是错的，说当时中央和东北局（那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对四平保卫战是肯定的。其实改组后的东北局对四平保卫战的看法是否定的，前面引用的东北民主联军前委向军委的综合报告，就是东北局改组之后的评价，那也是改组后东北局领导的共识。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黄克诚大将谈起四平保卫战，毛泽东还坚持四平保卫战是对的，说为了全国形势的需要，为了遏止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压迫，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是要与国民党大战一场，让他们不敢小看共产党。这时黄克诚虽然同彭德怀一起遭到批判，但他仍不屈服，与毛泽东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据黄老本人回忆：“当谈起四平保卫战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当事人可以说大部分已经故去了。我们这些不算后人的后人，应该面对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留给后人一个比较客观的实际。

三、关于“七七决议”

这次写四野战史，对“七七决议”的阐述和评价是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

1946年7月间的东北局会议，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带关键性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现在的四野战史，对那次会议的成果，在审稿会上曾有激烈的争论，后来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觉得对全文全貌体现仍然不够。以只写军队战史为由，只谈有关军事部分，把一万二千干部下乡从而加速了根据地建设这件大事，过分淡化了。实际上这是“七七决议”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建设根据地是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棋（这里讲是扎扎实实的下大力去建设，而不是一般布置或纸上谈兵）。是当时党政军民下狠心下大力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东北局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对此又起着主要作用，可以说动真功夫建设根据地，也就是说真正地执行中央1945年12月28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约三、四个月），就创造了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土匪大部分被肃清，群众初步发动，作战有了后方，支前有了群众，兵员得到补充，形势大有好转。为一步步扭转被动局面创造了前提。所以四野战史中，对“七七决议”应作全面阐述，尤其是对当时建设根据地的重大举措，对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更不能省略。

在以往东北广大干部和有关文件中，把东北形势的变化，习惯地分为决议前和决议后。这种提法也并无什么不对。但彭真对此很有异议。说为什么要分决议前决议后呢？好像这么一划分，就像对他有所指责似的。他强调，决议前所有的一切活动和决策，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决议前确实形势多变，领导层里也确有不同意见和重大分歧。决议本身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当然有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也不能说作为东北局第一把手没有任何责任。没有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关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性，根据地首先建在那里；关于丢掉和平幻想艰苦创业；以及作战正确指导方针的确定等等，都不可能这样快地达到统一和共识。

为了设法消除决议前和决议后的界线，四野战史中也作了一点文章。

在第三章第一节四平保卫战后的基本形势和方针中，加了很长一段四平保卫战之前东北局的要求布置，说明在那个时候就有建设根据地的部署，并说是经中央批准的。实际上，那一次部署，时间是4月19日，四平保卫战尚未真正开始，那是为了支援四平保卫战而进行的。虽然内容也是建设根据地，但目的不同，工作重点地区指定也不同。建设重点指定在长春、四平为中心及其中间的地区，以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还是为了保卫大城市。而且把四平撤退前的事，写到四平撤退以后，时差是两个多月，形势和任务都有重大变化，不了解情况的人，不作仔细推敲，看不出其中隐情，真是用心良苦。

历史已经证明，“七七决议”的及时性、正确性和重要性，都是无可争议的。其对东北解放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和第四野战军的发展壮大，都有着直接关系。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就怎样反映，不要轻易改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以上陈述，主要想说明第四野战军战史产生过程发生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的个人认识。

至于对四野其他方面的意见，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都提到了，我基本同意这些意见，个人认为许多都是应该考虑的。其中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战役指导方针的和几个战术问题的总结。这一部分内容，是四野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连敌人都在进行专门研究，我们自己更应该进行认真总结。不要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把用鲜血谱成的宝贵经验，加以埋没和摒弃。这些问题，在战史有关章节中，都列出来了。所不足的，是对于每个战役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的提出其历史背景，和整个运用过程中（包括提出、教育、战役中运用和总结提高）的基本特点。对此有必要更深入些总结。之所以要如此，因为这些战术所包含的原则，实际上都是先人早有的，是一般的战术，并没有更新奇的东西。如果离开某一战术提出的历史背景，离开指挥者在战术提炼和运用中的基本特点，对有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一看就能明白，对没有亲历者，尤其是后来人，能否很好理解，或怎么去理解，就很难说了。不是在定稿会上，还有人提出说：进入东北初期提出的“忍、等、狠”的作战方针是错误的吗？是和毛主席“寸土必争”的方针相对立的吗？

以上写了许多，自感人微言轻，加之水平有限，手头又缺乏必要的资料，对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四野战史，只想留下一点不同意见的痕迹，让后人，或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去探索和参考。但愿不要被打入冷宫，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