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在一个世界崩溃之前向它告别，很多人对此心知肚明。”

如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有其反对贵族、抗争巴洛克时代专制的光辉历史。在1848年的惊人溃败中，这一时期结束了。历经磨难的自由主义者执掌大权，并且于19世纪60年代，在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立宪政权。使得自由主义者执掌国家的，并非他们自身内在的力量，而是由于旧秩序败于外国敌对势力手中。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得不同旧贵族和帝国官僚共掌权力。即使在其20年的统治期间，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基础也一直很薄弱，仅限于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尽管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他们在维持议会权力时，依旧采取了限制公民权这种极不民主的手段。

不久，新的社会群体提出呼吁，要求参与政治，这些群体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斯拉夫人。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些群体组织起了群众性政党来挑战自由主义霸权，其中包括反犹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泛德意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来得很快。1895年，自由主义大本营维也纳被卷入了一股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洪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拒绝批准当选的反犹天主教徒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担任市长。这位专制君主堪称是犹太人的救世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曾抽着雪茄对皇帝的这一举动颇为赞赏。可两年后，汹涌大潮再也无法阻止。皇帝屈从了选民的意志，批准卢埃格尔为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煽动家开始了在维也纳长达10年的统治，他们结合了古典自由主义厌恶的一切：反犹主义、教权主义和市政社会主义。同样，在国家层面上，到1900年时，自由主义者作为一股议会政治力量也彻底瓦解，再也没有复兴。他们已经被基督徒、反犹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各种现代群众运动彻底击垮。

1910年为纪念维也纳高山泉水管道开通而发行的纪念章，正面左侧为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皇室成员，右侧为维也纳市长卡尔·鲁伊格及市政府官员。该纪念章的发行被紧急叫停了。

溃败造成了深远的心理影响。它所激起的情绪与其说是颓废，不如说是无能。进步似乎已走到尽头。《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认为，预期的理性历史进程已被无情改变。“敌视文化的群众”在政治启蒙的条件创造好之前就取得了胜利。《新自由报》在1897年的狂欢节的最后写道：自由主义者可以戴上“假鼻子，［只是］掩盖一张焦虑的脸庞……人们听到的不是欢快的华尔兹，而只是暴民们情绪激动的喧嚷，还有警察驱散［政治］敌对势力时的叫喊”。焦虑、无能，以及对社会生存的残暴性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特征在自由主义信条被各种事件粉碎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19世纪90年代的作家，其实是这一饱受威胁的自由主义文化的产儿。他们继承而来并要以此面对危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可以大致辨别出两组价值：一组是道德和科学上的，一组则是美学上的。

建成后的维也纳大学新址，和后方高耸的沃蒂夫教堂在风格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维也纳

维也纳上层资产阶级的道德文化与科学文化，跟欧洲其他地方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道德上，它是安全的、正义的，但也是压抑的；政治上，它关心法治，而法治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社会秩序。在智识上，它推崇头脑支配身体，支持近代的伏尔泰学说，即通过科学、教育和勤奋工作来实现社会进步。几十年来，这些价值观被应用到奥地利的立法、教育和经济生活中，产生了经常被人低估的巨大成就。然而不管是这些价值，还是在这些价值引导下的进步，都没有给奥地利的中上层阶级带来什么独一无二的特点。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世纪中叶之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审美文化的演变，因为正是从这种文化中，发展出了整个阶级对艺术生活的独特的接纳能力，同时在个体层面上，发展出了对心灵状态的敏感性。到20世纪初，寻常的欧洲资产阶级道德文化，在奥地利已经被非道德的“感觉文化”（Gefühlskultur）所覆盖和破坏。这一发展尚未得到细致研究，而我在这里也只能提出一个纲要。

有两个基本的事实，使奥地利资产阶级不同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没有完全消灭也没有充分融合贵族阶层；而且由于其软弱性，它还要将皇帝视作一个关系疏远但又必不可缺的庇护者，依赖和效忠于他。由于无法垄断权力，资产阶级就总有一点局外人的感觉，努力寻求同贵族的融合，而维也纳众多资财丰厚的犹太人，以其强烈的同化主义倾向，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

1858年的维也纳内城地图。环绕着内城的古老城墙清晰可见，绿色标出的是内城城墙和外城之间广阔的军事防御空地，它会让人想起刚过去不久的1848年革命

在奥地利，很少有人能在社会层面上被同化为贵族阶层。甚至那些赢得分封特许状（patent of nobility）的人，也不会像在德国一样，受准参与帝国宫廷生活。可是同化却可以沿着另外一条更为开放的道路进行，那就是文化之路。这条路同样也有自己的困难。奥地利贵族的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和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清教式文化相距甚远。它深受天主教影响，是一种强调感性的、可塑性强的文化。传统资产阶级文化把自然看作一个可以依靠神圣法则通过强加秩序来掌控的领域，而奥地利贵族文化则把自然当成是一个欢愉的场景、一种神圣恩典的展现，应该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颂扬。传统奥地利文化并不像德国北方文化那样有着道德、哲学和科学的特征，它主要是审美的，最大成就是在应用艺术和表演艺术方面：建筑、戏剧、音乐。因此，植根于理性与法治的自由主义文化的奥地利资产阶级，就与注重感官和优雅的古老的贵族文化发生了冲突。这两种元素，正如我们将要在施尼茨勒身上看到的，只能形成一种极不牢固的化合物。

与贵族文化进行同化的第一个阶段是纯粹外在的，几乎是模仿的。19世纪6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所建造的新维也纳用石头表现了这一点。自由主义统治者的城市重建计划令拿破仑三世的巴黎相形见绌，他们试图让自己的设计拥有某种历史，某种门第。他们的宏伟建筑受到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或巴洛克式的传统的启发，而这些传统都不是他们自己的。

奥地利国会大厦兴建于1874-1883年，在二战期间曾遭受重创，后恢复原貌。背后的维也纳市政厅建于1873年，98米高塔为城市的地标建筑，右边远处的双塔为还愿教堂。国会大厦从建成的那一天起，就出现在各种明信片及画报上

通往贵族文化的第二条途径，比起大兴土木来更为惹眼，那就是对传统上颇为强大的表演艺术的赞助。比起建筑，这种形式的贵族传统更为深入地渗透进中产阶级的意识中去，因为传统的维也纳民间戏剧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维也纳新上层资产阶级，开始模仿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族和拉索默斯基（Rasoumowsky）家族，赞助古典戏剧和音乐，但见证者中没有谁能够否认，到19世纪末，他们所表现出的对这些艺术形式的真正热爱，远远胜过欧洲任何其他城市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上层阶级的英雄人物已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演员、艺术家和批评家。职业的文书人员和业余的文人学士数量激增。

到了19世纪末，对于维也纳的中产阶级社会来说，艺术的功能已经发生改变，而在这一变化中，政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维也纳市民一开始支持艺术圣殿的做法是一种同化为贵族阶层的替代形式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在艺术中发现的却是一种逃避，一个逃避日益具有威胁性的政治现实的不愉快的世界的避难所。1899年，批评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认为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和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种政治产物，只是近年来的产物，而“这些年来，维也纳自由主义的行动领域局限于首演之夜的戏院正厅”。霍夫曼斯塔尔则把人们对艺术不断增加的挚爱，看作跟心理焦虑有关，这种焦虑是由于公民政治生活的失意造成的。“我们必须在一个世界崩溃之前向它告别，”他在1905年写道，“很多人对此都已心知肚明，而一种难以名状（unnennbares）的感受使许多人成了诗人。”在欧洲其他地方，选择为了艺术而艺术，意味着其奉献者只能从某个社会阶级中退出；只有在维也纳，它获得了整个社会阶级的忠诚，而艺术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艺术生活成了行动生活的替代者。的确如此，当公民行动变得越发徒劳时，艺术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是意义的源泉和灵魂的食粮。

批评家卡尔·克劳斯

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吸纳审美文化的同时，也吸纳了贵族阶级即使在其没落之时也一直能维持的集体等级意识和功能意识。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纨绔子弟、艺术家，还是政治人物，都无法根除其自身的个人主义传统。随着其“潜逃”意识（霍夫曼斯塔尔语，意即逃离世界）的增强，资产阶级将借来的审美文化，内化为对自我和对个人独特性的培养。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生活。它提供了对艺术的钟爱和对心灵的关注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可以从人们热切阅读的报纸文艺栏（feuilleton）的文风当中看出来。

报纸文艺栏作家是一位花边文学艺术家，他致力于那些离散的细节和情节，十分迎合19世纪的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嗜好。但他也试图将自己想象中的色彩赋予到材料上去。比起文章的内容来，记者和批评家明显更加注重对其个人经历、情感基调的主观感受。呈现一种感觉状态，成了进行判断的模式。因此，在报纸文艺栏作家的作品中，形容词淹没了名词，个人色彩几乎完全抹去了文章对象的轮廓。

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早年主要给杂志写花边文章

在17岁时的一篇文章中，年轻的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指出了报纸文艺栏作家的一大主要倾向：自恋。他说，报纸文艺栏作家容易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爱上自己的精神，因而失去了对自身和他人的判断标准”。报纸文艺栏作家容易把对世界的客观分析，转换为对个人情感的主观培养。他们把世界看成一连串随意的情感刺激，而不是一个行动的场景。报纸文艺栏作家自己就是他专栏所面向的那一类文化人的典型：他们的特征就是自恋和内向，对外部现实被动地接受，最重要的是，对心灵状态极为敏感。这种资产阶级情感文化限制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心态，精炼了他们的感受力，也制造了他们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各个分支结合起来看，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融合在了一起。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试图融入先前已经存在的贵族优雅文化，他们借用了审美和感官上的敏感性，但其形式仍旧是世俗化的、扭曲的，以及高度个性化的。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自恋，还有生活情感的过度膨胀。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带来的威胁则削弱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其自身传承——理性、道德法则、进步——的信心，加强了这一已经呈现的趋势。艺术从装饰变成了本质，从价值的表现转变成了价值的根源。自由主义垮台这一巨大灾难，进一步将审美遗产转化成了一种敏感的神经质、不安的享乐主义和经常是极度焦虑的文化。更复杂的是，奥地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完全摒弃他们传统中较早的那一部分，即法律的道德和科学文化。因此，在奥地利最优秀的那类人中，对艺术和感觉生活的肯定和负罪感混杂在一起，也为负罪感所削弱。良心在那喀索斯的神殿中的持续存在，焦虑的政治根源在个人的心灵中得到了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