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桂川湘大反攻

作者:仙侠小定国

明朝永历六年（1652年，清朝顺治九年），孙可望下令对清军进行全线反击，发动了桂川湘大反攻，李定国先后在广西桂林和湖南衡阳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这是晚明以来明朝军队对清军作战中取得的最大一次战果，也可以说是清朝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挫败，连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事后也忍不住哀叹：“我大清用兵多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失败过！”以至于有野史说，清朝曾在内部秘密商讨是不是要放弃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七省与明朝媾和，可见这次反攻影响之大。

集结各派：孙可望挥师伐清

联明

1645年明朝的南京被占领后，清廷很快就下达了易服剃发令，激起了多地民众的反抗，也让互相视为仇敌的农民军和明朝流亡小朝廷开始合作。

孙可望所用“秦王之宝”

张献忠死后，大西余部也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虽然在试探合作中，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册封纠纷，但由于明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清军的进攻下走投无路，只得被迫承认了由权臣陈邦傅盗用皇帝名义册封的“秦王”，孙可望终于拿到了面子和里子。面子上，由于永历朝廷的退让，孙可望保住了颜面；而且，根据陈邦傅的伪诏，皇帝和天下臣民都要尊奉孙可望为“仲父”，这可是当年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这面子得有多大？里子上，确认了孙可望事实上的“国主”身份，让他以秦王身份“总录天下文武将吏兵马钱粮、专制四方、行大元帅事”，并且掌握生杀大权，犹如终审法官，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百官还要对他称臣。从字面上来说，这是对他最高形式的尊崇。

安龙博物馆（永历行宫），位于今贵州省安龙县

不过，这个做法虽然解决了大西军和永历朝廷的合作问题，但也为孙可望与永历朝廷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幸好在目前，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美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1652年初，孙可望主动派人将永历帝接到了安隆所，让他结束了长达六年的逃亡生活。为了迎接皇帝，孙可望还特意把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当时，一些亲信和朋友建议孙可望杀掉皇帝，认为留下他来是个祸患，但遭到了孙可望的拒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是正确的，如果真杀了皇帝，就会引起轩然大波，造成更大的纷争和内斗，可见孙可望的眼光还是很长远的。

孙可望对永历帝一行驻地的安排也很有深意。他既没有让永历朝廷去自己的驻地贵阳，也没有让他们去大西军的统治中心昆明，而是将之安置于贵阳和昆明之间的地方，和贵阳、昆明都保持一定距离。再加上安龙是贵州的边缘地带，在这种偏僻地方，朝廷也很难干预孙可望的大政决策，有利于孙可望的政令统一。而且，安龙又在大西军的势力范围内，虽然可以弱化朝廷的影响，却不至于让永历朝廷逃出自己的控制，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手段老辣。不过，即便是这样，孙可望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依然派亲信暗中监控他们的情况，生怕他们私下闹出乱子，脱出自己的掌控，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但孙可望没想到，即使自己安排得如此严密，还是出了很多不受控制的意外，这当然是后话了。

决策

控制皇帝后，雄心勃勃的孙可望决定出兵伐清。

当时，清朝已经兵分两路，一路由定南王孔有德率领，要从广西桂林到河池与孙可望争贵州；另一路是由平西王吴三桂率领，要从四川嘉定到叙州与孙可望争夺川南。

孔有德原是明将，后降清。他作战经验丰富，曾经参与过攻打朝鲜、锦州、松山、江南、湖南、广西的行动，还参与过平定李自成起义的行动。吴三桂早年与清军交战多年，是明末最重要的将领，后投降清朝，曾参加过追击李自成和追剿陕西义军的行动，为清朝立过大功。陪同吴三桂一起行动的还有汉军镶蓝旗将领李国翰，他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侍卫，早年曾入关攻打过北京和济南，还参与过攻打锦州和四川的行动。可以说，清朝为了解决川贵明军残余，下了不少本钱。当然，八旗贵族主要是起监督、督导和威吓的作用，做炮灰的还得是投降的汉人。

得知这个情报后，李定国写信给孙可望要求出兵，孙可望经过考虑之后，决定主动出击。孙可望对李定国、刘文秀说：“滇南虽是大家的地盘，但现在却是我们的根本，不能去随便剥削。既然我们现在养着这么多兵，就应当去开拓新土地，然后各守一方，相机而动。”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孙可望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

孙可望决定反攻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孙可望等外来势力强行介入永历朝廷的政治，打破了原有派系之间的政治平衡，让本来就分赃不均的各集团矛盾更加深化。尤其是孙可望强行请封秦王的事件，让桂派集团不少成员反应激烈，其他各派虽然没有多少公开动作，但都在暗中观察，并对西派暗暗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借着永历帝进入大西军的控制范围和清军合围西南的机会，政治眼光敏锐的孙可望马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打破清军的封锁、阻止明朝的丧师失地，又一举奠定自己在南明政坛中的领袖地位和西派集团在南明各抗清势力中的优势地位。

计划

孙可望北伐计划示意图

为了这次大规模的全面反攻，孙可望制定了非常全面的军事计划。他不但下令让安南都统司向朝廷贡马（越南在嘉靖后改名为安南都统使司，成为名义上中国的领土），还写信给在东南沿海抗清的漳国公郑成功和定西侯张名振，让他们配合经略内地。当时，郑成功还在福建漳州攻城略地。同时，他令南下的康国公李定国、征虏将军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鄂国公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以恢复湖广地区。两支部队在奉天会合后，就尽快赶到桂林与孔有德决一死战。而北伐的济国公刘文秀、南宁侯张先璧、将军王复臣则被命令由永宁出叙州，总兵白文选自遵义出重庆，两支部队在嘉定会合后一起去成都，最后恢复陕西。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包括原张献忠留下的西派集团、桂王朱由榔（永历帝）的桂派集团、一直忠于唐王朱聿键（隆武帝）的福建唐派集团、浙江鲁王朱以海的鲁派集团、原李自成留下的顺派集团以及各地方杂牌人马。

这次的行动主力，自然是西派部队。既然大西军的领导人孙可望决定与清军大干一场，那就不可能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大西军内部也分为秦系、晋系和蜀系三大派系，但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等级。集团内部矛盾在平衡被打破之前，毕竟不是你死我活，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关乎核心政治利益，为了保证大西集团的政治主导权，就必须团结一致，并适度吸纳其他集团表示效忠的盟友，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次反攻的调度，正体现了这个原则。因此，这次行动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是由大西三巨头（张献忠时期，大西军队原本有四大巨头，分别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其中艾能奇早逝。）中的李定国和刘文秀率领，孙可望则负责居中调度。而各派代表的参与配合也给了各集团一个交代，同时又凸显了西派的政治高度，可以称得上一举多得。

东线

抗清势力派系分布

居中调度后来又亲自东征的孙可望外号“一堵墙”，是秦系最高领袖，也是大西集团的领导核心。他早年是张献忠的义子，任平东将军，称东府。张献忠死后，他接班建立兴朝政权，虽然没有称帝，但“国主”其实就是最高领袖，只不过称谓有所不同罢了。当时，孙可望已经被明朝册封为秦王，是明朝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领导的秦系在大西集团和抗清势力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声势也已达到了历史最盛。

东线的南下部队总指挥李定国作为晋系领袖，既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也是原大西军队四巨头之一的安西将军，在原大西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孙可望。虽然李定国的地位在孙可望之下，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更高，给他起了“万人敌”、“小柴王”、“小尉迟”这样的称号。后来，李定国被封为晋王，成了孙可望之后明廷的实际掌权人，享有“钦命专征、节制郡勋文武、提调官义兵马招讨大元帅，赐黄钺、尚方剑便宜行事”的崇高待遇，地位远在孙可望之上，这大概是孙可望没想到的。

冯双礼是张献忠时期的后军都督，他是追随孙可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是孙可望安插在南下部队中的耳目，表面上配合李定国部队的行动，实际上代表孙可望监视和牵制李定国的南下主力——有事随时向孙可望汇报，便于孙可望掌握军队动向。后来，冯双礼投靠李定国，被封为庆阳王。

张胜是西胜营总兵，后封汉川侯，是孙可望的心腹。在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后，他在孙可望面前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一人就可生擒李定国！”正是他的轻率，导致了孙可望的失败，张胜也被剥皮示众。不过，在这次反击清军的行动中，张胜还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张光萃虽是李自成的部将，不过却是原革左五营中蔺养成一系中人。在降明合营后，张光萃成为总兵，这次作为顺派集团的代表，也参与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孙可望叛变后，他被李定国认定为“孙党”中人，受到了降爵的处理——从荆江侯降为荆江伯。所谓“孙党”云云，不过是让其靠边站的借口，明摆着是对大顺这种外来势力的不信任。后来，张光萃在与清兵作战时阵亡。

西线

西线的北伐总指挥刘文秀也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他早年在大西军队中任抚南将军。如果说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军委主席，李定国是第一副主席的话，刘文秀就只能算第二副主席了。后来，刘文秀被晋升为蜀王。作为西派中势力最弱小的蜀系头子，他的权势远不及孙可望和李定国，而且一直受到孙、李二人的压制，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

张先璧是老资格明军将领，也算桂派中实力派将领的代表。他早年曾与张献忠有过大战，并在罗塘河之战中有所斩获，获得了“黑神”的外号。湖广地区威望很高的何腾蛟败亡后，张先璧就暂时脱离了组织，不过还算是效忠永历朝廷。后来他被冯双礼打败，就向孙可望表示臣服。当然，是不是真的臣服，孙可望是比较怀疑的。但这并不妨碍孙可望利用张先璧，所以，张先璧也参加了此次反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表示孙可望联明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带有借机削弱南明军阀力量的意味。而让他跟刘文秀一起出兵，也是为了就近看着他。后来，张先璧做到了沅国公，因保宁之败，遭到孙可望的杖杀。

王复臣是张献忠时期的水师左都督，他也是孙可望的心腹大将之一。张献忠时期的几位都督，在孙可望掌权后，基本都投靠了孙可望，王复臣也不例外。

原前军都督白文选也是张献忠时期的五大都督（不含水师都督）之一，因在战斗时伤了脚，所以被称为“跛将军”。他在张献忠死后跟随了孙可望。这次他是单独领兵，配合主力行动。白文选后来成为李定国的亲信重臣，被封为巩昌王。

广国公贺九仪是孙可望手下的总兵，但他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忠诚的人，而是一个有野心的跋扈将领。在是否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争议中，他坚决地站在孙可望这边，直接杀害了反对册封的大臣。孙可望叛变后，他拒绝了孙可望的拉拢。清军发动进攻后，贺九仪虽然追随李定国而去，但因拒绝李定国的召见，而在几日后的拜见中被李定国重杖而死。

杂牌

东线、西线除了以上这几位重要将领外，马进忠、马宝、袁韬、武大定等杂牌将领也跟随出击。只不过，马进忠和马宝的分量比袁韬、武大定等人的分量要重。

马进忠外号“混十万”，算是中立派的代表，身上没特别明显的派系色彩。他的经历也比较复杂，先是在李自成的手下带兵，后来又投降了明朝的左良玉，并成为一个重要将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清朝后，马进忠又归附何腾蛟，并与李自成的部分余部合营组成“忠武营”。可以说，他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未完全听命于某个势力。在大西军控制朝廷后，他又与大西集团合作，李定国对他很重视，有意跟他结交。马进忠后来被晋升为汉阳王。派这样的一个人跟随李定国出击，自然也有利用和牵制他的意味。

马宝外号“两张皮”，他的背景也比较复杂，算是骑墙派的代表。他幼年时因杀人而入狱，后趁机越狱加入农民军。之后，他又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投降明朝，高杰的部下李成栋降清后，马宝亦跟随投降清朝。后来，李成栋反正，马宝也跟着反回来。李成栋死后，马宝崭露头角。两广被清军占领后，马宝潜伏于山谷中，直到李定国桂林大捷后才再次出山。后来他又投靠孙可望、李定国和吴三桂，并为保存吴三桂家族的血脉作出了贡献，被明朝封为淮国公。

袁韬也是杂牌队伍的代表，他曾经是地方武装“摇黄十三家”的领袖之一。早年，他因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投靠强盗，然后自称为“争天王”。需要指出的是，“摇黄”是一群以抢劫杀掠为生的流氓“土暴子”武装。该武装所到之处，“人烟俱绝”。这支武装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曾有目击者说：“这群土匪将被抓的人绑在树上，然后在他身上戳洞，最后再将被抓的人的肠子弄出来，缠在他身上取乐。对那些被掳入营的壮丁，这群土匪则是用湿牛皮条将他们绑起来，在脸部也刻上标记，这样就没有人能逃脱，他们成了这些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奴隶。”这支土匪队伍中的袁韬后来投降了明朝，混了个总兵的职务，并成为定虏侯。永历五年（1651年），袁韬被刘文秀收服，成为孙可望的随营护卫。永历十二年（1658年），他被李定国认定为“党逆”，只不过因为他是内应所以没被处理。可见，做过地方土匪的人实在是上不得正经台面。

武大定的背景也比较复杂，他算是独立武装的代表。他原是小红狼的一个偏师，外号“黄巢”，后投降了明朝的督师孙传庭，在总兵贺人龙手下作战。之后又短暂投降过李自成和清朝。不久又在陕西凤翔起兵抗清，并逐步撤退到了川南。后来，武大定与袁韬合作，杀害了四川的地方军阀杨展。在保宁之战的前一年，他被刘文秀收服，成为孙可望的随营护卫。他后来也被李定国认定为“党逆”，受到了降爵的处理，由梨庭侯降为梨庭伯。作为正规军人，他自然比袁韬这样的土匪更受瞩目，遭到处理也是自然的了。

东南

清人黄梓所绘郑成功半身彩像

郑成功作为唐王朱聿键亲赐的国姓爷，一直尊奉唐王，可以说是唐派当之无愧的领袖，其领导的延平系在唐派中也有绝对优势。他对永历朝廷只是名义上尊奉，实则一向是独立行事。他的地位不在孙可望之下，如果说孙可望是西南地区的抗清领袖，那郑成功就可以称得上是东南地区的抗清领袖。

张名振则是鲁监国系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定西系的首领。鲁王集团内部派系复杂，而以张名振、张煌言为代表的定西系算是鲁派中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武装力量。作为鲁派集团的中坚人物，张名振自然只听鲁王的。他和郑成功一样，与西南的关系并不密切，孙可望给他们发信，也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真要他们配合自己的战略去牵制清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为了此次的全面反击，孙可望下了不少的功夫去团结各派人物。

首战大捷：定南王自尽桂林出师

明清桂林战役图

部署完成后，李定国就在下达命令的当月，也就是永历六年三月，约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期望能在奉天会师。（奉天，也就是武冈，在湖南省西南部，当年永历帝逃难到这里，就把武冈州改为奉天府。）然后，孙可望、李定国又制定了约束部下的兵行五要：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宰耕牛、不抢财货。这也是针对过去大西军队的草寇作风而特意定的规矩，为的就是能让沦陷区的人民对他们有个好印象。

出行的李定国部队构成很特殊，里面不但有很多少数民族，而且还有象兵。那些少数民族士兵不仅勇敢精悍，还非常善于打仗，根本不怕弓箭和石头的攻击。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所以很有战斗力，都可以以一当百。可以说，这支部队给李定国帮了很大的忙。

很快，李定国就兵分两路，他亲自率兵攻克了黎平，并在五月中旬与冯双礼会攻靖州。而另一路则在马进忠的带领下，从镇远下偏桥，然后克取了沅州。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被派往湖南“征剿”的清朝续顺公沈永忠得知明军的动向后，连忙派总兵张国柱带领八千援兵驰援。张国柱也是明军降将，他一去靖州，就被包围了。经过短暂交战，张国柱的部队受到了重创，损失官兵多达五千一百六十三人，其中满兵一百零三名，家口一千五百一十五名，还失去了战马九百七十八匹。在损失了大部后，张国柱只得弃马而逃。明军趁胜拿下靖州。

接着，明军只用两天时间就迅速拿下了奉天，两军成功在奉天实现会师。严峻的情势让沈永忠不得不派使者前往广西桂林向定南王孔有德求援。然而，孔有德因与沈永忠有嫌隙，就拒绝出兵。这让沈永忠很是失望，不得已，他只好迅速放弃宝庆逃往湘潭。冯双礼趁机渡过枫木岭夺取了宝庆。李定国与冯双礼分别屯兵奉天和宝庆的局面形成了。

激战

1955年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李定国抗清兵》封面，骑白马者为李定国

就在李定国大军进入湖南收复大批失地之时，孔有德却抱着事不关己的旁观心态。仅在五月二十七日（农历，下同）派了李养性和孙龙去防守全州，其他分散部署的军队并未抽调回来。由于清朝的提督线国安守御南宁，右翼总兵全节防备柳州，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梧州，清朝能战的拳头部队全在外面，造成省会桂林兵力空虚。于是，六月十五日，李定国下令西胜营总兵张胜与铁骑右营总兵郭有名率精兵通过西延大埠直达严关，以卡住桂林的咽喉。李定国还特别下达密令，让他们先不要打，敌人来了就传烽火，等大军到了，再展开决战。

严关位于桂林府兴安县西南十七里处，是广西与湖南的要冲、桂林的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该地地势险要，两边为高山峻岭，中间留有一通道，严关就建在其中。只要清军防守严密，明军就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因此，李定国不得不慎重行事。

六月十六日，在拖了一段时间后，孔有德还是决定派两个人去宝庆救场，免得事后朝廷追究。谁知在二十三日，孔有德就收到了宝庆已丢失的消息。这让孔有德觉得问题严重，他立即让李养性和孙龙进行堵截。

而这时，李定国已经派冯双礼从宝庆向全州迫近。冯双礼率军从祁阳先行，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万名清军，经过激战，于六月二十八日在驿湖大破清军，并将骁将李四斩杀，清军剩下的部队都跑了。冯双礼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又追到了全州，在双桥击毙清将李养性，接着又在全州大破清军，阵斩孙龙。从奉天出发的李定国也亲自率领六万大军跟进，从新宁的大埠头沿着小路，于六月二十九日打败了孔有德的部队，获得了不少骆驼、兵器。

听说冯双礼在驿湖取得了胜利，李定国担心全州的清兵逃跑，增强桂林的力量，于是下令暂时不要对全州进行攻击。谁知命令还没来得及下达，就得到了全州已被收复的消息。李定国只好下令大军直接过全州不要停留。

当时，张胜与郭有名已经抵达了严关，跟李定国只有十里路远。到了快晚上的时候，突然炮声大响，各部队听到后都想赶去支援，谁知李定国却笃定地说：“没必要！”原来，孔有德当时已经派遣部队去救援全州，却得知明朝的部队已经兵临严关，于是赶紧撤兵，迅速赶往严关。第二天，孔有德的援兵到了严关后，张胜立即举起烽火，李定国当即下令开战！

在交战中，由于孔有德下达了严防死守的命令，因此清兵抵抗非常激烈，连明军的大象都被打败了。这样一来，明军只好奋勇作战，大象也激烈地突击，再加上张胜军动用大量喷筒和火箭进行攻击，让清军无法抵挡，不少人都四处逃亡，孔有德的大将李虾头也中箭而死。

由于战斗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清军被困在了烂泥中。不得已，孔有德只好亲自出马，带领三千精兵在大溶江进行阻击。在尘沙蔽目的战斗中，大象群发出了巨大的吼声，让清军的战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于是清军大乱，开始四处奔跑，这就让李定国的部队有了可乘之机。孔有德再次被打败，只得迅速逃入桂林城闭关坚守。

大捷

定南王孔有德府（原明朝靖江王府），位于今广西省桂林市

很快，李定国的部队就完成了对广西省会桂林的包围，数十里的城市，硬是被围了几圈。将士的胄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很是耀眼，野外也布满了军队的旗帜，军鼓之声震天动地，军容的整齐程度非常罕见。孔有德看到这个情况，感觉问题严重，于是设立了守城用的战具，同时驱逐城里的百姓去防守城墙，守城部队则防守要害部位。

孔有德知道自己无法抵抗李定国的部队，于是就下令线国安、马雄、全节等人放弃地方，全力增援省会。然而，李定国根本就不给孔有德机会。七月二日晚，李定国下令攻城。李定国说：“清兵在两广地区可是进行了两次大屠杀，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凡是清兵，可杀无赦！”孔有德的部将王允成因是明朝降将，跟马进忠关系不错，于是就通过射箭传书的手法，在墙垛上为明军指路。

在内线的指引下，李定国下令不断攻城，成功地斩杀了八旗的参领芮城功、骁骑校周志元，并一度打溃防守墙垛的士兵，迫使孔有德亲自上阵督阵。孔有德亲自督阵，让守军士气大振，使李定国连续打了两天都没能打下桂林。由此可见，清军将领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战斗能力还是很强的。

就在这时，攻城的明军遇到了一个很巧的事情：上山割草的士兵发现，在桂林城北有个水洞可以直接通到桂林城内的山上。于是，李定国派出五十人编制的特别行动支队，趁着夜色出发，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到达山顶，竖上了明军的红旗。

七月四日黎明时刻，郭有名下令组建百人敢死队，拼死肉搏登梯，进入城北山上的小分队也摇旗呐喊，为明军助攻。在城门督战的孔有德被射中前额，又听说城北的山岭已经被明军占领，就彻底放弃了抵抗的决心，匆忙回到官邸料理后事。看到这个情况，王允成决定打开城门。中午，马进忠率先攻入武胜门。副总兵郑元勋，游击蔡斌，守备王经世、梁应龙、李跃龙等人也率部迎降。

此时，逃回官邸的孔有德已亲手杀掉了一些小妾，并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让孔庭训想办法逃走，但没想到，孔庭训最后还是被明军查获，他和侍卫白云龙都被杀死了，倒是他妹妹孔四贞成功逃出。接着，孔有德又举家自焚，并自缢而死。

由于此战中李定国的部队见到清兵就杀，桂林尸积如山，给了清兵很大震动。这导致清军出现了心理障碍，他们视来自云贵的部队为野蛮人，见到李定国部队的旗帜就赶紧逃走。李定国部队中的很多人也得意地以“蛮兵”自居。

可以说，李定国桂林之战的胜利带有一定偶然性。如果不是他的士兵偶然发现了通往城内的水洞，明军未必能强攻下桂林。不久桂林再次失陷后，李定国曾二次攻打桂林，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战斗，却未能再次打赢。

风波

战后，投降清朝的陈邦傅父子、清朝广西巡抚王荃可、署理布政使张星光等人被李定国押解到了贵阳。在桂林方面给贵阳方面发送捷报时，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当时，为了早点让朝廷得到这个好消息，发送捷报的人日夜兼程，途中不停换马，待到了贵阳，兴奋兼劳累的使者下马后就倒在地上无法起来，贵阳的官员给使者灌了汤药后人才醒来。接着，使者激动地从怀中拿出了捷报。孙可望等人看到捷报后非常高兴，大宴三日以庆祝这场胜利。为了表功，康国公李定国被封为西宁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被封为兴安侯。

九月二日，孙可望下令将陈邦傅父子剥皮，王荃可、张星光等斩首。对罪大恶极的陈邦傅父子，孙可望还发布告示说：“逆犯陈邦傅肆意抢劫进贡给皇上的礼品，抛弃、掠夺皇宫女子，此逆不想着去建功赎罪，反而公然背主反叛。如今逆贼已被拿获，自当剥皮并传示云贵！”不料，这个决定竟在永历朝廷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可以说，这次风波对孙可望冲击很大。

讲述孙可望故事的黔剧《龙城惊变》

当时，明朝的御史李如月得知陈邦傅被剥皮，马上上奏朝廷弹劾秦王，给孙可望扣上了“擅自杀害勋臣，就像王莽、曹操一样僭越窃国的奸臣”的大帽子，要求朝廷除掉这个国家大患。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李如月不思如何帮助朝廷渡过难关，不思怎样去完成抗清复明大业，反而唯恐天下不乱，大放厥词，故意挑拨双方关系，可以说是触动了各方的敏感神经，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

永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之后，感到问题严重。毕竟在孙可望的治下，谈论这么敏感的事情，还是很犯忌的，要是被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整个朝廷都会受到牵连和打击。于是，永历帝决定大事化小，给他略施惩戒，以他“妄言”为名廷杖四十，奏疏则留中不发，以为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谁知，李如月压根不买账，他恨不得闹得越大越好。他生怕天下人不知道这是他写的，他还把自己的奏疏又抄了一份，并特意在封面上题写了“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几个醒目的大字，交给孙可望在安龙负责监视朝廷的张应科。

孙可望看到这个奏疏后，非常恼火，没想到自己做了这么严密的防护措施，还是出了个大纰漏。既然有些人不肯消停，那就得严厉处置，不能惯下去，不然会养成坏习惯。于是，孙可望决定杀鸡儆猴，对李如月采取和陈邦傅一样残酷的处置措施，谁知李如月死前还不肯屈服，继续大骂孙可望，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这也让孙可望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本来，孙可望将这些人放在安龙就是为了削弱永历朝廷的影响，避免他们妨碍自己的抗清大业。谁知，这些人在孙可望的保护和监视下，依然不肯消停，总想闹点乱子，这就让孙可望忍无可忍了。再加上国家在多难时刻，皇帝却继续搞腐败，“不顾自己的事业，完全沉湎于酒色，不让取得胜利”（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中国新史》），这让“他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为，自责轻易地让出宝座，由此逐步恢复他原来的权势，以至他虽无皇帝之名，却握有实权，把永历帝当成傀儡和儿皇帝。一些人赞同孙可望的行动，另一些人则加以谴责，其中有他的兄弟李定国。随着意见的不同，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最后使军队之间，包括将官之间出现分裂。”（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鞑靼中国史》）最终造成了明军的失败。

可以说，明朝就是毁在了李如月这种人手上。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公然不顾各方默契，滥用手中权力，破坏抗清大局，造成内部不和与国家动荡，这样的事情，南明曾发生过多次，给抗清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李如月死有余辜。只是孙可望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反而落下了话柄，使一些心惊的人坚定了倒孙的决心。

追击

明代桂林城简图

李定国进入桂林城后，下令安抚群众，严禁骚扰百姓，并在该地设立了明朝的管理机构，同时乘胜追击，收复广西。

清兵逃亡时，全节的兵马发生了哗变，四处逃散，但全节还是幸运地在七月十六日到了梧州。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李定国就派人去梧州招降。李定国的使者向清军守将表示，如果对方肯投降，不但可被封侯，还能获得数十万黄金。谁知马雄对这个条件压根就没兴趣，直接把使者给绑了起来。这让李定国很恼火：他自认为自己开的价码不错，足够让对方将领心动，谁知人家压根瞧不上。既然如此，李定国只好派部队去攻打梧州。虽然此时平南王尚可喜已派出援军奔救，但线国安、全节、马雄等这帮孔有德手下的重要将领压根就不敢迎战，而是直接逃到了广东去投靠尚可喜。

桂林之战后，逃往深山的卫国公胡一青、开国公赵印选、安定侯马宝、义宁伯龙韬等原南明的将领也纷纷从永福、阳朔等山区出来与明军相会。广西其他山区的明军也趁势出山，让抗清部队的声势更加壮大。

得知孔有德城陷自尽的消息，广东清军大为震惊。清军没有想到李定国的部队战斗力竟然有那么强大，连清朝老资格的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尚可喜自然不会犯跟孔有德一样的轻敌错误，他下令，与广西接壤的广东如果遇到了李定国的攻击部队，就要赶紧撤到肇庆以确保根本。谁知命令一下，就有胆小的人弃城逃到了肇庆。好在不久，李定国的军队就去了湖南，这才让广东方面喘了一口气。

出师不利：刘文秀兵败四川

入川

保宁战役前明清四川态势图（川贵边界为万历十年界）

在西线，四川的形势可谓极其危急。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就从汉中发兵入川。他们进入四川后，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攻陷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推进速度极快。在这种情况下，镇守四川的王复臣和白文选只得被迫退守永宁。

七月，也就是在明朝四川最危险的时候，刘文秀的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需要指出的是，刘文秀开始北伐时，东线的反攻形势是一片大好，桂林之胜更是让明军士气大振，也不再将满洲八旗当成不可战胜的敌人。这也间接地对刘文秀的部队产生了一些影响。

刘文秀的北伐部队有六万人，比李定国的东线部队要少两万，可见李定国出兵时尚无把握能一定打赢，带的部队也就多些。而刘文秀北伐时，东线战场频频传来的胜利消息给了他们一剂强心剂，再加上西线的四川战场作战环境比较封闭，并不像东线战场那样三面环敌。因此，刘文秀的北伐部队人数要少于李定国的南下部队。

西线的部队按计划兵分两路，一路是刘文秀亲自率领的西路军，也是此次北伐的主力部队；另外一路是白文选率领的东路军，作为偏师配合主力进行合围。刘文秀率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等人先后自乌撒、雪山关、永宁、泸州等地出发，准备会兵于叙州，力图打通入川要道。由于刘文秀不但善于安抚当地人，而且能够调和四川本土官兵和外来官兵的关系，四川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入川之路就顺畅多了。很快，他就收复了不少失地。

攻势

明清保宁战役图

刘文秀入川后的第一场大战就是叙州之战。叙州不但地势险要，是金沙江、岷江的交汇处，还是连接云贵的重要入川通道。因此，对这场攻防战，双方都很重视。当刘文秀大军到达叙州的时候，吴三桂也将大营移到了嘉定，还派右路总兵南一魁去叙州支援。刘文秀到了叙州后，悄悄地把大营放在了郊外。南一魁没料到明军居然出动了这么多人，很害怕，就迅速地躲入了城内。接着，刘文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进攻。在战斗中，刘文秀与王复臣亲自率马步兵攻城，不但打败了夔州总兵卢光祖，还生擒了增援的南一魁，并将他们的部队收为己有。

得知叙州战败，吴三桂决定亲自上阵。此前，吴三桂的部队可谓所向无敌，现在既然部下无能，他就只好亲上战场，希望能挽回败势。不过，在攻打叙州的时候，吴三桂并未派人侦察敌情，他还是靠着老经验，认为明军只是一小股没有战斗力的部队，于是有些轻敌。谁知，到了战场他才发现，明军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部下看到这种场面，觉得清军不一定有胜算，就偷偷逃走了。

清人所绘吴三桂坐姿像

吴三桂见军心不稳，决定亲自督战。很不幸，在八月九日这天的战斗中，吴三桂遭到了刘文秀部队的重重包围。作战时，大将王复臣竟然还出动了重量级武器——大象。他让大象冲在最前面保卫后面的战马，步兵则在两侧跟进。明军利用这种队形，冲破了吴三桂的大军。

大象的嘶吼让清军的战马变得非常恐惧，这些战马之前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于是变得不听指挥，让部队的行动受到了阻滞。

战场上的混乱让清军无法有效地抵抗明军，吴三桂也陷入了明军的重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好下令突击。然而，吴三桂的多次突围都遭到了失败，最后在手下心腹都统杨坤的力战下才得以突出重围，侥幸捡回性命。得到大胜的消息后，孙可望非常高兴，以朝廷的名义册封济国公刘文秀为南康王，王复臣为东宁侯。

突围后，吴三桂、李国翰与四川巡抚李国英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认为，明军的这次行动规模很大，进攻势头也非常迅猛，呆在这里抵抗未必有胜算，不如先全力北撤，在安全有了保证后再作打算。于是，他们火速撤到绵州。可以说，叙州之战让吴三桂等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吴三桂开会讨论守战时坚决主张退守汉中的缘故。

封锁

阆中古城沙盘是根据道光元年绘制的《阆中治城图》而制作的

就在此时，东路的偏师白文选部也传来了胜利的消息。从遵义出发的白文选八月二十五日攻克了重庆，并生擒了镇守重庆的都统白含贞和总兵白广生，斩首了副将潘应龙。永宁总兵柏永馥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清军的四川大本营保宁时，部下只剩百来人了。

十月二日，刘文秀、王复臣等人率领主力至保宁。此前，为了不给吴三桂留下后路，刘文秀又另外派了支部队去收复成都，并杀掉了清朝的成都知府周基昌。刘文秀的前锋部队甚至还封锁了梓潼、剑阁。梓潼“地联秦关，路当蜀扼”，是千里天府的屏障，剑阁则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剑门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二者都是蜀道的必经之路。这等于把吴三桂的退路也堵死了。

本来，按照计划，刘文秀与白文选应该合兵一处后再行进攻，但刘文秀到了集结地点后发现白文选还没到，他决定独自出击，不再等待。由于刘文秀追之甚急，王复臣非常担忧，担心刘文秀被胜利冲昏头脑。于是，他向刘文秀浇了一盆冷水：“大帅不要再追了！吴三桂是个劲敌，我军连战连胜已成骄军，以骄军对劲敌，恐会出现失误啊！”但兴奋的刘文秀并没能冷静下来，对他的意见也不予理睬。

明清保宁战斗地图

明军兵临保宁城下后，吴三桂竟然按兵不动。于是，刘文秀立即让人搭浮桥渡江，向守军发起挑战。为了彻底阻断清军的突围之路，他抽调部队，沿着南岸、沙沟子、锦屏山、土地关连营十五里，并且在葭萌关和梁山关建立要塞，准备彻底消灭吴三桂等人的部队。看到这个情况，王复臣变得更加忧虑，他谏道：“还是不要围城吧，要围城的话就会分兵，会让包围力度减弱啊！”刘文秀轻蔑地说道：“吴三桂困守空城，我们很快就能打下来，将军为何害怕？”他断然下令，要王复臣从保宁城顺嘉陵江下行三十里后搭浮桥过河，然后逆河而上，在蟠龙山下结阵；张先璧以长矛军驻镇西南阵尾；他本人则亲自列阵于东北教场，扼守吴三桂归路。

溃败

刘文秀圆形阵法

十月十一日，刘文秀带领十三营率先发起了冲击。为了保证坚不可摧，他使用圆形阵法，让十三头大象各领一个营，每个营的大象在最前方，手持盾牌、长枪的枪兵紧跟其后，接着是手持扁刀、弓箭的弓兵，最后是携带火炮、鸟铳的炮兵。面对这种情况，吴三桂下令川兵前往观音寺迎战，他自己则带领满汉部队前往土地关抵抗。两军打得很激烈，“蔽山而下，炮声震天”。从上午一直打到中午，清军一点进展也没有。

这时，正好吴三桂俘获了一名明军士兵，他由此得知张先璧的兵比较弱，就亲自查看阵地。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璧虽然勇敢但是却非常轻敌，于是，他自信满满地说道：“此人定可击破！”接着，吴三桂就命令总兵严自明率领一支五百人的精锐骑兵突袭蟠龙山下的张先璧。

张先璧的部队受到打击后，果然马上溃散南奔。张先璧的弟弟张先轸担心士兵害怕，把桥也炸断了。这样一来，不但冲乱了水滨的王复臣军，还导致他们无法过江。正是由于王复臣遭到了河水的阻滞，他的部队才会被清军包围。在抵抗不支的时候，王复臣拒绝过河，他大呼：“大丈夫如果不能生擒名王，那岂能为胡虏所辱？”于是，在杀死数人后自杀。

而在另一边，李国英为了迷惑明军，命令绿营改打八旗军旗。刘文秀看到满洲大兵后退，阵型松动，认为破敌时机已到，于是就率轻骑兵下山追击。谁知这正是吴三桂故意使的诱敌之计：他让自己露出破绽，就是为了吸引刘文秀部队的注意，让明军也出现防御缺口。看到刘文秀坚固的圆阵漏出了一个大口子，早有准备的清军精锐弓骑部队发动冲击，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圆阵的开口处，向里面射出了大量弓矢。由于刘文秀的部署是甲兵在外，无甲兵在内，导致其部队根本无法防御清军的突击。这样一来，营中一片混乱，士兵不再接受控制，而是忙着逃命，被人踩死和被河淹死的人不计其数。

在这种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刘文秀只好下令撤兵。这次战斗，刘文秀损失惨重，光军官就死了两百多人，士兵也损失了一万多人，最大的损失是战死了三头大象。部署在梁山关的部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至于那些丢掉的辎重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刘文秀被迫退兵后，吴三桂也不去追，他说：“我生平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恶战，如果刘文秀真的采纳了王复臣的建议，恐怕我军就要毁了啊……”随后，吴三桂撤兵回到汉中。

罢职

与此同时，到顺庆的白文选东路军也发现了顺江而下的明兵尸体，这让他很震惊。他知道明军在保宁的局势已不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再进兵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决定马上退兵，退守重庆。

刘文秀逃到成都后，立即集合溃兵两万人，并派人分兵驻守各地。明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孙可望那里后，他借用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圣旨，严厉指责刘文秀：“不肯采纳良策，致使我军损失了一员大将（王复臣），刘文秀其罪当诛。看在他收复故土的功劳上，还是从轻议处，只罢官闲居即可。”

十二月，刘文秀跑到云南的鸡足山与高僧道足谈禅。刘文秀的部属遭到了打散，除一部分留在四川防备清军外，另一部分被发配到了湖广地区。通过这种手段，孙可望轻易地剥夺了刘文秀的兵权。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原刘文秀部队中一些嫡系人马的不满，认为这事做得过了，私下里都很有意见，不愿意再做孙可望的炮灰和棋子。

不得不说，孙可望此次处理确实不妥当，见识和格局也与他的地位和手腕不相称。以孙可望在大西集团的核心地位和在抗清势力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完全不应该如此小家子气，公然欺负自己的弟兄。尤其是趁刘文秀新败之危，急着收编消化蜀系部队，更是非智者所为。孙可望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大西集团的重要领导人，也让部分将士寒心。

大西集团脆弱的内部平衡被打破，不但造成西派内部的争斗和不满，也让本就不团结的明朝各派势力更加警惕和离心，没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不说，反而孤立了自己，引起了内讧。虽然此次事件目前仅让西派集团内部出现裂痕，暂时未造成分裂，但这种裂痕一旦产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孙可望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扩充自己势力、统一西派、确定自己一言九鼎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太理想化了。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教训不能说不深刻。

名动海内：敬瑾王殒命衡阳

精锐

参加明清衡阳之战的清朝宗室谱系

孔有德的败亡，震动了清廷。虽然孔有德是因为犯了分兵的错误而败亡的，但他毕竟是清朝的四大藩王（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之一，拥有赫赫战功，威名卓著，竟然败在了“流寇”的手下，这让清朝觉得，很有必要派宗室亲自出马，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勋贵派，也不如自家的宗亲派可靠。于是，敬瑾亲王尼堪被派往湖南收拾残局。尼堪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曾参加过攻打朝鲜、江南和平定李自成、张献忠、姜瓖的行动，经验极其丰富，是稳定西南局势的最好人选。于是，顺治帝封尼堪为定远大将军，让他率八旗精锐南下。除尼堪外，多罗贝勒巴思哈、屯齐，固山贝子扎喀纳、穆尔祜，镇国公汉岱，一等伯伊尔德等人也陪同参战。

巴思哈是努尔哈赤的曾孙，父亲是早逝的克勤郡王岳托，从史料中无法看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屯齐是努尔哈赤同母弟弟舒尔哈齐的孙子，曾参加过攻打锦州、松山、关中、江南和平定李自成起义的行动，称得上经验丰富，与尼堪也有一定默契，有这样的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配合，就更加保险了；扎喀纳也是努尔哈赤同母弟弟舒尔哈齐的孙子，早年曾入关破济南和天津，并参加过锦州大战，入关后又参加过远征湖广的行动；穆尔祜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孙子，其父杜度与尼堪是亲兄弟关系，曾参加过攻打松山、蒙古苏尼特部和平定李自成、姜瓖的行动；汉岱是努尔哈赤异母弟弟穆尔哈齐的第五子，也参加过攻打松山、江南、福建及平定李自成和陕西回民起义的行动。这些人都是宗室亲贵中的精英，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

而非宗室的满将伊尔德在清朝入关前曾参与过攻打锦州、宁远、北京、大凌河的行动，入关后则参加过攻打江南、剿灭金声桓和李成栋的行动；满将佟图赖则参加过对大凌河、锦州、松山、江南、湖广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清朝是精锐尽出，丝毫没有大意。这个安排也在最后关头拯救了清朝的南征部队。而明朝却并不清楚此次大战中敌手的情况。

临行前，顺治帝对尼堪寄予厚望，除赐他御服、佩刀、鞍马外，还在北京南苑亲自为尼堪亲自送行。其他的将领也一一赐予了御物。只是，顺治帝和出征的将领都没想到，这一次远行，竟然成了尼堪的最后一战。

进取

衡州战役前明清湖南态势图（川贵边界为万历十年界）

李定国七月任命广西巡抚徐天佑守卫桂林后，随即北上攻取永州、祁阳等地。当时在长沙的沈永忠听说后，于八月初六果断弃城跑路，一直跑到岳州。

八月十四日，马宝率领广西降军抵达广东阳山，扎了三个大营包围阳山县城，仅用了三天就收复了阳山。二十二日，他又联合当地的土著，搞定了连州。

进入九月后，原明军永国公曹志建的余部趁机起兵收复临武。张光萃也在离辰州四十里远的地方屯兵。不过，辰州守将徐勇得知后，不但不回避，反而主动渡江出击，还说：“成败在此一举，若有不测，就不要再过此江！”手下将士于是奋勇杀敌，大败明军。徐勇本是明军左良玉手下总兵，后降清。此人在镇守黄州、长沙时，曾为清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去年四月冯双礼攻打辰州时，由于徐勇部署严密，明军无机可乘，战况陷入了胶着状态，冯双礼等人束手无策。可以说，此人很会打仗。

《衡州山水图》是根据清代光绪年间的《南岳志》所绘

十月三十日，李定国统兵进入衡州。进入十一月后，明军的反攻力度就更大了。李定国派将军高文贵进入江西，很快就打下了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并成功围住了吉安。马宝也收复了广东北部的南雄、韶州、连平。李定国到达衡州后，不但派遣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还让张光萃出宁乡向常德进击，张胜率部攻下湘阴。马进忠的前锋还越过湖南岳州，到达了湖北的嘉鱼、咸宁，一路上所向披靡，形势大好。

伏杀

明清衡州战役图之湖南战场部分

就在这时，传来了尼堪大军南下的消息。当时，李定国大军还在衡州休整，马进忠和冯双礼屯兵长沙，前锋部队已经攻占岳州。李定国知道南下清军声势浩大，为了给远道而来的清军一个“惊喜”，他摆出了一副不经打的模样，让马进忠和冯双礼放弃长沙，诱使敌人渡过湘江，随后，马、冯二人悄悄埋伏在衡山西北的白果市。等清兵过衡山，李定国就从蒸水正面攻击，冯、马二将则从背后出击，两军夹攻合歼尼堪。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中途出现了点意外。原来，冯双礼接到孙可望的密令后私下退出伏击，马进忠不明所以，也跟着退出伏击，但这么重大的行动却无人告知李定国。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的八旗大军抵达湘潭，随后在衡山县击败了李定国的一千八百人前线部队，接着于二十二日夜不顾疲劳抵达衡州，结果遇到了李定国的军队。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水庵、草桥，都没能分出胜负，可见八旗大军的骁勇善战。这种情况下，李定国只得采用伏击战术。

二十三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乘胜”追击，追至蒸水南岸的演武坪，陷入另一支明军的埋伏。当时，伏击的明军炮击清军精兵，引起清军大乱，尼堪的部队被截成三节。李定国指挥苗兵手持大刀专砍马腿，让清军无力再战。清军准备退兵，却被尼堪拒绝。他面有傲色地说：“我八旗大兵凡是临阵御敌的，都不会轻易言退。何况我身为宗室，不杀掉这群贼寇，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去见人？”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尼堪之死。

尼堪碑位于北京长沟镇南甘池村南门外

尼堪认为凭着自己的勇猛，完全可以打破明军的伏击包围圈。谁知道，他的骁勇早就引起了明军的注意。他向前横冲直撞时，明军就把他围起来了，作战中，尼堪的卫兵和主力被分隔，仅有二十多名骑兵的尼堪在作战中被明将马宝杀死。

尼堪被马宝斩首后，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屯齐等人被迫退往长沙。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却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才知道他们已经去了湘乡。李定国知道光靠这点人孤军作战是无法扩大战果的，而且太危险，只得收兵。不过，当地人非常痛恨清军，趁着清军八旗新败，对路过的清军进行截杀，许多退入山区的明军将领和官绅也纷纷出山，打击清军，帮助明军。

高层内讧：大好局面遭断送

197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李自成》中的孙可望形象，孙可望原名张可旺

疑心

早在孙可望收到桂林大捷的捷报时，他就有些嫉妒李定国的运气，忍不住说：“北兵本就好杀，只不过我没有独当一面。”

后来，李定国上缴战利品时，仅上缴了孔有德的金印、金册和人参，还说清朝官方仓库中的财物价值也就过万。但事实上，李定国拿走了不少黄金、丝布，这让冯双礼觉得很不公平。说到底还是分赃不均，正因李定国没能做好利益再分配，冯双礼才不服气地秘密参了李定国一本，说“李定国如此专横，以后要制约他怕是很难”。冯双礼也非常忌惮马进忠与李定国的良好合作关系，还专门向孙可望做了秘密汇报。

冯双礼打的一系列小报告，引起了孙可望内心的不安。自己现在还有筹码，所以能通过与李定国交换利益的方式来换取李定国对他的服从，但随着李定国的威望越来越高、地盘越来越大、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自己手中可以用来制约李定国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

不幸的是，有人偏偏唯恐天下不乱，有意无意挑拨两人关系。来往两军的使者公然宣称：“李定国听说自己只封了郡王，很是不悦，他竟说：‘封赏都是出自天子，怎么变成了以王封王？’”听了这话，孙可望的内心更加不安，这是在挑战他的底线啊。要是他不采取一点措施，这个“国主”就会有名无实了，以后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随着李定国的胜利越来越多，孙可望的心里越来越不平衡，再这样下去，自己的话恐怕就要不灵光了。

灭门

明清宝庆战役图

十一月一日，得知清朝八旗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孙可望亲自由贵州来到湖南沅州，他还将才从四川战场下来的白文选也调到了东线。当时，刘文秀已经被闲置，不少参加过保宁战役的将领都被重新安排，白文选作为自己信任的重要将领，自然被带到东线战场，担负起重要任务。

孙可望的第一个目标是辰州，辰州作为“湘西门户”，战略地位很重要，明军一直未能拿下。孙可望若能拿下辰州，自然有助于提高声望，增加威信，所以，他对辰州之战非常重视。为了保险，孙可望先派人劝降总兵徐勇，然而徐勇根本不理睬，反而直接把使者拖出去剁了。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只得倾尽全力对付徐勇。作为自己远征的第一战，无论如何都要打赢。在李定国大胜的背景下，孙可望有输不起的压力，毕竟自己说过“北兵好杀”，要是第一战就失败，会对自己造成不小的打击，也会减少自己手中的筹码。

经过精心准备，十一月二十一日，白文选率领五万水陆大军进抵辰州城下，将这座城四面包围。清军总兵徐勇下令迎战，结果战败。尽管第一天时徐勇自认为能守住，但第二天他的希望就破灭了。当时，徐勇在北门督战，白文选出其不意，出动了重量级武器大象成功突破东门，让他大感意外。这种情况下，徐勇只得匆忙带着亲信在城中进行抵抗，混乱中，他竟然中招坠马，然后被明军杀死，其亲属三十九人也遭灭门。这次胜利让孙可望非常高兴，他的首次行动实现了“开门红”，是个好兆头。

失算

为了不让李定国抢走自己大胜的风头，孙可望还给冯双礼下达密令，要求他退出伏击圈。李定国已经杀了一个孔有德，再杀一个尼堪那还得了，这样的事情必须得阻止。再这样下去，天下人都只知道你李定国而不知道我孙可望，那就麻烦了，有必要敲打敲打。谁知，孙可望还是失算了，他依然未能阻止李定国的大胜。

很快，尼堪被杀的好消息就传遍了各地，孙可望杀掉徐勇的好消息却被李定国大胜的消息给掩盖了。孙可望虽然解决了难缠的总兵徐勇，但李定国却在不利的情况下直接把满洲宗室重臣给杀了。这可让孙可望郁闷不己，不明白李定国为什么运气这么好，连久经沙场的满洲宗室重臣都能杀掉，自己的功勋和李定国的比起来可不是一般的差。这就有问题了，孙可望觉得有必要找李定国好好谈谈。

于是，得到衡州之战的结果后，孙可望决定召见李定国前往沅州议事。当时，赏封的使者已经带着万两黄金和敕书上路了，孙可望赶紧派人将使者追了回来。孙可望说：“我如今既然已带兵入楚，自然要与定国兄面对面地开宴庆祝，而且我还要向皇上上书，请皇上敕书以示恩宠。”

分裂

面对孙可望的邀请，李定国是愿意赴会的。然而，这时却有人告诫李定国：“这不过是‘伪游云梦’之计。”只这短短一句话，就击中了李定国的软肋。“伪游云梦”的典故出自《史记》，后来被明末的文人加工成了《汉高帝伪游云梦》。故事说，汉高祖时，韩信因为势力过大引起了刘邦的猜忌，于是，刘邦采纳了陈平的阴谋诡计，假装去云梦泽游玩，趁韩信拜见时把他拿下，并将其软禁贬为淮阴侯。想必这个故事在明末比较有名，李定国也听过。

李定国立了那么大的功劳，确实有点功高震主，再加上不会藏拙，很犯忌讳，自己心里头也有点害怕，所以就犹豫了。这时，正好有个叫龚彝的人，此人曾经参与过拥立永历帝的活动，算是从龙之臣，他趁机给李定国去信道：“来必不免。”走到奉天的李定国看到这封信后，就认为孙可望真的有害他之心，提高了警惕。再加上刘文秀之子也送密信给李定国说：“孙可望待你到后即杀你！”这就让李定国更加确信孙可望要杀他。

刘文秀儿子是怎么得知这个秘密的，我们不得而知。当时刘文秀已经遭到罢黜，是心怀不满故意报复，还是听到什么传言，现在已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的水很深、很浑，一些人有输不起的压力（主要是永历朝廷中的一些人）。面对这个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他们自然会加以利用，如果错失了这次机会，以后未必会再有，因此，私下串联运作是必然的。而刘文秀的下场，其实也给李定国敲了警钟，他可不愿意成为第二个刘文秀。这样一来，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李定国将孙可望的使者打了一顿，还说：“孙可望怎么能擅自搞封赏，那皇上摆哪？”不仅如此，李定国还专门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责。孙可望看到这封信后，非常不满，斥道：“李定国把自己当成忠义之士，那把我置于何地？”于是，也不给李定国行赏了。

李定国的这种做法，显然令孙可望大为光火。自己不来就算了，还殴打自己的使者，现在竟然还写信指责他，实在是无法无天，再这样下去，这“国主”可真没法做了，以后谁还会听他的命令？从这时起，两人的关系就陷入了低谷。而永历朝廷中一些人的私下活动，自然也没逃过孙可望的眼睛。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孙可望有了自立之心，大西集团也分裂为自立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为西派的彻底分裂埋下了伏笔。此时的李定国也知道自己把孙可望得罪得不轻，于是就果断跑路去了广西，避免和孙可望接触。

撤兵

宝庆府古城墙遗址，位于今湖南省邵阳市

永历七年（1653年）二月，孙可望率领十万大军由靖州经奉天至宝庆，冯双礼和白文选分别率左路军和右路军，自己则统率中路军。到三月十五日，孙可望、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等人的部队已经在宝庆到衡州之间构筑了巨大的营地。而清朝的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屯齐则驻扎在岔路口，都统佟图赖驻扎在近地花街子。

十六日，天下起大雨，当夜，孙可望偷偷地从宝庆来到前线周家铺与明军合营，而清军却不知情。于是，第二天，冯双礼等人就发动了突袭。清军遂不及防，只得败走。由于胜利来得太容易，孙可望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满洲大兵不过如此，结果犯了跟刘文秀一样的轻敌错误。孙可望没有下令彻底追击，而是让士兵们去抢占胜利果实。趁着明军只顾抢夺马匹，屯齐等人就整顿队伍，准备反击，同时联系佟图赖夹击。

孙可望给屯齐等人来了个突然袭击，屯齐等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明军也来了个突然袭击。孙可望本以为清军不足虑，没想到才打了个胜仗，就被败军之将打败了。这么一来，孙可望就没有信心继续与清军作战，决定先退往永州。没想到他们又与清朝的多罗贝勒巴思哈军相遇，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明军再次败退。清军鉴于尼堪阵亡的教训，也不敢太冒险，于是不再追击。

受形势所迫，孙可望只得退回宝庆，并撤销了设置在湖南的官吏，同时以紫阳河为明清分界线。四月，孙可望下令大军回贵阳。经过几个月时间，军队终于在八月回到贵阳。

这次为时一年的大反攻，取得的战果是巨大的：不但杀掉了清朝的两大名王，而且辟地三千里，扩大了明军的腹地，中部重镇武昌也是警报不断，让清廷大为震动，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论者也认为此次反攻可以称得上是“战功第一”。但是，由于明军高层发生内讧，取得的成绩也付之东流，造成明军“不败而败”、清军“不胜而胜”的局面，断送了抗清复明运动的未来。黄宗羲亦对此深感痛心，他这样说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