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与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

——兼与朱声敏《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商榷
文：谢禾生

抗倭战争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任内阁首辅的严嵩以及抗倭总督胡宗宪都与之有莫大关系。大多传统史书都贬斥严嵩是贪权纳贿、陷害忠良的“权奸”，胡宗宪则是阿附权贵的佞臣。即使有肯定胡宗宪的，也将严嵩与胡宗宪的功绩脱钩，认为严嵩是破坏抗倭战争的奸臣，而胡宗宪虽有平倭之功，但人品气节却有问题。南京大学历史系朱声敏先生的《权奸在内而立功于外》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引用该文不再加注）[1]，可谓属于后者。笔者完全赞同朱文所说“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当时不过是胡宗宪帐下听命的部将。但朱文把胡宗宪的抗倭功绩与严嵩、赵文华完全撇开，认为严嵩、赵文华二位“权奸”只知贪权纳贿，陷害忠良，冤杀抗倭将领张经，破坏抗倭战争。胡宗宪只得“忍士大夫所不能忍之辱”，曲意阿附，使之为我所用，才得以“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朱文没有对严嵩、赵文华的抗倭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没有分析抗倭总督张经被杀的真实原因，就简单地把严嵩、赵文华视为破坏抗倭斗争的“权奸”，对于这点，笔者则完全不能赞同。其实，严嵩当政多年，因体制和时局限制，政绩并不突出，其主要作为恰恰体现在对待“南倭北虏”民族政策上。
一、严嵩“权奸论”辨析
在中国历史上，严嵩号称是与唐朝李林甫、宋朝秦桧齐名的三大奸臣之一。朱文也沿袭这种论调，指称：“奸臣严嵩弄权”，“正直的抗倭将帅动辄得罪，导致倭患越演越烈”。其实史家不难发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专制最为膨胀的朝代，皇帝拥有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内阁一直是不伦不类的机构，大体只有奉诏办事、以备顾问的职责。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个“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2] 卷308《严嵩传》的主子。别看他二十七年不视朝，成天躲在深宫修玄玩弄女人，但却十分精通帝王之术，张璁、桂萼、费宏、夏言几进几出内阁，杨一清、李时、方献夫、翟銮、顾鼎臣由首辅退居次辅，严嵩取代夏言，而后徐阶又取代严嵩，所有朝中大员走马换将，无不被嘉靖“宏观调控”，玩弄于股掌之中，根本没有大权旁落的可能。为了防范出现权臣，嘉靖还利用宦官势力来牵制内阁，让司礼太监代行“批红”，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这种非法制化的内阁辅政制度满足了皇帝这两方面的要求，既有人实质起到丞相的作用，代他处理朝政国事；而此人的权力又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更有利于皇帝的控制。说穿了，当年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就是为了彻底祛除相权的威胁，挑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宫奴”，辅佐其统治大明帝国。但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后世子孙没有他那么雄才大略，反而一个比一个荒淫怠政，乃祖精心创立了内阁与司礼监这两个既容易控制又能够代理政务的办事机构，龙子龙孙们反而乐得清闲，可以放心躲在深宫专意享乐了。为什么终明代十六朝没有出现几个象样的好皇帝却能维系二百多年国祚，根源就在于此。朱厚熜可谓是“最会做皇帝”的皇帝，他玩内阁制度玩得相当精熟，根据时局需要与自己的喜好不断地变换阁臣，最终选中了“忠勤敏达”的严嵩当大管家。胆小谨慎的严嵩可比以前两个性格强悍的首辅张璁、夏言好使多了，嘉靖要的就是这样能听话、肯办事、好控制的奴仆啊。严嵩这个大管家虽位列三公，可在独裁专制的明代皇帝面前，说穿了不过是个高级奴仆而已，毫无尊严可言，动辄可能被当众脱光裤子廷杖打屁股，身家性命都随时可能不保。有内阁与司礼监这内外两套“宫奴”人马为他打理江山，嘉靖自己则可以安心修玄逍遥，国事遂不可为。晚明思想家黄宗羲说的太确切了：“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3] 卷4《置相》严嵩上受皇帝私家奴仆太监的牵制，他票拟的文件要上报司礼太监批红签字才有效，下面又管不到六部，他还能作怪？嘉靖还不只一手，他虽然重用严嵩，但仍注意加以防范。“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2] 卷308《严嵩传》，这就是皇帝的“统治术”。贵为首辅的严阁老天天必须诚惶诚恐、胆颤心惊伺候嘉靖这个不好糊弄的主子，“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2] 卷308《严嵩传》，只有俯首效命、奉公职守的份。他想用个亲信欧阳必进当工部尚书都不能如意，能有权力“窃弄威柄，残害忠良”？
二、严嵩的抗倭政策
嘉靖年间，明王朝已经进入了由盛转衰的中晚期，吏治腐败，武备松弛，统治机体腐朽僵化，内忧外患不断。除了“北虏”（即蒙古残余势力）不时南下侵掠之外，东南沿海的倭寇也猖獗一时，严重影响着帝国的经济财赋中心。东南沿海民众向以海上贸易维持生计，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规模与需求日益强大，但明初以来一直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无异于断其生计，迫使大批民众投附倭寇，违禁从事海上贸易。此外，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沉重，人民不堪生活困苦，相率逃亡，或称兵与海上，或加入倭寇队伍，造成“倭居十三，中国叛逆居十七”[4]卷403的严峻现实。嘉靖元年（1521），时任给事中的夏言以“倭寇起于市舶”，奏撤了浙江、福建二市舶司[2] 卷72《职官志》,但令夏言没想到，这反而直接导致了嘉靖朝更为猖獗的倭患。夏言任首辅后，主张像对待“北虏” 那样以强硬手段去剿灭倭寇，因此他推荐朱纨前去平倭。朱纨力行夏言的“严海禁”，“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连渡船、民船都不准出海，使矛盾更为激化。“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2] 卷205《朱纨传》于是，这些势家大族交章弹劾诬告，朱纨被迫含愤自杀。从此“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2] 卷205《朱纨传》夏言、朱纨的悲剧表明，单纯依靠武力镇压禁绝海外贸易，而不进行适当的疏导与管理，是行不通的。
继任首辅严嵩对倭寇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倭寇是由于浙江、福建沿海居民下海通番谋利所致，所谓的倭寇，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日本倭寇，而大部分其实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严嵩指出“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5]卷12《计处倭件2》。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的看法。因此，严嵩主张“宽海禁”，他认为海禁一开，沿海居民可以合法地进行海外贸易，很多以前的“海寇”也会转变成“海商”。同时，严嵩也认识到倭寇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完全从事掠夺活动的，必须对其予以坚决打击。
自倭乱数年以来，朝廷在派遣将领剿倭时号令不一，事权不专，往往失利。严嵩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 因此，严嵩推荐赵文华前往督师平倭，并扩大统帅的权限，赋予督抚专事权，以免受地方官掣肘。“以阮鹗专巡抚福建，宗宪以总督兼巡抚，专在浙江，官省而地专，彼此可免掣肘之为”（参见《明世宗实录》卷443：“改巡抚浙江都御史阮鹗于福建，其浙江巡抚事务，命总督胡宗宪兼理，从侍郎赵文华奏也”），并赋予总督胡宗宪更大权力，“东南帑藏,悉从调取, 天下兵勇,便宜征用”[6]。“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 [7]卷1《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严嵩在中央朝廷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大大方便了赵文华与胡宗宪的抗倭行动。
由于严嵩身为首辅，并没有亲自参与抗倭战争，其政策态度直接体现在其代理人赵文华身上。赵文华是浙江慈溪人，是严嵩的学生兼义子，其人固然有些奢靡生活作风，为人诟病，但也颇有些才干。早在朱纨全权总督闽浙军务时，赵文华就建议朱纨应审时度势，不要危害海外贸易[8]。嘉靖33年，赵文华又请开市舶，因户部阻扰而未果。嘉靖34年2月赵文华又疏陈备倭七事，主张“降德音。乞下令有司掩瘞枯骸、蠲粮税、省耕农以子惠元元”，得到嘉靖皇帝重视[4]卷419。到达江南后，赵文华又结合实地考察的情况，向朝廷上奏《陈海防事宜六事》，明确提出“驰海禁”的主张，“宜令督抚等官，止禁通番大船，其余各听海盗官编成排甲稽检出入，照旧捕采”[9]卷3。可见，赵文华主张驰海禁、开市舶、轻民赋，他与严嵩在倭寇的起因、成分及其对策上基本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平定倭寇，赵文华提出剿抚兼施，宽大从倭者，“消逆为顺”的主张，以分化瓦解倭寇队伍。当时明朝国力衰落，政治腐败，国库空虚，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低下，为了维持庞大军队剿倭，残酷搜刮勒索，横征暴敛，赵文华指出“臣窃惟倭寇连年猖獗，攻剿失策，用兵日久，东南民力已竭”[9]卷3，这样剿倭其实“乃为倭寇欧民”[10]卷266。经过陶宅之败后，赵文华与胡宗宪彻底认识到单靠明军脆弱的武力难以剿灭飘忽不定的倭寇。在这种形势与策略下，嘉靖34年9月，赵文华与胡宗宪定计，派辩士蒋州、陈可愿等前往日本招抚倭首王直。这种政策并不符合明政府既定的御倭政策，“当事诸君与之筹划不敢出一语”[9] 卷6，可见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赵文华与胡宗宪之所以敢放手进行招抚，而不怕“通倭”嫌疑，没有严嵩在中枢的支持是不敢想象的。正是执行这种策略，赵文华与胡宗宪才招抚并剿灭了徐海、陈东、王直等倭首，基本肃清了浙直倭寇。这应该说比夏言、朱纨大肆武力镇压更为明智，也取得了比他们更大的成就。事后赵文华坦言说，“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2]卷308《严嵩传》，以海寇平上疏归功于首辅严嵩。
严嵩、赵文华抗倭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这直接攸关抗倭战争的成败。胡宗宪是徽州府绩溪人，与倭首王直同乡，当时以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身份整军剿倭，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将才。赵文华来到江南督军后，“经、天宠不附也，独宗宪附之。文华大悦，因相与力排二人”[2]卷205《胡宗宪传》。赵文华先后把张经、李天宠、周珫、杨宜排挤出去，而多次在嘉靖和严嵩面前强烈推荐胡宗宪堪当大任。在严嵩、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嘉靖很快就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升迁之快，权力之重，很大程度上可谓来自严嵩、赵文华的欣赏和推荐。在严嵩的信任和大力支持下，胡宗宪擒杀了王直、陈东、徐海、麻叶等诸多横行一时的海盗巨魁，取得了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尽管严嵩执政时未能完全肃清倭寇，但倭寇受到沉重打击，抗倭斗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今人独美张居正与戚继光抗倭，而不提严嵩、赵文华与胡宗宪，这可不是公平之论。
胡宗宪斩徐海，擒王直，消灭了几个最大的倭寇头目，应该说，他才是抗倭“第一功臣”，是剿灭倭寇的最关键人物。既然胡宗宪这些功绩与“大奸臣”严嵩、赵文华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人们就难免会以别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关系，自然地会认为，严嵩既是奸臣，胡宗宪还与他结交当然就是阿附权贵，人品气节有问题，或者如谷应泰所说的“豢之令为我所用”[11] 卷55《沿海倭乱》，只是为了成就抗倭大业而忍辱负重。《明史》就这样记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遣金箔子女珍奇淫巧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威权镇东南。”[2]卷205《胡宗宪传》在明朝中后期官场贪污成风，“虽君子不免”的情况下，严、胡之交或许不能免俗。严嵩本人的生活其实相当俭朴，只有一个元配夫人欧阳氏，“旁无滕膡”[12]。这在当时朝廷高官中是很罕见的。史书上还多次记载他节约民财、反对浪费的言行[13]。不过，以严嵩儿子严世蕃和义子赵文华的奢靡生活作风，则完全有可能接受过胡宗宪的贿赂。但问题是，严嵩与胡宗宪相结仅仅是依靠贿赂或权力的相互利用吗？二者是不是还有政见意气投合的因素呢？严嵩、赵文华都主张与民休息，给民以生路，“宽海禁”、开市舶、轻民赋、剿抚兼施，这些都与胡宗宪的抗倭思想相当一致。胡宗宪有必要“豢之令为我所用”吗？厌倦政务、耽于享乐的嘉靖选中严嵩当“大管家”，是要他帮忙打理好江山的，严嵩正需要胡宗宪这样的人为皇帝守卫他的东南半壁江山，正如他需要宣大总督翁万达守卫北部边疆一样。严嵩、赵文华怎么会难为这么一位政见一致、相互投合而又文韬武略、堪当大任的将才呢？
三、抗倭总督张经被杀的原因
《明史》指称抗倭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之死，“嵩皆有力焉。”[2]卷308《严嵩传》认为张经取得了王江泾抗倭大捷，但为严嵩义子赵文华和胡宗宪冒功诬陷而被杀。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年朱纨失败后，嘉靖31年朝廷抽调巡抚山东佥都御史王忬抗倭，仍不见成效，倭患依旧猖獗。嘉靖33年5月，为了加强御倭，朝廷又加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浙直山东两广福建军务，并调集各路民兵土兵、广西狼兵苗民前来助战。朝廷寄厚望张经平倭，张经“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2]卷205《张经传》。但海寇飘忽海上，茫茫万里，来去无踪，明军难以对付。张经上任抗倭快一年了，朝廷兴师动众，调兵谴将，倭患依然如故。区区“岛夷”竟然都对付不了，嘉靖帝对此又恼又急，深为不满，经常以此密谕严嵩，严嵩也深感不安。嘉靖34年2月25日，严嵩不得不奏请“设官调兵，未见成效，屡次奏报，或多失实，合无差大臣一员前去察视贼情，访求区处长策，具实以闻”[4]卷422。因此，严嵩向嘉靖推荐其学生赵文华前去督师，以求扭转战局。
赵文华抵达江南后，当时广西狼兵初至，士气甚锐，赵文华屡次督促张经出兵。张经却自恃论官位与资历都比赵文华大，“心轻之”，不听这位钦差的指挥，还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军事部署。“文华再三言，经终持守便宜不听”[4]卷422。张经在军中奢靡作乐，李天宠也“嗜酒废事”[4]卷423，各路兵马云集待阵，却任由倭寇抢掠烧杀。赵文华气不过，遂奏告张经“养寇失机，屡误战机”，徐阶、胡宗宪、御史孙慎也都纷纷弹劾张经，嘉靖十分震怒，已动杀心。张经同乡、吏部尚书李墨急忙把消息告诉张经，张经才感到大事不好，乃与赵文华、胡宗宪一起出兵取得了王江泾大捷，终究还是难逃一死。论者多谓是赵文华诬告张经，还夺人战功为己有，从而致张经于死地。其实《明史·胡宗宪传》、《倭变事略》、《皇明海防纂要》等史料都记载了赵文华、胡宗宪与张经都参与指挥了这场战斗。赵文华的报捷疏可能对他和胡宗宪的作用有所夸大，但并没有否定张经也参与指挥了战斗[15]，并不存在什么“文华攮其功，谓己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2]卷308《严嵩传》的问题。徐学谟记载得很详细：“经驻江南时，受有司供亿，僭侈无度，其饮食俱用银器，所至骚然。自采陶港一败，遂按兵不举，已为文华所促，至有王江泾之捷，此岂有主忧臣辱之念，然已无救于败军杀将之罪矣。故上毅然诛之，而三辅臣亦大恨其误国，当经被逮入京，望门行贿，动以巨万计，即嵩亦不之纳，况徐阶、李本亲见桑梓之荼毒者乎。传闻异词，不可以不核也”[11]卷18。徐学谟为嘉万间礼部尚书，对严嵩素无好感，所言当为不虚。另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嘉靖在处死张经以后，也怀疑过张经是否冤枉。严嵩回答说：“此事臣昨问徐阶、李本，二臣以乡邦被惨，闻见甚真，皆怨（张）经养寇损威，殃民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15]。可见，张经的死因，主要在于他本人平庸无能，疲师糜饷，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自恃位高权重而与负有督师之责的钦差闹不和，遭多人弹劾，加上嘉靖“英察自信，果刑戮”，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
四、结语
明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极端膨胀的朝代，皇帝拥有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内阁首辅其实只是皇帝的高级奴仆而已。在精通帝王统治术的嘉靖皇帝面前，严嵩只有诚惶诚恐为皇帝踏实办事的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奸贪。由于嘉靖帝荒淫怠政，严嵩当政多年，因体制和时局限制，政绩并不突出，其作为主要体现在对待“南倭北虏”民族政策。严嵩对倭寇的起因与成分有着较为的清醒认识，他反对夏言、朱纨那样的“严海禁”，而主张“宽海禁”、开市舶、轻民赋、剿抚兼施。在先后几任将领御倭不利、嘉靖皇帝焦急恼怒的情况下，严嵩推荐赵文华前去督师，最终扭转了局面。赵文华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而与徐阶、胡宗宪等人上疏控告逮杀了不听调令、“养寇失机”的张经、李天宠。严嵩、赵文华与胡宗宪相结识并不只是依靠贿赂或权力的相互利用，二者应有抗倭思想一致、意气投合的因素。胡宗宪能够出任抗倭总督并平定倭寇，都与严嵩在中枢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严、胡关系并不是朱文所说的“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的关系，而应是昏君在上，将相协力为之治理江山的关系。严嵩、赵文华对抗倭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平倭可以说是他们政治业绩上最突出的亮点，史书上不仅完全抹杀他们的功绩，反而还指称其为破坏抗倭战争的权奸，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