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似乎是颇有规律在按步就班的前进，有时却又是处于充满极大变数的混沌状况。1644年，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处于了混沌状态的一页。

1644年，中国竟然有三个皇帝同时占椐了历史的画面。在这一年，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十七位朱姓皇帝，传至崇祯十七年时，气数终已显尽。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之际，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幕，则是三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本人，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皇宫内的煤山。

也是在这一年的元旦，由明末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闯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农民王朝，在众头领部属的拥戴下，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然后，他即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攻关夺隘，沿途明朝官将，大都或不战弃城而逃，或开城门投降归顺，短短二个多月时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便从西安打到了北京，一口气就灭掉了明王朝。

还是在这一年，则是关外小小的清王朝的顺治元年，而坐在帝位上的，也是时年仅六岁的小孩子福临。但是，当年四月初九，清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叔摄政王、年仅三十三岁的大将军多尔衮，率领占满清全国兵力三分之二的十万清兵，从盛京（沈阳）出发，浩浩荡荡南下，开始了新一轮伐明征战。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主动降清，结果，区区十万兵马的清军，竟也轻轻松松得以首次由此进至长城关内；而山海关内南向关前的一战，更是不甚费力地打败了李自成亲率的二十万“大顺”东征军，并且，于五月二日就攻入北京城，自此确立了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满清王朝，顺治也就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从西安发兵东进，打入北京城，灭掉明王朝，仅用了只有七十多天时间，这一幕改朝换代的历史，其变化之快，的确算得上是神速。然而，李自成创造的改朝换代神速纪录，却仅仅保持了四十一天，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以他创造的战绩予以刷新：十万清军自四月初九从盛京（沈阳）出征起，至打败李自成的数十万“大顺”农民军，于五月初二攻进北京城，奠定满清王朝统治全中国地位，则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三天！

1644年，真是历史飞速跳跃发展的一年。如果说，由于明朝末年的天灾政祸，导至李自成的百万农民军得以推翻旧王朝，确存在很大的可能、并也实现了，那么，仅仅十来万人的满清军队，竟而也能不仅轻易击败已有十多年征战经验、兵力比其多数倍的“大顺”农民军，并且，竟能轻轻松松打进北京城，继而南下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则更是令人惊异的一页。

这大概是因为，1644年正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混沌”阶段。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混沌”阶段，实际就是一个原有趋势、原有通道、原有发展规律已被打破、已经失效，但新的趋势、通道、规律又尚未确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事物发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终究会朝哪一个方向前进，也失去了所谓必然性。相反，在此期间，任意一个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则有可能拨动着历史天平向着何方倾斜。

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即“北京的一只蝴蝶无意煽动几下翅膀，却在纽约变成了一阵风暴”，就是事物发展处于混沌阶段的最主要特点。

当然，并非是所有的微小因素都能演变成一幕幕大戏，不是所有的微小因素都能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与方向，“蝴蝶效应”的发生，是需要种种因素正好同时配合之际。而且，同样的因素在这一个场合下，起到了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个场合中，却可能完全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事物发展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一场暗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剌，可以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比那王储重要得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身亡，却仅仅让世人惊异了几天，就波平浪静。

1644年中，也确存在有许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随时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之一：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称帝后，随即率领“大顺”农民军东征，向北京进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宁武关时，却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对手、守关总兵周遇吉。周是来自关外锦州卫的将领，颇有领兵作战经验，而且他还抱有了死战不降之决心。结果，李自成的大军在此受到阻击，连攻数日均不克，并伤亡惨重，还折损了四名大将。连一时冲进城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虽然，最后，李自成不惜牺牲，以人海战术拼力进攻，才总算将已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宁武关打下，杀死了周遇吉。（因为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农民军破城之后，竟然进行了屠城，以泄愤怒。）

经宁武关一战，李自成捡讨：此战虽胜，却损失太重。而东进京师途中，尚有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这宁武关一样，我军又如何能打过去？不如。暂回师西安休整，待他日，另改走其他途径东进京师，如何？

“大顺”军众将领也都为攻这宁武关烦透了，故都一致拥护李自成回师举张。并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却同时派人送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降书。李自成接到这两件出乎他意料的降书，欣喜万分。连夜又召集会议，改变原来回师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一幕。

这里，当天夜晚姜瑞、王承胤两位总兵的降书，就是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它起到了改变历史画面甚至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如果，这“降书”没有送来，或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至少，李自成不进北京城，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就不会有降清之举，也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当时，清军仅十万，而仅守关的吴军就也有三万之众，且号称“关宁铁军”，抵挡清军一段时间，并待后援，而始终使清军不得入关，则是完全可能的。

两件降书，当时确是有历史性的“四两拨千斤”之效。

之二：吴三桂也是一个改变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偶然性因素。本来，象吴三桂那样的将领，按其地位能力，历朝历代都是多得难以数计的，而历史的发展，本来更是与他这一类的将军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在1644年这个混沌之年，吴三桂却成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而举足轻重的法码。

“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三月二十六日，他派已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封吴为“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的劝降信，亲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对明朝大势已没有了信心的吴三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吴三桂正式宣佈归降李自成后，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已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不料，四月初，当吴军进到接近北京的玉田县沙河驿时，遇到了从北京城逃出来的吴家家人，从中得知长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软禁、爱妾陈圆圆则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掳去等情况。对此，吴三桂气恼万分，当即翻脸，冲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吴军停止进京，并以急行军速度，返回山海关，赶走唐通，并宣告坚决要与李自成为敌。

十天之内，吴三桂降而又叛，变化急速，使北京城的李自成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连忙派两名“巡抚”级官员使者前往山海关弄明情况，结果，吴三桂却将来使一人杀戳，一人割耳，留其命回京传话：“令李贼自送头来！”。这一来，搞得李自成大怒，于是，四月十三日，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向山海关进军。

吴三桂自知，自已的三万兵力，当然难以抵挡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有数十万大军后援）。事已至此，吴三桂便只能引狼入室请关外宿敌“相助”了。于是乎，天大的一个便宜好事，就落到了满清王朝的头上。本来，清军南下伐明或攻伐“大顺”，欲攻下山海关，是件不知需要死伤多少人马、还难定胜负之事，更不用说是否还有余力继续逐鹿中原、统一全中国了。但，是吴三桂，却轻易地将一切都改变了。

崇祯、李自成、吴三桂、满清，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争相斗，也都属正常。只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于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件事上，他的一个举动，竟然就改变了历史！令人颇觉惊异。这样的情况，不会多，但也绝非独一无二举世仅有。

例如，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从而促成了当时力量极为悬殊的国共双方再次合作（或曰国民党不再“围剿”共产党）、继而促成了终于全国一致对外抗日局面的张学良。又如，在改变中国当代历史方向的1976年10月6 日抓捕“四人帮”行动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内总管”-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主官的汪东兴。

之三：或早一天，或迟一天，有时竟然也能决定历史天平的倾斜方向。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军东征讨吴时，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城出发，行军八天，到二十日晚才抵达山海关前。而他在山海关战败后，于二十二日夜败退时，只用四天时间，即二十六日便回到了北京城。

而李自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他当初东征山海关时，也能用败退时的这种行军速度，或不在路上慢悠悠地走上八天，而是能早一天、二天赶到战场时，那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的历史结局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整个1644年及之后的中国历史，或许也就是另外的画面了。

当时，吴三桂虽然派使者与关外正在南下的清军统帅多尔衮联系上了，“请兵”的信息也沟通了，但无奈清军尚在几百里外，一时不能赶到山海关，而李自成的二十万东征大军却于二十日晚已抵达关前，没有办法，二十一日上午，吴三桂只好率自已的三万“关宁铁军”及两万老百姓迎战。

二十一日的大战，攻守双方损失均惨重，暂不分胜负。但，李自成的“大顺”军兵力多于吴军数倍，瘦死的骆驼也会比马大。如果二十二日“大顺”军继续轮番进攻，苦战一天已精疲力尽的吴军，完全有抵抗不住而败逃的可能。李自成对二十二日的作战部署，就是怀着这样的目标。

但是，经过昼夜行军二百里的清军，却于二十一日晚赶到了离山海关十五里处，安营扎寨，并告知了吴三桂，使吴大受鼓舞。

假如李自成的“大顺”军不是姗姗来迟，而是能象在打进北京城之前那样奋力拼搏，那样具有“只争朝夕”的气概，提前几天，甚至只要提前一天，即在十九日前就抵达山海关战场，那么待二十一日晚清军赶来时，山海关的守军则很大可能已是刚刚打败吴三桂的“大顺”军了。那样，区区十万清军，面对兵力比她多一倍、又能凭借专为御外的山海关城墙为盾的二十万“大顺”军，以及还有的数十万“大顺”军后援，1644年，她还有多大的机会能打进关内呢？而多尔衮的清军若连山海关都进不来，那么，1664年及之后的中国历史，不就是要绘出另外的画面吗？！

马克思说：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话，历史就将蒙上神秘的色彩。但是，1644年的一次历史偶然，与李自成擦肩而过，从而让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捡了个大便宜。

假设的历史不存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真实的画页中。第二天（二十二日）黎明，十万清军轻轻松松、悄悄地开进山海关内一带，与吴军会合。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的石河战场与吴军杀得天昏地暗，并已合围了吴军之时，当李自成希望用强大的实力压垮歼灭吴军之际，突然，潮水般的剃发长辫清兵冲了出来，一下子就将“大顺”军杀得晕头转向，由胜而败。李自成及“大顺”军将士，一见突然冒出了这么多清兵助吴，情知不妙，也乱了方寸，纷纷败退，李自成也只好率残部向北京方向逃去。

山海关一战，李自成的“大顺”军，或被杀，或被淹死海中，或被俘，共损失十多万人，仅余数万兵马，撤回北京。山海关一战的惨景，使李自成对清兵的战斗力有了深切的了解。这也是促使他于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后，决定放弃北京城，仍回陕西老根椐地的关键原因。

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典礼，让大顺朝皇帝的名份，正式在北京皇城记录在案。然后，第二天（三十日）早晨，他便率军离开了北京，重回他的陕西关中。从李自成率军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城算起，至他四月三十日离京，李自成占领北京总共不过四十一天，其中，他还东征山海关有十四天，因此，他实际在北京的日子只有二十七天。而他在北京正式登基做大顺皇帝的时间，则更只有不到二十小时。

可以说，自进入北京城后，对李自成来讲，每一天的时间，都是那样的重要，可惜，他当时没能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