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

作者：卢建一

 南宋以前，中国经济、军事重心均在北方。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明清时期，统治者在东南地区逐步构筑了沿海防御体系，布防、驻兵、军事设施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防御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防务重心南移始于明初，基本完成于清代前期。

  一

    明代东南沿海局势变化是防务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明初东南沿海及海上局势很不平静，有内外两种因素。内因是沿海割据势力虎视眈眈，明太祖虽消灭了张士诚、方国珍等武装集团，但其余党多逃亡海上，频频骚扰沿海地区，危及明政权。外因是随着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引起倭寇觊觎，闽、浙处于对倭战争最前线，流落海外的敌对势力与倭寇问题一直是明朝心腹之患。因此东南海防建设关系到明政权稳定与否，统治者须臾不敢懈怠。
明初实行”军卫法”，朱元璋诏谕自京师达郡县皆立卫所，将沿海地区划分为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鸭绿江七大海防区。其中闽、浙为重点设防区；明代建立东南海防体系初见端倪。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沿海防务。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采纳方鸣谦提出的陆、海兼防，以陆地海岸防御为主的策略。即”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明初征沿海戍兵，建卫所，东南海防建设从此进入新时期。
明代东南海防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是水寨。据《武备志》记载，福建沿海设置了五水寨，即浯屿水寨、南日水寨、烽火门水寨、铜山水寨、小埕水寨。
水寨各有把总一人，由武进士或世勋高等题请升授，以都指挥身份行事。每水寨所需之兵、船皆由负责协守的各卫所摊派。”各为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以攻。”到春秋二汛驾船外出巡海道。
明中期，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海防政策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嘉靖倭乱后，福建巡抚谭纶提出恢复福建五水寨旧制，”为今之计，亟宜查复五水寨之旧，每寨设兵船四十只，兵万三千名，五寨通计用船二百只，用兵六万五千名，以五把总领之。”谭纶提出恢复水寨及水寨所需的重兵与战船，足见水寨在海防第一线的作用。
除水寨外，还有沿海的游兵。据史籍记载，福建有海坛游、玄钟游、浯铜游、湄州游、嵛山游、南澳游、台山游、山游、五虎游、鸿江游、澎湖游、海澄游等。游的长官为名色把总，或钦依把总，春秋二汛各游兵驾船备倭于海中各岛。各游兵力500-1000人不等。
明代东南海防体系的第二道防线是卫所、巡检司。明以卫所领军兵，专司保卫边境与镇守地方之责。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冬，福建沿海已设立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５个指挥使司，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12个千户所。
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沿海卫所的兵力46600余人。此外还有45个巡检司。于关隘要地设巡检司，是为补充正规军卫所力量不足而设立的地方武装，归属州、县指挥。巡检司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并负有海防责任。沿海各府县还自行添加了一些小型城保和山寨，约有200个烽堠。使之成为卫所有城、巡司有寨、烽堠星罗棋布、筑城互为犄角的防御体系。
浙江沿海布防与福建大体一致。据《浙江通志》记载统计，浙江沿海一线卫所有操军22000人，战船158艘。此外，有巡检司49个。
嘉靖年间，浙江设有海防6总，即金盘总（辖金乡、盘石二卫）、松海总（辖松门、海门二卫）、昌国总（辖昌国卫）、定海总（辖定海卫）、临观总（辖临山、观海卫）、海宁总（辖海宁卫）。两浙沿海及内陆”各营总关游水陆将领官兵军士杂役通共肆万捌千玖百贰拾员。
“嘉靖年间，广东沿海卫所共有６卫，即广州左卫、右卫、前卫、后卫、清远卫、南海卫。７千户所，即香山、新会、新宁、增城、从化、东莞、大鹏千户所。
就有明一代而言，闽、浙、粤沿海布防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特点是”所”的增多，布防更为周密。兵力的配置也自然增多。《明史·兵志》记载：明初浙江都司设16卫4所，明后期为16卫35所。明初广东都司设11卫13所，到明后期扩充到15卫52所。
明代东南海防体系的第三道防线是沿海城堡。朱元璋在位时，已在万里海疆建筑６０多座卫所城堡，仅福建就筑城１９座。沿海还设置墩台、烽堠。明廷十分重视海岛筑垒，福建有海坛山（今平潭岛）、澎湖城、福宁烽火门、福州小埕、兴化南日山、泉州浯屿、漳州铜山等，都是海岛筑垒的典型。这些岛上设有水寨、城寨、望台、烽堠。江、浙、闽沿海一带还有碉堡，是人民组织自卫，打击倭寇的防御设施。
由上可见，明朝的海防部署可谓严密。水寨有信地，游兵有汛地，水寨与游兵之间有巡守，水寨之间又有会哨，共同构成沿海的第一道严密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卫所与巡检司构成，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沿海城堡拱卫着海岸安全，是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明朝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统治者这样重视东南海防，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有力佐证。明代海防体系在防倭、捕盗、平叛、维护海疆安全诸方面均发挥了作用。

二

在明代海防基础上，清代东南海防进一步加强。水师营制更为完备，防守汛地也更为明确。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棘手的肘腋之患是郑成功统帅的反清武装。清军入关，短短几年间就问鼎中原，扫平大半个中国。而平定东南沿海、统一台湾则费了近４０年时间。郑成功曾挥师北上，直接威胁清朝廷的稳定，客观上决定了清初防务重心必然在东南沿海。
同时，自明末以来向东扩展的西方殖民者也搅得统治者寝食不安。康熙帝已洞察到其对中国未来的威胁，”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为此，清朝在东南沿海线上布下了十几万大军，加强防御。可见，明清两朝防务重心南移都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所决定的。
清代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福建、浙江沿海防务。
《清史稿》云：”福建东南沿海凡2000余里，港澳达360余处，要口凡20多处。”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处处与台湾、澎湖相控制，故州郡滨海与岛屿海防布局尤为繁密。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５府海防要务各有侧重之处。从清康熙年间削平郑氏、统一台湾，到嘉庆年间靖海之役（剿灭蔡牵等海盗），福建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
浙江东南境濒海者，为杭、嘉、宁、绍、温、台6郡，南连闽峤，北接苏松。清初严海防，”令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内徙……，康熙二年，于沿海……增设墩堠台寨，驻兵警备……。雍正五年，以提标之游击、守备二员，统率兵丁，改隶水师。六年……选福建之精练水兵至浙，教练浙军十二营水战诸务，巡游海口。七年，增建沿海要口炮台，增设巡船，及防汛移驻之区，总兵官出巡之制。”乾隆十五年(1750年)，令各镇总兵官每两月会哨一次。其会哨之时，上汛则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交叉进行。
闽、浙海洋绵亘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海商船，内洋贾舶，借水师为巡护。
广东南境皆濒海，是清代最主要的通商港口，中外交往的窗口，清统治者尤为重视。自东而西，历潮、惠、广、肇、高、雷、廉七郡，而抵越南。其东境始于南澳，与闽海接界。”清初规制，设大小兵船一百数十艘，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建广州海滨横当、南山二处炮台……乾隆五十八年(1719年)，为……便于追捕海寇，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分布上下洋面，配置水兵，常年巡缉。”嘉庆年间，在广东增置沙角炮台、镇远炮台、大虎山炮台。此后，由于西方殖民者东来，防御设施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清初绿营兵在浙江、福建、广东就有十几万兵力，其中浙江官368人，兵４2300人；福建官223人，兵41800人；广东官140人，兵30600人。
康熙八年（1669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水师职责是在海岸、岛屿设防，缉捕海盗、巡视防区海面。巡哨从二月初一起至九月底止，期满撤回。雍正四年（1726年），”令闽洋水师巡视本省各口。”福建”额设水师27700余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
除水师额设近三万水兵外，军标、抚标、督标直辖军队及陆路驻防军队人数也增至48660人，从兵制的设置看，总的趋势是兵力增多，布防日趋完善。清代广东水师额设兵制约25000人。
据道光年间魏源统计，沿海水师：浙江约为20000余人、福建约为30000人、广东约为30000人，合计有80000人之众。此外，东南地区还驻扎110000多人的陆防兵力。据《清史稿》记载：”综天下制兵都六十六万人……闽、广以有水师故最多”。
总之，东南数省集中了清朝绝大部分水军及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的陆军，沿海防务日趋完善。防务重心南移基本完成。

三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海上作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船的优劣。”夫海上之战，先斗船，次斗器与人。”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由于海禁，明清造船业远不如宋元造船业发达。笔者不敢苟同。明清造船业深受海禁影响，但并非所有时间都停滞或衰退。实事求是地说，海禁中受限制的多是民间造船业，而官营造船业仍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明朝是当时亚洲强国，明初的官营手工业如冶铁、铸铜、造船等在质量上已超过前代的水平。郑和下西洋，把中国传统造船技术推进到空前的繁盛时期。郑和船队每次远航，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船只，共乘巨舶百余艘。第一次下西洋船只就达208艘之多。郑和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混合舰队。明代《天工开物》、《漕船志》、《筹海图编》、《武备志》等著作，对船舶制作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细记载，显示明代船舶技术较前代又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福建的造船业与福船的记载屡见于史书。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浙、闽诸卫一次就造海舟660艘，用以备倭。永乐初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明代建造的福船以耐风涛、御火著称。”大福船巨而坚，可发佛朗机，可掷火毯，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枪楼三重，帆桅二。二号福船虽较小，但常用，势力雄大，便于冲犁”。”福船者至利，至利之器也何也，洋中使船惟畏浅而不畏深，洋中击贼惟斗船力而不斗人力，倭船矮小，福船乘风下压，如车辗螳螂，所谓至利者，此也。”可见，福船在海防建设中深受当局的重视。
清初清、郑对抗，客观上促进造船业的发展。清、郑时而军事抗争，时而和谈，但造船竞赛却没有停止过。清廷为了改变水师落后面貌，重视建造坚固高大的战船。”先年平台之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令各县备造一只（大型鸟船），费动万金。”康熙十九年（1680年），福建巡抚吴兴祚在奏章中说：”臣询之熟知贼中情形者云，贼虽多，不如我新造鸟船坚固便捷。”康熙十八年（1679年），福州大造战船400艘，潮州造100艘。从浙江调来100艘，加上原有战船，清朝水师不论是战船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改善，为统一台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康熙十八年后，随着清政权的稳定，招抚政策的成功，郑氏水军驾船来降之事时有发生。清廷乘势加强水师力量，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举统一台湾，平定东南沿海。
就战船数目而言，清代东南沿海地区的战船远远多于其他地区。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文献载，其数目稍异前书，计山东12艘、江南158艘、浙江306艘、福建267艘，广东156艘，合计899艘。闽、浙、粤共729艘，约占81%。这些数据也充分说明了闽、浙、粤海防受到了高度重视。综上所述，继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由于沿海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明清时期亦逐步完成了防务重心的南移。明清时期东南沿海防务的战略目标有两重：一是发挥捕盗、平叛、缉私的功能，维护沿海地区的安定；一是发挥抵御外敌的功能，以保证国家之安全。从明代东南沿海抗御西方殖民者、平息倭患，到清前期统一台湾、平定海盗，维护沿海社会稳定的效果看，明清时期构筑东南海防体系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明清时期是中国海防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