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后续故事：寻找中共台湾地下党员遗骸

文:陈璐   沈勇兵

朱晓枫：“母亲从没告诉我她从事什么工作” （图 姜晓明）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雨，落在台北的街头，打湿了多少门前的店招和亚热带的红花绿草，打湿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和眼神中的彷徨。……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一片河边的坡地，空旷而荒凉。当朱枫和其他三人被押下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者又一次按动了快门，留下了本书主人公就义前的最后形影……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枫。”以上描述出自作家冯亦同的作品：《镇海的女儿———朱枫传》。

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母亲印象

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1949年8月在香港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合影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朱晓枫才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

朱枫被押赴刑场

迷雾中的历史

1951年，朱晓枫除了知道母亲牺牲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当时母亲的经历，也是朱晓枫后来在阅读了大量材料后，才知道的。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石已经开始暗助共产党，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这段历史，随着2002年，朱晓枫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徐宗懋发表的文章和照片，越发清晰了起来。“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母亲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别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朱晓枫结识了徐宗懋。

1946年8月,摄于上海

寻找的故事

朱晓枫发现母亲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于是她想到了徐宗懋。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当时我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朱晓枫告诉徐宗懋，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也就是陈志毅)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但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2004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1949年10月赴台前一个月照

两岸的姐妹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在朱晓枫看来，组织上选派母亲去台湾执行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陈莲芳。

“母亲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陈莲芳便是我生父和前妻生的女儿。母亲去台湾后，一直寄居在她家中。”

徐宗懋见到阿菊这件事，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2005年4月19日一大早，我和正修在一家疗养院碰头。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陈莲芳原本确实打算替朱谌之收尸的。

被押赴刑场的吴石，曾打入国民党军方高层，任“国防部”次长

2005年5月，台湾“国防部”对于徐宗懋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做出正面回应。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请求当局发还继母遗物。不久，“军法局”回发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然而，在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至于陈莲芳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徐宗懋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朱晓枫虽然没有能够找回母亲的遗骸，但她可以确定的是，母亲已经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朱晓枫老人年近八旬，是解放军南京军区总院的前主任医师。“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