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士兵生活：在药与酒之间的战争

作者：关飞

　大战场上的小药片

1939年9月1日破晓时分，希特勒按下了战争电钮，纳粹德军入侵波兰。两个月后的11月9日，波兰前线一名19岁的纳粹德国士兵给远在科隆的父母写信说道：“这里太艰苦了，我要隔2到4天才能写一次信，希望你们理解。今天写信的目的，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弄点脱氧麻黄碱……”

1940年5月20日，他再次在家信中说：“能否再多给我弄点脱氧麻黄碱？那样我就不会‘断粮’了。”7月19日，他又从波兰城市比得哥什写家信道：“如果可以，请再给我些脱氧麻黄碱。”

这个不断地写家信要脱氧麻黄碱的青年，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还在1972年获得了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海因里希·伯尔。令身处战场的年轻作家如此着迷的脱氧麻黄碱到底是什么呢？

脱氧麻黄碱，即苯丙胺，俗称为“安非他命”，是一种神经中枢兴奋药，持续服用的人会明显地自信心增强、爱冒险、精神集中，同时，饥饿、口渴、疼痛等感觉也会减弱，甚至不想睡觉，目前多数国家已经将其列为毒品。

1938年，柏林的泰穆勒制药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种脱氧麻黄碱药物，大受欢迎，它很快就引起了纳粹军医奥拓·兰克的注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柏林军事医学院免疫生理学研究所主任。1939年9月，兰克在90名大学生中做了临床实验，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助“元首的战士”一臂之力。军中的第一批实验者是入侵波兰时的德军司机，他们服用脱氧麻黄碱之后，变得不知疲倦、勇猛异常，长驱直入开进了波兰。这样的结果让兰克喜出望外，于是，这种药物就被草率地在军中推广了。

1940年4月至7月间，3500万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被发送给了德国陆军和空军，伯尔只是“嗑药的战士之一”。这种药物在纳粹国防军医院中的代号叫“OBM”，包装上贴着“兴奋剂”字样的标签，说明书上则说“吃1至2片，就可以不用睡觉”。但纳粹高层军官们却开始担心，这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很快有人发现，有些士兵服药后，身体出现了盗汗、失调等症状，甚至有人送命。

纳粹德国卫生部长列奥纳多·康迪开始怀疑脱氧麻黄碱的副作用，根据纳粹政府制定的《鸦片法》，1941年7月1日开始，该药物在纳粹国防军中被列为“限制使用药”，理论上讲，想嗑药没那么容易了，但事实是，1941年纳粹军中共发放了近千万片的脱氧麻黄碱药片，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据纳粹政府的统计数字，从1939年至1945年，总计有大约2亿片脱氧麻黄碱药片被发放给了纳粹德军士兵，如果以纳粹德军在1941年最强盛时的全欧洲军力分布——总计一千万来粗略计算的话，6年中每位纳粹士兵至少吃了20片，服药量高得惊人。

　不眠不休的嗑药勇士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些小药丸的功效。1942年1月的东线战场上，五百余名德军士兵被苏联红军包围了，他们想过突围，可是大雪没腰深，温度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如此恶劣的环境连行军都很困难，谈何突围？

一名纳粹随军军医在之后的报告中写到了他们当时的窘境：“在及腰深的大雪中突围行军6个小时，越来越多的士兵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宁可直接躺在雪地里死去，也不想再走了。”怎么办？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这股德军的指挥官毅然决定：发药片！药物的效果被那名军医记录在报告中：“服药半小时后，士兵们都说倍感精神，行军中也灵活了许多。”

6个月后，军医的这份报告被递到德军高层的手中，他们又惊又喜。久久徘徊在将军们心中的焦虑似乎得到了些许的缓解：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纳粹德国兵力吃紧，德军高层深知这些小药片可以帮助他们打造出更多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从德军高层的角度，他们会对这种副作用明显的药物滥用视而不见的原因。

于是，德军于1942年6月18日印发了美其名曰为《抗疲惫指南》——其实那就是一本“服药说明书”，其中写道：“每次服用两片，之后3到8个小时就可以不用睡觉；服用两次，可以让你坚持24小时。”

战争后期，德军节节败退，他们对于药物的依赖也就更加严重了。1944年3月16日，在德国北部港口基尔，纳粹海军中将海勒姆斯·海耶请求发给他的士兵一种药，可以让他们瞬间斗志昂扬。很快，基尔的药学家吉尔哈德·奥尔泽舒斯基就向海耶展示了一种名为D-IX的药物，它是5毫克可卡因、3毫克脱氧麻黄碱、5毫克优可达(止痛有奇效)的混合物。如此剂量的东西放在今日，基本就是毒品无疑，这名药学家也会被当成毒品贩子逮捕，但当时由于战争需要，在纳粹德国海军的很多小型潜艇如“海豹”和“海狸”中，水手们吃这种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而这种名为D-IX的超级精神药剂的最初临床实验者，可并不是纳粹潜艇上的水手们，而是集中营里的囚犯。在柏林以北的萨克斯·豪森集中营，这种药物的测试结果“很诱人”：囚犯们服药后，背着将近20公斤重的行李毫不休息地行走了70公里。这样的效果让纳粹将军们非常满意，希望可以尽快地将这种药向全军发放，但诺曼底盟军登陆的炮火摧毁了他们的梦想。

酒精比元首更迷人

药物虽然可以令战士们精神百倍，但毕竟供应量有限，只能在紧急关头用来提提神，多数情况下，支持他们挨过战争黑夜的，其实是酒精。

由于德国的成年男人快要被战争给消耗光了，纳粹政府不得不鼓励和征召很多的男孩来充当战争炮灰，为了尽快抚平这些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除了药物，酒精也成了最廉价的“战争药剂”。酒被当成奖励在军中发放，杜松子酒也在德军的军需店中出售，如果这仅仅被视作是德国人的饮酒文化，那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也有人认为赚酒鬼士兵的钱是一种回收军饷的好办法。

德国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彼得·斯泰恩卡帕认为：“对于军中的纵酒，纳粹军官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会引起大范围的聚众醉酒就可以。”1940年7月，法国败在了纳粹德国手中，就在那样的“喜庆时刻”，希特勒却说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我希望那些因为屈服于酒精的作用而做出犯罪行为的德军成员，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写到这里，希特勒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爱读书的“清教徒性格”又显现出来了。

对于前线战壕里的战士来说，有时候酒精的诱惑比元首的话更有吸引力。因为仅仅距离希特勒痛斥军中纵酒一年多以后，纳粹第三号人物——陆军元帅瓦特尔承认，他的部队“对于道德和纪律的最为严重的违反”，就是纵酒。他认为正是酒精的作用，导致了他的部队发生“内部争斗、意外事故、虐待下属、暴力对抗上司，甚至包括违背人性的性犯罪”，瓦特尔认为“酒让军纪荡然无存”。

情况严重，为了防止军队掉进酒坛子里无法自拔，纳粹向酒精宣战了。根据一份纳粹军医官的自述，一旦士兵被诊断为“酒精上瘾”，那么根据纳粹德国《遗传性疾病防治法》，上瘾者会被开除军籍，重者会被做绝育手术，甚至“安乐死”。

但事实上，尽管有元首的“禁酒讲话”和“被绝育、被安乐死”的禁酒命令，但是只要想到喝上一口便可以暂时缓解一下战争中的紧张、恐惧与绝望，士兵们还是选择了偷偷地拿起酒瓶子。

　战士、药与酒的关系

由此可见，纳粹士兵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是纳粹军方积极推动的结果，军官们希望通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那些药丸也恰恰可以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充满精力而绝处逢生；而纵酒是被希特勒、瓦特尔等纳粹头目所憎恶的“败坏军纪”的祸根，但却是战士们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军官与士兵对待酒的态度是对立的。

不过，纳粹从严的禁酒政策的确起到了点作用，酒也不好弄了，药就成了战士们唯一的依靠。在很多伤兵之间，吗啡成瘾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军医都是吗啡上瘾者。

为了防止吗啡的滥用惹出事来，名为奥托·伍斯的纳粹高级军医、精神病专家在1941年2月写了一份《对抗吗啡成瘾的建议》，将所有嗜好吗啡的伤兵都登记在册，有规律地发放吗啡，并且帮助他们戒掉，“这样有利于监控，防止这些人有什么犯罪行为”。

而吗啡这种药物在德国军人心中的地位确是近乎神圣的，法国曾利用一种非洲可乐果树的果实提取物来提高士兵的精神，但德军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嗑药的军队。法军服用后就可以在非洲的烈日下轻松行进55公里。后来，这种提取方法被用来制造一种全球风靡的食品——巧克力。俄军在历史上基本都是依靠他们饮食中最常见的麻醉剂——烈酒伏特加来充当麻醉药物，以克服战争恐惧症的。英国则曾购买过24000丸的“西至龙”：一种精神增强药物，可以让飞行员连续执行任务超过48小时而无需睡眠。

如此普遍的军中嗑药和饮酒，只说明：战争之恐怖，正是人类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