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

1931年”九一八”爆发，离东北只有二百多公里的北平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文化古城北平沦陷，不仅人民受难，许多文物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文物抢运计划，决定转移故宫以及其它的北平文物至内地保存。

由于国宝的迁移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抢运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各方争议，直至1933年初文物抢运计划仍未能正式实施。此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的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等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庄严先生解释前两个字：“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而对于后两个字，那志良先生也有叙述：“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后来，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几乎没有。

这些箱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存放紫禁城里的文物，在大陆颠沛流离了十五年后，最终被运去了台湾。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第一次迁移：从北平到上海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迁移文物势在必行。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决定一出，周肇祥等人便放出话来，说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同时还阻挠司机和搬运工人前往故宫运送文物。无奈之下，易培基只得给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李宗桐打电报陈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宋又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密捕，直到文物驶出北平10天之后才把他放出来。

1933年2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前往故宫待命。临行前，妻子问他会去哪儿？他摇头不能作答。不仅他不知道，当时的故宫人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

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拖进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文物在天黑以后正式启运。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板车急驰的辘辘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从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他们以及19557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地。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浮贴着封条的两千余口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警戒护卫。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后条件日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移的文物。虽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损毁或丢失。

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一路上只在添水加煤时才停车。车一停，押运人员赶快下车，把每列车厢上的封条检查一遍。列车最终到达浦口后发现，由于此行仓促，浦口根本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留在火车上，而火车上的条件不可能长期保存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负责押运的故宫人吴瀛、那志良和同事们心急如焚地等了足足一个月之后，才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指示。

国宝最终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前后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四年，其间还挑选了八十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

1936年11月，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准备将存沪文物运至南京保存。12月，文物依然分作五批运抵南京，同时工作人员开始计划举办大型展览。没想到第二年7月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8月，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展览一事被搁置，抢运文物至安全地带的问题又被提到日程上来。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制度：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视以昭信天下。文物南迁时更是如此。

第二次迁移： 三路转运大后方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1937年8月，故宫文物迁移中最艰巨的一段开始。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押运人员：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了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危险，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这次的迁移非常及时，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炸平了。幸而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的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在安顺一呆，就是6年。庄严的儿子庄灵便出生于贵阳，第二年跟文物一起迁到安顺。那时的贵州条件非常差，有俗语称其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据庄灵后来回忆，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薪水时常发不下来。他母亲，即庄严的妻子需要外出兼职以贴补家用。兼职处在离家四、五里远的钱江中学，庄严的妻子走路去那里教书，换回一担谷子，再找人碾成米。每天吃的糙米饭里面还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戏称为“八宝饭”，菜就是辣椒粉拌酱油，衣服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

有趣的是，等他们离开安顺回南京时，居然还摆摊想要卖掉这些衣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破旧的衣服，最后居然都卖出去了。条件这样艰苦，工作人员也没有怨言，抗战胜利后安顺的文物运往重庆集中，经清点，无一毁损。

工人在做运输前的准备。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押运人员：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

中路这第三批文物启运之时，正是南京最恐慌的时候，杭立武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正式加入迁运文物的行列中来的。

此前，杭立武与故宫博物院并无任何关系，他那时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一职，正在形势紧张的南京办难民区，收容老幼妇孺以免于战火。南京市长找到他，希望把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划进难民区范围内以保护文物。杭立武觉得此法不妥，便向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张岳军秘书长建议向后方疏散文物。张岳军急电蒋介石，第二日得到回电，同意文物转运后方，并嘱杭立武负责。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给德国副主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故宫博物院文物迁运的计划中。这一做，余生就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文物迁台，也由他负责主持。

南京此时一片混乱，敌机频频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有时就算在车上贴了国防委的标签，也会半路给人抢了去。杭立武几经周折，租到了英国的商船黄埔轮。

一听说有船可以去汉口，故宫工作人员立即先抢运了两千多箱文物上船。押船的人也是临时派的，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去携眷属整行李。单身人士还好点儿，有家的不免手忙脚乱。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运抵重庆的文物有9369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当时故宫在那里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

不久，日军开始空袭重庆。据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幸运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尽管如此，重庆已不安全，文物又向乐山转移。途中，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故宫人在乐山的日子，与其他同事在安顺、在峨眉的日子一样，艰苦但充实。梁匡忠也赶来和父亲会合了。从南京到宝鸡再到乐山，十多岁的梁匡忠一直在路上，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好不容易在四川与父亲团聚，但梁廷炜一个人的收入不但不能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连生活费都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经乐山办事处主任介绍，于1941年7月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看管库房 的工作。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因为乐山办事处人手不够，找外人又怕影响文物安全，个子很高，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的梁匡忠就开始帮着身边的大人们做事了。当时他做的工作叫“对签子”。一根竹签代表一箱文物，当文物从此地运到彼地时，交付了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让梁匡忠欣慰的是，他从未丢失一个签子。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峨眉办事处的主任正是那志良先生。

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 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了家。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年轻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经独立看管文物，当乐山有需要时他还要回去帮忙。当时一个库房除一个职员和一个工友看管外，还有士兵进行把守。

国民党政府也非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在陕西的时候，除了步兵保护，库房的所在地还有宪兵把守。到四川后，由蒋介石的特务团来看守库房。

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匣内准备南迁。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押运人员：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蒋鼎文、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

北路是三路中最为艰辛的路线。

北路的启运开始于1937年11月，那时南京一片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也异常艰苦。工作人员只能以车站为家，有车来了，就跳起来装箱，遇到警报，只能就地躲在车下，最后总算运出了7281箱文物。

文物经徐州、郑州到达宝鸡后，潼关形势突然紧张，文物又马上转移汉中。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当时负责押运的那志良一算，七千多箱文物，需要至少三百辆车次，战火之中，实属不可能的任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答应把文物的运输列在军运之内，车辆问题才算解决。

正式启运了，那志良他们发现，车辆问题其实还是个小问题，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三千公尺秦岭，其时正值冬季，山上时常下雪，路陡山滑，有些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初运的几批，倒也顺利，到第四批车时便发生了问题。

第四批车队出发后，天开始下大雪，山路塌方。据说普通车辆仍可前行，但因车上载有文物，这第四批车队不敢冒险，于是停在途中一个小村庄里，想等雪住之后再向前进。岂料雪越下越大，车队被困在村子里，动弹不得。因为平时从宝鸡到汉中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车队没带多少食物。小村子倒是有一家饭铺，但太小，哪能供给这么多人，车队面临断炊之虞。

消息由过路的商车带回来，那志良赶紧去买了大批食物，准备自己亲自送上山去。吴玉璋阻止他，说：“你去不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你是这里的主持人，你不能出事，我去。”西安行营的杨崇耀副官也说：“吴先生去，我陪。”

食物有了，人也有了，却因山路太过危险，找不到司机。重赏之下，终于有司机愿往。此时山中积雪甚厚，无法辨认道路，山上山下，只见一片茫茫白色，好几次车子开到山岩边才紧急刹车。这一路，不但司机全神贯注，注视前方，吴、杨两位先生也时刻提醒司机，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大石。总算是托天之福，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以后的雪，仍是时时在落，车子总是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

最终粮食运到，第四批车队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4月，文物全部运抵汉中，大家一口气还没喘过来，就听到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离开。刚离开汉中，汉中便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此时看来看去，只有西南还算相对安全，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

据那志良后来回忆说，“汉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五个渡口，没有桥梁，必须用木船载汽车过河。汽车上船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绳索，任其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

那志良原本估计，这样的行程，每一车次需要两天时间。没想到所有的文物花了十个月才全部到达成都。一路上真是艰险重重：找不到车，找到车却没有汽油，进入四川之后蜀道难于上青天，乃至途中频频翻车……至于沿途吃、住之苦更不在话下：黑米饭，馊馒头拉得出“丝”，旅馆满是臭虫，洗手间设在猪圈里……好不容易抵达成都之后，重庆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运送，最后终于在峨嵋安定下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19557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各自找到隐蔽处喘息稍歇。途中翻车翻船，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人、物无恙。那志良后来曾回忆说：“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 甚至在文物东归的路上，也是如此。1946年1月，文物开始运回南京。这其中有10个石鼓，可能是西周的，年代最晚也应该是秦代，其价值不可估量。在黔江到龙潭的一段下坡山路上,装有石鼓的汽车司机为了省油，将油门关掉，任由车子按惯性往下冲。谁知在一个弯路处突然对面有一辆汽车开来，司机赶紧把方向盘一转，碰上了山头，于是他又再往反方向转动方向盘，车到崖边，翻进了山涧。幸运的是，一是人在车掉崖之前跳了出来，没有受伤，二是由于石鼓本身很沉，所以仅放在车上，没有用绳索捆扎。第一次翻车，车底朝天时，石鼓已经落到地上，第二次车子再翻，落入山涧时，石鼓仍在地上。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嵋、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在重庆等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工作人员谁也没闲着，新任务是——捉白蚁！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每人拿着棉垫、手电筒进入库房，跪在垫子上，打着手电筒寻找地上的白蚁隧道。一旦发现，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个坑，倒入防蚁药水，再把箱子搬回原处。一天两次，实在是烦人。但是因为战事终于结束，回乡在望，文物也完好无损，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捉起白蚁来也劲头十足。

1947年12月9日，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第二年春天，胜利后的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刚在南京鸡鸣寺设立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此次展览吸引了十万多名观众，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会带来危害。

作为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几经考虑，翁文灏也觉得文物迁台是个可行的计划，因此当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正式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宫1万元、中博筹备处6千元、中央图书馆3千元，中研院史语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圆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贬值已超过二万倍。幸好此时杭立武已将文物顺利运往台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地安排好这每天都在贬值的运输费，杭立武真是绞尽了脑汁。抢运开始了。

准备装箱的部分文物

第三次迁移： 风雨中鼎轮

1948年12月21日，又是一个萧瑟的冬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11年前，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南迁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同样的码头，同样的冬日，甚至连人都一样——杭立武。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码头，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国军全线溃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实在派不出更多的军舰来。唯一的中鼎轮，还是由登陆艇改装的平底船，经不起太大的风浪，海上航行有一定风险。虽如此，中鼎轮将去台湾的消息一传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总部的官兵和家属们还是立即赶到下关码头，一涌而上，人和行李马上将这艘运输舰占满了。任凭中鼎轮的官兵和故宫方面负责押运文物的庄严、刘奉璋等人如何劝阻，没有人愿意下船放弃这难得的逃离机会。

文物搬运不到船上，杭立武焦急万分，他打电话给海军总部。不一会，桂永清赶到，登上军舰亲自劝说大家以文物为重，并保证官兵和家属都能安全撤离台湾。海军总司令的劝说起了效果，人们终于下了船，把先走的机会让给了文物。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船上装着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比如庄尚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文物迁台的计划决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文物进了仓库，人也跟着住进仓库。仓库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余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绳子拉起来，搭上油布做分隔墙，一家人住一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块生炉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种煤球，然后拿竹编的扇子来煽火，到处烟雾弥漫。条件可谓十分艰苦。

文物在杨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因为这个仓库很小，放不下后面陆续将要运到的文物，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便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运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询，以便决定文物最终的存放地。对古物而言，气候的干燥非常重要。那时广州有很多台湾人，杭立武一一找他们了解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新洲是有名的风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热，气候最温和又干燥的是台中。最后，考察人员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的市长陈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台中糖厂的厂长于升峰又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台中糖厂不仅出借两栋仓库作为文物库房，还将旁边的一块地皮用于修建跟随文物来台的专家们的宿舍。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工作人员正在将挑选好的瓷器放在垫好的绵纸上面准备包装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４３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第三批文物的搬运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最后决定尽量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2000箱国宝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着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着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

没有船。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经找遍了全城，也没有租到一艘商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昆仑号军舰终于抵达下关码头。但这艘船并不是专为文物而来，它另有任务，只能在下头码头停留24小时，文物必须马上装船，否则过时不候。而此时正值除夕，码头工人都想回家过年，不愿意干活。

工人方面还没谈妥，得知昆仑舰将去台湾的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又来了。跟上次中鼎轮一样，人们再次蜂拥而上，昆仑号两个船舱很快被他们占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请出桂永清。然而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当时时局的紧张程度，人人想要逃难，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还没开口，整个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便放声大哭。对着自己的老部下和他们的眷属，海军总司令“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舰上全部的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的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

安顿好官兵和眷属，再答应给工人发放新年特别奖金，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图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已经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宫972箱，中博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

临起航时，又有四口箱子赶到了下关码头。四口箱子里，装的是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文物在南迁途中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贴、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文物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办，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办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国宝到达重庆渡口

马衡的坚守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从1948年11月起，东北、华北野战军就已经将傅作义的军队围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张家口一带，到12月14日，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军包围。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记着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电报飞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宫博物院赶紧遴选精品文物，通过空运送到南京，再随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马衡，1881年生于浙江鄞县，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马衡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24年11月，他与那志良等一起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清点清宫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军入侵，马衡选择离开北平，带上文物南迁，并于1934年4月被推选为故宫博物院院长。16年过去了，文物再次迁移，而此次，马衡选择了留下。

马衡的留下与他的儿子、著名戏剧家马彦详有关。通过马彦详，马衡很早便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杭立武等催促马衡迁运文物的同时，马彦详也从解放区捎来了中共方面的诚意，希望马衡不要迁运故宫文物，并许诺北平解放后仍由其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马衡召开了一次院务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

院务会看起来开得很认真，马衡与参会人员仔细讨论了选择哪些文物装箱，以及如何装箱等，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细致谨慎，“要稳重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箱板、木丝、棉花和纸，用多少要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

其实，故宫里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丝等都是现成的，一面挑选，一面造册，一面装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人员们都没有了抗战时抢救文物的雷厉风行，这个包装工作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进行着，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北平城彻底陷入了解放军的合围当中，对外陆路交通断绝。在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故宫博物院职工警联谊会”的促使下，马衡关闭了午门、神武门和东西华门四门，选装好的精品文物再也无法运出。

一个月后，1949年的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庄严，马衡也写了一封信。庄严与马衡本是师生，在北大的时候，马衡是庄严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后来又一起在清室善后委员、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马衡决定留下后，给庄严去信劝他也留下来，被庄严拒绝，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此缘尽。

在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没有运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西迁南路民众帮助推车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现在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馆里。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某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装机了，杭立武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按规定，运送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馆与杭立武等在现场清点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然而河南博物馆的代表却迟迟未到。而且由于时间仓促，这批文物既没有清单，箱件上也没有封条，更糟糕的是，有两只箱子已经破损，里面的书籍隐约可见。如果在平时，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装机的。

情势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装机。于是，就在这一夜的凌晨3点钟，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全部装上了飞机。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时运送这批文物，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人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47年转移国宝的部分人员在重庆合影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结尾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 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

台北雾峰北沟库房外貌

故宫迁台文物在台北雾峰北沟库房存放

1950年代在台北雾峰北沟库房整理善本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