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文：刘绍卫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蒋介石利诱文人赴台，中共则诚邀名士北上，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抢救”的第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三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终日唏嘘。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于是，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方面也对胡适进行了争取工作，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帮学人。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蒋介石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到南京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惭愧。

去留的历史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到最高层的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与教授、政学两栖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学教员以及报刊编辑和后起的文学青年群体，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生人格与人性的裂变。做出一种文化风气、学术资源、人生目标的选择。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其新著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在梅贻琦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傅斯年原来盘算许多名教授会“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向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举家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特别是极力电催岭南大学的陈寅恪赴台，但终未成功。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有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他是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议者。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据。最后，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找陈序经，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赴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他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立即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立志“终身办教育，不做官”，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当他亲眼目睹“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后，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于是，张伯苓在南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跑回天津。之后，张伯苓以养病为由，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1949年11月，蒋介石亲赴张伯苓住处，一再要求张伯苓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都行，张伯苓未为之所动。蒋介石第二次来时，态度仍极为恳切，提出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以人老多病作为借口推辞。蒋介石仍坚持道：“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话到了这个份上，仍无回旋余地，蒋介石只好告辞了。张伯苓送到门外，二人站了很长时间，相对无语。

蒋介石飞离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了一次，还是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事情仍无转机，蒋经国最后只得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这架飞机一直没有起飞。在飞机与故土之间，张伯苓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1950年5月，张伯苓到了新中国的首都，随后又返回天津，并亲临南开视察。他对发展新南开充满憧憬。但是，他的身体不遂人愿，于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

北上!北上!

1948年8月下旬，一艘名叫“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

满载着中国东北的大豆、皮毛、猪鬃、人参等土特产品和用于租船、接济民主人士的大量黄金，驶向香港。

货轮慢慢地驶进港口。等上船检查的海关人员离开后，一个全身煤灰、锅炉工打扮的人匆匆跑进了洗澡房，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一身新服装。

这个人就是钱之光，他奉周恩来之命。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到香港，秘密迎送在这里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

9月下半月的一天，钱之光安排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4人北上，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中共大连方面又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大豆、人参、药材等土产，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买进和运回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等物资。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成立专营运输的“联合公司”。几个月间，解放区与香港的“生意”越做越大。原来的“联合公司”满足不了业务需要，又成立了由钱之光担任董事长的“华润公司”。公司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把李济深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如何让李济深摆脱敌特监视，安全北上，“联合公司”筹划了一幕十分惊险的“金蝉脱壳”计。与李济深同坐这艘轮船的还有茅盾、朱蕴山、章乃器、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庆祝这次难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来，1948年12月31日，茅盾特地请李济深题词。李信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月7日上午，轮船平安抵达目的地——大连。茅盾这样描写道：“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接送工作也在逐渐加快。1949年3月初，应邀参加新政协的柳亚子和叶圣陶乘坐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寻常。两人兴之所至。赋诗唱和。

柳亚子唱：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叶圣陶和：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这两首诗鲜明地流露出民主人士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真实心态。各界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北上参加新政协，作为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之一，深深值得后人追记。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由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所搭乘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10多艘。

1949年3月秘密接送基本结束。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钱之光等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开辟对外贸易工作的汇报时，对这段工作大加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