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田野调查规定引发的故事

作者:梦轩

1934年仲夏，走马上任不久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制定了一条田野调查禁令：外出调查不得携眷。

丁君万万没想到，此令下达至史语所，竟引起一系列故事，引发了两起辞职风波。

8月，时任史语所语言组（二组）主任的赵元任和组员李方桂听闻禁令后提出辞职，尤其李方桂辞意颇为坚决。

事情的前因后果可参见丁文江致傅斯年的信函（函文引自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所存信函，后文简称《傅档》）：

元任自青岛有长信来，因闻济之言，弟前有函禁止携眷，颇怒，云不收回成命，彼必去。弟已有恳切信慰之，同时在某种条件之下，允收回成命，或可有效，兄暂作不知可已。

丁文江找赵元任恳谈了两次，结果是丁君同意撤回禁令函，赵元任收回辞呈，但李方桂仍坚决辞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不能“作不知”，遂致电考古组（三组）主任李济（字济之，曾代理所长事务，并与丁文江、赵元任有私谊），请他斡旋：

李济复电推辞：

其后丁文江从赵元任处得知李方桂坚决辞职另有隐情，又致函傅斯年，请他在北京“设法”：

丁君信中称“此恐不确”，大概因为他和胡适私交甚厚，不愿相信胡适居然“挖墙脚”。

其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大约有挖李方桂到北大任教之事（胡适日记记载八月与李方桂晤谈事）。同年7月，刘半农在方言调查途中染病逝世，北大语音学讲座一职空缺，李方桂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于当时的史语所语言组而言，失李方桂则是失去股肱。

可能傅斯年之力不足以挽回局势，丁文江只得“以去就争之”（大概是若胡挖走李，丁也要辞职），请蔡元培出面调解。最终李方桂留史语所，胡适另请罗常培任教，此事才告结。

李方桂去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风波而延迟，其后带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研究的权威。

可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解决了语言组辞职事件，考古组又起风波。

1935年春梁思永主持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徐中舒、董作宾（甲骨文“四堂”之彦堂）等与事。董作宾与原配夫人离异，4月，时为其女友的熊海平女士至安阳参观、留宿（二人已有结褵之意，见夏鼐等人日记）。

梁思永致电考古组主任李济告知此事，李济请梁维持最小限度的纪律。徐中舒自安阳返回将事情告诉傅斯年，傅闻此事后大动肝火，自请“革罚”（见《傅斯年致史语所电》）：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

傅斯年痛哭请罪，事态已然失控，作为考古组主任兼代理所长的李济致电丁文江，称当负全责并引咎辞职：

当事人董作宾听闻傅斯年、李济均欲引咎辞职，亦致电请辞：

李济致电梁思永询问事情“真相”，梁在复电中陈述了事态的发展（见《傅档》）：

一时傅斯年、李济、徐中舒、董作宾都要辞职，徐中舒回南京，董作宾回北京，梁思永在观望中勉力维持考古工作站。没想到因“携眷”一事，竟再次致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事业陷入濒临崩盘的境地。

一人做事有“万事开头难”，有虎头蛇尾，众人共事又比单干难，戮力同心难，一哄而散易。史语所以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学术宗旨，以“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目标。众人因共识聚于史语所，小小禁止携眷令竟促发两起连环辞职风波。究其原因，大概一因“独立自由之意志”，不自由，毋宁死；二是意气用事，才子书生，桀骜狷介，不合意则拂袖去。那么独立自由和协作共事如何调合呢？

原本傅斯年等以“总当把研究院撑持起来”劝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见《傅档》），现在他们要“一哄而散，各自奋斗去”，丁文江竭力劝解“辞职诸位”。他在致徐中舒和致董作宾的信函中解释了制禁令的原因和共事的原则（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致徐中舒函：

致董作宾函：

奈何董作宾去意坚决，丁文江只得求助于胡适：

胡适的劝说并没有打消董的辞意，董作宾与傅斯年本有私谊，因此事生嫌隙并颇有怨言。最终由丁文江的一纸长信化解了怨隙，留住了董作宾：

董作宾读信后回心转意，与傅斯年等重归于好，5月初恢复正常工作。这起连环辞职风波由此平息。

百年倏忽而过，当年喜怒皆付笑谈。上一个百年留给我们的有真性情、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国梦想、学术理想。不知道这一个百年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今人多不知丁文江，丁先生实为民国贤能中的佼佼者。他早年负笈海外，攻动物学、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既用心于学术，且以中国学术发展、社会发展为己任。

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引荐李四光、葛利普（Grabau）到北大任教，北大地质系由此发展起来。葛利普先生现在长眠于燕园（在西门西南联大纪念碑附近）。

因共同的理想，丁先生与梁任公、胡适等为知交。梁任公逝世，他写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丁先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享年49岁。胡适写诗悼念：“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胡适悼文中说，从前只道阮籍能为青白眼，认识丁在君后才亲见作青白眼之人。

文人多赞竹虚心有节，丁先生却厌竹，称：“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诗中描摹的确属伪君子形貌。

丁文江先生事迹可参见胡适《丁文江传》、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等文（收在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

李方桂先生与史语所还有一段轶事：

抗战时期，史语所和西南联大一样迁到昆明。当时傅斯年接任中研院总干事，想请李方桂接任史语所所长一职。李方桂坚决推辞，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对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说：“我是三等人才。”

可能一时场面难免尴尬，但傅斯年并不介怀，仍坚持劝说。当时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去了美国，李方桂最终退了一步，答应接替赵元任出任语言组主任。这个故事经马学良在《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一文中讲述后，成为学界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