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作者：马亮宽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二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这个时期的所做所为，过去大陆了解甚少，记载颇多讹误，近几年随着资料的面世，对傅斯年这一段生活有了较多了解，这里叙述几个片段。

临去徘徊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一来感到台湾大学人事政务难以处理，二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台湾，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其回国不要担任繁巨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斯年回国不久，就开始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身体已感不堪承受。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呈现出凄惶不安的景象，此时胡适正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尽管两人都是民主人士，但与国民党政权关系较为密切。他们目睹国民党政权军事惨败，政治孤立，既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二人同时低吟起陶渊明的《种桑长江边》。回首数十年之往事，奔走操劳，殚精竭虑，取得了抗战胜利，可是国共内战又起，他们虽然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但最终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潜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傅斯年平时办事以干脆，有决断著称，这次因关系他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格外慎重。

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整顿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于1928年建立的，原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日本建立此学校的目的是对台湾人进行奴化教育，所聘用的教职人员多是日本人，其管理和教育都是采用日本模式。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1月由中国接收，改名国立台湾大学，由罗宗洛出任校长。由于日籍教师大部分撤走，师资缺乏，再加经费困难，罗宗洛任职不久辞职，其后陆志鸿、庄长恭继任，三人任职长的不到二年，短者仅数月。台湾大学在日本人撤退时，就是一个烂摊子，接收重建以来，校长频繁更换，没有得到很好治理，傅斯年就任时，学校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外部台湾政局动荡，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量撤往台湾，其中许多大、中学学生被裹挟去台，要求入学就读的学生骤然增加，学校难以容纳。傅斯年就任后决心全面整顿，其整顿和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罗致人才，整顿教师队伍。傅斯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高校中师资的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强调：“大学以教授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他对此阐述说：“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上，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日籍教师撤离后，台大教师很少，又因台湾穷僻之地，与大陆有海面相隔，局势又不稳定，大陆学者教授一般不愿赴台任教，故高层人才奇缺。而同时，大批军政人员撤至台湾，许多人官场失意，欲进入台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想到台湾大学兼职，而这些人多是学无专长，仅依仗权势或辗转请托谋求教职。傅斯年针对这种情况，排除种种干扰，坚持以才学取人，对各种请托严加拒绝。他曾对各界公开声明，聘任教师只注重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坚决不接受因所谓积极反共或官场失意的贤士到台大任职，他说：“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而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他到任不久，便在主持的第一届校务会议上制定了《国立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标准共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又专门建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使教师聘任规范化、制度化。按规定，要聘任一位教师，先由院长与系主任商议，向校长提出；或由校长委托院长考虑，经院长同意，然后提交学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后送“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样自下而上反复审查，才能决定聘任一位教师。

由于傅斯年到任时台湾大学师资十分缺乏，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特殊条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台湾大学教课。如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高去寻、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台大任教。傅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从大陆各地罗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历史系的刘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方东美，外文系英千里、赵丽莲，化学系钱思亮、张仪等，这些人皆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再加上原有教授，台湾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师资队伍阵容整齐的综合性大学。

其二，严格实行考试制度，杜绝人情，择优录取学生。在台湾光复之初的几年里，台湾大学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许多管理制度、章程都废除了，新的规章制度没有建立，所以教学管理十分混乱，招生考试马马虎虎，请托作弊现象严重，学生良莠不齐，许多学生只要考得入学资格便万事大吉，吃喝玩乐，不认真学习，学校也不管不问。傅斯年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把好学生吸收到学校，再经过严格教育，使学生德才兼备，学校的责任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因此，他到任后，首先从严格招生考试入手，把好录取学生的关口。而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困难。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再是由于战乱，流亡台湾学生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台湾惟一的国立大学，自然是青年追逐的首要目标，故台大招生的压力很大，许多权要试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子女送到台大，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混乱。

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生，为保证学生质量，傅斯年在校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他说：“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教务长知道，这是任何人事前无法揣到的。印题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一楼上，断绝交通，四周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一个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他着重声明，自己一定秉公办事，决不会循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者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的看，照样的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在录取学生阶段，又在校长办公室门旁用毛笔赫然写一个条幅：“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带头严格执行，使1949年招生顺利进行，基本上刹住了请托、说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为避免考试题泄露，傅斯年严格实行“入闱”制度，即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选一间房子，命题人不准携带其他不相关的物品进去，出完题就呆在里面，等到考试结束才能放出。傅斯年的老友屈万里曾回忆当时情况说：“出题时之审慎，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字来形容，确恰到好处。”

傅斯年也承认用这种方法招生有不妥之处，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招生办法，充满着防贼的心理，申韩的‘治术’是与教育原则不合的。”但他又认为：“在目前不能无考试，既有考试，即不能不如此。”也确实如此，这种严格的招生制度，杜绝了许多弊端，对于扭转台湾大学校风和学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对学生严格管理。傅斯年采取种种措施严格考试录取制度，只是保证优秀学生能够被录取，有求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为学生学习创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傅斯年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修定台湾大学“学则”，改变学生不努力学习，随意旷课，混资格、混文凭的现象。其主要措施是实行学分制，严格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杜绝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如规定“学生学期成绩不及格科目之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习学分总数三分之一，不得补考，即令退学”。“凡旷考者以零分计，全部旷考者，自然退学”等。傅斯年说到做到，1949年第二学期结束，因成绩不合格退学者多达31人。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权势者，子女被勒令退学，他们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向学校发难，有人在省参议会上对傅斯年提出咨询，给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傅斯年坚决不肯让步，他在回答咨询时强调说：“台大光复以来，实不能尽人满意，本人到校之初，所见情形，不特不能达到教育之理想，而且将为社会之累赘，故尽量改革，求其实事求是，求其进步。在校学生必须养成向学之习惯，然后学校风气方面可良好。养成良好习惯之办法不一，而加严课业，实为必要。向任何学生不论在校成绩如何，皆能随时毕业，则学校万无进步之理。”

二是设置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为贫困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傅斯年在教育上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教育机会均等，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应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更是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在台湾大学设立几种奖学金、助学金，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傅斯年在致学生的公开信中曾特别强调：“诸位中要想鬼混的，休想政府的帮助，其用功而有优良成绩的我决不使他因为无钱而辍学。”傅斯年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临死前几分钟，在省参议院回答参议员是否废止助学金问题时再次强调：“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的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摒弃于校门之外。”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1600人享受了各种类型的助学金。

三是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在傅斯年任校长以前，台湾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个别需要住宿的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长时，因各种情况流亡到台湾的穷学生相当多，他们住不起校外的公寓，只好在学校内寻找栖身之处。研究室、教室乃至洗澡间，到处都住有学生，甚至台大医院传染病房，也成为学生宿舍。傅斯年面对这种情况，实在是既心疼又头痛，不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学校简直无法再办下去，要解决又谈何容易。傅斯年曾经声称：“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即是不近人情的。”他奔走呼吁，四处求告，终于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加紧建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1800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占全校人数的60％，整个学校学生住宿问题大为缓解。

傅斯年曾在台湾大学校刊第56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是崇尚“平淡无奇的教育”，在其中强调了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的运动。他概括说：“以上的话，总括起来，可以说一句笑话：‘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玩。’”

争取教育的相对独立

傅斯年早年就主张教育独立，强调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他一再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更是积极争取和努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府对教育过多地干预。

他任职期间，整个台湾相当混乱，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对台湾大学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系考。”当时人的一些书信和回忆文章都说明，军警宪特到台大不能肆行无忌。傅斯年力争此项权力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傅斯年这些行为都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外在表现。正如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困难的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斯年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这种评论反映了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立场和行为，坚持教育的相对独立，与干涉破坏教育的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

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重依附和等级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立场和意识。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有人曾引《后汉书》范滂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傅斯年一生不从政，从事教育和学术，努力保持个性独立，在某种程度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统”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要求教育独立，并为之努力奋斗，在当时是可贵的。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锐意改革，统筹大政，同时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可以说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本来不堪过分劳累，因此，身体不久便垮了下来。他也知道校长事务繁多，自己的身体难以胜任，曾向朱家骅诉苦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多，我吃不消，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但是说是说，做是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皆劝其静养，他置若罔闻。夏天，又患了胆结石，动手术休息几天，尚未痊愈又开始了工作。11月，教务长钱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

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湾大学保存一批由大陆运出的器材，结果被台湾大学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后来被侦破，当时在社会引起一定反响。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终于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傅斯年猝然去世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给予这位大气磅磅的学人以高度评价，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