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津巴多如何回忆充满争议的监狱实验？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心理学史上，由菲利普·津巴多设计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可能是最为著名的实验之一，几乎所有的主流心理学教科书都对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它也让津巴多成为心理学家中明星式的人物。

斯坦福监狱是津巴多打造的一个模拟监狱，让随机选出的几名被试者担任囚犯和守卫，他们完全还原真实的监狱生活。随着实验的进行，看守们逐渐失控，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囚犯们因此接连崩溃。这一实验结果被认为揭示了社会情境对人的强大影响力：人性是脆弱的，只要环境允许，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恶魔。

可能正是因为触及了人类的善恶这一终极话题，这个实验的影响力超越了学术圈，成为众多书籍、纪录片和电影的题材。盛名之下，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饱受争议。

起初的争议更多是围绕实验的伦理问题，然而，2018年，法国学者提博特·勒·特柯西安通过采访许多参与实验的当事人和对资料的搜集，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其中涉及的指控包括“囚犯”的恐惧只是一种扮演、并非出于对狱警的恐惧。

对此津巴多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以下内容经湛庐文化授权，摘编自《津巴多口述史》，有删改，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美] 菲利普·津巴多

摘编丨刘亚光

《津巴多口述史》， [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童慧琦/陈思雨 译，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3月。(点击封面可进入购买页面)。

01

监狱实验的细节：从角色扮演到真正入戏

整个实验其实都是在模拟审前羁押，“囚犯”们等着最终上法庭。我们知道审前羁押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的时间。这就是“囚犯”们当时的心态：我做错了事，很可能即将付出代价。当他们被从警察局转移到乔丹楼的“监狱”时，依然戴着眼罩，并不知道是谁在开车，以为自己坐的还是警车。他们只是被直接带走，坐上我们的车，没有语言交流。从登记开始，一直到“囚犯”被带到车的后座，都没人说话。研究生克雷格·黑尼开车，柯蒂斯·班克斯则坐在后座，两人只说：“不许讲话。”他们把“囚犯”一个个地带出来，押送到乔丹楼的地下室。很快，“囚犯”们就浑身赤裸地站在了那里。他们被剥光衣服，检查是否有虱子，以免携带细菌。狱警会针对囚犯们的身体取笑、嘲讽他们。这也是“囚犯”将在下一周里昼夜忍受的常规羞辱过程的开始。

这个过程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于每一个“囚犯”，流程会持续10～20分钟。一共有9个“囚犯”，每人完成这套程序大约半小时，所以一共要花半天时间。我们大约是在上午10点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9个“囚犯”才全部收监。之后，他们穿上了制服，被关到牢房里。那里有三间牢房，之前是乔丹楼地下室里的学生办公室。每间牢房里关着三名“囚犯”。戴维·贾菲出来喊话：“排好队！我是你们的典狱长。”然后他陈述了各项规则：“这里的规矩如下……”研究正式开始了。贾菲非常严厉，简直不可思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是一名本科生，刚刚在这种情境下担当起这个角色。

在同意参与一个有关监狱生活的研究时，很多“囚犯”以为他们只是住进一间牢房里，弹弹吉他、打打牌，消磨时间。服刑不就是消磨时间吗？而如今，“狱警”让他们报数、做俯卧撑，不断给他们下各种命令，还会做些羞辱人的事情。“囚犯”觉得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要做的。但“狱警”们是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些的，那是每一轮值班“狱警”自己的主意。想想看，这是你的监狱、你的“囚犯”，只要在职权范围内，一切都归你掌管。如果“囚犯”逃跑了，那是你的错，实验就结束了，研究也就结束了。你必须维持“法律”和秩序，这是件大事。监狱关乎权力：“狱警”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囚犯”经由各种方式想要夺取的权力。再提一下，我们和“狱警”的第一次会议做了录音。会议的核心非常清晰，给予他们掌控的权力，但并没有允许他们去施加伤害。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剧照

事实上，我很确定自己曾经说过，体罚是不被允许、不能接受的。但我并没有预先阻止心理惩罚，而那显然更为糟糕。第一天结束时，我对工作人员说：“似乎没什么效果啊。”学生们大笑，“狱警”则说：“嘿，咱们要当真一点了。”我记得同班克斯、贾菲和黑尼开会时说：“看，这没有效果。我们至今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但如果情况一直这样下去，可能明天就得放弃研究了。”

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在三间牢房中，有两间牢房的“囚犯”开始反抗了。他们把自己锁在牢房里，撕掉了囚犯编号，摘掉尼龙头套，并开始咒骂“狱警”。这是在晚班结束时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也不知道。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在抗议自己受到不人道对待。他们不想只是个编号，不想没有名姓，不想由别人来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做的事情，应该只是经历监狱生活，而不是被羞辱、被贬低。当班的“狱警”来找我，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你们的监狱，你们想怎么办？”他们说：“我们需要援军。我们自己应付不了了！”

我们把12名“狱警”都喊来了。8612号“囚犯”是带头反抗的。他一直在叫骂和诅咒。他就是要羞辱“狱警”。后来他成了研究开始36小时后第一个情绪崩溃的人。这些反抗的“囚犯”把自己堵在牢房门背后。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根绳子，把门绑紧，这样“狱警”就开不了门了。接下来，他们开始在这个安全地带朝着“狱警”喊叫和咒骂。我说：“天哪，这真是一场灾难！”领头的那个“囚犯”朝着一个小个子“狱警”叫喊：“你这个小兔崽子！我出去以后要狠狠地揍你！”“狱警”回答说：“好，我等着！”这已经是私人恩怨，而不再是角色扮演了。

有个“囚犯”说：“嘿，我出去以后要揍扁你！”“狱警”说：“真的吗？我们走着瞧好了。”当12名“狱警”全部出动之后，他们攻破了“囚犯”的堵截，冲进牢房，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还把其中几个绑了起来。禁闭室是走廊里的一个橱柜，里面原本只有一些旧的文件盒子，我们把盒子取了出来。这是一个大约1.2米宽、3米高、0.9米深的柜子。“狱警”们把两名“囚犯”关在里面，包括领头的8612号和另一个人。他们只能躺在地上。只有一间牢房——1号牢房里没有人反抗。那是一间“好牢房”。

接下来，“狱警”马上说：“好，太好了，你们所有人都失去了吃饭的特权！你们没有晚饭吃了，而1号牢房会得到特殊的伙食。”他们让1号牢房的“囚犯”走出来，享用了特殊的食物。其他牢房的“囚犯”喊：“不要吃！不要吃！我们要团结！”这件事打破了“囚犯”间的团结，因为1号牢房的“囚犯”确实吃了食物。就在那时，转变发生了，一个“狱警”说道：“你们知道吗？这些‘囚犯’很危险，我们必须控制住他们。”至此，它变成了一所由心理学家管理的监狱，而不是一个由心理学家进行的监狱实验。这所监狱必须由权力主导，才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负责值下一班的“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们是不是傻！”于是，值夜班的“狱警”必然要变得非常残暴，以证明他们是很厉害的，可以掌控所有的“囚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意外。我们说：“好哇，突然开始有事发生了。不需要终止研究了，我们会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我对事态进展并不担心，唯一让我担心的是躯体上的暴力。“狱警”冲进牢房，把“囚犯”揪了出来。我不想再到那个院子里去了。

对我来说，这令人激动。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着。随后，一切都明朗起来。在换班的时候，每一班“狱警”都会告诉接班的人：“这个家伙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要让那两个放聪明点。”接下来，在每一班的三名“狱警”中，都有一个自动地成了首领，我们称之为1号“狱警”。他会更多地下命令，会施加惩罚，还会决定“囚犯”应该做哪些活动。而另外两名“狱警”呢？在这三个人里，3号永远是更加被动、更愿意站在囚犯一边的。这名“狱警”不喜欢惩罚“囚犯”，通常更愿意去打饭，尽量不待在院子里。于是2号“狱警”就成了关键。如果他支持那个宽和的“狱警”，那么这一班就会比较“温和”；但如果2号“狱警”紧跟那个强势“狱警”的话，那么这一班就具有强大的负面力量。结果在每一班中，2号“狱警”都选择了追随权力。权力是有趣的，权力是强势的。你掌控着局势，告诉别人去做什么，他们就去执行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命令别人做什么，他们会说：“谁理你？再见！”

所以通常有一个强势的“狱警”和他的同伙，而第三个“狱警”是个“好狱警”，但只是一种被动的好，从来不会去阻止“坏狱警”做那些负面的事情。“好狱警”其实可以半开玩笑地去阻止“坏狱警”的，他们本可以说：“嘿，我们每天只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对8个小时的工作来说可不算多。我们何不坐在狱警区打打牌呢？”真的，没有人这样告诉过另一个人：“我们不必这么做。何必时时刻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呢？我们可以玩一会儿，找点乐子。”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正如我所说，他们是被动的“好狱警”。他们不会亲手做坏事，但也并没有阻止别的“狱警”做坏事。为了获知“囚犯”的想法，我们用连接到录音机的隐藏式麦克风对牢房进行监听。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当前情况的：如何计划逃跑，糟糕的食物，哪些“狱警”很可怕，哪些“狱警”可以软化。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剧照

有趣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谈话。这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都没有问过彼此：你出去以后打算做什么？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你今年夏天做了些什么？这些原本都是结识某人时通常会聊的话题。“囚犯”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心理上把这段监狱经历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他们直接生活在一个消极的当下。当他们独自一人并且可以幻想时，其实可以说：“哦，等我拿到参与研究的报酬以后，我会去干这个，或者买那个。”但他们所关注的全是当前情境下的负面信息。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何要内隐地选择生活在“现在”这一时间区域中。

正因为如此，当研究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进行研究，即人们是如何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区域中的，过分关注过去、现在或未来是否会对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写了一本《津巴多时间心理学》（The Time Paradox），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展开研究。现在，一个国际时间观运动已经存在，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几百个研究者，他们都在使用“津巴多时间观量表”（Zimbardo’s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ZTPI），这是针对时间观个体差异的信效度最高的评估工具。这项开始于1972年的新研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势头强劲。在说回研究之前，还应该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完成研究之后，黑尼、班克斯和我只写了两三篇小文章，因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演示，是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后续跟进。

不过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并没有权威命令“狱警”做坏事，他们只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境中：你所扮演的角色迫使你通过做坏事来证明自己控制“囚犯”的权力。角色转换：从研究者到监狱主管让我们回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监狱里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关键事件发生在8612号“囚犯”身上，他是第一个被帕洛阿尔托警方逮捕的人，在36小时后情绪崩溃。他大声尖叫，整个人都失控了。这使我们十分震惊。然而我的顾问卡洛·普雷斯科特仍然认为“狱警”们对待“囚犯”太宽容了，有时还提出他们应该变得更加强硬。他说：“在真正的监狱里，他们会用警棍敲囚犯的脑壳。如果狱警示弱，他就会被囚犯利用，以获得某些特殊待遇。如果一个囚犯哭了，别人会认为他是娘娘腔，会一起欺负他。”

02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反响与反思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有一个关键。研究计划原本为期两周，我们本打算在第二周把“狱警”和“囚犯”进行对调，但我想“狱警”绝对不会同意的，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坚持不到两周，因为实验太耗神了。但我原本可能会坚持到周日，做满一个星期。我根本不知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地进行实验意味着什么。

我本应招募一个大得多的研究团队。然而即使有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能保证研究就会持续更长时间，不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升级。我向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提出的一条批评就是，他们应该坚持在研究现场派驻一名监察员，某个官方人员应该更早地吹响警哨。显然，当第二个“囚犯”崩溃的时候，研究就应该被强制结束。如果在周四晚上，克里斯蒂娜·马丝拉奇没有介入，让我决定在周五终止研究的话，我很可能会把实验一直进行到周日。但是如我所说，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都知道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实验结束后，我们花了6个小时进行事后解说——两个小时对“囚犯”，两个小时对“狱警”，接着再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得以说道：“这是一次进行道德再教育的机会。我们都做了一些坏事，尤其是我。”我陈述了因为自己没有更早结束研究、没有更早介入而感到的愧疚。我一直限制“狱警”使用体罚，却没有限制他们使用心理惩罚，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理惩罚其实更加恶劣。我继续说道，虽然也有几个“好狱警”没有虐待“囚犯”，但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事情来减少其他“狱警”施加在“囚犯”身上的痛苦。有些“囚犯”没有崩溃，但他们也从未安慰过崩溃的“狱友”。我说：“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做了坏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作为个体的本质，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选择标准就是你们正常、健康，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我愿意相信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所有这一切非常显著地揭示了情境的力量：社会环境足以改变每个个体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其力量之大在这项研究之前是从未见过的。我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例子。这项研究所传达的意义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情境的力量面前，我们都是脆弱的。”能够花时间来分享这个信息，让我感觉很好。两周之后，我们把尽可能多的研究参与者请了回来，因为在当时，处理录像需要花去几周的时间。那时的录像带是16毫米的安培胶片，我们在演示之前还要编辑幻灯片和剪辑录音。一个月后，大约有6位参与者再次被找回来，因为《年代记》（Chronolog）对该研究进行了报道，这个节目是《60分钟》（60 Minutes）的前身。一个摄制组来到斯坦福的地下室和我的实验室，对我、几名“囚犯”和“狱警”进行了拍摄。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孙佩妏/陈雅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

后来节目播出了，那时大约是1971年10月。就在1971年8月20日——研究结束的第二天，在圣昆廷（San Quentin）监狱发生了一次囚犯暴动。据说是非裔美国人、政治活动家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策划了6个单独监禁的狱友越狱。他有一支枪、一把钥匙，释放了单独监禁的囚犯们。他们杀害了几名狱警，还杀害了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中的几个告密者。

据说后来杰克逊试图逃跑，在大白天攀爬一座9米多高的围墙时被射杀。这件事成了热点新闻，而圣昆廷监狱的典狱长帕克斯（Parks）在当晚接受采访，有一个记者问：“这是否跟囚犯的去个体化有关，就如同那个斯坦福实验里发生的那样？”他说：“不，那些都是胡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年代记》的一位通讯记者正好看到了那则新闻，于是联系了我：“嘿，你有录像吗？”我回答说：“当然有。”于是在那个10月，节目中播出了一段20分钟的录像，题为“819号做了一件坏事”，呈现了“狱警”强迫“囚犯”们反复统一喊叫的情景，担任旁白的是大名鼎鼎的克里夫顿·加里克·厄特利（Clifton Garrick Utley）。我们一炮而红。一件事情发生在8月20日的三个星期之后，在纽约的阿蒂卡（Attica）监狱，囚犯们由于乔治·杰克逊被杀而暴动了。他们差不多占领了那所监狱，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这件事成了国际新闻。名流们也卷入此事，最后，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动用州警，几乎杀死了围墙内的所有人，无论囚犯还是狱警。监狱成了热门话题，我受邀前往华盛顿，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证言，还去了旧金山。

我对监狱一无所知，那些人感兴趣的是我所使用的策略。圣昆廷的典狱长、阿蒂卡的典狱长、囚犯联盟的领袖、狱警联盟的领袖，这些人都熟知监狱，而我却一无所知。我只是从社会心理学方面解释了情境的力量。我说：“如果允许的话，这里有一些有关我的实验的幻灯片，可以先做个铺垫。”在看了幻灯片之后，每个人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从头到尾，人们说的都是“正如津巴多监狱里的‘狱警’所采取的去个体化行为”，他们不说是斯坦福监狱，也不说是实验。感觉太棒了。我给出了一份书面证词，列出了我对监狱改革的建议。这份文件我还留有存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

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到了2016年，美国的监狱系统里已有超过200万的囚犯服刑，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在1971年时，这个数字大约是70万，已经令我很吃惊了。美国是一个监禁之国。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参加过一次会议，有一个人说在洛杉矶县监狱里关着两万人，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也就是西班牙裔和非裔。他们遭到逮捕，等待审判。由于案件大量积压，很多人甚至要在监狱里等上三四个月。牢房人满为患，有些两人间里住了10个人乃至更多。系统崩溃了。

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人们在乎的只是监狱系统的运营每年需要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现在很多州正在把监狱系统私有化。那样的监狱是要营利的。一座用于营利的监狱需要的是很多的“客户”，也就是很多的囚犯。监狱所有者向法官和立法机关施压，让他们做出更多、刑期更长的判决。监狱里的伙食很差，活动也极少，因为不想浪费钱。境况真的非常令人难过。

美剧《越狱》（2005）剧照。

管理者简单地认为，狱警理应掌握自身所处的情境、学会应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囚犯杀死的那份恐惧，却从未考虑过设立一个奖励系统。譬如，可以由每个狱警负责几名囚犯，如果他们每天表现良好，狱警就能获得奖励。这样一来，狱警想要的就是让囚犯表现出好行为，而不是去惩罚他们的坏行为了。很多简单的理念就是无法进入任何监狱系统，因此，我对自己的理念是否足以对美国司法矫正体系产生影响信心不足。然而，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很多监狱和军队中都有所应用，用于讨论情境的力量，比如军队中的SERE项目（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Escape，即“生存、躲避、抵抗、逃脱”）。每一支武装部队都有逃脱计划这堂课，一些士兵扮演试图逃跑的俘虏，另一些扮演狱警。他们会观看我制作的纪录片《沉默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Quiet Rage: The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以此作为警示：尽管是在做游戏，人们也有可能越界。

事实上，在某些案例中，人们的确会虐待“俘虏”。这个项目是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启动的，因为据说当时有很多被俘的美军士兵泄密了。按照军队的规定，他们除了名字、军衔、编号以外应该什么也不说，但据传，空军中真的有些人泄露机密。因为这件事，美国出台了一项国家法律，所有军事机构都必须设立一个项目，训练陆军、海军和空军士兵严守机密。士兵们会在项目中进行角色扮演，模拟一场非常逼真的审讯。显然，在有些案例中，他们越过了界限：在这场“游戏”中，一些女兵险些遭受性虐待。对斯坦福监狱实验，我从同行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即时的负面反应，因为我只写了几篇专业文章。

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一所皮兰德娄式监狱》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 dello）是一位西西里作家，他提出人可以制造一个幻觉，并让它成为现实。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认为不值得。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有关情境的力量的例证。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展示了一个个体改变另一个个体的力量，而我想表明的是：不，还不止如此。这是一个机构，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许多人只是在扮演着一种角色，并没有人说要惩罚别人或做坏事。因为他的电影，米尔格拉姆曾经受到很多批判。米尔格拉姆一直想做个电影制片人，后来也的确做到了。在完成研究之后，他几乎立马就制作了纪录片《服从》。在影片中，痛苦表现得非常直观。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观众们看到有人痛苦地说着“我不想继续下去了”，而权威却说“你必须继续”。我觉得他的电影比实验本身激起了更多伦理批判。而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研究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许多心理学家与我联系说：“如果我能对你的‘狱警’进行正念训练，他们肯定就不会那样做了。”而实际上，我真的向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个申请，想要再做一次实验。原先的那个实验可以作为控制组，我们想再设置两三种实验条件，让心理学家用一些方法训练“狱警”，使他们的行为更人道。这个研究的重点在于，我们可以消除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那种负面结果。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问：“你能确保结果一定是这样吗？”我说：“不能。如果结果是一定的，那就用不着做实验了。”他们说：“那么我们不能允许实验。”这真令人难过。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是否能够训练“狱警”，让他们不向情境的力量屈服。这真的很重要，但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不同意进行实验。

在米尔格拉姆和我的研究之后，斯坦福和其他所有研究机构都变得格外保守。所有对参与者，特别是学生参与者施加压力的研究都被禁止了，于是大量的行为学研究都做不成了。更加糟糕的是，近年来，很多社会心理学家会给出假想的场景：想象你是一个狱警，你会做出A、B、C、D中的哪种行为？首先，我们知道那并不能代表你在那个情境中实际将会做什么。除非身临其境，你怎么能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呢？然而即便那样，实验者也不允许提出可能引发痛苦的问题。譬如，如果我在进行宽恕方面的研究，被试是一位女性，我问：“想象一下你被性虐待，而我们抓住了虐待者，在哪种情况下，你会愿意宽恕他？比如他这么说，或者那么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要一个女性想象自己遭受性虐待会导致痛苦。也就是说，现在有整整一个研究领域、整整一个心理探究的方向都被剔除了，你甚至不能让人们去想象，更不用说让他们置身其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今心理学的很大一部分发展成了神经心理学，一切结果都在大脑里，因而排除了对情境的关注。我们只关心人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常见的研究方式是把人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很多研究者把关注点从人性的基本问题转向了大脑，去理解大脑是如何阐释情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