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可以用一位作者的笔触形象概括：“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评价将琦善完全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中国向外国妥协求和的原因也归于这些“卖国贼”。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琦善真的是一个在民族大义面前向帝国主义势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汉奸或“卖国贼”吗？今天，就让笔者为您一一揭开历史的真相。
一、琦善“卖国说”之否定：动机不足，罪名也不成立
“卖国贼”是什么？最主流的理解便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做出出卖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利益、投奔他国等行为。那么琦善能不能当得起“卖国贼”的名号呢？答案是不能。首先，琦善卖国的动机不足。当时的琦善一家世受国恩，本人也身居高位，道光帝对其不薄，琦善的家产十分丰富，从道光帝对其后来的几次抄家可以看出他拥有不菲的金、银、田产、店铺，数额相当客观，实在不具备为了区区贿金而主动向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求和的动机。
琦善像
其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琦善作为一个北方官员，在鸦片战争前根本没有同西方打过交道。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知道“英吉利”位于哪个地方。在天津，他初见英国军舰，大为震撼，但并未改变英国属于“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其呈上的大量奏折中，他用以形容英国最典型的词汇是“夷性犬羊”这样的蔑称，活脱脱地显露了琦善只不过是一个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清朝官员，又怎么能对英国的主义与理想有向往之情，成为卖国贼呢？
世界地图像
最后，时代的思想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国绝无谄媚低微、却仍不失傲慢地举止，无论鸦片战争的胜败与否，他一直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呢？又怎么会贪图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何处地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呢？种种迹象都向人们表面，琦善并没有卖国的动机，也就不能有“卖国贼”一说。
琦善与义律谈判图像
辨明琦善没有卖国动机之后，还需要一一分析琦善的卖国罪名，在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琦善被指控的罪名大约有以下四条：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以上罪名是否属实呢？
中国大臣与洋人画像
首先看第一项，关于禁烟弛禁的主张，酝酿于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一些见鸦片屡禁不止的官僚士子，为遏制白银外流，企图以合法进口征税、内地种植替代的方法，对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上奏试探，未果。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除此两起外，在清官方文书中找不到其他主张弛禁的言论，可见持此论者，只是少数忧虑时政的官员，并未形成清王朝内部的所谓“弛禁派”。
焚烧鸦片像
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鸦片，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琦善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色的表现，虽然这不足以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单人焚毁鸦片像
再看第二项罪名，关于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实际上，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自然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若称之为势如水火、互不相容的政敌，也全然不能成立。据《林则徐日记》中载，两人的交情始于1825年6月，是时，林以丁在籍的前江苏按察使的身份监督江苏高家堰河工。琦善以山东巡抚的身份前来巡视。未久，琦善迁任两江总督，陶澍调江苏巡抚，为南漕海运，命林则徐总其事。林以病辞归，琦为之代奏。此后，各官一方，并未同事。
林则徐画像
又据《林则徐日记》载，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1837年3月，林则徐迁湖广总督离京赴任，琦善派遣了一位低级将领迎于直隶与顺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行至省城保定，琦又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在公所寒暄之后，琦即赴林寓所“长谈”。尔后，林又回拜，两人谈至傍晚。次日，林则徐离开保定，琦善因值丁祭，没有过来。迎来送往，自是官场风气，但两次长谈，似又属私谊。第二次在1838年12月，林则徐奉旨进京，行至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适遇琦善由京返回，两人谈至傍晚。
从上述两则记载可以看出，林则徐和琦善非但没有水火不容，反而是官场上迎来送往的好伙伴。至于一些研究者用林则徐曾越俎代庖顶替琦善治水，来作为两人结怨的证据，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也用史实推证分析，其说法并不可靠。综上，琦善并无在官场上必须打击林则徐的必要，两人结怨一说没有史实依据。
林则徐与琦善画像
至于指控琦善的第三项罪名，即他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这里着重讲述一下他拒绝虎门增兵的问题。据琦善奏折称，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于通过“开导”解决中英争端。12月26日，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门。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调拨火炮等情事。称琦善拒不派援，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天培像
最后看一下第四项罪名，关于私许香港，这是道光帝革查琦善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琦善被称为卖国贼的最重要原因。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的强劲攻势面前，趋于软弱，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
义律像
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1月18日，琦善照会义律，对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予以回复。而义律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四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擅占香港。1月28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清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驻守该岛的清军撤回。英方的这些行动，说明了殖民主义者的强横。
近人的研究也证明，琦善并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定。综上所述，可以确认，琦善实有允英人“寄居”香港的意思，但没有“割让”的举动，英人占据香港属于蛮横无理的行动；而且就算有，也不是“私许”，有请旨的奏折。
核准历史事实，有关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即被视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琦善的头上。
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
二、琦善“卖国说”形成原因：时代与人为因素居多
既然琦善并无“卖国”之罪名，那么为何把琦善说成是“卖国贼”呢？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说法的存在又有何利弊呢？下面，我们分五点来进行阐述：
首先，把琦善说成“卖国贼”的理论有利于道光帝，琦善只是道光皇帝妥协政策的执行者，是封建皇权的替罪羊。清朝封建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皇帝和大臣的关系类似于主子和奴才，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臣子只是皇帝命令的执行者。所以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人，出于思想的自觉，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向皇帝，于是琦善这个执行者就成了替罪羊。
道光皇帝像
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来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出错的。可以想象，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若道光帝没有罢免林则徐，而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一败涂地，林则徐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总之，为了圣上的英明，琦善“卖国贼”的帽子是戴定了。
其二，琦善是封建忠奸善恶理论的牺牲者，为中国的旧体制承担责任。这一说法在文章的开头也已经提过，在中国古代社会，似乎很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奸臣欺瞒君主、陷害忠良、结党营私等被视为国运衰颓的根源。茅海建先生称之为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这种理论和模式，具有劝善惩恶的功能，又有掩护昏君昏聩无能的作用，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意解释的历史现象。
《忠奸抗衡》书影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战争中，英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清朝使出剿灭、安抚的手段全都无济于事，最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道路。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败在区区小国的手下，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也不能解释的事实。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影响深远，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从中英双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对比中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国人有着不服输、不认输的心态，又不肯从他们笃信的天朝体制与圣明天子中寻找原因，自然诉诸于往常使用的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
忠奸理论所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要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需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需进行改革。
于是，在人们不愿意触及中国传统体制根本的情况下，让以琦善为代表的“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保全了中国传统制度的地位，做了中国旧道统的替罪羊。琦善背上骂名的原因之一在于：天朝思维坚持旧路，被打败也不服输。
其三，琦善是主张妥协的代表者，是民族危机加深警示世人的活靶子。其实，琦善背上“卖国贼”帽子也有时代的因素。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终止，接连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直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更是欲灭亡中国。在这样一个空前危难的历史时期，为警示世人，对历史上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赞颂，“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被大量运用于历史和宣传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后来的“卖国贼”。
琦善的角色变化，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多社会功能中的其中一项，但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因个人的情感、主义而无意识地将有利于自身诉求的部分放大。借由琦善“卖国”来影射当时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于是，琦善只能担起了这个骂名，无可奈何地做了时代的炮灰。
其四，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从人物的褒贬出发，即批判琦善等人的卖国更容易解释鸦片战争的失败。纪传体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通过记叙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与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前者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后者似更注重人物的褒贬，对策又似明快简单。
《史记》的纪传体体例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多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人们更愿意相信是琦善这样的奸臣误国，也不愿承认天朝体制的缺陷，归根结底，是天朝思维坚持旧路，被打败也不服输这种思维渗透在了历史学的研究里。
“天朝上国”思想漫画
其五，琦善被扣上恶意的帽子也有其自身的一定原因在，琦善是有一定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但无法摆脱传统的旧官僚。从琦善自身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恶意卖国的动机和行为。琦善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策略达到驱逐外夷的目的，妥协虽是一种屈辱，但至少是能减轻损失，将来未必不能再次恢复天朝的荣光。琦善本人的确已意识到中国面临危机，但这种认识受时代背景和个人才智的局限未能转化为有效的解决措施。琦善虽能嗅到新时代来临的气息，但是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导致其视野的广阔性受到限制。
就爱国热情而言，琦善并不输于林则徐或当时的其他爱国士大夫及官员，在他的奏折、言行中，也时时体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离初
衷相距甚远。琦善反对开战，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夷的力量，他看到了中英军事差距太大几乎无战胜的可能。难能可贵的是，琦善在战时一改清朝官场普遍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痼疾，向皇帝报告当时真实的军事实力对比。
琦善选择了一条办实事的路，从实际出发不惜违抗上意。抗旨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且认为妥协会成功，并因而会减少清王朝的损失。琦善审察形势，权衡利害，知道中国无法战胜故致力于外交。同时，在明知军力不敌的情况下，琦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中国的利益。
清朝奏折
琦善的种种优点，也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个臣子的“优点”，他逃不脱自身的局限——他终究只是个封闭落后帝国的官僚。琦善只是传统封闭的中国一个无知傲慢的官僚，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使用旧官僚外交的技巧却弄巧成拙——用官场狡狯手段糊弄洋人却最终自食恶果，有旧官僚的务实却没有远见，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主动反思，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出任何有益的事。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噩难，是不值得推崇的。
《天朝的崩溃》书影
综上所述，琦善被扣上“卖国贼”帽子固然有其自身妥协选择的原因，但更多是时代和人为因素使然的结果。俗话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琦善被扣上“卖国贼”帽子这件事情启发我们看待人物和事件一定要摆脱傲慢的态度、自以为是的理想，用客观公正的思维去评述历史真相。你对琦善被扣上“卖国贼”帽子一事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欢迎在下方留言，留下你的想法与观点同作者交流讨论。
参考文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