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了，这家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至今值得我们借鉴

据《北京档案》 作者：肖瑞宁

近年来，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投入到社会公益慈善之中。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个团体长期坚持社会慈善事业，在社会动荡的年代为百姓提供一定的帮助，它就是“北京临时窝窝头会”。

这样一个活跃在清末、民国年间，从成立到发展成为民间较有影响的慈善救济组织的民间慈善团体，他们究竟是成立于何时，又是如何进行社会慈善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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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窝头会”成立于何时？

查阅学界相关研究，对于临时窝窝头会成立的时间，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周明泰在《记北京窝窝头会义务戏的由来》中记载“窝窝头会义务戏”的来历始于1920年岁末的义务戏。

杨原在《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由姜妙香、朱桂芳、许德义、侯喜瑞等十数人成立了梨园工会，在1925年于第一舞台组织上演了两场义务戏，此后‘每年残腊，举行一次，各角热心，无殊往昔’，从而认为其成立时间为1925年。

《徐兰源操琴生活》一书则写道“关于临时窝窝头会，就是每年临近春节时，名演员集中唱两天戏，将收入的钱作为救济贫病老残和生活困苦的人，使他们能顺利度过春节，因名为临时窝窝头会，这个会的发起大约是在1926年。”

经查相关档案史料，在1920年代初的《顺天时报》上就已经有大量关于窝窝头会的记载：

1921年初的《申报》上有一篇名为《纪北京窝窝头会》的长篇文章记载：“该会之由来最初发起人为陈启元。陈，北京慈善家也，悯贫民之无告，因于年末寒风凛冽冰雪载途之时，自斥私财若干，并约同志劝募若干，专购杂和面蒸成窝窝头，散给极贫之民。普通一人一日得窝窝头四五枚，即可以敷衍生活。价较贱，益较溥，而施放之手续又较简单，一年行之而效，于是每年冬季辄赓续行之。初则同志仅三四人，继乃渐扩而增多。其始仅由私人蒸放者，迨区域广、食品多，乃托由内外城警署代办。”这篇报道对窝窝头会的工作进行了介绍。证明在1921年计已经有成规模的窝窝头会进行活动。

1921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道，尽管“近则最初发起斯会之陈氏已作古人”，但遇到北方大灾，难民来集于京师内外城者，至众无衣无食的情况，陈氏同人多次提议，推选钱能训、江朝宗、陆定三人继续主持窝窝头会，使“本年会务不至因陈氏之亡而中断。三君亦慨然允之。”

1921年11月26日的《顺天时报》也有报道称窝窝头会“原为程君启元发起剙办以来，迄今数载”。

可见，在1919年临时窝窝头会创始人陈氏去世前，该会已经具备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救济模式，并且因其程序完备，账目清晰，社会民众对其颇有好感。因此，笔者认为该会应该成立于民国初年，至迟不晚于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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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窝窝头会”？

陈启沅等作为窝窝头会发起人，在每年冬季会向社会募捐款项，购买玉米面，再通过一定渠道分发给穷苦人民，使其能够平安过年。但由于资金有限而穷人太多，所以平均到每个人上比较有限，只够做几顿窝窝头，因此起名为“窝窝头会”。为此梁实秋曾调侃“仁者用心，有足多者。但是嗟来之食，人所难堪。如果窝窝头会能够改个名称，别在穷人面前提起窝头，岂不更妙？”但不论如何，窝窝头会通过募捐及组织义务戏的方式为穷人送去一些生活保障，对于北京的贫民而言，还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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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窝头会”与“义务戏”

长期以来，临时窝窝头会被认为是北京京剧界同行同业的慈善组织，概因在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窝窝头会组织的义务戏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窝窝头会成立初期，主要靠社会各界的捐款，对灾民、贫民进行救济。但随着灾民的增多，仅凭原有募款手段难以为继。因此，窝窝头会于1920年冬决定筹办义务戏以筹资进行救济活动。由于窝窝头会与京剧界、艺术界的联系密切，因而得到许多艺人的大力支持，许多名家名角的倾情献唱，吸引了大量观众，达到极好的募捐效果。

据当时报刊评论：“今年隆冬，窝窝头会屡次开会，极力救贫，演剧一再，以谋筹款，实为都人士所感佩。”

可见窝窝头会组织的义务戏达到了非常成功的效果。但也正是由于“义务戏”的广泛影响，使得后人只记得窝窝头会是京剧界艺人的慈善组织，而忘记窝窝头会面向北京全体穷人大众的本质。事实上，临时窝窝头会是面向北京全部穷苦人民的民间慈善组织，京剧义务戏仅仅只是其筹款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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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窝头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1935年《北洋画报》“戏剧专刊”（第295期）中报道了北平窝窝头会之盛况
一个由民间人士创办的慈善组织为何能在民国北京的舞台上有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与临时窝窝头会公正透明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很大关系。

首先，窝窝头会募款的能力比较强，且对善款的分配相对公平。一般而言，窝窝头会在募捐到善款后，会预定一定数量的玉米面，然后委托商社代为赈济。在大规模赈济时，还会借助警察署以维持秩序。因此，广大受惠群众通常会通过商社表达对窝窝头会的谢意，这方面的报道在当时也屡见报端。

1921年1月7日的《顺天时报》记载：“临时窝窝头会本年募得之捐款，现已购定玉米面数万斤，该会除将该面按照各区贫寒户口多寡之配送，交各区代为散给外，并以五百斤玉米面委托本社赈济贫民。本社除将该面分别惠与呼饥之贫民外，并代贫民致谢该会之善忱。”

其次，窝窝头会的受众群体面广，无民族区别。辛亥革命后清廷覆灭，许多旗人也因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且当时社会上对满族人也普遍有着偏见，因此他们的生活极为困难。对于社会上的偏见，窝窝头会选择摒弃这类观念，他们所筹资金许多都用在北京旗人群体上。1923年，窝窝头会考虑到旗人困苦贫民尤多，甚至还加大了对各旗营的发放力度。

据1923年1月24日的《顺天时报》记载：“前拨与二十区署玉米面三十余万斤曾志本报，该会因旗籍困苦贫民尤为众多，故又发给两万余米面，一万斤内火八旗小米六十四石、玉米面五千六百斤，由各旗营总分配，并由管理内火营器事务奎仲元赴各旗监同散放。”

此外，窝窝头会的成功也与其宣传方式密切相关。在1920年决定通过开办义务戏筹款时，窝窝头会便提前发出通知，广为延请京剧名角。因此，尽管义务戏的门票价格远高于一般演出，但人们仍争相购买，座无虚席。之后，窝窝头会每次举行募捐之前，也都会在报刊上登出新闻，使募捐消息广为人知。在募捐结束之后，还会将几乎全部的捐款人以及钱款数目公开以示感谢，接受公众的监督。并且每次演出结束之后，窝窝头还会邀请观众在报纸上刊发观戏感受，进行及时反馈，久而久之其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

随着窝窝头会影响力逐渐变大，他们也得到了北京诸多政府机构、官员、商人和重要人物的支持。曹仲珊、吴佩孚、汤芗铭、鲍贵卿等文武官员多次捐款；末代皇后婉容曾在1923年冬捐给窝窝头会600元大洋；蕴珍斋、文珍斋、欣誉斋等文化古玩商店也都是捐款常客。《申报》《民国日报》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也屡次报道，这个最初由于少数人的善念而创办的慈善团体会的声名实际上已经超出北京。

除其自身原因外，窝窝头会的成功与当时社会环境也密不可分。据统计，自1912年至1937年的26年间，灾害总数达77次之多，频繁的灾害即催生了社会救济事业。1912年民国初立，一切事物尚待整理，政府部门在慈善事业上也并未发挥太大作用，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才设立社会局对社会救济进行管理。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城市出现大量的灾民、贫民；而另一方面，政府未能及时履行职能，使得民间慈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缺位。再加上窝窝头会较为公正和透明的运作模式及各方人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其能够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窝窝头会成立于民初，盛行于民国，在历史舞台上做了精彩的“演出”，一直到1951年才最终谢幕。根据相关人士回忆，“（1951年底）梨园行的‘窝窝头会’举办“义务戏”的善行，自京剧形成之日起被一直沿袭下来。后来听说，梅先生（按：梅兰芳）提出在有演出的当日，除几位主角外，完成规定演出后照样开戏份，别让人家跟着咱们尽义务。这一集体义举，在北京京剧界可能是最后一次，倒不是没人参加而停办，而是由有关部门将这一公益活动纳入政府工作之中了。”

作为民间自发的慈善团体，窝窝头会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出于崇高的目的，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于此，不计回报。他们善于利用媒介进行宣传，得到了各界人士（尤其是京剧界）的支持。在善举实施过程中，也非常注重细节，无论是对于受助人还是捐款人，都尽力做到公开、公正与透明，保证了善举的有序进行。既为贫苦民众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继续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也为捐款人给给予了充分尊重，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慈善事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