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社会的官场当中，“权力观念”渗透到每一寸毛细血管，人与人之间或竞争或合作，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就晚清官场而言，握有大权的淮系势力自洋务运动开始，便一直牢牢掌控着自中央至地方的权力，但在甲午一战中毁于一旦，而新任“权臣”是深受慈禧重用的荣禄，那么，失势的李鸿章与得势的荣禄之间，权力是如何更替的？
一直以来，古代官员不但要讲究身前事，也十分看重身后名，尤其是逝世之后的“谥号”。有意思的是，先后掌握大清核心权力的李鸿章与荣禄，在去世后都追谥为“文忠”。
荣禄
在甲午战前，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诞生的湘军、淮军集团权势正盛，无论是淮系李鸿章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有大清“第一大臣”的风范，还是湘系刘坤一、左宗棠，都身居地方督抚，可以说淮军势力遍布朝野。富贵数百年的满清贵族，到了此时虽然依旧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却远远无法与汉人大臣相抗衡。
荣禄出身满族贵族，依靠家族进入官场，虽在官场上顺风顺水，但他既无军队撑腰，又无外派经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皇室服务，所以说，无论在能力还是胆识智慧与人脉方面，都远不及李鸿章。
二人在官场上的来往，也仅限于正常的公务往来，并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如在1877年，直隶省发生灾荒，时任步军统领荣禄负责办理京城赈灾，而李鸿章则负责从直隶以外购买粮食运送直隶。就是在这一次行动中，言官张观淮弹劾李鸿章，并要求荣禄领导的步军衙门进行调查，为此李鸿章特意向荣禄发出信函，解释购买粮食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经过双方的沟通，矛盾得以化解。像这样的公事往来还有很多，这些只能说明，荣李二人在战前的关系仅限于工作。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权势一落千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也被罢免，可以说在京城处于赋闲养老的状态。但荣禄却在这场官场大洗牌中获得惊天的机遇，1894年农历十月，荣禄奉旨担任军机大臣，一年之后升任兵部尚书，自此正式踏入中央核心官员行列。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虽然没有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但在军事方面却开始训练新军，这就是日后权臣袁世凯崛起的关键事件“小站练兵”。尽管荣禄并不复责具体的练兵事宜，但却以督办军务处的身份参与朝廷核心要事的商讨，这在当时除满清核心贵族成员之外，只有官场新秀荣禄可以参加，李鸿章则被彻底地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896年4月，荣禄以兵部尚书身份加封大学士头衔，这在官场已经是极高的位置了，李鸿章的黯然退出与荣禄的快速崛起，不但令后人十分感慨，就连另一位朝廷重臣翁同龢也十分惊讶，他说这都是“异数”。
退居二线的李鸿章并没有完全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甲午战后，日本攫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大清因俄国联合法、德二国干涉日本还辽，而对俄国抱有好感，所以李鸿章出使俄国签订合作条约，并利用对俄外交事宜再度获得朝廷对他的信任。回国之后，李鸿章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也算是再度获得了参与中枢事务的权力。
自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诸多改写历史的大事接连发生，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各方矛盾更是达到顶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荣禄与李鸿章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来往机会。
1897年，由于李鸿章的亲俄背景，使得俄国强占大连之后清廷出现了一场反李风波，在官场清洗当中，李鸿章再次失去总理衙门大臣职务，而荣禄则升任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至此荣禄完全成了李鸿章权力
尽管二人此时在权势上有较大的差别，但在许多方面存有共识。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执意对“戊戌六君子”处以死刑，对维新人士秋后算账，但李鸿章与荣禄都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不赞同慈禧在杀害六君子之后继续大肆牵连维新人士，为此不惜触犯慈禧的霉头，为张荫恒等“新党”求情。
1900年，李鸿章被外派出京，担任两广总督。随后不久便发生了己亥建储事件，光绪帝被废黜的消息传得人尽皆知。但有意思的是，在李鸿章离京之前，荣李二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会面内容正是与立储事件有关。在这次会面当中，李鸿章给荣禄提出一个折中建议，让荣禄向慈禧提出“建储”的建议，而这似进实退的计谋可以有效地缓解光绪帝被废黜的风险，就这一点来说，荣禄与李鸿章在庚子之前完成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合作。
荣禄与李鸿章本是没有什么私人来往的官场同僚，但就在甲午战败后，权势大为减弱的李鸿章与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荣禄却开始在官场上进行合作，无论是戊戌政变之后的稳定局面，还是庚子之前阻止慈禧废帝，都表明荣禄与李鸿章之间存在的默契。
汤志钧：《徐致靖与戊戌变法－－读<戊戌变法侧记>》，《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
马忠文：《甲午至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李鸿章》，《聊城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