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死于革命风暴的一品好官

作者：金满楼

辛亥年即将结束时，两颗浸在煤油桶里的头颅在一路传示之后，被送到了武昌。死者并非他人，正是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及他的小弟端锦。

端方死于1911年11月28日，尽管一天都没有真正上任过，但从名义上来说，他当时还是署理四川总督。“保路运动”爆发后，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自己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自己的亲弟弟端锦也连带做了无头之鬼。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祖父文雅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端方幼年时被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嗣子，桂清曾是同治皇帝的帝师，并先后做过内务府大臣、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等职，名声颇佳。尽管出生于这样一个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却是科举正途出身（21岁中举），而且其出仕之时，其生父母相继去世（嗣父桂清去世更早），按例只能在家居丧守制，直到1889年，28岁的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因其工作勤勉，仕途也还算顺利。1898年3月，在翁同龢与刚毅的保荐之下，端方第一次被光绪召见，由此获得了年轻皇帝的青睐。

戊戌变法中，朝廷下诏筹办农工商总局，端方被任命为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被顽固派视为变法中坚的端方在革职后处境险恶，据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又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三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推进新式教育是端方出任地方的最大亮点，其他新政措施如办理警政﹑编练新军等也可圈可点。其中，“端方新政”还创下了十几项国内第一：最早设立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最早建立省立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最早提倡全民植树、最早引进肉类卫生检疫、最早建立市民公园、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等等。最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了女子公费留学之先例，这在当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

端方在湖北、江苏、湖南任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1905年清廷决定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时，端方也列名其中。在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鼓励。慈禧太后问端方：“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考察宪政回国后，端方等五大臣连上数道奏折请求实行立宪。据说，端方为了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回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中间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当时的《中外时报》报道，端方怕这新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因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所幸端方当时正在隔壁会客，这才逃过一劫。

在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端方圆满完成了宪政考察任务，随后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1908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其新任伊始便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而端方则在两江总督任上干了三年后，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

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在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是驾轻就熟的，但在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此事便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是李鸿章在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亵渎之罪，实属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是为了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因为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又是挟夹私怨，因为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恐怕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只好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被赶下来了。

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还是因为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在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从高位上跌落的端方一度陷入了沉默，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爱好之上。清末官场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有学有术”虽是过誉，但端方一生嗜好金石书画﹐成就颇为不凡，称他为金石学家，也无不当之处。端方曾是毛公鼎的收藏者，其搜集的青铜器﹑石刻﹑玺印等均属文物价值较高的藏品。后来，在其幕僚的帮助下，端方著有《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匋斋藏印》五书，对文物界及收藏界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年半后，端方的低调生活被席卷鄂、湘、粤、川四省的铁路风潮所打断，清廷命其以侍郎衔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此被卷入了这场夺命的运动。在南下路过彰德之时，端方特意下车拜访已经赋闲三年的袁世凯。早在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端、袁两人便一直是坚定的盟友，志趣颇为相投。这一次，端方不但与袁世凯交流了当前时局的看法，而且还说定了两门亲事，一是端方之女嫁给袁世凯五子袁克权，二是袁世凯次女许给端方之侄。

对于端方的复出，袁世凯在祝贺之余，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他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特意告诫说：“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经营”，意在提醒端方稳打稳扎，切不可操切行事。端方原本是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而且他曾任过湖北、湖南两省的巡抚，因而两湖的保路风潮在其调和之下未见大患，但四川就完全不同了，端方在那里毫无人脉，事事均得依仗川省总督，而四川的前后两任总督，王人文处事过软而赵尔丰手段太硬，最终酿发巨祸，端方亦是徒呼奈何。

“成都血案”发生后，清廷命端方带兵入川，平息风潮，而端方随后参劾前后两任川督王人文、赵尔丰“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导致两人均交内阁议处。赵尔丰并不欢迎端方这位钦差大臣，他为了尽快平息风潮以求自保，随后便放出了蒲殿俊、罗纶等人，但事态非但未能好转，反而进一步走向失控。

在朝廷的严令之下，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一部从汉阳前往宜昌，随后从宜昌坐兵轮驰往重庆，最后沿旱路前往成都。入川后，端方为平息民愤，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端方的和平姿态在最初的一个阶段颇具效果，但当他率兵前往成都的途中，武昌起义爆发，形势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后，前方目的地成都此时已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的重庆也被革命党所占据，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据一位名叫陈文彬的士兵回忆说，他在随同端方进军成都时，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但在“种族革命”的风潮之下，悲剧还是发生了。随同端方入川的湖北新军听说武昌起义后，思乡心切，军心动摇，在军中少数革命党的鼓动之下，端方及其弟端锦最终被杀。端方被杀的原因及具体情形有多个版本，但大体上来说，主要是因为军中“排满”之说所引发。据各版本的归纳，在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的士兵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最后行馆中只剩下端方两兄弟。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之下，来向端方寻杀。端方说，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说，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端方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最后，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被割下来放在煤油桶里，一路传示后送往武昌。

历史教授张海林在其专著《端方与清末新政》中认为，端方被杀的原因除了排满风潮之外，还可能与士兵索饷未得有关。另外，端方企图在资州静观其变，军中的革命党担心自己失去“反正英雄”的政治资本，而只想回鄂的官兵担心回去后无法洗脱入川镇压的干系，于是在“争功”及“自明心迹”的心态下聚合起来，最终以“种族革命”为号召，用小队突袭的方式杀死端方兄弟，其将受害者首领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端方兄弟的首级被送到武昌后，黎元洪念及旧情，将人头暂存于武昌宝通寺。亲家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派人从四川取回端氏兄弟尸身，随后又将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最后葬在了洪山。

杀死两个满人、而且还是两个高官，这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自然是值得喝彩的“正义之举”，但揭开革命暴力的华丽外衣，此等残杀事件背后的动机却很难经得起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考验，譬如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莫理逊在得知端方被杀后就颇为不平，他在写给报社的报告中称：“……被叛兵杀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众。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端方死后一年，曾为端方门下幕僚的左全孝写了一篇祭文为之鸣不平，文中不乏愤激的说：“瑞徵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徵，受祸且烈于尔丰。新旧满汉之心不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危亡之势，伋伋内讧，公盛意调和，苦心化融，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网罗才俊，教普儿童，而旧家疑其仁，新进疑其忠，雷鸣瓦釜，毁弃黄钟！呜呼哀哉，有知无知，吾愿问之化工！……”

左全孝写这篇祭文的时候，清廷已垮，所撰之文，既无功利可言，倒也能看出左氏之真实心声。同为门下幕僚的刘师培，这位被革命抛弃的“叛徒”，其在端方入川途中不离不弃，直至端方被杀后才避祸远遁，倘若端方无此人格魅力，似难想象。

刘师培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另一位大师王国维也在同年写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他要纪念的人，也是端方。在诗中，王国维描述了端方的死难经过：“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端方曾任湖北巡抚，其所带的湖北新军也可算是他的“旧部”，这些人早上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但晚上的时候端方就变成了他们所诟骂的“索虏”。王国维仅在端方所设立的江苏师范学堂中任过职，他与这位前两江总督并无直接关系，但其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感慨。

才堪大用，奈何命丧黄泉路。刘师培与王国维都是传统时代下文化的坚守者，他们纪念端方并不奇怪，但他们所留恋的传统及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附：辛亥革命中被杀的高官远不止端方一人，据统计，革命中被杀或自杀的督抚大员共4人，即：闽浙总督松寿（满人，自杀）、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旗，被杀）、江西巡抚冯汝骙（汉族，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汉族，被杀）；被杀或自杀的将军4人，即西安将军文瑞、伊犁将军志锐、广州将军凤山、福州将军朴寿；其他被杀或自杀的高级武将共计11人，其中包括黄忠浩（汉族，提督）、良弼（满族，都统）、载穆（满族，都统）、谢宝胜（汉族，总兵）、王有宏（汉族，总兵）、何师程（汉族，总兵）、张嘉钰（汉族，总兵）、谭振德（汉族，协都统）、恒龄（满族，副都统）、锺麟同（汉族，统制）、刘锡祺（汉族，协都统）；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提法使（张毅，汉族）自杀，一名布政使（祖世增，汉军）被杀；另外，至少有31名实任知县或知州在这场风暴中被杀或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