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的绝地反击：“甘凉十一州归唐大起义”!

作者：沧海笑

一、据两关，列四郡，马蹄踏处，即为汉土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历经艰险，历十三年出使西域归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没有达到最初的战略目的（联合月氏夹击匈奴），但通过张骞的报告，汉帝国对陇西郡以西的河西走廊、青藏、西域等地有了直观认识和详尽的地理人文资料。至此，进军河西被提上日程。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霍去病轻装简从，率领轻骑千里奔袭、长驱直入，短短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紧接着翻越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决战于皋兰山下，阵斩匈奴军近万人，同时俘获匈奴高级贵族数十人、金银牛羊无算，凯旋而还。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今甘肃庆阳），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深入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间的黑河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霍去病共俘获匈奴高级贵族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4万余人，全部占领河西走廊。

大汉占领河西走廊，无异于敲响了匈奴人的丧钟，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从公元前121年开始，武帝开始在河西地区大量移民屯垦戍边、建立军事设施，同时开始行政建设，先后设立酒泉郡（后称肃州）、张掖郡（后称甘州,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以通西域”）、敦煌郡（敦，大也。煌，盛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后称沙州）、武威郡（后称凉州，意在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四郡，以及玉门关、阳关两座雄关，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列四郡，据两关”。至此，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甘肃酒泉霍去病雕塑，该市因霍去病将御酒倒入泉水中与将士同饮得名）

看两汉至隋唐时期中国版图就会发现，河西走廊在那时的版图上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是内陆，另一头则连接着广大西域地区。从地理上而言，河西走廊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隔绝开来，只要河西走廊在中原王朝手中，就能阻止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青藏高原上的羌人吐蕃人进行联合，故今天甘肃省那狭长的身形，其原因便在于此。同时，河西走廊地区更是沟通西域的关键通道，历代王朝要挺进西域，必须首先控制河西走廊，屯粮练兵，以此为基地，方能进军西域。两汉之李广利、窦固，三国之曹真，唐之侯君集，清末之左宗棠，当代之彭德怀、王震等，概莫如此。

唐太宗年间，随着东突厥、吐谷浑等宿敌或被消灭、或暂时臣服，大唐终于将目光转向了西域之地。以河西为根据地，唐军大力发展屯田，将河西打造为经营西域、威慑吐蕃、挺进蒙古高原的前进基地。那时的河西，和今日经济落后、生态恶化的形象有着鲜明的差别。汉代时河西便以畜牧富裕而闻名于天下。后又经过隋唐王朝多年的大力发展，成为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要知通商驿站之处均是繁华之地，资治通鉴中记载在唐玄宗时期“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可见河西一带之富裕（注：陇右河西一般情况下并称）。

凭借着冠绝寰宇的综合国力，在初唐至盛唐上百年鏖战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河西陇右军中涌现出了无数忠烈豪杰，贺拔延嗣、萧嵩、安思顺、夫蒙灵察、王忠嗣、哥舒翰…… 在这些热血男儿的带领下，唐军战士挥舞着陌刀、带着强弩、伴随着无畏的铁骑，不断开疆拓土，让大唐的威名传遍了世界。

（唐朝疆域最大时的版图，由日本出版）

二、祁连山下，河西之廊，大唐孤忠，万世遗芳

开元盛世，四面边疆有强军，西域无数都护府，正是大唐帝国强盛的顶点。但是此后大唐内部剧烈变化，天宝十年左右边疆战事大多失利、损失惨重；同时唐玄宗年老力衰、雄主暮政，朝中高层政治斗争不断，针对许多潜藏危机矛盾视而不见，大唐开始由高峰逐步跌入低谷。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洛阳长安，唐玄宗怆惶出逃，南下成都。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最终，这些原本应该守卫国土桑梓、对外开疆拓土的铁血战士，走上了内战战场，与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口音但拥有相同血脉文明的同胞拔刀相向，十余年间将帝国核心区彻底打烂。

河西、陇右主力精锐全部内调平叛，唐朝宿敌吐蕃趁虚而入，据载：“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掠劫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史称“河湟之耻”。

在这混乱无助的日子里，大唐军民只能各自为战，最终被各个击破。784年，被重兵包围十一年之久沙州（今敦煌）弹尽粮绝，刺史阎朝无奈之下，面东痛哭，作为大唐的孤臣，他的职责和忠心在这十一年的惨无人道的困守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了这一城百姓的存活，他再也不能坚持了，开城投降。

诗人张籍的《横吹曲辞·陇头》描写了凉州（甘肃武威）陷落时的惨状：“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不禁感慨：“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

安史之乱后，沦陷区的大唐遗民们没有等来拯救他们的王师，安史之乱可以说彻底打断了帝国上层精英们的脊梁骨，公元783年，唐与吐蕃签订《唐蕃清水盟约》。“大唐”竟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无耻的承认吐蕃所占领唐朝的州县为吐蕃领土，并表示坚守盟约。白居易得知此事，愤然写下《西凉伎》，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爱国诗人杜牧也写下了《河湟》一诗：“元载相公曾借著，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对当权者的昏庸无能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既然王师靠不住，那么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弃民们只有依靠自己了，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忍受着吐蕃残忍的以去汉化为中心的奴隶制统治，慢慢积蓄着力量。终于在沙州沦陷后的第六十七年，在张议潮的领导下，大唐遗民发出了自己的怒吼。

那是大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十月的一天，沙州城中的吐蕃守将发现城中汉人突然增多，但是愚钝的他却没有深究，只等着关闭城门回营歇息。到了夜晚，沙洲城内静谧的星空下涌动着不安。

第二天天边正泛起鱼肚白，突然间一队身着明光重铠、手握锋利横刀的汉人士兵迅速集结突袭吐蕃军营，城中的汉人依稀想起这就是祖辈传说记忆中的王师形象。吐蕃军队被迅速击溃，吐蕃将领本欲突围，刚刚骑上他的青海骢，一支长箭便从黑暗中射来，被这一箭射穿的蕃将死前看得十分清楚，为首射箭的正是常与其把酒作乐的汉人首领张议潮，而到嘴边的“唐人反了”却已经喊不出来。沙州光复！

沙州光复后，张议潮立即派出十路使者向朝廷报捷求援，同时他也深知中央一时也难以发兵相助，便整顿兵甲，发展生产，做好独自应敌的准备。同时利用吐蕃内乱势穷的有利时机，在各大强敌中纵横捭阖，三年间率沙洲军接连收复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一州之地，河西走廊除凉州以外已尽数被收复，唐宣宗大喜，封张议潮为金吾卫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总管十一州军政。

这时唐廷也派军收复了陷于吐蕃多年的三州七关，一时河西、关陇遥相呼应，大唐声威大振。同时张议潮与吐蕃援军决战于沙州城下，以弱击强血战后大破之。获胜后的张议潮抓住吐蕃贵族，于众军前枭首，随后全军齐奏《大阵乐》，慷慨而归。正是：“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北宋沈括作）”。

沙州光复后的第十年，由于凉州还在吐蕃手中，河西和大唐还是相互隔绝。大中十二年（858年），归义军七千精锐直指凉州，吐蕃深知凉州之重，派重兵驻守。此战已无详细记载，只知归义军围城三年，方才攻下凉州，其中惨烈，可以想象。攻克凉州对大唐控制河西关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河西关陇重新连成一片，“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史称“大中之治”。

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河西光复后，张议潮一方面力抗吐蕃等敌人入侵，另一方开始着力恢复生产，经过不懈努力，河西地区又再度繁荣起来，有了盛唐时的气象。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留守京师为质的兄长张议潭去世。依唐制，大将在外，必有亲近留质京师，已近古稀之年的张议潮毅然将河西政务交由其侄张淮深，离开家乡向长安进发，用实际行动向中央政府表示了河西军民的忠诚。

张议潮到达长安之时，满朝文武叹颂，授以右神武统军，晋位司徒，享以厚遇。咸通十三年（872年），民族英雄张议潮在长安驾鹤西去，享年七十四岁。耗讯传至河西，万众悲念，四境齐哀。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张议潮离世后，随着大唐的不断衰败，归义军也在内斗和外部少数民族入侵中逐步衰亡。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元朝姑且不论），河西才再度回到中国怀抱，而此时的河西，早已不复唐时的富庶，已是偏远贫瘠之地。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唐的辉煌随着盛唐的崩溃已随风消逝，我们只能从那些不朽的诗篇中去感受那个梦幻般的时代：冲锋的铁骑、如林的陌刀、强劲的箭簇、无畏的铁血战士，还有民族遗失多年的大唐精神与民族自信。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安史之乱后大唐为什么没有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依据史实，总结了以下三点。

（一）政策的延续性与毫无节制的内斗

世上不存在所谓“万世之法”，改革实际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不断变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应对各种新的挑战，才能长盛不衰。安史之乱是唐朝积累矛盾的一个总爆发，所以叛乱平定后势必要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重新建构，唐朝也的确这样做了，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非常正确，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佳绩，但为什么没能重建盛唐？

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盛唐之后被史家公认的中兴就超过三次，远超其他朝代。但什么是“中兴”，中兴是大乱后的恢复。而大唐这么多“中兴”，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好比外面的箭杆锯了一次又一次，箭头却一直在肉里，最终恶化不治。

商鞅虽死，秦法犹存。商鞅死后，秦国接连六代君主、承前启后，将变法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才有了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的功业。

而盛唐后的大唐呢？且不论政策延续问题和外部环境。就中央内部而言，宫廷之中，宦官干政操控朝局；皇室内部父子相疑，政变和伦理惨剧此起彼伏，只有三个皇帝是正常登基为帝；朝堂之上，党争不断，最著名的“牛李党争”几乎贯穿整个中晚唐；政治毫无妥协精神而言，刘晏、杨炎、王叔文柳宗元等“二王八司马”……无数的精英被党争吞噬。最后政府的施政就成了“否决型”政治，只为反对而反对。

（二）进取、开放和自信精神的丧失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犹如被打断了脊梁骨，开始变得极端的多疑和保守。唐玄宗末期，宦官监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乃至控制军队竟然成了唐朝的基本制度，这反映出了什么？是皇帝或中央对于武将极端的猜疑、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的下降、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君臣之间一种信任的缺失。

安史之乱平定后，那时的中央手握精锐军队，还有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晟、李泌等一大批极其优秀同时又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可是结果呢？李光弼、仆固怀恩被逼反；李泌归隐山林；郭子仪被解除兵权闲置；最后竟然因为朝廷和军队的尖锐矛盾导致长安缺乏防御，吐蕃趁机攻占长安。

后来的宋朝虽然经济实力远超唐朝，对外战争如果单单从数据上狭隘地比较其战争失败率、损失率还远低于唐朝，可为什么宋被讥讽为“弱宋”，而大唐却是盛唐呢？就是因为唐人身上那种不服输、不抛弃、不放弃、执着自信的精神。正是这样，唐太宗才能在极其弱小的情况下攻灭东突厥，生擒敌酋，一血渭水之耻；王玄策才能单枪匹马横扫印度，上演一人灭一国的传奇；而隋唐四代帝王，折兵百万，激战七十余年，也要灭了中华宿敌高句丽……这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盛唐。

（三）爱民

历经了隋末乱世的唐太宗统治集团，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中国历史上将孟子“民本”思想践行最好的时期就是初唐。无论其阶级立场如何，但唐朝统治者知道，有了百姓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士卒、徭役，百姓才是一切丰功伟绩的基础。

但在安史之乱中，潼关被破，唐玄宗竟然没有坚守长安，而是抛弃了长安百万军民和李氏的荣耀，如丧家之犬般悄悄溜出长安城，逃往巴蜀；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唐代宗父子二人分别借兵于回鹘，而筹码就是东都洛阳为中心二百华里范围内的百姓、财富任凭回鹘烧杀掳掠，就这样短短5年内洛阳百姓被“圣君”请回来的外族人蹂躏两次。（均为史实）

到了中唐及晚唐，杜甫的“三吏三别”、柳宗元的《扑蛇者说》、白居易的《卖炭翁》，每位读者都很熟悉，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苛政猛于虎！

最后，以晚唐杜牧《阿房宫赋》中一段文字结束本文：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