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辛亥山东独立

孙宝琦是末代山东巡抚，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和复辟的重要当事人。武昌起义后，山东省内的同盟会和立宪派人士纷纷要求脱离清朝统治。孙宝琦既要面对省内的独立呼声，又要面对南方已独立省份和北方清廷（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双重压力。前景不明的复杂形势使孙宝琦难以从容应对，只能被动地顺应时局变化。在动荡的时刻，孙宝琦的从众心理（conformist mentality）通过他符号化的身份——山东巡抚和短暂的山东都督，对山东独立运动的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由此构成了他本人政治心态的纠结，摇摆不定与“骑墙派”是人们对于此时孙宝琦形象的基本评价。这种评价并非细致分析的结果，而是服从意识形态宣传的脸谱化认识。目前，关于孙宝琦本人在山东独立中的作用的专文为数甚少，[1]其思想和行为是目前研究山东辛亥革命的一片有待拓展的空间。就确切意义而言，孙宝琦的政治心态是分析山东独立运动的曲折性的极佳视角。本文采用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方法，深入史料，不仅考察孙宝琦本人理性层面上对反清革命和当时形势的主观认识，而且还要观察其非理性层面上的被动和无奈，从而实现对山东独立运动的情景沟通。[2]

一、对清廷的忠诚与对革命者的恻隐——辛亥革命前孙宝琦的基本心态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宝琦经历中外，心态复杂，既对清廷怀有效忠之心，又期望实行君主立宪，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持有恻隐之情。

心态史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几乎预存着先入而既成的观念，他日后的思维和行动就由预存的观念所支配。以此，我们在孙宝琦的思维和行动上，同样不难发现既成观念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既成观念基本上是在孙宝琦本人的早年生活中形成的。

孙宝琦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经历都对他的这种心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治六年（1867），孙宝琦出生于浙江钱塘县，父亲孙诒经是咸丰十年（1860）进士，曾在浙东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入直南书房，后官至吏部右侍郎，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病故。不难看出，孙宝琦成长于一个典型的清朝官员家庭，他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很自然地接受了效忠清朝的观念，自己也很顺利地进入入仕的“绿色通道”和升迁的“高速公路”。不到19岁的孙宝琦取得二等荫生，并以荫生资格捐得直隶道员衔，其后在育才馆学习外语，不久以父荫任户部主事， 28岁候补直隶道员。如此快速而顺利的升迁，在当时官场上是十分少见的。这种人生际遇强化了孙宝琦对清廷的感恩之心。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孙宝琦的效忠之心更是得到了充分表达。北京沦陷后，孙宝琦随同帝后西逃。在西安行在，孙宝琦被任命为军机处官报局局长。辛丑和谈后，孙宝琦任驻德、法、奥等国使馆秘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孙宝琦升任驻德、法、西等国使臣。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宝琦回国担任顺天府尹，次年入直军机处。宣统元年（1909），42岁的孙宝琦在奕劻的协助下任山东巡抚。在20多年的仕清生涯中，孙宝琦的思想基本上被内化到这个走向衰败的王朝体制之中。

孙宝琦的效忠得到了清廷的接受和表彰。清末新政时期，满汉允许通婚，孙宝琦与奕劻结成儿女亲家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不仅表明清廷消泯满汉隔阂的姿态，也是对孙宝琦的忠诚的一种政治回报。

尽管孙宝琦对清朝高度忠诚，但他也清楚认识到清朝君主专制已经日薄西山的现实，认为朝廷必须自上而下地改弦易辙，实行君主立宪，才能避免覆灭的命运。孙宝琦曾长期在欧洲国家生活，对欧洲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光绪三十年（1904），孙宝琦上奏帝后，请求实行立宪。孙宝琦的建议对清廷派员出国考察宪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孙宝琦对宪政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好评。《东方杂志》在评论中称孙宝琦呼吁宪政是“朝阳鸣凤”。[3]

对于立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孙宝琦虽然不可能采取与清廷相左的立场，但他并不赞成对革命党人斩尽杀绝，而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职权和身份，对革命党人网开一面，试图留下政治和解的渠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宝琦在巴黎“义释”孙中山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留法学生汤芗铭加入同盟会不久，又萌生悔意，就趁孙中山抵达巴黎的机会，窃取机密文件和同盟会成员名册，密告孙宝琦并建议从速拘捕孙中山。孙宝琦非但没有对孙中山下手，反而暗中派亲信水韶钧赶往孙中山下榻的旅馆，从门缝中塞入写有“危险速逃”字样的纸条，孙中山得信后迅速离开巴黎。孙宝琦去世后，曾有人高度评价其生前这一义举：“可见公回护革命，曲全青年，胆略识见之远大，非守旧大臣可望其项背者也。”[4]可见孙宝琦对革命党人至少是抱有一种恻隐的心情的。

与大多数清朝官员不同，孙宝琦对立宪和革命有比较直接而感性的认识。孙宝琦在使法任上，自然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识到君主专制是造成革命的主要成因，同时，孙宝琦对法国革命的残酷性也是有了解的，虽然他没有像张德彝那样，亲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情景，但是孙宝琦本人所处的时代是普遍非议暴力革命的时代，孙宝琦自然不可能对暴力革命持有好感，尽管他对孙中山这样的同盟会领导人怀有恻隐之心，但并不能消除他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因而希望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君主立宪，而不是用暴力推翻清朝。可以说，这种对暴力革命预设性的认识直接制约了他面对山东独立运动的心态。

随着袁世凯北洋势力的日益壮大，加之袁在新政时期也主张立宪，与其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因而他与这个汉族官僚实力派领袖的关系日渐密切。孙宝琦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袁的儿子袁克齐。这样，孙宝琦成为当时少有的与满族王公和实力汉族官僚都有姻亲关系的人。当处于决定国家民族以至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孙宝琦很自然地把这些有重要影响力，且与自己又有密切私人关系的人物的动向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二、何去何从——山东独立前夕孙宝琦的政治心态

尽管孙宝琦不赞成亲贵专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对革命党人多少抱有同情，这种心态若在清朝统治稳定时期，也许能够使他左右逢源，沟通内外，甚至可以从容和体制外的反政府力量交往，然而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剧烈动荡的大潮中，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无法保持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显得手足无措——既无法拒绝省内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独立呼声，又无法积极备战，防范清廷势力的反扑，他的基本着眼点只能降低到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这样一个急迫问题。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统治力量相对较强的北方地区也卷入革命大潮，陕西和山西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各地特别是济南的空气极为紧张，“山东自闻鄂省起事，秦晋响应，各界绅士以事机紧迫，各处风鹤频惊”。[5]孙宝琦的第一反应是竭力防范。10月13日，他密电青岛德国税司：“海外革命党密布内陆，到处煽惑，潜谋不轨……务希税司于进口船只货物随时一体密查，以防隐患，并请知照德署阿大臣密饬警兵查缉，从严防范，至纫公谊。”[6]

另一方面，孙宝琦试图说服朝廷在体制内解决革命，对革命派与立宪派让步，至少争取立宪派不倒向革命。10月25日，孙宝琦致电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提出化解危机的对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希望朝廷以宗社为重，解散现任内阁，“另简贤能以维大局，并宣布皇族不得再膺国务大臣”；二是尽快落实立宪问题，“饬交资政院议员，迅速协议，取决舆论，候旨颁行”三是请求朝廷拨发库存金银，“以三分之一赈济灾黎，三分之一维持市面，三分之一拨充军饷”。[7]

不难看出，孙宝琦把挽救清廷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另一个亲家袁世凯——督促奕劻解散皇族内阁，尽快把一度被排斥的袁世凯重新纳入到清廷体制内，从而强化朝廷应对危机的力量。

11月1日，奕劻辞总理之职，“皇族内阁”黯然解散，袁世凯受命组阁并沿京汉铁路南下，坐镇湖北孝感。孙宝琦对促成袁世凯东山再起，助力甚多，但是孙宝琦并不鼓励袁世凯武力镇压，而是建议不要放弃政治和解的努力。为此，他致电袁世凯：“为公计，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似宜一面备战，一面迅遣干员往见黎元洪，与开谈判，凡要求之件，许为代陈。公负全国责任，宜相机早决，免致全国扰攘，渔人得利。”[8]当袁世凯亲自指挥北洋将领南下时，孙宝琦就对袁世凯称：“武汉即使收复，而蔓延日广，实有不可收拾之忧。”[9]说明他对武力镇压革命的成效并不抱乐观期望，而是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政治和解上。

而且，孙宝琦也没有简单地把武汉革命政权视为贼寇，而是将其正视为一个政治主体。为此，孙宝琦建议内阁允许黎元洪代表革命党，“其革党之才俊，准其保荐，量予录用。益以普圣德如天之量，消草野不平之气。此外，失守各省，已叛各将，均应一体宽其既往，许以自新，令各带兵如故，以安反侧。如此则人心可定，大局可保。”同时，对已经被赦免的维新派流亡者“迅予擢用。”否则，“假使战事不休，天下扰攘，内则流寇四起，有土崩瓦解之虞；外则列强干涉，成豆剖瓜分之局，祸在眉睫，不堪设想”。[10]孙宝琦甚至建议袁世凯约束部下在汉口和汉阳的破坏行动，以保全武汉三镇的工商业基础：“汉阳两厂为吾华至可宝贵（原文如此——笔者注），请诫将领少放炸弹，保全一分是一分。”[11]

虽然孙宝琦主张以政治解决为主，但是作为封疆大吏，他又不能不把防止地方发生革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他尽可能地调动兵力，布置防务，并阻止内部倒戈。当时济南驻有巡防营和陆军第五镇一协九十四标。陆军第五镇是北洋六镇唯一驻守京畿以外的一镇，九十四标标统吴鼎元系袁世凯亲信。但是，这支部队虽然效忠袁世凯本人，但是在体制上隶属于陆军部。孙宝琦无法利用自己与袁世凯的姻亲关系来调动这支虎狼之师。各省起事大多发难于新军，如果第五镇也仿而行之，这是孙宝琦最为担心的情况。当时第五镇的态度尚不明朗，于是他三番五次电催朝廷，要求将该部归自己节制。

更令孙宝琦困窘不堪的是，抚院难以拨款来给这支随时有哗变之虞的部队发饷，他不得不削减从抚院到各级部门的公务经费和官吏薪俸，以筹措军饷。自10月22日起，山东省自抚院至四司五道公费均减二成，杂支每月各减200两。同时，还开征捐税，鼓励报效。[12]但是这些节余下来的资费，对于需要大宗并长期供给饷银的部队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孙宝琦又打算向青岛德国殖民者借款，消息传出，济南舆论哗然。济南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利用合法身份展开请愿斗争，争取和平脱离清朝统治。此时的孙宝琦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赞成独立与否的困境中。

山东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孙宝琦也就无法保持前不久的那种平稳心态，而是极为彷徨不定。11月5日，山东谘议局召开全体会议，推举汪懋琨和丁佛言等人为代表，向孙宝琦请愿，提出了八项要求，而且立场十分坚定：“如三日不答复，即宣告独立。”[13]孙宝琦迫于压力，表示向清廷电达请愿要求。当天，他就向清廷内阁转告了请愿代表的要求，并表达了自己的苦衷：“代表坚执，请速照允电奏，方能解散大众，否恐立即滋生事端。因许代奏，饬回咨（谘）议局劝散，各守秩序，以保公安。”他还试图疏通请愿代表与朝廷的矛盾，避免省内冲突扩大化：“查所请八条，注在罢战息兵，以免生民涂炭，虽措词过激，而民情可见。处此时局急迫，人心不靖，岌岌可危，断难强制。”[14]

6日，谘议局召开会议，要求宣布山东独立，并推举孙宝琦为交涉长，他表示拒绝：“我系清国官史，满政府一日不倒，我即为之尽一日之责任。”[15]他又苦苦向与会代表陈述山东独立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称山东兵力不足以与反扑的清军抗衡。

后人多指责孙宝琦有意拖延独立，夸大山东独立的困难。实际上，孙宝琦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当时不惟省内第五镇的态度不明，而且山东和京畿仅有数百里距离，从北京出发的清军可以利用刚修通的津浦铁路，快速抵达济南城下，重演明代燕王朱棣围攻济南的一幕。而山东革命党与立宪派没有掌握什么武装力量，无法应付南下清军的反扑。从历史上来看，一旦出现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济南往往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要地。即使南方已经独立的地方政权派兵支援济南，也属远水救不了近火。当时江苏虽然已经宣布独立，但南京尚在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的控制之下（直到12月3日，江浙联军才攻克南京城）。也就是说，直到取消独立，山东仍然处于清朝控制地区的包围中。基于这种情状，孙宝琦是否赞成独立也就不能不采取谨慎和犹豫的态度了。同时，主张和平解决的孙宝琦又不得不做出武力弹压的准备，他担心朝廷有可能将第五镇调出山东，以拱卫京师，为此他请求朝廷不要将第五镇调离山东：“民气方张，事机急迫，若不逐条明谕，恐藉口激变，更难善后。五镇兵万不可再调。”[16]

省内舆论形势日渐发酵，开始超出孙宝琦所能控制的范围，孙宝琦本人的姿态也愈来愈低下。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于谘议局，组成“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要求立即宣布独立，并解散谘议局。孙宝琦意识到，局势已经无法从容转圜。更让他忧心的是，江苏巡抚程德全已经宣布独立，浙江被革命军占领，海军也转向革命，朝廷所能掌控的兵力和地盘愈来愈少。孙宝琦急于明了朝廷的动向，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进退。为此，孙宝琦致电朱启钤：“苏、浙皆自立，海军投革党，政府仅恃资政院，恐不足敌，京津如何？乞惠示。”[17]同时他还致电朝廷，希望清廷变通处理：

近日东省绅商学界，盛倡独立之说，集众合议，汹汹不可遏抑。……若不稍示变更，深恐激成暴动，扰及全境，牵连外交，一溃不可收拾。宝琦负保全疆土之责，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行政、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18]

清廷收到孙宝琦电奏后，因一时难以抽调军队赶赴济南，只得将山东问题交给资政院处理。资政院召开会议，很快拟定了回复济南请愿代表的条件，基本上接受了请愿代表的要求，但是并没有明确指示孙宝琦应抗拒山东独立，当然也没有同意他宣布山东独立。孙宝琦依然处于彷徨不定的心态中。

同盟会会员丁佛言试图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孙宝琦。经孙宝琦的文案楼辛木的介绍引见，丁佛言在当时巡抚府邸的“杨烟芦雪之榭”面见孙宝琦，“备陈利害，娓娓千言”，孙宝琦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已经颇为动容。[19]

此时袁世凯尚未明确是否拥护共和，也未表示要镇压山东省内的独立运动，这样，驻扎省内的第五镇将做如何举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孙宝琦的倾向和表态。[20]就在这时，潜伏在第五镇中的同盟会会员争取到部分官兵对革命的同情。第五镇统制张永成担心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就告病卸任。部分官兵拥戴第十协协统贾宾卿代理第五镇统制。同盟会会员也意识到争取第五镇对山东独立运动的支持，是说服孙宝琦的关键所在。王讷和丁惟汾等人来到驻于济南辛庄的第五镇十协九十四标营部，面见贾宾卿，陈述时局，分析利害。[21]贾宾卿心有所动，允诺亲自劝说孙宝琦赞成山东独立。

孙宝琦意识到共和已经是大势所趋，惟有顺应省内独立呼声，方能避免乱局，但他又希望由袁世凯早日宣布实行共和，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就可以减轻一些。他于11日密电袁世凯，陈述自己的心思：“此间军学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力为维持，恐难抑遏，共和倘早日宣布，可释此厄。”[22]

袁世凯一时尚未就山东问题做出表态，得不到指示的孙宝琦也就毫无自主地被时局推到了风口浪尖。13日，联合会就山东与清廷关系问题举行会议，自清晨开到夜间，发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同盟会员把住会场大门，不准出入。孙宝琦仍然主张暂缓独立，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第五镇参谋官黄治坤登上讲台，声色俱厉地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否则就以出人命。黄治坤然后发言，陈述了山东可行独立的理由。黄治坤认为，全国大多数省份已经表示同情革命，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超过了北方清朝势力。无力抵挡的“南军”。在黄治坤的发言中，还在各自为战的南方革命武装变成了随时可以渡河扫北，定鼎燕京的劲旅，如果山东仍不选择独立，那么沿津浦铁路北上的“南军”的凌厉攻势，分散于潍县和济南泺口的第五镇如何能抵挡。如果袁世凯的“北军”南下进攻，“南军”是不会支援尚未独立的山东。[23]

在其他与会代表看来，黄治坤的表态等同于第五镇的集体立场，其陈说理由尽管过于乐观，根本无视袁世凯势力强于南方革命武装的现实，却颇有说服力，众多代表群起响应。谢鸿焘随后顺着黄治坤的意思来陈述独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现在北京政府是已经倾倒，南军的势力是一天大似一天，山东如要现在还不宣布独立，南军必然来攻我，我的兵力必然不足，那不是叫山东人受那战事的惨苦么?依我兄弟的愚见，是今天就要宣布独立，那才可以保山东的治安。[24]

众人的议论尤其是黄治坤的发言对孙宝琦态度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把黄的表态视为第五镇已经支持山东独立的信号，就采取默然以对的态度，众代表把孙的沉默视为他对山东独立的赞成。夏溥斋趁机宣布孙宝琦同意独立。孙宝琦只好将红顶花翎官帽摘下，说道：“大家既然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了。”[25]众代表立即公推孙宝琦为山东都督，贾宾卿为副都督，通电全国，宣布山东脱离清廷统治。孙宝琦发表演说：

今天军、学，官、绅、商、民各界共表同情，举我为大总统，据我的意思本是想着暂且不宣布独立，现在既然大众愿意如此，我要再三推绝，反更足以扰乱人心，所以我姑且承认作山东的大总统。但是大家既举我为大总统，务要一切听我的命令，如要有紊乱秩序，扰乱治安的，本总统可要从严办理，按军法从事的。此后山东的大局已定，行政上的一切事情，归本总统办理，军事上的一切事情，归副总统筹划，各界的人从今天以后务要各安其业，不要再如从前那样的惊惶了。[26]

孙宝琦公开表示赞成山东独立，既是迫于省内革命派和立宪派压力的结果，也是他跟随第五镇转向的结果。[27]但他的纠结心态并未就此结束，相反，随着袁世凯进一步取得朝廷内阁大权后，孙宝琦又一步步退回到了原点。

三、十天中的摇摆

山东独立后的第四天，即11月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着手反击各地反清革命力量，他自然不容靠近京畿的山东独立政权。对袁世凯实力状况颇为了解的孙宝琦，开始动摇起来，不过他也希望袁世凯不要武力干涉，他在给袁世凯的一份密电中告知山东独立后的情况：“东省承认独立后，人心稍定，毫无暴动。五镇亦渐安靖，兵未进城。”[28]

密电中没有任何攻击省内革命党人的字样，孙宝琦所焦虑的是袁世凯是否会派兵镇压，更担心省城局势的可能失控。但袁世凯不能容忍山东的独立，更不能容忍自己亲手培植的第五镇倒向革命阵营。为此，袁世凯通过种种渠道迫使孙宝琦取消独立。据楼辛木回忆称：山东宣布独立后，袁世凯就密函孙宝琦，渲染民主革命的恐怖：“共和成立，吾辈皆无噍类，望弟熟思。”[29]当孙宝琦因财政支绌，电请袁世凯协助军饷50万两时，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对孙宝琦施压，袁世凯复电称：“若取消独立，财政虽窘，亦当如数解运。”[30]显然，袁世凯的设想是，如果这个刚刚换成山东都督头衔的孙宝琦无法给第五镇发饷，势必造成军心波动，官兵对山东独立怀有失望之心，则袁世凯自己本人就可以利用第五镇内部的亲信来夺回对第五镇的控制。

几乎与山东都督府同时成立的烟台军政分府也对孙宝琦造成了很大压力。11月12日，李凤梧、栾忠尧、王耀东等同盟会会员在烟台起义成功，成立烟台军政分府，推举原海军“舞凤”舰管带王传炯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孙宝琦立即予以承认，并电令莱州府知府杨芾与王传炯接洽。[31]同时，他又担心烟台起义军西进夺取济南，遂密电莱阳知县侯荫培劝说起义军返回烟台，“倘稍有滋扰抢掠情事，即应痛剿”。[32]

就在这时，袁世凯通过自己在济南的亲信，恢复了对第五镇的遥控。第五镇的各级军官原来多系袁氏旧属，当袁氏组阁后，这些亲袁军官就公开表露自己反对山东独立的态度。第二十标标统吴鼎元、炮标标统张树元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拉拢一批官兵，公开反对山东独立。副都督贾宾卿本人对第五镇毫无控制能力，因而他对能否维持山东独立缺乏信心。11月16日，贾宾卿在联合会会议上发言称，“北兵”南下，山东将是必经之地，因而“北兵欲去此障碍，必有一场战争出现。”为此，贾宾卿建议从缓宣布山东独立。[33]当第五镇亲袁军官联合施压时，贾宾卿就被迫辞去第五镇统制之职，改由吴鼎元代理，张树元补任协统。曾经极力主张山东独立的黄治坤也被迫离开。第五镇迅速由支持独立的立场转向反对独立。

正当第五镇迅速转向的紧要关头，联合会内部却发生了分裂，从而严重削弱了阻止孙宝琦动摇的力量。夏溥斋、丁佛言与原谘议局秘书长张汉章不合。张汉章乘夏溥斋不在济南之机，将范之杰和彭占元选为副会长，结果引起夏溥斋等人的不满，范、彭被迫辞职。此后，丁佛言又抨击张汉章盗用关防，私发护照，转运军火。联合会副会长庄陔兰见如此纷乱，辞职而去。联合会负责人如此内争，自然无暇防范第五镇可能的剧变，从而错失了巩固独立运动成果的机会。

内部分裂的联合会自然无力扭转第五镇的转向，孙宝琦则把第五镇的转向认作是袁世凯的旨意，开始跟随第五镇的亲袁军官运作取消独立之事。

23日，以第五镇代理统制吴鼎元为首，标统张树元、管带方玉普等第五镇的上层军官联名具禀孙宝琦，并致函联合会，要求立即取消山东独立。联合会负责人对这一突然事变毫无准备，不知所措。丁佛言、王讷急忙请辎重营管带张怀斌（张怀芝之弟）出面调停，而张怀斌却跑到巡防营统领聂宪藩的住处。当夜，第五镇亲袁的军官召集紧急会议，策划逮捕联合会议员、同盟会负责人、学界领袖及副都督贾宾卿等人，实施复辟的行动。幸而有一名卫士透露消息，贾宾卿等人连夜出逃。

24日，由第五镇军官组织的“山东全体维持会”在山西会馆召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孙宝琦、原谘议局的一批议员、济南商会会长汪懋琨，以及谭奎翰、石丕绪等人。完全倒向袁世凯的第五镇在会场外架起大炮示威，临时政府和联合会大楼都成了瞄准目标。这个名义上是集合济南各界人士的会议，完全由第五镇军官一手操控。

吴鼎元、聂宪藩和张怀斌等人先后轮流主持会议。会上发言演说的是袁世凯的代表钦差大臣张广建、吴炳湘，第十协协统张树元等。会议决定取消山东独立；撤销独立临时政府和联合会。面对第五镇亲袁将官们的汹汹之势，原本就对山东独立不以为然的孙宝琦毫无异议，以山东都督的身份宣布取消独立。

事后，孙宝琦发布文告解释取消山东独立的缘由，并做自我安慰：

自川、鄂事起，鄙人为保全土地人民起见，……伊时，联合会以五镇为护符，鄙人亦疑五镇全军果有变志，倘祸生肘腋，必至铁炭生灵，是以从权承认。不意五镇仅三、五人主持，事后竟全军反对，遂有今日之现象。……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鄙人之权宜承认独立，原为保全一时和平，早知必不能持久，曾说明宣告独立之后，假使北京立遣问罪之师，省城必将糜烂，为患何堪设想。今独立虽无效，而不见干戈之扰，居民依然安堵，已属万幸。[34]

从这份公告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孙宝琦是依随第五镇的动向而徘徊于赞成独立和否定独立之间的。

四、政治人格的分裂——取消独立后的孙宝琦

山东取消独立后，孙宝琦并未如释重负，相反却陷入了政治人格的分裂，因为其“反正”行为既没有得到朝廷的宽恕，更无法取得革命党人的谅解。

清廷尽管一度恢复了对山东的控制，但并未恢复对孙宝琦的信任。孙宝琦三次电达清廷，奏报山东取消独立，已将印信移交原布政使胡廷干暂护，并恳请罢黜治罪。11月30日，朝廷发来电旨，训斥孙宝琦“熟权利害，徒事张皇，办理殊属非是，”但是又称孙宝琦“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故予以留任。同时又嘉奖了首先反对独立的吴鼎元等人。[35]这份电报把徘徊瞻顾的孙宝琦与死硬抗拒独立的亲袁军官明显做了区分。

当时朝廷内阁以袁世凯为首，故这份电旨实际上也是袁世凯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袁世凯对山东军政人事的安排的调整来看，袁世凯对这个亲家并不放心。袁世凯命张广建以州同知擢布政使，吴炳湘以候补县丞擢巡警道。省中“一切政事，均由藩司张广建、首道聂宪藩、警道吴炳湘协议而行”，孙宝琦已经“无法过问”。[36]由此可见，山东取消独立，并非意味着孙宝琦可以轻松地重新穿上清朝官服，带上红顶花翎帽，相反他的权力被步步剥夺，直至成为空头巡抚。

革命派对孙宝琦出尔反尔地取消山东独立，更是愤怒不已。在孙宝琦原籍——浙江，浙江军政府致电孙宝琦，威胁要掘开孙家的祖坟。孙宝琦接到此电后，犹如三国时代那个得知老母被曹操诱骗为人质的徐庶一样， “不胜骇痛”。再次致电内阁请求解除山东巡抚之职：“君亲两负，不可为人，方寸已乱，何堪治事，叩恳俯准迅予罢黜。”[37]孙宝琦举荐胡建枢代理山东巡抚，得到允准。此后，孙宝琦托病，独门拒访。

孙宝琦被变相剥夺巡抚权力后，吴炳湘等人派兵镇压革命党人。吴炳湘亲自率部进驻联合会，搜索革命党，审讯联合会办公人员。士兵、巡警沿大街小巷将黄帝四千余年字样的告示全部刷掉，重新贴上了宣统三年年号告示。12月10日晨，吴炳湘派军警突然搜查济南商埠经二路西头路南“宜春轩”照相馆兼修理钟表店和万紫巷“万顺恒”洋货铺，逮捕了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刘溥霖、杜瑨等14人，当场用枪托砸死蓝盛九，并抢劫了这两家店铺的财物。这一事件被称作宜春轩惨案。对于吴炳湘等人的如此作为，孙宝琦也感到震惊，担心会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报复。12月18日，孙宝琦致电袁世凯，表达了这种担忧：“聂道因巡防队缉捕党人，抢掠一空，在营复私刑拷讯，与缉匪同，并大干物议，虑有暴动。”[38]

孙宝琦取消山东独立的真实性问题，成为南北和谈双方的焦点。南方革命军代表认为山东独立的取消只是孙宝琦的个人行为，而非山东民众的集体意向。清廷代表唐绍仪称山东无战事。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反驳道：“山东已经宣告独立矣。”唐绍仪以“独立之后，又已取消矣”之语作答。伍廷芳再次反驳道：“所谓取消，不过孙宝琦一人之私言，并非山东全体人民之意。现山东人民不认取消，贵处不得派兵相压。”[39]

在第二次会议上，伍廷芳就吴炳湘等人镇压革命党人的事件，向唐绍仪提出质问。唐绍仪答道：“已得袁电示，革命党人被拘捕者，已饬山东巡抚查明释放。至进攻山东之清兵，应电知袁内阁，命其停止进攻。”[40]唐绍仪随即致电袁内阁，请求停止在山东省内的恐怖行动。袁世凯担心山东局势失控，就将唐的来电转发给孙宝琦。已经开缺的孙宝琦自知无力控制山东局势，就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又退回给袁世凯，复电称：“倘停战期内有革党暴动及土匪冒充民军抢掠扰害地方等情，应如何办理？请电令唐大臣切实商妥办法，以免误会。”[41]

孙宝琦此时对山东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所着意的事就是如何向各方力量解释自己当时的困境和苦衷。为此，他将山东独立运动前后有关电函集成一个小册子，取名《孙宝琦罪言》，公布于众。但是，孙宝琦的自我辩解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因为公众的视线已经集中于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身上了。孙宝琦事实上成了被边缘化的人物。

民国创立，山东的独立与反独立的斗争就此告终。孙宝琦过了一年的退隐生活，于1912年底接受袁世凯任命，任考察日本实业专使，次年又升任外交总长。孙宝琦摇身一变，又成为民国政府要员。然而，在逊清遗老们看来，曾经赞成山东独立的孙宝琦应入贰臣之列。1913年，隆裕太后病故，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亲临吊唁，梁鼎芬当场指斥孙宝琦不是东西，使之狼狈不堪。

结语

慕韩是孙宝琦的表字，取自于北宋大臣韩琦之名。孙诒经为他起了这个名号，就是为了表达对韩琦的敬慕。韩琦曾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被贬出朝廷。当王安石实行变法时，韩琦却和司马光、富弼一样，以元老重臣的身份反对变法，当年追求改革的精神全然失去。我们自然没有必要用“索隐”韩琦的政治变化，来比附孙宝琦在辛亥革命中的复杂纠结心态。必须注意的是，类似孙宝琦这种心态的变化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复杂而多变的外在背景往往能内化到历史当事人的心态，直接反映为彷徨不定或随波逐流。虽然，孙宝琦对革命持有比较理性的认识，但是当他无法改变身边大多数人的独立呼声时，就表现出口服心不服的从众心理来，当已经被袁世凯重新控制的第五镇亮出兵锋时，孙宝琦就转向强者的一方，取消山东独立。由此可见，孙宝琦有其自身的无奈。

我们应该对孙宝琦予以一定理解。正因为他能顺应省内的独立呼声，使得山东能够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北方少有的独立省份之一，进而，无论是独立还是取消独立，地方相对安宁对于山东人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随着一纸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山东也最终迎来“共和”。就这一历史事实和意义而言，山东的复辟只是暂时的，而独立是最终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假独立，真复辟”，毋宁说是“真独立，假复辟”。

在建国后的政治语境下，长期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过低评价，使得山东独立蒙上了“假独立”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评判，而其复杂的进程却被忽视了。这种评判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误读，也是对孜孜追求政治进步的山东民众的一种否定。在山东这样一个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无论久暂，独立本身就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贡献，孙宝琦心态的纠结正是各种力量在山东交集拉锯的反映。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以往的评判上，我们就无法深度理解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