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关陇士族的兴衰及其对唐初政治影响

简 要：唐代仍然是由士族建立并以士族阶层为政治基础的王朝，其中关陇士族士集团这一时期士族政治的集中体现和必然产物。关陇集团的概念是陈寅恪先生发明的，概括而言关陇士族集团生成于胡汉融冶，终止于胡汉再次分野。陈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器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可以说“关中本位政策”是北周、隋、唐的国本，而关陇士族集团则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士族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唐朝初期，此集团力量以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这一武力才智混一的精英集团励精图治开创一代贞观治世，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后来武则天当权，开始有意识的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严厉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加之其自身衰腐，关陇士族集团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至玄宗朝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事宣告完成”至此“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殆尽，关陇士族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唐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上的力量强大起来，唐室也从此衰落。

正 文：
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于魏发展于西晋时期，鼎盛于东晋，到了南北朝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士族门阀们已经不复当年，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然而这时，一个新兴的军事贵族集团横空出世，延续了中国贵族时代的寿命，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就是纵横中国近二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士族集团）。关陇士族集团虽是士族门阀政治的最后支柱但称不上是门阀制度的忠实堡垒。

一、 关陇士族集团的渊源

“关陇集团”的概念是陈寅恪先生发明的，他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士族集团则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和坚定执行者。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具体说关中本位政策的内涵有：其一，关陇地理区域是集团生成的空间，长安是其中心。其二，为整军务农、富国强兵而实施的均田制、府兵制是这一政策的物质基础。三，其文化内涵是融冶胡汉的民族精神。作为这一政策产物的关陇士族集团其发起点是宇文泰采取胡汉融冶的文化政策，顺应六镇胡族及关中汉族合流的趋向，融胡汉为一体，在政治军事上胡汉高层达成一致，形成强有力的胡汉合一的精英统治集团。它的发端是西魏的八柱国家族，他们分别是：宇文泰家族、元欣家族、李虎家族、李弼家族、于谨家族、独孤信家族、侯莫陈崇家族。还有除宇文泰、元欣外其余六人统领府兵，形成“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关陇集团初具规模。此后几个朝代的皇族、后族大都出自于这些家族，如：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北周历代皇后也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皇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出自八柱国里的独孤信家族。从此处，可窥见关陇士族集团的规模。在历史发展中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核心人物如宇文泰、周武帝、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太宗、高宗等，其次就是八柱国家族及其后裔，还有就是关陇集团的附属品，像唐太宗时期的次生集团即山东豪杰军事实权人物李(世)勣当视为当时关陇集团强大轴心人物李世民的附属品。
概括而言，关陇士族集团有两大特征：1、融冶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位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二、关陇士族集团在唐初的兴盛及其对初唐政治的主导作用

上文已说到李唐的建立者李渊其家族就是关陇士族集团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李唐皇室必然会采取措施为关陇士族集团的利益服务。首先，考虑到战时起家的军事集团的现实利益，在初期采取相对保守的汉化政策，继续保留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因为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而二者共同构成了关陇士族集团统治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关陇士族集团掌握着军权，拥有强大的后盾，形成的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也有利于关陇士族集团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我们可以发现府兵制存在的时间段和关陇士族集团生灭的时间段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集团存在与否和掌握军队的控制权是二而为一的问题。其次，为了进一步提高关陇士族的地位，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唐初士族可分为四个地域集团，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江左士族、代北士族，江左、代北士族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而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根深蒂固，靠标榜门第、买卖婚姻等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山东士族相比，实力最强并可以左右政局的关陇士族集团在声望和历史传统上均有所不及，这当然不能为唐太宗所容忍。贞观六年（632）他曾对房玄龄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业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礼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伤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共宜，理须改革。”于是唐太宗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修订《氏族志》。贞观十三年（638）书成，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太宗很不满意，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太宗“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重修《氏族志》。新修成的《氏族志》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也“例降一等”。《氏族志》最大的特色就是“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山东士族。虽说一部分庶族地主也因此获利，但是受益最多的还是关陇士族集团，这样也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和统治的稳固。
再看关陇士族集团在初唐强盛时的表现及其影响。太宗一朝表现“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这里“其他诸族”指其他七大柱国后裔及其附属贵族们。《唐会要.氏族》中记载“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尊；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另外，还有长孙无忌、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王硅、魏征、薛万彻、虞世南、戴胄等关陇成员或附属。他们几乎垄断了朝廷各重要官职，其主导作用不言而喻。他们团结在关陇集团的核心领袖李世民的周围励精图治，共谋伟业开创一代治世——贞观之治。
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元老出任顾命大臣。谁曾想长孙无忌却成了关陇士族集团最后的闪光。长孙无忌，两朝元佐，其父长孙晟是关陇集团的重要将领，其叔是长孙顺德，其妹是长孙皇后。他排在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之首，可以看作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士族集团的代表。他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兵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又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所以高宗即位之初，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在他掌权期间，颇行膨胀关陇士族集团势力之政策，其辅佐高宗期间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士族集团成员。并在内廷中通过立燕王忠为太子，以巩固王皇后的地位，从而稳固关陇集团统治的主导地位。不幸的是此时的关陇集团遇到了武则天，再加之自身因素，其衰亡已成定局（下面将具体说到）。可以看出高宗初年，关陇士族集团依然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在长孙无忌等贞观遗臣元老的辅佐下，贞观年间的各项政策基本延续下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家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史家所说的“永徽之治”。
总之，唐初政局的稳定与关陇士族集团的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只要关陇士族集团强盛，地方上就闹不起来，国家也就安定。然而士族制度衰亡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所能左右的。关陇士族集团经过最后的闪光，接下来的便是退出历史舞台。

三、关陇士族集团的衰亡

陈寅恪先生这样记述关陇士族集团的衰亡：“至于武昭，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此集团至西魏迄武昭，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至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这段话说出了关陇士族集团衰亡的两个重要原因——武氏打击和自身衰腐。我认为综合具体说来其原因主要有五点：武氏打击，自身衰腐，府兵制的消亡，胡族番将集团的崛起，士族迁徙的影响。
首先看最为重要的原因，武周政权的严厉打击。其背后则是关陇士族集团和寒门庶族势力的激烈冲突。矛盾的导火索是高宗议立武昭仪为后事件。此消息传开，顿时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皇后的废立事关朝中两大集团势力的消长，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寒门庶族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武氏本不在关陇士族集团之内，而在她立后问题上自然会受到关陇士族集团的极力阻挠，但在借助长期受压抑的寒门庶族势力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力量（以李(世)勣为代表）的支持下，再加之高宗的懦弱，终于艰难的登上了后位。这就成为了她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因此关陇士族集团则必然受到打击。这既是武则天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关东、江左文武势力晋升的需要。武则天的破坏工作首推科举制，她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开创武举，也是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破士族和庶族的界限。她的政治改革使她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武则天把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到洛阳，摆脱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士族集团的势力范围。最为重要的是，在武则天的授意下 ，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陷害，长孙一脉受到株连，或流或杀，长孙无忌本人也被逼自杀。这样，关陇士族集团最后的闪光也像流星一样陨落于北方的天宇。
武周代唐后，她更欲“尽诛李唐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经过酷吏们的屠杀清洗，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集团元气大伤，寒门庶族势力迅速增强。“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着一个多世纪来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八百年后残余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胡戟《武则天本传》）。

第二个原因是关陇士族集团自身的衰腐。李唐在贞观之治后期，天下承平，社会经济长足发展，文化再次复兴，胡族汉化进程加快，游牧民族的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关陇士族集团已经无法回复到李唐开国时整个集团文武齐备的气魄和格局。这是由农业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决定的。
第三，府兵制的消亡，使至为重要的军权发生转移，唐初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也随之改变。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大唐几十年的稳定，府兵几十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以军功起家的关陇军事集团地位力量不断下降，以李(世)勣为首的山东豪杰军事集团地位上升，关陇士族集团内部军权发生重度转移。集中表现在立武则天为后事件“武氏之得立实在李(世)勣赞助。李(世)勣为当时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长孙无忌等关陇士族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到玄宗“开元中府兵番上之制以为长征招募之制所替代”即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府兵制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关陇士族集团所依赖的关中本位政策发生根本改变，军事格局有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文武合一的关陇士族集团军政格局的改变，使得文武再次分途，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文化又走向了对立，胡汉重新对峙。胡族番将集团开始握有重兵，在关陇士族集团内部崛起，这也是关陇士族集团衰亡的第四个原因。胡汉分野，关陇士族集团的灭亡也成为必然。
最后一个原因士族迁徙，它也对关陇士族集团的衰亡起到一定的影响。由于做官、谪迁、战乱等种种原因。关陇士族集团成员有一部分逐渐外迁，像河东裴氏，永和中兴名相——裴度；赵郡李氏李固言；赵郡李玉“其先出赵郡，客居淮阴”；陇西李氏李翱。关陇士族成员的外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统治力量，也反映了其内在凝聚力的下降。
伴随着这一系列原因，胡汉文化再次生成两大对峙的物质文化阵营。生于胡汉融冶的关陇士族集团也因胡汉的分野而寿终正寝。
关陇士族集团的衰亡，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国本失去了维护其统治的支柱也就随之成为了历史。国本动摇了，地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唐室衰微终将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旧唐书》卷一八三、一六三、一七零
《新唐书》卷一八二
《唐会要·氏族》
《唐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
《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胡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