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的晚年岁月

作者：蔡磊

杨坚、李渊都是皇上，他们的死按正规的说法都叫“崩”，也就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意思。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叫人比人，气死人！

玄武门事变是大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三天后，也就是六月七日，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过了五天，新太子的东宫班子成员任命发布，其成员大都或明或暗在几天前的玄武门事变中有上上绝佳的表现。

玄武门事变仅一个月零两天之后，太子东宫里就有了侍中、中书令、左仆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完全是朝廷中枢才应该有的职官设置。接下来的设置便越来越全，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御史大夫还有左卫将军、骁卫将军、右领军将军、右监门将军、领左右军将军等全体亮相。显然是一副另立朝廷、另立中央，与当时还是皇上的李渊分庭抗礼的架势。而且就在京城，就在当朝皇上李渊的眼前！

尽管李世民可以用自己被立为太子的同时，就有“军国庶事，悉委太子处决”的父皇诏令来解释搪塞，但他咄咄逼人得寸进尺迫不及待抢班夺权的行径却也无从掩饰。

肯定的，李世民甚至压根就不想，也不屑掩饰与解释。玄武门之后，皇上，哪怕是他的亲爹，也已经有名无实形同摆设，那李世民当然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

既然皇上都已经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了，那别人就更拿他没办法。

面对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步步紧逼，大权旁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唐高祖终于在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正式传位于太子，第二天李世民就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正式成了大唐第二代皇帝。

李渊手中的权力就是这样被交出去的，与其说是交出去的，不如说是被儿子抢走的，李渊心里肯定不会舒服，肯定感到非常窝囊，但他又没办法，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既窝囊又委屈地当起了太上皇。

和我们刚才讲过的大隋王朝开国皇帝杨坚相比，到死一直都是大权独揽，杨坚的皇上一直当到闭上眼睛咽了气，甚至就是在他闭眼之前，还让杨广又胆战心惊地经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煎熬。这是杨隋李唐两个朝代开国皇帝不同的命运，刚才我们说的人比人气死人的第一层含义。

我们认为杨广即位是疑案悬案。而李世民的继位是血案，是公案。

功绩被接班人精心掩盖

唐高祖李渊作为皇上的时间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到九年。但若没有这九年打下的底子，那时候没有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的说法，也就是若没有武德时期将近两个五年计划奠定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就算唐太宗李世民真的有可圈可点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托起他丰功伟业的辉煌形象的，也是他的前辈，他的父皇。

当年占据长安之后，李唐王朝之所以没有成为偏安西北一隅的小朝廷，除了李世民兄弟等人的东征西战南讨北伐，关键还在于身为皇帝的李渊的决策英明，措施果断以及用人得当。

在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之后，身为皇帝的唐高祖李渊一反隋炀帝随心所欲任意征敛的暴虐，开始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着力于恢复并发展各项制度，重新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促进生产；赋役方面也是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安居乐业修养生息，这样使唐朝初年就开始有了人口增加，经济有了初步繁荣的景象，和隋末天下大乱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好转，也就开始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隋为无道，主骄于上，臣谄于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宁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乱责武臣，守成责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虚心尽下，冀闻嘉言。”这是李渊对自己的一段评价，应该说他对他自己的评价还是比较符合事实，比较公平的，他接受了前隋的经验教训以后，谁能干什么就交给谁去做，从积极的方面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

《剑桥中国隋唐史》有一段话这么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统治的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

“掩盖”而且“精心”，还是被他自己的“接班人”，这中间肯定是有原因的，具体说这个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对自己父皇的不满究竟缘何而起、缘何而生，为什么孜孜念念始终无法释怀，按道理中国是比较讲究天纲人伦的，所谓父贤子孝，但李世民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已经成为传统的这一切，显得和正常应该表现的格格不入。父子之间骨肉相联，就算皇家无亲情，但李世民的表现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呢？

据记载，当上皇帝以后不久，尤其是全国局势大致稳当、海晏河清的局面开始初现端倪的时候，唐高祖李渊也开始和执政初期有了变化，开始耽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上的贪图安逸，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暮气沉沉无所作为。几乎一天到晚都被众多嫔妃包围着的唐高祖是在进入人生暮年的五十岁以后才当上皇帝的，他想抓紧时间，趁着有生之年享受一番也情有可原。

唐高祖对一点是深信不疑的，自己这一辈子是坐定坐稳皇位了，儿子们要争要抢就让他们去闹好了，只要别太出格，他认为自己总会有办法摆平他们兄弟间的不和。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除了朝中那些非他点头表态不可的大事，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太子、秦王、还有齐王之间抹抹稀泥、搞搞平衡，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就都交给了他的老朋友，前面说过的老宰相裴寂，自己只顾抓紧时间享受生命享受生活。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他众多的嫔妃女人们一起，摆起浩浩荡荡的銮驾，携带着珍馐美位，来到裴寂宅上，和裴济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甚至还有一次在和裴寂喝酒的时候，他也曾颇为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那是武德六年的事，那时候他还是皇上。他没想到三年以后，当初的一句笑言就真的成了现实。也就是说，在真的当了太上皇之后，他才发现，太上皇的滋味并不像他当皇上时想象的那么逍遥和舒服。李世民当了皇上，他当了太上皇，就一点儿权力都没有了，没有权力之后，无人问津门可罗雀的滋味真不好受。

另外朝中很多事情，他都没有了发言权，对以前的皇上来说，这种滋味也是非常不好受的，而且他还得受制于人，具体来说就是受制于自己的儿子，现在当了皇上的李世民。

在真的当了太上皇之后，太上皇李渊才发现这个滋味真的很难受，和没有当过一天太上皇的隋文帝相比，应该说唐高祖李渊的经历要丰富一些，但如果他自己真的能选择，他肯定不会做这种选择。而且他交出权力以后，感受到痛苦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最少还牵扯到他身边的人，例如曾经被李渊信任到无以复加程度的老宰相裴济。

裴寂这个人，我们以前屡屡提到过，由于早在太原起兵之时就参与密谋，属于拥有“佐命之勋”的首义功臣，所以在武德年间一直是崇贵无比的地位。但这样的他却一直和李世民闹不到一块儿。晋阳起兵，他们就多次发生战略分歧。建国以后，又在如何处理刘文静事件上发生过冲突，一个要保，一个要杀，后来由于李渊的支持，最终还是裴寂占了上风，刘文静被杀。刘文静死了，但这笔帐李世民一直给他记着，一直记到了李世民自己当皇上，到了自己的贞观年间。

后来，在储君之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也一直是站在原太子李建成一边的。也许真的是感到自己陷入皇家事务太深的缘故，早在武德五年（623），正是裴济如日中天时，他就向当时还是皇上的李渊提出要告老还乡，因为李渊的真情挽留，所以裴寂没有走，留了下来。

后来就到了李世民当皇上、李渊成为太上皇的贞观年间。从表面上看，裴寂受到的待遇没有多大变化，还是受到尊重的，他名下的食邑比唐太宗所有的功臣都多，达到一千五百户，位列第一，但他实际上参与政事的权利却被剥夺了。生活上好吃好喝把你供着养着，但在政治上已经不让裴济有发言权了。

到了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有一个和尚叫法雅，在李渊时期，这个和尚进入皇宫不受限制，到了李世民掌权之后，和尚的特权就被取消了，本来有特殊待遇的和尚不满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事儿不知怎么又成了案子，而且还和裴寂连上了。裴寂怎么争辩解释都没用，受到撤职、削食邑一半，放归老家的处分。

堂堂宰相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和尚的牵连，裴济也是老官僚了，他肯定不会不理解这其中蕴含的信息？按道理说，食邑消了，官也消了，你以前不是想回家吗？那就回家去吧，但不知道裴寂怎么在此时却犯了糊涂，让他回家他不走，赖在京师一直不去，结果李世民大怒，长安令也因此而挨了鞭子。

李世民的鞭子看起来是打在小小的长安令的身上，但鞭子打的谁，谁还看不出来？那一次裴寂还被唐太宗恶狠狠地奚落了一顿：按照你的资历和威望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真的以为你的威望天下第一吗？在你当宰相的时候，武德年间贿赂宫廷、纪纲紊乱实际都是因为你引起的，为什么我没有处理呢？实际就是因为你要回家了，没说完的话就是，让你走你还不走，赶你走你怎么还不走呢？

看起来骂的是裴济，但实际上骂的是老皇上，老皇上听见了也只能假装耳朵背。

裴济的日子已经非常难过了，但接着，京中又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分”，也就是宰相有当皇上的天命的意思，本来皇上就对裴济不感冒了，现在又出现这种谣言，而且这种谣言是皇上最不爱听的，听到这种消息，裴济就更难受了，这种留言在京中传得到处都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装着不知道，万一皇上将来知道了，他也说不清，那怎么向皇上报告、怎么解释呢？他还是说不清。既不敢报告，又没办法处理这种事，后来裴济想的办法就是找人去杀人灭口，这一下干脆让唐太宗公然抓住老宰相的把柄了。就这样，唐太宗给配裴济列了四条罪名，要处他死罪。

第一条罪状：“位于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官已经当得很大了，你还和妖人（和尚）交往。

第二，事发之后你还口出怨言，说我们大唐的开创和你的功劳是分不开的，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

第三条罪状，你听到妖人的话还不向我报告。

第四条罪状，你不向我报告，还要杀人灭口。

这几条如果细究起来，也实在经不起推敲，最后唐太宗对裴济的处置是，本来我杀你的理由是很足的，但我听大家的意思，流放你算了，意思是，本来你罪该处死，我没有处死你，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谁官大谁嘴大，皇上怎么说都是皇上的理，怎么说都是说。裴济就这样没了理。我们知道裴济被迫交出权柄是在在李渊成了太上皇之后，皇帝这个词是秦始皇发明的，太上皇也是他的专利，他把自己叫做皇帝，想的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传世无穷。同时又对以往已经形成套路的“子议父，臣议君”的“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的做法大为不满，活着的人要对死了的人进行评价，哪怕死了的是父亲，儿子也要通过谥号给父亲褒贬，哪怕死了的是皇上，大臣也要通过谥号对他评价，秦始皇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取消了这个制度，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

第一个活着享受了一番太上皇风光的是刘邦的父亲，刘邦本来是一个乡里的泼皮，但也依然拿父亲当父亲对待，隔几日去看一看，父子之间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偏偏刘老太爷家的家令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皇上虽然是你的儿子，但他是人主，你虽然是他的父亲，但你是臣下啊，你怎么能让人主向臣下行礼呢？要是这样下去，显然道理是讲不通的，如此则威重不行，本来心安理得的老太爷这下真的坐不住了，下次儿子来，他自己就赶紧跪下了，这把刘邦自己又吓一跳，赶紧去扶父亲。

中国人是最讲究礼法顺序的，有了管家的说法，刘老太爷坚持让儿子不要扶自己，说我虽然是自己的父亲，但你是皇上，这礼我该给你行，国法要大于家法，不能因为家里的关系乱了天下的根本。于是最后刘邦也把他父亲尊为太上皇。而劝说老太爷不要在皇上面前摆老子架子的管家也让刘邦非常喜欢，重重赏赐了一番。

这是刘邦和他的父亲，回过头再说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李渊也是太上皇，但情况和刘邦父亲大大不一样，刘邦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乡下老头，但李渊不一样，大唐江山就是他领着儿子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而且自己名正言顺当了九年皇上，现在突然被儿子迅速架空，赶下皇位，成为受人摆布的太上皇，这种日子可以说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在朝堂上公然对武德时期（李渊当政时期）的各项政治举措进行公开抨击。其中李渊大封宗室，甚至一直封到他父亲高祖父那一代的远亲了，以致于“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的局面，，针对这种局面，李世民就问了：“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这样大肆封王，就是把天下子民不当一回事，这样好吗？

皇上有此一问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来自臣下的回答自然也就不难预料，这肯定是不对了，大臣们一说，李世民立即表态了，他说，说得对，我是天子，是要养老百姓的，按这个说法，天子养天下老百姓，天子是天下百姓的父母，我是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我是天子，是天下老百姓的父母，我怎么能让老百姓再来养自己的宗族呢？于是他采取措施，把已经被封爵的人通通都降为县公，只有少数几个确实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有功勋的人是例外。

按说李世民这种做法和抨击是没什么错误，但反过来替当事人另一方李渊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种被人当中羞辱的感觉呢？这只是个开始，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李世民上位后改了年号叫贞观，贞观元年（627）正月，李世民大宴群臣，席间命人奏起了为他自己歌功颂德的《秦王破阵乐》曲，并于大庭广众间公然说道：“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

这边为秦王歌功颂德的曲子在吹着、响着、唱着，他自己也说，我当时还是藩王时就南征北战，到处打仗，当时民间就有这个歌了，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意思是，是我的丰功伟绩让老百姓感恩戴德，所以才有这样的曲子。这多少有点儿贪天之功的意思吧？

后来又到了贞观三年的裴寂事件。也是在那一年，大将军李靖大破突厥的消息传来朝廷，朝中自然是一片庆贺之声，贞观天子又是一次借题发挥，来了一段针对突厥前后表现，实际也是针对父亲当时在武德年间和突厥的关系，来了一段演说：

我们国家刚刚建立时，太上皇因为国家力量还弱，为了百姓的缘故，对突厥俯首称臣，我那时候就很痛心疾首，有志要消灭突厥，以至于“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天我只是派了一个大将军出去，就把我们以前受的耻辱都给雪了。这是李世民的说法。

总算李世民嘴下留情，虽然不愿意承认当初与突厥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以屈求伸的策略，但总算还算是给了李渊一个解释，当然他对李渊评价的目的依然是通过对父亲的评价来突出自己，父亲那时候是这样，现在自己“暂动偏师”，就“无往不捷”，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扬吧。

再一年之后，周围的少数民族都把贞观天子称为“天可汗”，突厥的颉利可汗也成为俘虏被押往长安。据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太上皇心悦诚服连声叹息：我的儿子能把突厥给灭了，这接班人算是选对了，这次的表扬又是借别人的口来表扬自己，既然这样，肯定接下来的场面又是欢欣鼓舞，普天同庆了。《资治通鉴》里记载：“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这是说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太上皇召集皇上和比较重要的大臣、皇王、王妃一起摆酒庆贺，喝得高兴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上跳起了舞，这真是一幅君臣尽欢，其乐融融的场面啊。

这样的场面在贞观七年年底又出现了一次。事情依然是和突厥颉利可汗等人有关，地点则是在当时还保留着的西汉未央宫。饮酒时，太上皇李渊突然命令突厥的颉利可汗起舞，然后又命令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一个少数民族首领跳舞，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吟诗，他自己则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接着就是李世民奉觞上寿道：“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

这两段描写都是《资治通鉴》里面的，《资治通鉴》两次浓墨重彩描绘的欢庆场面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为执掌朝政的贞观天子的李世民歌功颂德。如果总是自吹自擂自说自话难免让人人生疑生厌，所谓逆反心理，所以司马光的这种笔法，应该说是运用了一种不露痕迹便尽得风流的《春秋》笔法。表扬起来比较容易，人家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而且还把刘邦父子拉出来了。

拉出汉高祖刘邦父子也是大有深意。谁不知道刘邦少时因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父亲对他不满意，所以屡被责骂，当了皇上之后刘邦得意洋洋地问父亲，你老是对我不满意，看看吧，我如今挣下的是一份多大的家业？！我都当了皇上了，这家业还不够大吗？李世民旧事重提，实际还是在借古喻今，把自己比做气象万千志向高远的汉高祖，而把自己的父亲比喻成那个稀里糊涂拣了个太上皇做的刘老头啦！

这种比喻李渊当然是明白的，但他明白了也没有办法，李渊当时也是在官场历练已久，当初隋炀帝一句“阿婆面”的揶揄就曾让他郁闷颇久耿耿与怀，如今，自己儿子当着大臣的面揶揄自己，你说他的心里能好受吗？

父子之间打不开的心结

说了这么多，实际说的也是两代皇上、两代父子之间心里上的交锋和感应。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其中最明显不过的还是贞观三年四月的那次从太极宫改往弘义宫的搬迁。

所谓太极宫就是太上皇李渊当皇上时的听政之所，所居之处，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整个皇宫的中心。在它的东边，就是太子所居的东宫，西边则为掖庭宫，既是宫女的住处，同时还是违反朝廷律令的犯官家属们劳动改造的地方。太极宫正中的是太极殿，由大隋大兴殿改名而来，也是皇帝每月初一、十五接见大臣的地方，它后边的两仪殿则是皇帝日常听政视事的场所。

玄武门事变后，太子李建成被杀，李世民从他自己的弘义宫搬进了李建成的东宫，虽然有点仓促，但也算名正言顺。把李建成杀了以后，李世民自己被立为太子，后来他又很快成了皇上，他成了皇上，但老皇上还活着，而且还成了太上皇，他总不能公然把太上皇撵走吧？所以李世民的登基典礼也是在东宫举行的。

东宫当然也是秦王李世民曾经的朝思暮想的地方，但那是当太子之前；现在都当了皇帝了却还要偏居东宫，心里当然也很窝囊。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远不是窝囊一词所能解释的了的，东宫原是李建成一家住的地方，而李建成又死在李世民的刀下，包括他的家人，你住在自己杀了人家一家人的地方，那种心理障碍应该是很难克服的，李世民虽然是皇上，但皇上也是人，所以我估摸着他的心理障碍应该也是没办法克服的。

他住在东宫里，又不舒服，又窝囊，又担惊受怕，但心里这种感觉他又没办法跟别人说，还真是不能明目张胆的给老皇上找地方让他搬出去，这还真不好说，他可能想等老皇上自己反映过来，你已经不是皇上了，还住在皇宫里干嘛？但李渊也不知道是真的没想到，还是想到了还故意不动弹，跟儿子较劲，反正他是没动弹。

父子俩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僵持了三年，直到贞观三年四月，太上皇李渊才迁往自己还是皇帝时，为表彰秦王“有克定天下之功，特降殊礼”而下令为秦王修建的弘义宫。按《旧 唐书》里的记载，那是一次高祖太上皇自愿的搬迁，搬迁的理由是：“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

这条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从皇宫搬到昔日的秦王别宫，就是按朝廷礼制，那弘义宫不但比皇宫低一级，还要比太子东宫也低一级。别说是享惯尊荣富贵的皇上了，就以普通百姓的习性，房子谁不想越住越大，越住越好？按现代人的话讲，房子也好，工资也好，都属于只能上、不好下的刚性福利。更何况李渊还是皇上，但他就搬了。

到了贞观六年，有监察御史马周上疏道，给皇上上折子，从国际影响和群众舆论两方面给皇上做工作，建议将太上皇住的大安宫休整一番，以符合太上皇的身份，也让天下人明白明白皇上作为儿子的孝心，按马周的原话，这种孝心需要“昭乎天下”，那是不是说民间已经有了对李世民不利的疑问了呢？

皇上和太上皇父子俩究竟怎么了？我们这一讲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围绕着李渊和李世民、皇上和太子俩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疙疙瘩瘩，父子俩的疙瘩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怎么也没办法化解，按道理李世民已经从父皇手里把皇位抢来了，哪怕出于胜利者特有的好心情，对父亲是不是也应该稍微客气一些？他也没有这样。

这个问题还真是值得一番探讨。人生在世，不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草民百姓，大都会有自己难解的心结，如果总也解不开，那就成了死结，这种死结有时甚至会是致命的，例如隋炀帝。隋炀帝先不讲，我们先讲李世民，李世民也有自己的心结，他想当皇上，当太子，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但是玄武门事变却成为了他的心结，但让李世民始料未及的是，他为解开心结所做的努力，结果却导致了新的更大更难解的心结。也就同时成了登上皇位、当上皇帝的李世民终生难解的死结。

“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资治通鉴》所说，这是决定晋阳起兵的时候，李渊对李世民说的，但这时候他们还在商量到底要不要起兵，还在商量要不要起兵时李渊就已经想到事成之后要让你当混上，这个记载总觉得有点儿不太靠谱，有点儿像两个猎人还在窝棚里算计，还不知道自己是打到野鸡还是野兔时就说自己是烧着吃还是烤着吃，有点儿不靠谱。据说，当时李渊这样一说，李世民就“拜且辞”，推辞了。

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多很多，尤其是打下长安以后，《资治通鉴》、《贞观政要》里都有这种说法，意思只有一个，李渊不只一次要把皇位让给李世民，而李世民也是一次一次的推了。后来的说法有些变化，变得更直接、更露骨，这是李世民自己说的，“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不惧。”

“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这话也是李世民自己说的。

前面说的是武德六年以后，老皇上就早有废立之心，我不为兄弟所容，这是说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功高不赏”，我功劳这么大，皇上总是拿不出相应的赏赐给我。然后他又说了，看古代那些拨乱反正，创立新朝的开国皇上，年龄大都在四十以上，只有东汉的光武皇帝刘秀是三十三岁那年城市，我十八岁就举兵，二十四岁定天下，二十九岁成了天子，所以我还是比他厉害。这么一说，整个大唐从兴兵举义到开国定都，再到政通人和，就全是李世民自己的功绩了，不要说李建成、李元吉了，老李渊也不见了踪影。

尽管话说的气冲牛斗理直气壮，但心里毕竟又疑神疑鬼无法坦然，尤其是关于玄武门事变，更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魔障。若不能在有生之年给个说法，难保后人不说三道四胡说八道，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决议议案之类的东西，但国史之类的东西还是有的，当朝帝王实录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于是李世民要看，并且下达指示，他是这么说的：

“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这个“其事”指的还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这段话是拿自己先比了一下周公和季友，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辅佐了主子的能臣，他认为自己的玄武门之变和此相似，为的是国家和老百姓，你们记这件事儿不要害怕犯了我的忌讳，一定要秉笔直书。

话说得很漂亮，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其实也流露出他对这件事情的耿耿于怀，也就让我们明白了李世民的心结究竟纠缠在什么地方。

围绕着太子储君之位，他曾经和李建成、李元吉等亲兄热弟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明争暗斗，不管老皇上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究竟说没说过要改立劳苦功高的李世民为太子的话，哪怕仅仅是为了造舆论，李世民也得借他人之口说出自己要的东西，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让父皇早下决断。但父皇那里又总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而形势又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紧张，以至于李世民终于对父皇不抱幻想，采取了行动，于是也就有了玄武门的矛飞剑舞鲜血淋漓。李世民才不想理会父皇有什么难处呢，他认定就该自己接班当那个皇上，应该而不能实现，他自然对父皇又怨又恨怨恨交织恨多于怨。他认定是父皇把自己逼上了那条杀人喋血英名受损的不归之路，他李世民的声誉和形象从此将在世人眼中大打折扣，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怎能不是千古之憾千古之痛千古之恨？！由于你的模棱两可，把我逼得不得不杀人，我的形象就由此受到了损毁，这可以说是李世民心中一辈子都没有解开的疙瘩，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个疙瘩，他才对他的父亲，对李渊抱着一种绝不宽恕、绝不原谅的态度，以至于才有了我们前面说的种种和老皇上为难的七七八八。

李世民对老皇上的种种不恭不孝，以至于好多臣下都看不过去了。

贞观六年，李世民想去九成宫避暑，却压根没想到年事已高的太上皇。还是那个马周再次上疏道：我看到您又下了明敕，要去九成宫避暑了，我认为太上皇年事已高了，陛下是不是应该多去看望看望皇上呢？去九成宫三百余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回来的，是不是应该带上太上皇一起去避暑，结果现在你让老皇上住着热的地方，自己去避暑。

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直率尖锐的批评了，即使有如此尖锐的批评，贞观天子依然不顾父子之间的“温情之礼”，自顾走了。第二年依然如故。第三年开始的情形还是如此。贞观天子是那年三月去的九成宫，到了七月，却突然“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看起来好像是皇上终于想起太上皇了，而太上皇自己反倒拿捏起来。实际的情况是，儿子请老子避暑之日，却正是老子得“风疾”，也就是现在说的中风，也就是说，李世民明明知道老子动不动了，他偏偏来了一次孝顺秀！

还有更绝的呐，就是在贞观七年造大明宫，说是给太上皇造的避暑之处，结果还没建成太上皇就死了，大唐太上皇就这样于贞观九年（634）五月，以七十高龄辞世而西。葬于献陵。

修陵的时候皇上还有诏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也就是高抬深埋以尽孝道的意思吧。给他上的谥号是太武皇帝，庙号高祖。

唐高祖李渊就这样走完了他最后一段不无苍凉的黄昏岁月，至死都没能得到儿子的谅解，甚至死后儿子对他也是冷淡异常。有过这样一件事：贞观十年（636）六月，李世民的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有一次和魏征一起登高往那边看，李世民的意思是让魏征看昭陵，结果魏征故意看不见，然后李世民就拿手指，说那不是，这时魏征旁敲侧击来了一句，我以为您让我看献陵呢，要是昭陵我早就看见了，盖得那么大，谁看不见。

老父不如老婆，并且毫不隐晦，这在那个视父母为恩人，视兄弟如手足，视妻子如衣服的年代也算是惊人之举了吧？李世民对李渊的不满，心结之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