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宦徐阶遭遇了清官海瑞

经历过上世纪中叶燃烧岁月的中国人，对《海瑞罢官》这部戏，不管看没看过，无不耳熟能详。伟大领袖正是借着批判这部戏及其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点起了那场“大革命”的第一把火。

不过，对该剧的批判，与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贯逻辑，似亦构成了某种悖论：本来，该剧贯穿的正是一条反兼并的阶级对抗主线，剧中的两个主角——海瑞和徐阶，已被作者用正反黑白二色定格在舞台大幕上；而领袖亲自做出的解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则将阶级性内涵替换成了集团内部的权斗，这难免给人一种游离主题的错觉。

半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我们不妨取一种平常心态，重新审视海剧的故事和人物。

首先必须澄清，《海瑞罢官》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其实只是借用海瑞、徐阶等几个历史人物之名，基本的剧情纯属虚构，与当今流行的“戏说历史”固然并非同调，却因其“正剧”的外壳更易于造成对观众历史认知的误导。

《海瑞罢官》的故事梗概是：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纵容其子徐瑛霸占民田、 气死农民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到县衙告状。县令王明友受了徐府贿赂，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瑞就任应天巡抚，决意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坚持占田必退，犯法当诛。徐阶唆使朝臣弹劾海瑞，新巡抚戴风翔前来摘印。海瑞于交印之前，断然处决徐瑛和王县令，笑傲而去。

检索《明史》有关记载，确有述及徐阶子弟及家人劣迹的文字，最早的一条似出于御史齐康受高拱指令弹劾徐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说的是徐阶的两个儿子交结官府，家人横行乡里。但具体怎么个行状，未见详细。所谓徐瑛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抢走赵的孙女小兰，行贿王县令、打死赵玉山，均出于剧作家的想像(抢小兰一节，或是受董其昌之子强抢民女的启发吧？)，子虚乌有。

海瑞与徐阶的冲突，实因“退田风波”而起。海瑞任应天巡抚，大刀阔斧整治土地兼并，徐府作为豪门巨室首当其冲。应该说徐阶起初还是有意配合的，率先退出了一部分田产，随后致书海瑞并附上所退田册，以为如此便可过关，甚或还有点表功的意思。不料海瑞回信说：“看了您的退田册，更加知道您的盛德出人意表，但是所退数额不多，可以再加清理。”这让徐阶大为难堪，不只是利益攸关，面子也搁不下，遂通过朝中故人向海瑞说情。内阁首辅李春芳都出面写了信，海瑞一口回绝：

存翁（徐阶）近来为一群小人所困扰，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也是自取其咎。如果不退出过半的田产，民风刁险怎么制止得了？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我要存翁退产过半，也是为他百年后能得安静着想啊。

但海瑞要求徐阶“退之过半”，究竟多少，并无一个定数。因为有关徐府的土地拥有量，传言有多个版本，有说六万亩，有说十八万亩，有说二十四万亩，甚至有说四五十万亩的。而徐阶本人亦有说法，隆庆五年他在致曹贞菴书中道：“家下田宅虽不敢说无，然而也没有十万亩，郡县册籍俱在，是可以查考的。其中有一部分系亲友寄附，自我罢官后，各人见已失势不能依靠，又因官府规定一律平均徭役加征贴役，对其而言有害无利，都已收回。产权明白、确定是本府置买的，除了遵奉某某（海瑞）教令退还原主以及因收不到田租而卖去的已达三分之一，其余二分正在典卖。我只期望当个普通老百姓，能留下少量田产，优游其间，以享天年，就满足了。

在另一封致潘恩书中，徐阶又谈到自己的田产数量：我家名下的田产，载于书册的不过二万亩，册外又无别的户口，不知所谓四五十万亩安顿何处？如果当道诸公肯加查核，有无多少即刻分明。田少则田租所入也少，所入少则家人就不能多养，只要看我家里无歌童、无食客，便可以类推。

如此看来，徐府的田产到底有多少，莫说海瑞不知底里，就是徐阶自己也只能得其大概。当然，就算是二、三万亩，在江南这个人多田贵的地方，也应是数得上的大地主了！

明晚期，江南土地兼并现象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投献”。投献有两种，一是有些地痞、无赖或“叛奴”擅自把原田主的田“献”给势家豪族(顾炎武家的叛奴陆某投靠豪族叶氏，兴许也掺有此种“献田”行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占行为，此类奸猾之徒自然可从新主子处得到一份回报。另一种是部分中小地主、自耕农为了逃避徭役，主动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代自太祖起就规定：“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这些人经由投献，转为官宦之家的家人，继续租种自己的田地，交了租税，免了徭役，亦不失为一种交易。

“投献”之风加剧了土地集中，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记：“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然而，既为“投献”，此种非典型交易于事主双方应该都是有利的，所损害的只是被转嫁徭役的自耕农，“优免于此，势必加派于彼”，海瑞甫一上任便每天接待不完的上访群体，主要当是这部分自耕农。至于主动投献者也有要求“退田”的，则系投献后又与主人发生经济矛盾而受欺压者。两者的动机有别，但都指向“退田”，可谓陌路同行。好不容易遇上了海瑞这位青天大老爷，底层蓄积已久的怒火被迅速点燃，政府主导的“退田”行动，一度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明史对海瑞此举的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称道其“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的田被并入富室，一概夺归原主。徐阶罢相居乡，对其家族的追究亦无少许宽贷。下达命令雷厉风行，有关部门小心执行，有势力的豪族都逃窜到其他郡邑躲避。

又有资料显示，当时松江的大街小巷，一些人“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呼号”。此番情景，颇有类于上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中发生的一幕，舆论界同样交织着“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

《明史》在这点上也显得颇为无奈，在标榜海瑞义举的同时，又指责“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

《明史》撰写者似有将海瑞树为官员道德楷模的深切用意，不吝在冷峻的史笔下融入感情用语，诸如：“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瑞卒)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也说明在王朝官僚体制下，像海瑞这样不懂得谋私利的官员，实属凤毛麟角。

《海瑞罢官》的作者为了拔高海瑞，更不惜改写历史：让海瑞在罢官交印之际，先下手为强，斩了恶少徐瑛和贪官王县令。事实是，《明史.高拱列传》记录在案：“(徐)阶子弟颇横乡里，(高)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逮拱去位，乃得解。”不存在徐阶儿子被杀情节，虽有两个儿子被抓并充军，恰恰是名叫徐瑛的小儿子留下来奉养老父。事在隆庆五年，即海瑞去职后一年。主使者是徐阶的政敌高拱，执行者不是海瑞而是蔡国熙。这就怪不得连当年的姚棍子都要指责吴晗“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了。

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饱受阶级斗争理论浸染，不惜放弃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操守。如此一味盲从、紧跟，最终仍为政治所弃，是为悲剧。拿政治玩历史，自有比他更狠的角色。姚文元批《海瑞罢官》，一棍子就将对方置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矣。姚说：海瑞的“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海瑞的“平冤狱”就是要给地富反坏右平冤狱。多神！哪还用得着像你吴晗老兄瞎编故事举证？

顺带一提，所谓海瑞的“罢官”，与真实的历史亦有出入。海瑞任应天巡抚是隆庆三年（1569）六月，隆庆四年（1570）三月“改南京粮储”，历时九个月(《明史》说是“甫半岁”，半年能做多少事？焦裕？在兰考少说也有一年半啊)。应天巡抚是四品官阶，南京粮储称“总督粮储”，正三品。当然，管人与管物，两者实权不可同日而语。海瑞拟赴新任，却因高拱重登相位，高与海瑞有隙，故意将粮储之职并入户部，海瑞遂以病告归。   或许正是由于海瑞的道德形象如当今的雷锋同志不容挑剔，徐阶老先生就不得不忍辱负重，接受一些无端的指责乃至脏水。比如以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一事，仅据传言，传言中又有“千金”一说。后来的论者交相引证，奈何已死无对证。其实，当时徐阶在朝中有张居正暗为护持，有必要花重金行贿一名小小言官么？而戴的弹劾虽然代表了一部分官员对海瑞的看法，当时却未能对海瑞的去职起到决定的影响。排斥海瑞的实力派人物是高拱，而高拱的目的决不在于袒护徐阶，他还等着看徐阶的笑话哩。

徐阶这个人，《明史》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阶立朝有相度(宰相气度)，保全善类(保护过不少好干部)，嘉(靖)隆(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曲线救国)，亦不失大节。”还称赞他“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

有轶事一则，颇能见出其为人：徐阶退休回乡，宴请亲友，有人偷了酒席上一只金杯藏在帽子里，正好被徐阶看见。席散，家人发现丢失酒具，四处寻找。徐阶便说：“杯子在，别找了。”此时偷杯者却因酒醉站立不稳，帽子连同金杯掉落在地，徐阶见后立刻转过身去，叫下人把杯子放入那人帽中并送走。

看来，此公有楚庄王之德、之量。对于海瑞“退田”给他招来的麻烦，他似也不甚介意。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了对政策的忧虑，认为这种“罄富者之有”的做法会令“贫弱之民更无所于贷”。他的忧虑在万历六、七两年江南水患中得到验证，当时官府库藏空虚不能发賑，富室经此前打击也无力称贷，民间自救能力大为削弱。也幸得徐阶给内阁首辅张居正发了“救荒疏”，徐对张有提携之恩，张遂下令“折征苏松漕粮之半，蠲存留之半”，救了一时之急。苏松百姓“额手称功于徐阶”。

有意思的是，徐阶在这封救荒疏中再次总结了海瑞应天新政的教训，指其“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使民间丧失廉耻之心和忠厚之俗，为一点小利而骨肉为仇，导致一些世家大族破败。“其本意是以为将富者之财散于贫者，就可使贫者都富起来。岂知人性都是得财容易，用财也轻松，于是奢侈赌博之风盛行，没多久，钱花光了，贫穷的还是贫穷，而富者一旦衰落则不可复振，乡间的富人越来越少……”

在徐阶看来，社会有富人、有穷人，和谐相处，才能达成社会的平衡。这个观点，显然带有其个人身份地位的深刻烙印。但从第三者角度看，其中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呢？   这就要看如何评判乡绅在传统中国的作用了。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出于某种忌恨心理，对江南地区的士绅阶层痛下杀手，《明史》载：太祖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徏其以实京师；洪武四年，“徏江南豪民十四万田凤阳”；洪武五年，“徏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但朱皇帝的政策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同时设计了一套依靠乡绅(耆老)监督地方官吏的制度，甚至规定，里老若发现地方官员有不良行径，即可赴京面奏或直接将其绑缚入京。那么，乡村中谁有资格充任里老呢？当然只能是识文断字又有教养的乡绅，不可能是目不识丁的贫雇农。所以，在被明太祖一度挖空的江南乡绅社会，若干年后，又为新生代的乡绅填实了，足见乡绅在传统乡村中国的不可替代。

到了晚明，江南地区更呈现一种生气勃勃的个性化发展，传统社会架构中孕育出了一些近代性因素，乡绅阶层在固有的“四民”结构基础上，更加重了工商的成分。其时，“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徐阶家族亦“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并在苏州、北京等地设立官肆，经营汇兑业务。其所拥有的大量田产，估计相当一部分即由工商及金融资本转化而来。

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确夹杂着深刻的阶级矛盾，但其损害的主要是王朝的利益。社会阶层内部冲突虽时有发生(如同时期同地区的“民抄董宦”事件)，但至少在江南地区尚未上升为主要矛盾，甚至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对江南一带却几乎未发生任何影响。而接踵而至的风起云涌的江南抗清斗争，适足以证明乡宦、乡绅集团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巨大号召力。

今人在有选择地转述那些关于徐阶子弟“横行乡里”的史料时，切莫忘记，徐阶的后人，在明亡后抗清斗争中曾经的义无反顾和英雄辈出。徐阶的四世孙徐本高因与魏忠贤斗被削职还乡，崇祯吊死煤山，清军下江南，本高绝食而死。徐阶曾孙徐念祖在清军攻陷松江时全家七人自尽，同时死义的有徐涑、徐开祚、徐绶等。又有徐孚远，是徐阶弟徐陟的后人，曾与夏允彝、陈子龙三人共同立誓报国，松江城破，夏、陈自尽，孚远奔厦门、舟山等地参与南明抗清，后随郑成功到台湾。至此，松江徐氏人才陨没，精英寥落，家族从此衰败。——为了什么？以家殉国耳。

一个百年世家，为了某种价值目标，就这样轻易了断万亩田产与合族命运，这种贵族精神，按常理很难揣度。不得不怀疑徐阶当初反对“退田”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