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外交官的“郭嵩焘困局”

作者 | 周淮安

壹

1876年12月1日深夜，上海虹口码头，一艘英国邮轮启航前往英国，一位年近六旬的中国老者踏上了7万里的使西历程。

他叫郭嵩焘，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

远涉重洋，海天茫茫，云诡波谲，一如其使命般阴云密布。

就在一年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领武装“探险队”从缅甸进入云南，在边境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而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英国公使威妥玛以此为借口，迫使清廷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一条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在今天看来是平常的一件事，与《烟台条约》中赔款20万两，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条款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但在当时的大清，这却是破天荒的事，甚至比割地、赔款都还难以让朝廷及社会接受。

长期以来，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来只有周边蛮夷、藩属国前来“称臣纳贡”，中国绝不会派遣常驻使节到藩邦，即使派出使者，也是去宣慰或册封，高高在上上的，绝没有平等的外交关系。比如，明朝时期，出使朝鲜的太监都被朝鲜尊称为“天使”，绝不敢怠慢。

一言蔽之，中国与周边只有华夷间“宗藩关系”，不承认外交关系，如果互派常驻大使，那就撼动了国体。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强调外国公使只能暂住，而且需要对皇帝行跪拜礼，不准携带家眷，如果公使一定要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

60多年前，咸丰的曾祖父乾隆也是这样要求来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英国人因拒绝行“跪拜”礼仪及要求建立“朝贡”之外的正常贸易关系，而被驱逐出了中国。

最后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逃亡热河，外国列强用武力实现了公使常驻北京。

贰

一晃十六年过去了，大清皇帝已经从咸丰、同治换到了光绪，但朝野上下的观念还是没有丝毫改变。

到西方国家出任大使不仅不光彩，反而“有辱名节”，是从“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的丢人行为。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郭嵩焘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后，朝野谩骂之声四起，其家乡湖南的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出洋去“事鬼”，无异于“汉奸”，要开出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毁他的住宅。名士王闿运还编出一副对联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与郭嵩焘既是同乡，又同为湘军集团重要人物，二人过从甚密，王竟然以此刻薄之方式，公然与郭划清界线，可见当时之社会风气。

反而是慈禧老佛爷比较清醒，在出国前召见郭嵩焘时劝其忍辱负重，不要在意他人言论。

“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朝廷之所以选中郭嵩焘，除了高官大员没人愿意出洋外，还因为郭是公认的“洋务派”，向以懂洋务著称。

从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帮办曾国藩军务开始，郭嵩焘就不断接触西学，曾到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深受触动，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的想法，十分超前。

1875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辞官赋闲八年的郭嵩焘再次被启用，授福建按察使。

他大力宣扬向西方学习，在其《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批驳了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的观念，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这说明郭嵩焘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成为“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方器物文明的“中体西用”持否定态度，主张在制度文明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当时惊世骇俗的主张已经接近于20多年后“戊戌变法”的内容。

思想超越了时代的人是孤独的，不见容于天下，郭嵩焘后来的悲剧也源于此。

叁

1877年1月下旬，经过几十天的航行，跨越大半个地球后，郭嵩焘抵达了伦敦。

根据朝廷的要求，他将自己途经十数国的所见所闻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寄回中国，由总理衙门刊行。

他在书中高度赞扬了西方文明政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称“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

详细描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称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涛涛，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由于直言大清已全面落后于西方，此书立即引起朝野士大夫公愤，甚至要求将其立即撤职调回国内。

有人参劾他媚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有人痛批他崇洋：“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有人担心他教坏大清百姓，动摇执政基础：“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在一片讨伐声中，唯有李鸿章对《使西纪程》表示了明确支持，认为很有见地，开阔了国内官员的眼界，并写信给总理衙门为郭嵩焘打抱不平。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廷最终把《使西纪程》一书毁版，禁止流传。因无合适的替代人选，没有召回郭嵩焘。

曾国藩曾经评论郭嵩焘说：“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书生气太重”，特立独行。

其实，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完全可以用更圆滑的方式，既介绍西方的真实情况，又不直接捅到士大夫的菊花。

比如，在介绍英国如何发达与先进的同时，一定要加一句“读者要批判地看，这从侧面暴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与堕落，证明了大清制度的优越性。”

肆

既然郭嵩焘被骂为“汉奸”，那必然就会有“爱国者”出现。

这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著名的反洋务论者。

刘锡鸿终其一生，都固守着“华夷大防”的观念，并认为发展商业是“舍本逐末”之举，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

清廷之所以选他作为郭嵩焘的副使，也是为了表示“平衡”的无奈之举，以平息保守势力对派驻外大使的非议。

刘锡鸿从出国伊始就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暗中收集其所谓“有失国体”的言行。

在朝中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他列举出郭嵩焘多种罪状：

参观甲敦炮台时候，天气寒冷，陪同的英国官员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宁愿冻死也不穿外国人的衣服，这才是大清的气节！

参加巴西使馆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起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竟然跟大家一样起立，这是丢人！

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的音乐会，郭嵩焘翻阅了音乐单。刘锡鸿认为“仿效洋人之所为”－－应当对“夷狄之邦”的艺术嗤之以鼻，多看一眼就丢了中华文化的脸！

此外，还有郭嵩焘想学外语、不用茶水而用糖果奶酪招待洋人等等“汉奸”行径。

最终导致郭嵩焘解职回国的导火索是大清历史上的第一次招待茶会。

所谓“茶会”，实际是欧洲外交惯例，以大使及夫人名义宴请各国使节。在参加其他各国的茶会后，为了回礼，郭嵩焘举办了第一次茶会，受到了西方各界的高度评价。

根据西方礼节，郭嵩焘让其姨太太梁氏（原配去世后，梁氏尚未扶正）出面接待女宾，让一位三寸金莲的小脚妇女应酬西方贵妇，这是破天荒的事。

《泰晤士报》评论称：“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

此事却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认为郭以“如夫人”（姨太太）名义举办茶会，是“败坏国教，不成体统”。

在国内一片唾骂声中，1879年月1月，郭嵩焘离开伦敦，解职回国。

1879年月5月，当他回到长沙时，到处都贴着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长沙、善化两县的士绅还阻止小火轮拖带他的木船。

此后，这位清朝第一位驻外大使闲居湖南老家，再未登上政治舞台，1891年病逝。

伍

郭嵩焘最大的“罪过”在于坦诚大清全面落后，且直言不讳地讲了出来。

如果只是赞叹西方富足，船坚炮利，尚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但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

在大清眼中，西方即使国家富强，商业繁荣，军事强大，也只是物质层面，其精神与文化上还是落后于中国，还是夷狄之邦，犬羊之性，这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是朝野人士唯一可以自恃自慰的，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而郭嵩焘的言论恰恰动摇了这一点，指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大清处处不如西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脸就打得太痛了。

相比起来，天天指责郭嵩焘“媚外”的刘锡鸿就十分聪明。在其流传后世的私人日记里，大家发现其“崇洋媚外”比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不仅私下盛赞英国制度、文化和人心，认为这个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仅仅是一个富强之国，绝不能以看待蛮夷的眼光来看待英国。

但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对国内朝野讲的话却完全相反，俨然一个“两面人”。

这就是大清外交官的普遍困局：明明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却只能告诉国内“外面一片漆黑”，不痛批，不唱高调，就是政治不正确。

说的话，表的态都是做给国内人看，而不是让世界听，明明是“外交官”，实际却是“内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