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三星堆

撰文：许宏

继1986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填满宝藏的器物坑后，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两个坑之间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另外六个器物坑，一时在学界和公众中引发轰动。俗称“方舱”的密闭式考古工作室和考古工作者全副武装的防护服，构成了疫情时代特有的一道亮丽的考古风景线。在慨叹当年的“灯下黑”、遗憾于如此宝藏没能早日面世的同时，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怀有庆幸与欣慰：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只有在当下，才会有如此高规格的条件，让考古人得以“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地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更多地攫取其中的历史信息。

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说。这里，我们只采撷其中若干的问题点，一窥其间已知或仍然未知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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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到一体的轨迹

要先帮大家梳理下三星堆文明出现的大的历史背景。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研究对象因相隔久远、资料支离破碎而显得扑朔迷离，研究结论也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者所在多有，学者在诸多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说这其中还有可被形容为“最大公约数”的认识，那就应该只有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多元一体”论了。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文明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那么，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就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中国古代文明的三大阶段

第一个大的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则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之间。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无中心的多元，也即没有所谓的中心或核心文化可言。在广袤的东亚大陆，分布着众多先后进入社会复杂化甚至早期国家阶段的区域性文明，如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等。那是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考古学家一般称其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分布于成都平原，作为三星堆文化前身的宝墩文化，也是这些星斗中的一份子。

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城址分布示意

第二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700年至前500年之间，也即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夏商周王朝时期（下限至春秋时期）。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有中心的多元，中原虽然出现了广域王权国家，也即史书上记载的三代王朝，有点中央之城、中央之邦的感觉，但无论最早的二里头文明、二里岗文明，还是殷墟文明和西周文明，都还只是国上之国，相当于“盟主”的地位吧。考古学家一般将这个时代称为“王国时代”。进入殷墟时代，原来一枝独秀的中原青铜文明铸造复杂礼容器的技术“泄密”，这类高科技手段被若干区域的土著方国部族所掌握，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自此为之改观。举其要者，譬如关中、汉中、江西、两湖、四川地区的青铜文化等，都相对独立，异彩纷呈。尽管中原王朝的崛起因“月明”而显得“星稀”，可称为“月明星稀”的时代，但总体上看，“满天星斗”的大局面依然存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当然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

青铜时代初期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

第三个大的阶段，约当考古学上铁器时代的成熟期，先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然后以秦王朝的统一为先导，东亚大陆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时代”。只有到了此时，华夏族群在社会组织上才开始一体一统化，原来异彩纷呈的各地土著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融入帝国的洪流之中。这一时代，可以用“皓月凌空”来形容，虽然各地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由于政治上的大一统，星月争艳的时代也就大致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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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形传播带与中国弧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出自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1935-1997）的笔下。他指出，从东北大兴安岭、内蒙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青海的祁连山脉，到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渊源，特色显著，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他用生态环境相似从而导致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指出这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其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000-3500米。此外，太阳的平均年度辐射值大致相近，此地带的年平均温度相当接近，农作物及木本植物的生长期接近，降水量大致位于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两条等雨量线之间，是一种基本上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这条传播带上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面向欧亚草原的宏阔空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中原与“中国弧”（灰色区域）（杰西卡·罗森 2013）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弧”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中国弧”，就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西来的权杖文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文化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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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年代之惑

围绕三星堆大发现引发的种种纠葛、困惑，大都源自对相关概念及其年代的混淆、误读乃至误解。学者有意无意地混着说，公众囫囵吞枣地混着听，导致迷雾重重、混沌不清。

首先要区分的是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城址遗存分布示意（《华夏文明》2016-9 李伯谦文）

三星堆遗址，指的是坐落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这处遗址最为兴盛时段的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

三星堆遗址上还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遗存，和晚于它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十二桥文化”遗存。再举二里头遗址的例子。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遗存约当仰韶时代晚期，后面还有龙山时代的遗存，然后才是作为遗存主体的、延续约二百年的二里头文化，后面还有相当于商代和汉代的遗存。

发掘者把三星堆遗址分为四大期，其中遗址第一期一般认为应属于宝墩文化，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则属于十二桥文化。三星堆遗址虽然发现的早，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考古资料的公布偏于滞后，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且没有及时地将最早的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中区分出来。1990年代，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成都平原上新津县宝墩遗址及其他同时期的城址群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发现，首先提出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三星堆的发掘者给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另起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因与其后的“三星堆文化”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学者认同响应。但毕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么是“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要么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正如我们现在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自起名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在多有，在学界内部已颇易引起混乱，初学者和公众听起来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这是我们考古圈应当反思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尊

然后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遗址上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相对年代，一个是绝对年代。绝对年代指的是通过碳十四、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相对年代指的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现有的测年手段还达不到精确到某年的水平，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出现误差，所以给出的绝对年代还只是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段，所以说绝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此同时，相对年代由于建立在经年试错的基础上，考古学家摸索到了文化遗存内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

说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它的有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晚于它的十二桥文化，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样，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时间范围就被卡定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晚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段内。由于早年学术界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以既往的说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年到距今30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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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品”敲定年代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家在努力做进一步的年代细化工作。他们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这种器物被称为“盉”，属于酒器。它有三个空腔的袋状足，支撑着细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应有盖，最大特征是有一个管状的流口便于倒酒。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制宜地使用着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显现出不同于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在三星堆文化众多当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细高的陶盉这类器物就显得鹤立鸡群。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会认出，这类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那么，为什么不会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而二里头文化是“流”呢？这是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发生演变的清晰脉络，也即“出身”清楚，证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区的，而在成都平原，这类器物是突然出现的“外来户”，找不到源头。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

由是，我们可以说，陶盉、陶觚、陶豆、陶壶等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渗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结合，导致本土的宝墩文化开始变容，最终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那么，从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可以成为破解扑朔迷离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钥匙。

在二里头文化中，这类高体、管状流、瘦三足的盉，见于该文化的早期，确切地说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腹心地区的中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地区。近年来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着重点都在中原地区。相应地，这里考古学文化的测年工作做的也最系统、更精确。目前，经系列测年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圈内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数据，越测越晚、越测越短，是人们对二里头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最新年代数据的共同感受，这是测年技术水平提高，缩小“包围圈”，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地区的测年数据在更新，而周边地区的测年数据仍然选用既往测定的单个数据的话，那就有爷爷辈和孙儿辈颠倒的可能。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盉

据上述，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说相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即可显见。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最新测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间。地处西南的三星堆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群“接力”式地传播过去的，而非短时间的直接长途输入，所以，学者认为这类传播应有个时间差。四川当地的学者即推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现时间，大致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还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500-1300年，一般认为属商代前期）。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差”。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璋（《东亚玉器》）

但面对这样的最新测年数据和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个国家在绘制出版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个例子。上文提到考古学家各自以所在区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夸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

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遗址上曾经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起伏兴衰的过程，但在有些学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甚至“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这就有点放卫星的感觉了。这样的情感投入，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应该自警自惕的。建构认同与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本土学者和文化人需要严肃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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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坑与青铜时代

上面我们说了半天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遗存，而据现有材料看，那时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来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青铜器物乏善可陈。所以我们说那时的二里头文化已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只是些皮毛，二里头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没有被引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三星堆文化的几个器物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我们学界没有交代清楚，而公众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

具体说来，公众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混为一谈。即便是著名大报，在日前报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发现时，还在说“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间”。这显然是不对的。首先是记者误将“距今”的年代，写成了“公元前”，但如上文我们订正的那样，即便是距今4000年，那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而且是按照某些学者的提法，坚持不用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来限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属于旧说；即便是写距今3600年，那也是目前对三星堆文化上限的最新认识，而不是器物坑的年代。器物坑的年代，要晚到距今3200-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墟时代或略晚。可见相关年代问题认识和传播上的混乱程度。

朋友们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用的是“器物坑”一词，而媒体和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用的是“祭祀坑”。目前，关于这几个器物坑的性质学界还在讨论中，这些坑用于祭祀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便与祭祀有关，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现场，而可能的祭祀仪式后的埋藏坑。所以，我们在提法上持审慎的态度，暂时称其为“器物坑”，显然，这是偏于平易和相对客观的一种提法。

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左）、二号坑（《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

1986年7月至8月间，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器物坑被偶然发现，一时震惊学界和公众。关于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各类推断意见层出不穷，最早的意见是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约距今3300年），中间经殷墟后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后期，最晚的意见是相当于春秋中期（约距今2600年），前后相差700余年。但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同意虽然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在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的范畴内。最新发现的器物坑内含碳标本的测年，可晚到殷末周初的距今1100年前后。

三星堆遗址出土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这几个器物坑里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容器和各类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遗物，应该都是出自“神庙”类的祭祀场所的，最新发现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烧毁的建筑残块。通过钻探和发掘，可知这八个坑附近，是先用烧坏了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夯垫了一层，平整出了一个场地，然后再在上面挖坑，埋下这些器物的。但具体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内容等则无从确切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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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与金沙关系之谜

上面说到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早期，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而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几个器物坑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才正式问世，且非常突兀，它与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些微影响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这一阶段从三星堆文化中剥离出去，另称为“月亮湾文化”，这是一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星堆青铜文明崛起前夜的考古学文化。

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

如果说三星堆器物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与所谓三星堆文化早期之间存在断裂，那么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器物坑与后来崛起于成都一带的金沙文明（十二桥文化）反而显现出了密切的关联，以致给人以“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换言之，三星堆人和金沙人是一群人吗？如果不是，是金沙人摧毁了三星堆而另立新都于成都，还是三星堆人因某种原因将其都邑从广汉“战略转移”到了四十多公里外的成都？种种推想，学者们都提出过。

话说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是凭发现当时考古学家的认识甚至感觉，所以随机性很大。当时命名为两个考古学文化的，不一定就是两个人群的遗存。比如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一般认为就是一个人类群团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认为都是商文化的遗存，甚至更早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人认为应是最早的商文化。鉴于此，三星堆文化和后续的十二桥文化（金沙）并不一定就是两群人的文化遗存。

关于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时代至殷墟时代）和十二桥文化（殷墟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关系问题，早年即有学者将三星堆文化的下限下延，囊括了十二桥文化。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概念，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并无太多实质性差异。如果再考虑到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共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相同的价值体系等，不妨将这两种文化理解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这次六个坑的发现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推断。这八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限于从殷墟到西周的过渡阶段前后，三星堆和金沙的此消彼长阶段。故有学者推断，二者的兴替，或与商周更替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到了成都平原，至多应该属于余震了吧。

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谜团。我常愿提及的一个“不倒翁理论”是：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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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情结中的三星堆阐释

在目前专家和公众的话语系统中，三星堆文化属于早期古蜀文明，似乎已成定论；有的学者甚至把早期巴蜀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细究起来，其中问题多多。

首先是，关于“蜀”族群的记载尽管见于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卜辞，传世文献中也有周武王伐纣时蜀人参与协同作战的记载。但早期蜀文化是否发源于四川，尚存异议。有学者就提出四川盆地北方的汉中甚至关中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为寻找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尚未发现当时的文书材料可以互证的情况下，这支人群的遗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的徽号，并不是可以遽然定论的。

其次，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存之间，显现出大致相同的价值体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与后来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成都蜀船棺葬

据研究，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墓葬随葬品较少，也少见木棺之类的葬具，没有发现大墓。可见这个族群没有厚葬的习俗，不用青铜器、金器和象牙等社会财富来随葬。但在成都平原，至迟到了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规模大、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丰富，明显有别于其他墓葬的大型墓，多见富于地方特色的船棺葬和合葬墓，船棺形体巨大，随葬品中出现铜容器，随葬兵器的习俗也很盛行，墓葬中涌现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随葬铜器包括本地铜器和域外风格铜器。已发现的大墓都单独分布而不属于某个墓地。这些都表明墓葬已经有了显著的等级差别。可以说，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坑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相比之下，个人财富、地位的标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活动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在精神世界属于“祭祀文化”，那么它显然迥异于东周时期受华夏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墓葬文化”。而众所周知，后者才是已被确认了的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才进入了周文化影响所及的早期“中国”或曰“华夏”的范围。

这个大的变迁的契机，大概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长江中游西进入川有关，这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形态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楚式和中原式的青铜器，战国晚期还有秦式器物。域外风格的铜器有的可能由当地仿制，有些就是直接从四川以外传入的。应当指出的是，传入成都平原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并不限于器物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新的观念强化了墓葬及随葬品对于体现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墓葬因此而分级，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用品转变为丧葬用品。对于某一区域的文化来说，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最终反映的是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的变化，这才是“伤筋动骨”的巨变。而从这些上推所谓的“蜀文化”，能够轻易得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结论吗？

8

盗墓题材作品与外星文明

坦率地说，这是我颇不情愿谈的话题。

我也怀有文学梦，也曾是个文学青少年，现在，也正想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或称书斋考古学家），甚至成为作家。当然，限于职业背景，只能是非虚构作家。因而，我对给公众提供精神食粮的作家怀有敬意。随着时代的变迁，纯文学作品逐渐淡出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成为考古人的我更没有读过那些风行一时的盗墓类题材的小说，大概也是出自一种“精神洁癖”吧。尽管常被问及，但小说中描述的那些真的跟我们的志业完全不搭边。

日前，某大媒体在三星堆大发现直播节目中邀请了盗墓题材小说的作家进行访谈，一时激起较大的舆情。我在网上看过这位作家访谈的文稿。当主持人问他对当天自己上了热搜是什么心情时，他的回答是“很惶恐啊，因为这么严肃的一个场合，我觉得也不能太娱乐化，我觉得这种事情跟我们写小说的关系不大，我们应该在直播前老老实实的看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考古成果”。他还表示，“对于一个写悬疑小说的人来说的话，现实，真的远远大于小说本身，现实是最伟大的。我就期盼着现实的谜团，可以在今年揭秘。”说实在的，感觉他的态度是谦恭的，应答是得体的。

大家都倾向于问题出在邀请方，由于这样的邀约，该作家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作为考古人，我那天也接受了同一节目的邀请而连线做了关于三星堆相关问题的访谈。考古人和盗墓题材悬疑小说作者在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的直播中相继连线，的确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虚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是全然的两码事。众所周知，考古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也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有素养的文化人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我的同行委屈地抱怨此种做法，说我们的多年努力很可能由于这一“同台”而付之东流。作为考古人，我仍希望喧嚣过后，经历此事的朋友都能增强对逝去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从而怀有区分正邪的严肃史观，如果不避矫情的话，当然也希望给我们所从事的求真逐理的考古工作以基本的尊重。

许宏

刚读到一篇由高校文博考古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做的《盗墓类影视剧的转向和社会影响调查分析》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盗墓题材影视剧在2015年后发生转向，将盗墓这一过程中的探险和盗墓贼的“智慧英勇”作为主要卖点，追求娱乐性、刺激的观感，不仅很难对观众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考古工作也因为这类影视作品的走红而被污名化。此外，盗墓题材影视剧通过改换主角身份、污名化考古工作者以达到上映卖座的目的，不仅换汤不换药，还向观众提供了更加反面的引导，公众对文物和遗迹的保护产生错误认知。当混杂“考古”“文物”背景的角色通过盗墓场景不断出现在荧幕，会造成公众潜意识中对考古工作者的反感和行为上的排斥，考古的处境分外尴尬。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盗墓题材小说作者在主流媒体报道的考古直播室中出镜并宣传即将上映的盗墓题材的影视剧，何以会引发被戏称为“玻璃心”的一线考古工作者的集体愤怒了。

至于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说到我们看到三星堆青铜文明所感到的“讶异”，我常想起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的话，他说“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作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前的中原王朝汉字霸权，其中的记载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对周边地区所谓“非我族类”的人群、对不符合所谓逻辑与正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书写与遗忘。王明珂先生的点拨应该能令我们清醒许多。

1986年发现的那两座器物坑，就让考古学家围绕着它们写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和几十部书。最新发现的这六座坑，让我们知道它们还只是残缺的一部分，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我常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