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口述实录——1938年,日本兵住进了我家,头儿是田中角荣
1938年,日本兵驻进了俺家
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正是麦穗灌足浆液待熟的季节。
有一天傍晚,人们发现距村庄较远的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型的烟柱。滚滚浓烟随风吹动,遮盖住整个北边的天空。不一会儿传来了消息:“不好了!不好了!飞机撂炸弹了!鬼子到双沟了!” 双沟是我的娘家,位于徐州市东南,很早就有“海郑公路”穿过,交通便利,是战略要地,当地人有一句话:“铁打的双沟,纸糊的徐州;欲夺徐州,先占双沟。”
听到飞机丢炸弹的消息,人人都惊慌失措,我也忐忑不安:那大烟柱莫非是炮弹炸中了民房起的火?娘家亲友怎样了?后来,我听说一些人,包括我娘家的八奶奶,都死于那次空袭。我的婆家距离娘家虽只有十八华里,但所有人都感觉飞机近在咫尺,这让人惶惶不安。
鬼子开进双沟街,首先遭难的是街上的居民,然后就是周边村庄的百姓。此时,老百姓都想着赶快跑到偏僻的地方躲灾。离大路远、道路窄的地方变得吃香,乡旮旯成了香饽饽,有关系的都涌向那里。跑返避难成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徒,绝大多数人都跑,但也有不跑的人,因为侥幸心理而酿成恶果。
我婆家四弟那时还未成婚,他未来的丈人就是因为“跑返”时抱着侥幸心理不跑,而被鬼子杀害的。四弟的丈人住在张庄,也是地主。因为人胖,大家都喊他“张胖子”。胖人的共性是不喜欢动,张胖子平时不善走路。可能是身体需要,一天到晚茶不离嘴,无论到哪,首先带上茶壶。鬼子来时,大部分人都跑了,没跑的也都天不亮就带上干粮和水,到湖里(方言:田里)的庄稼地里躲起来,天黑再回家。张胖子认为自己其貌不扬,年纪又大,又是大老爷们,鬼子不会把自己怎样,天天在家里“稳坐钓鱼台”。有一天,鬼子进村发现了他。据后来的猜测,可能是因为鬼子看不到其他人,命令张胖子带路找。午收时节,天已经很热,张胖子肯定是带着茶壶满庄转的。结果是,回家的人们发现了张胖子的尸体,旁边还有一把砸碎了的茶壶。
双沟西边有个村庄叫郝家湾,庄里有对哥俩,大的叫王茂松,小的叫王茂云,跑返时全被鬼子杀死了。一天早上,兄弟俩套上大车,拉着媳妇,准备去双沟东的亲戚家避难,俩人从街的外围走,没想到还没绕过去,远远地被鬼子发现了。兄弟俩把媳妇拽下车,推到了路边的麦田里。两女人低头弓腰,顺着麦垄朝前逃命,估摸着能离开鬼子视线了,两人才找了一片麦棵绸密的地方趴了下去。鬼子追到大车前,哥俩故意朝媳妇的反方向走,不用说,肯定找不到人,结果俩人都被杀死。
日本人到双沟时,我在九顶婆家,跟着婆家人四处避难。
日本兵一开始到双沟的时候,人数不多,估计只有一二十人,后来有时多,有时少,早期没有妇女,过了一两年,来了几个女人,穿着和服,踏着木屐,人们叫她们“日本婆”,现在知道,她们是受到伤害的慰安妇,也是苦命人。
日本人喜欢喝酒,喝醉了,就穿着三角裤头骑着马上街。几十年前,中国社会很封建,女人的上衣都要盖在屁股以下,男人也很少穿短裤,天热得厉害,就把长裤管卷起来。短到膝盖上的裤子,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在本地流行。因此,鬼子近乎赤裸地上街,本地女人远远看了,都躲起来。胆大的男人看了,回来告诉我们:“穿得少!就遮盖了一点点。”
听人说,在慰安妇还没来双沟的时候,有一天,我九伯母家的侄女凤彩从外面慌慌张张跑到我家,一边跑一边喊:“高彩云!高彩云!日本兵撵我!”凤彩和我是幼成小学的同学,此时事急,她就往我家跑。我听说了吓了一跳,和凤彩两个人一起从家里翻墙跑了。那时候农村是土墙,翻过去很容易,我俩翻到了两家院墙之间的巷道里藏了起来。
我父亲得知此事,急忙出去看。他见到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那人看到我父亲就站着不动,我父亲和他对立了半天,日本兵也没咋的,歪歪倒倒地就走了,把我吓得够呛。
本地老百姓喜欢观察日本人的行为。不少日本人喜欢吃鸡蛋,我站在家门口,见过“日本婆”手里拿着几个熟鸡蛋,一边吃一边蘸着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是盐还是糖。日本人还做生意,有一次,我看到许多老百姓提着篮子和笆斗,里面放着鸡蛋,卖给日本人。卖蛋的人排着队,因为日本人每天中午都把汽车停在街上收鸡蛋。
后来,鬼子成立了“维持会”,形势才稍有些安定。当地的小学恢复教学,但是,日本人安排了教官进入,开设日语课程,教唱日语歌曲。
听说,鬼子到双沟住的是俺太爷爷当年的房子。太爷爷的商号叫“高东泰”,那处房是高家最大的院子,一处七间宽带有阁楼的大院,这是双沟街唯一带“楼房”的院子,平常囤积各类物资,也是我九伯母居住的地方。飞机轰炸双沟后,日本兵来了要住那个地方,高家后人只好搬走物资,屈居南边的小房子,而让出北边的院子供鬼子使用。
那处大院里,除了十几个日本兵,还有一个中国人为鬼子做饭。那个中国人大名不知道叫什么,小名叫毛震(音),是个机灵利索的人。毛震家也是双沟街上人,家中经营一个很小的早点摊。毛震是被“维持会”找来给日本鬼子做饭的。毛震爹娘开始不同意,因为儿子是养家的顶梁柱,可是架不住“维持会”吓唬,只有让毛震去做饭。
毛震被强迫给鬼子烧饭,心里自然不痛快。但他身陷于此,家人又在附近,不敢妄为,只能通过自己小小的举动,表达对鬼子的不满。日本兵爱吃米饭,每天洗米时,毛震故意多放米。每次开饭前,他留下来足够鬼子吃的,多余的饭藏起来。等鬼子吃饱喝足离开后,毛震把米饭一把一把团成饭团,扔到院墙外,让穷人捡回家。时间一长,每当饭点过后,俺家院外的墙根边,总能看到有人在等毛震扔饭。
鬼子每占据中国的一个地盘,都要在那里成立“维持会”。双沟的维持会长叫张德昆。张德昆是双沟街上的痞子,自从干了会长,更是“小人乍富,挺腰凹肚”,中式衣服换成了日本货,经常穿着和服式的毛巾睡衣,拎着文明棍在街上晃荡,不顺意就打人骂人,狗趴在街边都碍他的路,抡起文明棍就夯,主人陪他笑脸不说,还得打骂狗,老百姓背后都骂他“坏种”。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德昆变成了镇压对象。公审大会的那天,已读小学四年级的孙子走上审判台,检举揭发了祖父的反革命罪行。公审大会结束后,张德昆被枪决。公审时,学生和群众都参加了。我大儿子当时和张德昆孙子一所学校,儿子说,张德昆的家人因小孩上台揭发一事,那孩子回家后,大人不给他饭吃。
张德昆干了维持会长后,因日本人住俺家,俺爹又有私塾功底,他让俺爹当保长。爹看到鬼子在俺家门口对双沟街人狗鼻羊眼的样子,连自己经过那门口都要给站岗的鬼子行礼,又加上八奶奶被鬼子炮弹炸死,从心底就不愿去给鬼子干事。娘知道了爹的心思后,对他说,“你不要命了?俺全家人的命都在你手里。不想干也要干,不就是十家一保的小保长吗。咱姓高的在双沟街是个大户,老少爷们儿还不好说?管好你保的十户别出事就行,小日本的刺刀不认人。”
爹告诉我,他们有一次和日本人开会。可能是因为地方上老有反映,说日本兵欺凌百姓,有一个日本军官就对保长等人说:以后再有日本兵凌辱妇女等事,就往他身上甩墨水颜料,我们当时把这些颜料称作“洋红”、“洋绿”。军官说,身上被甩了颜料的士兵自己不知道,回营后长官发现了,就处分他们。初闻此事我不信,但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爹告诉我,日本人在双沟“维持”了以后,把当地居民算作“良民”。维持会长的儿子人称“小会长”,后来因为吸毒,还被日本人抓了起来,照样上了刑。
爹生性善良,就当了半年的保长,后来借故不干了。鬼子在双沟期间,我爹没有害过无辜百姓,因此,鬼子败了,他也没什么民愤,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无事。爹一九八零年去世。
日本人在俺家住了几年,直至鬼子投降才离开双沟。爹说过,当年在双沟住的鬼子头是田中角荣,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人们传说,中日建交后,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想到双沟看看,后因诸多因素终未成行。
日本人在俺家住的期间,我回了一趟娘家。当时,我的大女儿周岁多,我的小弟比我小17岁,当时和我女儿年纪相差无几。旧社会,早婚早育已成为习俗。婆婆和媳妇、娘和女儿同时喝面疙瘩汤、坐月子的大有人在,侄子比小叔子大,外甥比舅舅大的事例不足为奇。
小弟不懂事时特怕我,懂事后,才知道我是他的亲大姐。我带着孩子走娘家,小弟比我大女儿大两岁,两人在一起玩。有一天,我娘带着外孙女和她的小儿子在自家门口玩。一阵慢悠悠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马走到娘的跟前停了下来,马背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娘身边的两个孩子。
娘带着两个孩子,面对日本兵有点紧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娘性情刚强,又懂得周旋,她对日本兵客客气气。谁知道那日本兵也微笑着下了马,对两个孩子端详了一会,向我娘伸出大拇指,说了一句她能听得懂的汉语:“一样的,一样的!”
说完,日本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我娘看,对我娘比划着说,这是他的孩子。那人把照片给我娘看过之后,又慢慢地把照片装进了内衣里,驻足一会,上马走了。日本人走后,娘对我说,“日本人来中国打仗,包许(方言:可能)也象国民党抓壮丁一样吧。不然,这样的年轻人,怎么能舍得丢下妻儿到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