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军统中统反目的韦孝儒案

1942年5月的一天，陈果夫来到设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内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向蒋“告状”。此时，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还有另外一份文件，是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求严惩绑架杀害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凶手的呈文。蒋介石看完陈果夫呈送的文件后，勃然大怒：赵理君胆大妄为，原来还是日本间谍。着即严惩为要。

耆宿遇害

赵理君是军统金牌杀手、戴笠的“爱将”，曾为军统立下“赫赫战功”。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曾主持过杀害杨杏佛、史量才，并在上海主持刺杀国民党元老、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行动。唐毕竟没有公开投靠日寇，因而此次行动惹恼了一批“党国大佬”，要求国民政府惩凶。蒋介石心知肚明，为了安抚人心，除了优恤唐绍仪家属之外，他还严厉告诫戴笠行动要小心。

但赵理君却居功自傲，扬扬自得地以为军统上海区区长非他莫属，没想到戴笠却将此职位给了他的老兄弟王天木，顿时惹恼了赵理君。戴笠只得将他调到第一战区任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抢劫财物，重则将人打死投入黄河，毁尸灭迹。中统人员多次夹杂在渡河群众中搞情报活动，也被赵打死后投入黄河。中统特务南西成明知道是赵理君所为，多次向中统河南调统室主任甘舍棠汇报人员失踪情况，然而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只得不了了之。

后来，戴笠将赵理君调到河南洛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的，其成员多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气焰嚣张，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也侧目而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更是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赵理君以抗日为幌子，更加胆大妄为，与日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等活动。

韦孝儒是河南教育界的重磅级人物，陈氏兄弟对他很器重。抗战爆发后，韦孝儒只身回到杞县圉镇一带，发动睢、杞、陈、通、太等县民众，组建一支16个大队5000余人枪的抗日武装，给日军以不小的打击。他带领所属部队在敌后黄淮平原一带、陇海铁路两侧从事游击战，据守黄河防务，不仅拒日寇西进，也保障了后方的安全，尤其对大后方进出沦陷区情报工作人员更有接应掩护的作用。赵理君的手下与日军搞走私，自然绕不过韦孝儒的防区。韦孝儒对走私物品尤其是鸦片采取严查严处的措施，断人财路，自然而然就会遭到军统人员的仇视。

1941年底，在杞县渡口，韦孝儒的保安队查到了10多个便衣人员走私的大批鸦片，当场就要扣押。不料，对方毫不示弱，纷纷掏枪，态度还十分嚣张，亮出了军统和曹银屏（赵理君手下负责走私的别动大队长）的牌子。检查人员见对方是军统的人，连忙请示专员公署是否放行，韦孝儒脸一黑：“人可以放，货统统没收！回去告诉曹银屏，再有下次，就不是这个结果，货定查没，人须正法！”这帮人丢了货，害怕不好交代，于是将此事添油加醋地向赵理君报告，并特地将中统牵扯进来，说韦孝儒的后台是二陈兄弟。赵理君听后就把枪拍到了桌上。

几个月后，蒋鼎文和李培基为整顿地方行政，以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召集全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及各县县长到洛阳开会，韦孝儒也前来参加。曹银屏得知消息后大喜，立即向赵理君请示，赵只是让他们便宜行事。

3月15日全天会议，韦孝儒在大会发言，介绍了整顿专区和查扣走私物品的经验，他并没有点军统的名，只是说：“不管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照样不给面子！”但坐在台下的赵理君认为韦这是公开向他叫板。当天晚上，韦孝儒带着秘书、副官下榻洛阳复旦中学，他与该校校长郭兆曙是好友，当晚该校内还有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一个体育教员。就在韦孝儒和老友秉烛夜话的时候，一群蒙面大盗爬墙而入，将学校中的六个人统统绑架，并带到西工机场附近的野地里勒死，将尸体扔在一口废弃不用的枯井之中，还匆忙在上面修筑了一个简易工事。

曹银屏等叫醒了赵理君，汇报了动手的结果后，赵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韦孝儒是陈立夫的人，他死了，二陈不会善罢甘休；何况中统特务南西成的哥哥南西光也在死者之列，这次直接杀到中统的门里去了，徐恩曾也不会置之不理。于是，他迅速叮嘱曹银屏，把几个参加行动的人员立即都派到黄河对岸的中条山去。只要没把柄抓在中统手里，就来个死不认账。

第二天，韦孝儒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使蒋鼎文有些不悦。李培基听说韦等下榻复旦中学，急忙派人去找，只见他们住的屋子凌乱不堪，随身带的枪支还在，人却毫无踪影，便知道大事不好。

水落石出

韦孝儒等人被绑架的消息使整个洛阳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蒋鼎文闻讯，立即开会商议此事。前来参加会议的有李培基，军统局河南站长、第一战区长官部调统室主任岳烛远，中统河南调统室主任甘舍棠以及洛阳市警察局局长等河南省许多军政要员。

赵理君也匆匆赶到会场，来打探动静。会上，警察局局长介绍了案件现场的情况。他经过勘察和分析，认为这是一伙有组织的人员干的。因为如果是土匪，绑了“肉票”、劫了重要物品，决不会连韦孝儒等人的枪都不要。估计十有八九属于政治报复。

行政专员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官员，在省政府开会期间被人绑架，省主席李培基感到极大的压力，蒋鼎文也被“打了脸”，于是一方面报告重庆，另一方面悬赏重金以期早日破案。在私下聊天时，岳烛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案子不难破，大致都能猜出是谁干的。”

第三天，有个放羊的老汉来警察局报告说：西工机场外一口枯井在一夜之间被人填了，还修了个工事。警察局局长立即带人前往该处，派人掘开枯井上的泥土，六个人的尸体全部被挖了出来，正是韦孝儒等人。这件事立即在洛阳不胫而走，很快警察局向李培基进行汇报。李不敢隐瞒，立即向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汇报，并通报蒋鼎文。

蒋介石闻讯也感到震惊，不是日本间谍所为，谁还有此胆量？联想到军统与中统的二虎相争，他迅速传来戴笠，命其立即赴洛阳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戴笠也怀疑是自己人所为，不敢怠慢，于是坐着小飞机赶到洛阳，一下机就召集赵理君、曹银屏等人，问这件事是不是他们干的。赵早与曹定好攻守同盟，来了个坚决否认。戴笠放心了，了解案情后，他召集驻洛阳的军统所属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破案工作。戴笠要求下属们一定要与军、警、宪等部门密切配合，并服从蒋鼎文的指挥。会上还正式任命岳烛远为联合侦破纵队的总负责人。之后，戴笠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说绝无军统参与此事，有可能是共产党方面干的，已安排军统人员全力配合破案。蒋介石十分高兴。

赵理君却任凭风浪起。他觉得这件事没有参与者在洛阳，已属死无对证，便与一个姘头花天酒地，沉醉不醒。没想到百密一疏，几个参与行动的凶手竟然被捕了。

原来，在行动前，曹银屏曾许给参与行动的人员加官晋爵的大愿。没想到这些人奖金都没拿到，却被发配到敌占区中条山去。难不成想借日军的刀来杀人灭口？再加上中条山里太艰苦，吃不上喝不上，于是这几个人擅自过了黄河又折返回来，昼伏夜行，等到了洛阳身无分文了。于是，其中有个人把韦孝儒等人身上“抹”下来的怀表拿到当铺里去卖。

他们低估了中统多年的办案能力。南西成和甘舍棠一商量，撒出便衣，在当铺、饭店和大车店等处，秘密蹲守侦查。卖表的人走后，便衣便从当铺中拿回怀表，发现正是韦孝儒的那块，便跟踪到大车店，眼见几个不明身份的家伙正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嘴里还骂骂咧咧，说“曹大队长说话不算数”“卸磨杀驴”之类的话。于是便衣立即通知警察局，派人包围了大车店，将这些人悉数缉拿归案。一打一审，竹筒倒豆子，全部招了个底掉。蒋鼎文便命令警察局立即逮捕赵理君和曹银屏。

赵理君之死

徐恩曾当即向二陈进行报告：这件事牵涉军统残杀中统人员，何况还有韦孝儒在当中，河南省乃至全国教育界都义愤填膺，要求立即严惩凶手，为韦孝儒等人报仇雪恨。舆论压力太大了。蒋介石叫来戴笠，把电报直接摔到他脸上，大骂戴笠和赵理君“蒙蔽领袖”，一定要严加惩办。戴笠哀求：“赵同志一向对党国对领袖忠心耿耿，以前许多大案都是他亲自主持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目前正是多事之秋，用人之际，望校长对学生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也是好的。”蒋介石不置可否，也认为赵理君毕竟是自己的学生，能拖则拖，等风声过去，再做道理。曹银屏立即被处死，其余人等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只有赵理君暂时被押在第一战区军法执行总监部牢房中。有戴笠交代、蒋鼎文照顾，入狱以来，他一直过着较为安逸舒适的生活，后被移送后方基地关押。

徐恩曾当即命令甘舍棠和南西成等人加紧搜集赵理君在河南残害中统人员的罪证，一并上报。陈立夫代表教育界要求严惩凶手，陈果夫则根据中统提供的情报，说赵理君与日方勾结，属于日本间谍人员。并且，赵还以枪支换鸦片，向日军提供情报，将杀人凶手安排到日本占领区等。一句话，中统就是要置赵理君于死地，以打击军统日益扩大的势力。戴笠在重庆多方想办法救赵理君，而身陷囹圄的赵理君仍然不省事，为了尽早出狱，他写了一封电报上呈蒋介石，历数自己为领袖除掉心腹大患等“事迹”。这些“事迹”并不光彩，军统人员都讳莫如深，但赵理君却如此揭老底，怎能让蒋介石不撮火？

戴笠眼看保不住赵理君，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于是也落井下石，说自己瞎了眼，不知道赵理君已经为日本人办事，成为日本间谍，一定要为团体清除这匹害群之马。蒋介石当即用毛笔在文件上批道：“着即将杀人犯赵理君等处死刑。”戴笠没有办法，只得下令枪决赵理君于西安，保全了自己。但他在军统部下面前还流下眼泪，厚恤赵理君的家人；命令沈醉将赵的尸体运至成都，厚葬在龙泉驿军统“烈士”公墓之中。其实戴笠内心对赵理君是有愧疚的，当年把上海区长让给了王天木，让赵理君坐冷板凳心里肯定不痛快，而后来王天木又投降了汪伪76号，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因此，每次去成都，戴笠都要亲自去吊唁赵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