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在1962：汉江奇迹如何开始

来自专栏弓财经

作为亚洲公认的政治强人，朴正熙遇刺已经整整40年。但即便这样，回顾他在就任之初的一些工作，仍然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很大的价值。

1961年，整个东亚似乎都笼罩在经济崩溃的阴影之中。这一年的5月16日，朴正熙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张勉政权，成为韩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随后，他宣布将“祖国的现代化”作为接下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这一切谈何容易。从1946年到1961年，韩国接受了以美国为主的多个国家的总计32亿美元经济援助，这使韩国得以避免饥荒和疾病，并于1957年初步恢复了在战争期间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即便如此，到1961年，美国还是开始将韩国视为失败国家，并认为在该国实现经济发展是没有希望的，最迟到1965年，美国就将停止所有针对韩国的无偿援助。

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美国人选择信赖李承晚。自从1905年作为朝鲜宫廷特使出访美国，李承晚在美国度过了几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接受了即便对那一代美国人而言也堪称优秀的教育，结识了很多重量级的政界人士，成了当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家中聚会的常客。在美国人看来，深通西方文化的李承晚无疑是将韩国从落后国家带到发达国家的最佳人选。

即便如此，也很难说美国人对建设一个强大的韩国有什么积极性。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在和丘吉尔与蒋介石的会议后宣布“轸念韩国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实现韩国独立”。但考虑到“在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人没有机会担任重要职位，缺乏基本的行政管理训练，因而无法管理自己，只能被盟国托管”。

不过，获得了托管资格的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愿意派遣优秀的工作人员到朝鲜半岛。在日本集训时，美国的军官甚至这样恐吓手下的士兵：“如果不好好工作，就把你们送到韩国去”。

李承晚也没能振兴韩国经济。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督促李承晚政府制定国家发展的长期计划，但李承晚既不制定计划，也不配合美国方面的发展规划。他似乎认为，只要融入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就可以天然地建立起强大的经济，这显然错了。当中国台湾依靠从大陆带走的资金和华侨的帮助走上发展之路时，韩国还在懵懂中寻找前行的道路。结果，到60年代初，韩国的出口还不足中国台湾的三分之一，和日本更是完全不能相比。

政治在这时也已经相当腐败。1960年，因为拒绝张勉提出的从军费中抽取250万美元政治献金的要求，备受尊敬的崔庆禄将军居然就丢掉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当时，韩国有几百个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是团结的，不同政党和党内政治派别之间的倾轧现象屡见不鲜，领导力已经成了韩国政治生态中的奢侈品。

1956年和1960年的大选，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推举了两位候选人，但两人都因为年事已高在大选前突然病故，而李承晚这时也已经八十多岁了；朴正熙政变前1年，韩国发生了2000多次游行，大学生对政府的无条件支持率只有3.7%，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对政府持观望态度；报刊数量在1年内从600种增加到超过1600种，但民众长期呼唤的民主最终变成了假新闻的泛滥。

所有针对韩国的悲观预期在那时看来都是合理的。这时，那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军人——朴正熙决定改变一切，即便这非常艰难。

大证股票风波

朴正熙对韩国的治理是以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波开始的。当时，新成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里，有人主张通过改组证券市场来调动民间资金，从而筹集到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之前政府中已成悬案的《证券交易法》获得通过。不久后，证券交易所从半官半民制转向股份公司制，交易内容也从债券为主转向股票为主。

但当时的韩国根本不具备建立证券市场的社会条件。十年前那场战争摧毁了韩国经济的基础——40%的住宅和25%的工厂被毁，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60%是无法耕种的山地，10%是居住面积，只有30%的面积适合耕种，其中三分之二都种植了谷类，全国的粮食自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的笑谈。更早的1949年，地主阶级又在土地革命中被消灭，而地主阶级是韩国资本家最重要的来源人群。这样一来，此前推动韩国工业发展的社会力量已经悉数消失。到50年代中期，韩国已经实现了资本和收入分布的绝对平均化。

同时，尽管人口密度排名全球第三，但人力资源短缺在这时的韩国简直超出想象。50年代中期，美国援建的51个进口替代工厂竟然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基本建成。为预防“必然”发生的“北方南侵”，韩国在驻韩美军之外维持着60万正规军和250万预备役部队，由此产生的军费占到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和国内生产总值的6%；出于安全考虑，这笔支出还无法减少。

资金匮乏困扰着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政变后，朴正熙曾经推动对农村高利贷的大规模清理，希望以此结束农民们的窘迫生活。但同时，政府并没有为农村注入足够的流动性，农村的高利贷问题很快死灰复燃，朴正熙倡导的自立、自强和自助的新农村精神也没变成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自然没有可观资金支撑一个证券市场。韩国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很多银行的贷款总额都超过了存款总额，以至于要靠不断向中央银行贷款来维持门面，储蓄的缺少意味着韩国民众几乎没什么多余的钱投到股票市场。对当时的韩国来说，最合适的做法是先进行5到10年的经济建设，等民间闲钱增加到一定数目后再推动证券市场建设。

韩国当时还有很多急需完成的立法工作，《证券交易法》并不应该排在这样的优先级上。而且，《证券交易法》的出台往往还应该搭配一系列内容，例如对普通投资者的教育工作。没有这些配套的努力，股市就会变成怀揣一本万利梦想者的赌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例外。

事情果然没有向预想方向发展。证券交易所变成股份公司并上市后，大股东很快受到利害关系影响而无法保持理性和客观，交易所兼营金融业务的现实大大刺激了投机。关键时刻，韩国政府也没有表现出足够担当，他们放任交易所自己的股票——大证股票蹿红。

很短时间内，大证股票价格涨了88倍，证券金融股价涨了74倍，运输业股价上涨了15倍。票面金额50分的大证股票原本卖38分都没人买，这段时间竟然以14.5元的价格卖了出去。1962年5月，交易所的成交额达到65亿元，市场已经疯狂到足够让每个人丧失冷静。

问题也开始出现。到1962年5月底，证券教易所内开始出现无法交割的情况，交易额也开始下降，韩国政府不但准备了100亿证券融资和200亿的特别贷款，甚至准备以宣布成交无效这样的极端手段解决问题。即便如此，情况也没好转；6月10日，韩国股市停牌了。

朴正熙的痛点

股市的困难无法击败朴正熙。

这位军人政治家律己甚严。他性格内向，社交能力终其一生都是他的弱项。在军队服役期间，他和上司以及美军顾问团都少有来往。以至于他通过政变获得政权时，美国人对这位亲美反共的韩国人居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为顾问团所了解”、“似有反美色彩”。

因为出身问题，手握军权的朴正熙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执政压力。和哈佛毕业的抗日英雄李承晚不同，朴正熙只在长春郊区的一所日本军校读过几年书。在韩国，人们崇拜正统西方教育，在民族仇恨的作用下极端排斥日本，且认为军人素质低劣，这让朴正熙始终如芒在背。

尽管宣称尊崇儒家文化，但朴正熙对韩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史上罕见，他认为韩国传统文化中有太多有害的政治遗产，尤其是韩国人特别强调的男人要有俊美容颜的“花郎精神”，更是屡遭朴正熙唾弃—他身材矮小且相貌平平，后来访问美国和德国时，两国很多政治家都曾表示很难将这个小个子和领导政变的威权领袖联系在一起。

真正对朴正熙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日本军校那段短暂时光。那期间，朴正熙开始逐步相信团结、纪律和求实精神的价值，并对讲求效率、一丝不苟的技术文化推崇备至，他后来任命的很多高级将领大多都有接受日本军事教育的背景。当然，这让他背负了相当的政治压力。

作为对比，被称作“国父”的李承晚从未遇到实质性的政治危机，韩国民众从未以革命方式反对他的政权，1960年“4·19”革命的初衷也是反对当时的副总统李起鹏。

但朴正熙没有这种待遇，他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一直小心翼翼地希望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在就任之初，他就表示政变是非常举措，并表示将在最多两年的周期过后还政给民选政府，自己届时也将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但即便后来组建了制度化的民主共和党，朴正熙还是对赢得大选极其缺少信心；因此，他在任内一直将经济建设的成就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他总是告诉身边人“除非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

每个韩国人都能感受到政府指导思想的变化。从1948年到1958年，李承晚在讲话中最常提及的词语就是“反共”，“国家安全和外交”占到了其同期演讲主题的三分之一，其重要性几乎和经济问题不相上下。而到了朴正熙执政的1961到1969年，意识形态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中的角色被迅速淡化，“现代化”取代了“反共”的地位，“经济稳定和发展”占到了朴正熙同期演讲关键词的一半以上，意识形态相关关键词被提及的比例则降到了15%。

这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朝鲜的态度上。在李承晚看来，朝鲜政权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在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中，只有摧毁对方才可以确保安全和实现统一，也只有高举“反共”的大旗才能不被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抛弃；但朴正熙倾向于将朝鲜视作经济竞赛的对手，他要用“发展、建设和创造的竞争”代替政权间的军事冲突。朴正熙的观点和后来的蒋经国以及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异曲同工之妙，蒋经国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生活方式之争，赢得这场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发展经济、从而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都是极端务实的政治领袖。政变成功后，朴正熙的亲信们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他们将汉城大街上播放的音乐从军乐换成有关“新生活”的标语口号，并宣称20万公务员都已经成为“节约以及光荣的新生活的典范”，但朴正熙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这类形式主义的东西对国家发展没什么好处，“军事革命的关键是要为韩国带来工业革命”。

为了实现目的，朴正熙建立了一套不同的体制：他专制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社会阶层，而是所有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部分；他的政府也不受利益集团制约，方法是不接受政治集团或大企业的献金，而是从外国援助中拿出部分资金维持民主共和党和情报机构的运行以保证对政局的掌控；他也拒绝照搬美国模式，而是选择更接近韩国的日本道路，在日本产业政策的思想基础上，他几乎将韩国变成了一家公司，政变后不久就有总计35684人被政府解雇，军人随之进入政府——到1963年“还政于民”之前，韩国中央政府中83%的雇员都是军人。

这个庞大的队伍足以帮助朴正熙复制日本的发展经验。在日本人的总结中，三个因素构成了实现发展的核心支柱：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社会精英对发展导向的共识和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在日本，后两点、尤其最后一点是通过庞大的事务官体系实现的；在韩国，则依靠朴正熙建立起来的整套行政系统。

在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朴正熙将其在韩国推动建立的体制称为“管理民主化”，以区别于政治民主化：“我们想在这个革命阶段建立的民主应当适应社会和政治现状，而不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西欧民主。因为革命的目的是消除腐败、加强人民自治能力和建立社会正义。因此，民主的建立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应当是通过管理手段，而不应通过政治手段。”

改革启动

就算没有股市停牌，进入6月的1962年也值得每个韩国人记忆。朴正熙政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前一年出台后，各方对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分歧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金融界的普遍想法是继续依靠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国还在提供援助，因此只要将援助物资的储备和调拨做好，依靠传统的金融体系就能够提供开展五年计划必须的经费。在他们看来，如无必要，韩国不应该进行大幅度的货币改革。

朴正熙不这么想。“大证股票”风波后，他更不信任韩国的金融体系，而是坚信只有一场深刻的货币改革才能解决资金问题。他对货币变革的内涵有着清醒的认识：以新币取代旧币，在这个过程中冻结高收入者的游资并强制性地将其征收为产业开发公社的资金，产业开发公社以入股形式参与企业运作并为企业提供支付担保，待企业财务健康到可以独立运作后，产业开发公社再卖出这些股份并将资金投入到新企业中去，用这种循环往复的方式解决韩国企业起步阶段的资金问题。

绕开几乎全部财经高官的货币改革筹备工作也已经秘密进行了很久。从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朴正熙带着一个小团体完成了方案制定，还在荷兰推动了新币印刷。这些事情，不但韩国媒体不知道，财经委员会委员长也不知道，甚至给韩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美国也不知道——而在1953年的韩国货币改革中，和美国的充分信息共享是改革得以成功的最主要经验。

美国人的愤怒可以想象。1962年6月10号，《紧急货币措施法》颁布当天，美国驻韩大使就在韩国银行举行的会议上表达了强烈不满，他说韩国的货币改革有条不紊且严格保密当然很好，但完全不同美国这样一个为韩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有任何沟通实在令人遗憾。大使提出，在六天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货币改革中，韩国必须就旧货币封存率和发行多少新币等核心内容与美国“进行充分的沟通”，在场的柳原植也表示韩国会为了货币政策的成功与美国紧密磋商。

但事实上，韩国根本没打算继续就货币改革一事与美国磋商。尽管第二阶段改革只是确定旧币封存率等技术细节，根本无关改革能否成功，但韩国还是没有在16日之前知会美方。甚至16日当天，美国驻韩大使一再要求面谈，也全部被深得朴正熙信赖的柳原植拒绝了。

也许从那时开始，朴正熙就已经决定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他需要国际市场以争取资金和发展经济——这和美国的期待完全一致，但他不希望在美国主导的民主框架下完成这一切。政变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朴正熙就明确说道：“过去16年，韩国大喊民主口号，却利用人民对政治理解未臻成熟，任凭腐败和混乱滋长以延长政权并掩盖他们的无能和败德。”

他有资本推动这一切变成现实——忠于他的军事集团年纪轻、干劲足。这批人中的中下级军官普遍只有30多岁，高级将领也大多40出头，只有44岁的朴正熙已经是其中最年长的人之一，而他还是比李承晚年轻了超过40岁，他们具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团结且忠于上级，这在当时的韩国政坛无异于异类。

这次货币改革获得了成功。到1962年年底，韩国的货币流通总量增加55亿到367亿，但其中44亿元是在6月10 日之前增加的，这与之前每每到下半年就遭遇货币放水的情况已完全不同；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了16%，但其中13个百分点的增量发生在货币改革之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2.8%，但只有4个百分点多一点的增幅发生在6月之后；到1962年年底，制造业生产指数达到了创历史新高的133.6，比1961年年底的129也要高出不少。

朴正熙也在这时展露出使用金融工具的能力。后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大幅提升国内利率以调动国内资金，一年期存款的年利率从15%提升到了30%，这完全改变了韩国人的储蓄习惯；到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朴正熙为投资重化工业的资本家提供了最高3.1%、最低只有-14.9%的优惠贷款利率，而当时韩国其他企业可以享受的最低利率还是15%，最高则有24%，这像命令一样把韩国的企业家们推到了发展重化工业的路径上。

到这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进口替代战略在韩国是不可持续的。韩国的工业化水平到1956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1960年的工业化率达到了16%。但增长的放缓已经开始引人关注：1954年到1957年，韩国工业增长率达17%；但从1958年到1961年，工业部门增速锐减到6.9%。受此影响，韩国的外汇储备在1962年底只剩下1.62亿美元了，这比之前一年减少了3900万，外汇短缺的危机始终笼罩着韩国。

韩国有限公司

对于经济应该如何起步，韩国国内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韩国应该效仿美国，在自由经济理念指引下推动国家发展；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韩国应该以日本为榜样，通过系统性的产业政策实现经济腾飞。

美国在二战之后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使得前一种观点很容易占据上风。但当时的韩国和美国极为不同，美国当时就有两亿多人口——大约相当于韩国的8倍，美国还有9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大约相当于韩国的90倍，这决定了它只靠国内市场就能发展起来；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美国的赤字因此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

韩国则国土狭小且资源匮乏，这使它看起来确实更像日本。同样必须予以考虑的是，韩国在60年代初时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脱离政府的资产阶级。那时，韩国的企业家不但需要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担保，还需要政府为其开拓国际市场并提供必要的信息。这样的现实基础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韩国的产业政策比日本更加成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国的大型财阀会和政府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双方其实都无从选择。

而且，韩国的外汇储备极其有限——朴正熙接手时，中央银行里的外汇储备竟然只有2000美元了。所有亚洲后发国家都曾严格管理外汇，1953年，因为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在通产省批准前就签署了一份需要动用25000美元外汇的合同，通产省的官员大为光火，盛田昭夫用了几个月时间才让官员平息怒火，并在1954年2月拿到了外汇。

在韩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朴正熙也几乎一直在为解决外汇危机而努力，其态度之坚决差点让他背上了永远的骂名。

1964年，为了从联邦德国获得3000万美元的贷款，韩国派遣了5000名矿工和2000名护士到联邦德国进行为期3年的劳务输出，这些人的月薪只有160美元，但还能将120美元寄回韩国，当朴正熙当年12月份在德国总统吕布克（Karl Heinrich Lübke）陪同下到矿区视察时，这些矿工哭着对吕布克说：“请一定帮帮韩国，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1965年，随着美国对韩援助的停止，韩国的外汇更加紧张，为了从日本获得3亿美元战争赔偿和5亿美元低息贷款，朴正熙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推动了韩日关系正常化，但换来的是军队和学生的决裂，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差点终结。

1965年到1966年，为了从美国获得10亿美元军事补偿和贷款，朴正熙竟然派遣5万士兵参加了越南战争，这又让他背负了巨大压力。幸运的是，韩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大显神威，还成立了新的地区组织“亚太联合会”。到1966年，韩国已经和8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数字比1961年时的23个高出很多，韩国希望建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至此有了空间。

志在重振出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朴正熙倾注了巨大心血，他承诺为所有进入计划的民间企业提供支付承诺，但得到贷款的企业绝不能失败，否则就会变成国家负担。因此，朴正熙要求青瓦台必须掌握所有企业的状况，哪个项目进展不顺，青瓦台的电话就会不停打来。这是一次巨大的赌博：当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推动进口替代战略以提升国民收入时，朴正熙竟然通过放松进口管制、大幅调整汇率等手段大力推动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帮助韩国企业抢占国际市场。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朴正熙管理韩国经济的方式。1965年开始的每个月，他都会组织召开一次月例振兴出口扩大会议，研究每种产品的出口动向、商讨打破出口瓶颈的办法并奖励相关的有功人员，很多有效措施当场就成了制度，这种会议最终举行了170多次；1968年到1970年修建汉城-釜山高速公路期间，朴正熙跑遍了每处工地，认识一半以上的施工者。

他的军事化风格深刻影响了政府运作。1963年成立的第一届民选政府中，95个内阁职位中有40个被有军事背景的成员占据，59个驻外大使中有32个有军事背景，第六届国会的174个席位中有36个留给了退役军官，随后成立的42个大型公营企业中有33个由以前的军官来经营。1964年，朴正熙为商工部定下1亿美元出口目标，大家都认为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设立了13个优先支持领域后，韩国居然在当年11月30日就完成了任务；1966年，朴正熙为提高征税效率而设立了国税厅，首任厅长李洛善立誓完成700亿征税目标，为此把公车都改成了700号，结果当年真的实现了704亿的税收。

强力行政的代价也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三年，韩国光是财政部长就换了五位，任何人只要不达标就马上走人；为了支持企业在缺电状况下开展生产，韩国推广“一户熄灭一盏灯”计划，最后连霓虹灯和路灯都熄灭了，全国企业更是24小时交替生产以利用电能。

所有计划的难度都很大。韩国希望发展钢铁化工等重工业，但世界银行总裁布莱克（Eugene Black）在年会上揶揄道，这种事业不应该得到支持：“发展中国家有三个神话，那就是修建高速公路、建设钢铁联合体和为国家元首建纪念碑。”果然，当韩国后来为建设浦项钢铁集团而向盟友提出援助请求时，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韩日邦交正常化和外汇的获得，为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最终，设计生产能力103万吨的浦项钢铁厂建成且当年就实现了盈利。之后，朴正熙坚持将所有利润用于提升技术水平和扩大再生产。结果，到1985年，浦项钢铁集团已经是年生产能力850万吨的世界级企业。

几乎同时，朴正熙又采用同样的方式帮助韩国建立起了世界级的化工产业。到这时，朴正熙理想中的以日本为模板发展韩国经济的构想已经基本变成现实。技术含量高、出口限制少且可以大量创造就业岗位的钢铁和化学工业，让韩国经济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即便如此，朴正熙在执政初期的口碑也没那么好。他取缔了上千家媒体，也确实迫害过进步人士，但对舆论的态度仍相对宽容，他允许甚至一定程度上鼓励民间讨论公共政策和揭露官场腐败，以增强体制弹性和掌握更多信息。这当然会有成本：1966年，一位经济学家公开撰文称，朴正熙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引进了一些外资几乎毫无政绩，还带来了通胀加剧、中小企业凋敝、农业崩溃、贫富差距拉大和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韩日邦交正常化期间，几乎所有媒体都称朴正熙是“卖国贼”。

对反对派而言，他们确实有很多机会在更早的时候就终结朴正熙的政治生命。但朴正熙最终熬过了至暗时刻。1963年10月15日，还政于民后的首次大选中，作为反对派的民政党候选人尹潽善获得9036000张选票，朴正熙则赢下10362000张选票。对于期望重振经济的韩国来说，100万张选票的差距已经足够改变一切。

参考资料：

[01]《我们国家的道路》，朴正熙，华夏出版社，1988；

[02]《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尹保云，文津出版社，1993；

[03]《朴正熙：经济神话缔造者的争议人生》，丁满燮，民族出版社，2016；

[04]《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汉江奇迹”与朴正熙》，金正濂，新华出版社，1993；

[05]《利用外部条件发展起来的南朝鲜经济》，蔡文治，《亚洲经济问题》，1980；

[06]《人为的奇迹》，沃伦诺夫，华夏出版社，1989；

[07]《朴正熙总统传》，林秋山，台湾幼狮出版社，1977；

[08]《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发展的影响（1945-1965）》，董向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