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启蒙——浅析清末西方医学在广州的传播

来源: 云中闲子

西方医学，或者说是今天普遍运用的现代医学与传统的中医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诸如对人体的理解、治疗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普遍更加信任来自西方的现代医学，特别是在碰到重大疾病或是疑难杂症时，人们常常会选择到现代医院去看病，而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身体不舒服，比如上火、感冒等等，则可能会采取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西方的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清代的中后期。对于清代历史比较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阶段，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广州一个与外国通商与交流的港口。正因为如此，广州就成为了当时许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窗口，其中就包括来自西方的现代医学。

虽然至今为止人们仍然对西医和中医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及相当激烈的争论，但西医的功效是人人可见的。即便是在清朝中后期的广州，西方医学也凭借着其功效很快就在在广州乃至全国各地流行开来。本文希望通过简单的介绍，使得读者们了解西方医学在当时是如何传入广州以及全中国的，以及西方医学在当时得到了怎样的传播和发展。

中西结合漫谈

广州的医疗状况

西方医学的传入有着两方面的动因，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的主观推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广州的医疗状况堪忧，确实需要相对先进的医学来提高当地的医疗状况。

广州地处岭南地区，在古时候就是“瘴疠之乡”的称号。之所以这样称呼广州，是因为岭南地区气候炎热且十分潮湿，十分有利于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因此便有了这样的称号。虽然”瘴疠之乡”的称号古已有之，但是一直到了清代，广州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但这主要并不完全是因为广州湿热的天气，而是由于广州稠密的人口以及糟糕的卫生状况。

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地区的人口密度便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306人，可以说是相当稠密，而当时的城市建设又相当落后，没有什么污水、垃圾的处理设施，导致广州城内十分肮脏，不论是空气还是水源都是污浊不堪。而在当时，又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广州城内，这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了广州的人口密度，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卫生习惯更加不如城市居民，这就导致广州城内愈发拥挤和污秽，使得清代中后期多次流行病疫情都在广州城内爆发。

鸦片战争

例如，1893年时，广州城内流行天花，当时的《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指出：

“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瘟疫”。

郑观应也说：

“（广州）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

这种卫生状况加上稠密的人口，本来就极易导致流行病的发生，加上广州炎热的天气，传染病更是极易流行开来。而当时广州城内原有的医疗设施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流行病，甚至连平日里居民的许多看病需求都难以满足。

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医疗机构都是所谓的“医馆”，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办的，每个医生都是单独开馆，既没有医生之间的分工也没有医生之间的协作。这就使得许多疾病在一个医生那里可能没有办法治愈，即便医生确实医术高明，但这种医馆模式效率也是相当低下。

因此，广州当时的医疗状况其实是比较落后的，急切需要一些相对先进的医学经验，而广州作为十三行的所在地，也占据了有利的条件，使得许多先进的医学经验能够传入广州。

《申报》

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推动者和传播者主要是传教士。在我们一般的认识里，传教士们似乎都是以传播宗教为己任的，实际上，虽然传教士们的最终没目的都是传播宗教，但他们往往以传播医学为先导。

传教士们之所以将医学作为传教的先导，一方面是考虑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传教士们担心直接传播宗教的效果不好，通过传播医学和治病救人可以赢得中国民众的好感，进而使中国民众接受西方的宗教。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也要求传教士们以慈善和人道为己任，拯救普通人的性命对于传教士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例如，当时一位在广州的牧师马礼逊就曾经说过：

“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

从马礼逊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传教士们通过传播医学来赢得中国人信任与好感的目的。

传教士

广州作为当时整个中国唯一一个可供外国人居留与通商的口岸，自然就成为了西方医学传入的唯一目的地，而西方的医学也的确很快在广州赢得民众的信任，这还要从西方的牛痘术说起。天花在古代的中国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疾病，死亡率相当的高，特别是对于婴儿来说，天花可以说是相当致命的疾病，当时的史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

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前，中国治疗天花主要使用的是所谓的“人痘法”，但是其效果并不好，在西方的“牛痘法”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天花疫情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牛痘法”是一个当时在澳门的英国医生皮尔逊介绍进入中国的，他在1865年编印了一部名为《牛痘奇法》的书，同年被一位中国商人翻译成为了中文版本的《种痘奇书》，引入了中国。为了推广牛痘术，当时一批在广州的中国商人花费了重金将这位英国医生皮尔逊邀请到了广州，并且在十三行设立了专门的牛痘局，并且斥资数千两在广州推广牛痘术。在这样的大力推广下，牛痘术很快就在广州推广开来，并很快发挥出了功效。

《种痘奇书》

牛痘疫苗在广州的奇效吸引了大量的北方人士前来广州学习，这些北方人士又将牛痘疫苗带回了自己的家乡，牛痘疫苗从此便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到19世纪70年代左右，全中国已经有大约95%的城市中的儿童接种了牛痘疫苗，大大控制了中国境内的天花传播。牛痘术的引进可以说是西方医学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最早例子，也是最有效的例子之一，开了这个好头之后，西方的医学更是在广州乃至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发光发热。

西方医院、医学院的建立与发展

除了直接引入医疗药物及医疗方法之外，这些西方传教士影响更加深远的举措应当是在广州建立西方式的医院以及医学院，为中国的现代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现代医学人才。

中国大陆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就是由一位美国医生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其名称为新豆栏医局，这是一所专门的眼科医院。而除了眼科医院之外，西方传教士还引入了外科、产科等专科医院。新豆栏医局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据说林则徐当年还曾经求诊于博济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博济医院已经伯驾医生也得到了林则徐的赞许。

新豆栏医局

在此之后，许多的西方式的医院在广州建立起来，比如有专门治疗精神病的惠爱医院，还有专门针对女性的柔济医院。西方式医院与中式医院的最大区别便是专业化，医生之间是有着相当明确分工和专业的，每个医生在自己的专业内都是权威，为病人进行专科治疗。除此之外，这些西方式医院还引入了相当多先进的医疗方法和制度，比如定期查房、分级护理、病例讨论与会诊等，这些方法在今日依然是适用的，这些举措实际上都促进了中国的医学向近代化转变。

除了医院之外，传教士还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医学院校，比如中国最早的西方医学院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就是在广州建立的，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学习了相当多先进的医学知识。在博济医院附属学校之外，还有其它许多医学院都在这一时期建立，甚至还有专门为女子开设的医学院——广东女子医学堂。医学院的开设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人西医医生，他们与传统的中医相互补充，推动了中国医学向近代化的发展。

广东女子医学堂

结语

除了以上的这些措施以外，西方的传教士还作了其它有利于中国医学近代化发展的措施，比如说推动广州本地医疗卫生团体的建设和发展，在广州创办一系列的医学刊物和书籍等，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医学的近代化步伐。

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传教士都是比较负面的形象，一心只想着传播宗教和为西方的殖民侵略服务。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医学近代化的历程上是立下了功劳的。

不论中医和西医之间的争论如何激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西方医学在近代引入中国确实是拯救了相当多百姓的性命，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当时所作的工作以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样的态度才是客观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