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京政府机关戒烟记

作者:东方明

1935年春，民国南京市市长石瑛决定在全市市区两级机关发起戒烟行动。该行动引起全市公务员的热议，其中部分酷嗜抽烟者还互相串联，暗中对抗，甚至策动新闻媒体叫板石市长“侵犯人权”。与石瑛不睦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则乘机向蒋介石告状……

特别会议

1935年1月11日，民国首都南京市下辖的11个区的区长，分别接到市府秘书以市长石瑛名义的电话通知：各区府指派两名被点名的公务员于次日上午8点30分前往市府参加座谈会。接听电话的区府官员中有人询问会议主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得到的回答是：与会者不必带什么材料，会议内容来了就知道了。

以市长名义通知开会并点名让谁参加的情况在自1927年4月国民党定都南京以来出任的六届市长中，这是第一次。石瑛在1932年3月上任时，“有仪仗喧闹于前，石氏自负行箧褐衫布履避之而入”，而被朝野称为“布衣市长”。上任之后，“体恤民生多建陋居济穷，征税于权贵不让分毫，得罪高官者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高级官员。这样一个市长，现在忽然点名每区指派两名公务员去参加他主持的座谈会，自然会引起11个区的区长的种种猜测。当然，猜测归猜测，执行得执行的。于是，便通知被点到名的公务员，让他们次日上午准时去市府开会。

那些被市长点名让去参加座谈会的22名公务员，级别最高的是第三区区府的主任秘书郭淳高，最低的是第七区入职不过两年多的女誊写员许丽君，其他20人中有科长、股长，也有像许丽君那样的最低职级的公务员。次日上午8点半前，这些人都已抵达市府，由昨天发电话通知的秘书荣辰阳在大门口等到人齐后带往饭堂。进去一看，因已过了开早饭的时间，里面空无一人。荣秘书请大家稍等片刻，自己出去了。这一干人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若说是开座谈会吧，市府有小型会议室，二十多人笃定坐得下，为什么要他们到饭堂来呢？有人正打趣说今天是腊八节，会不会石市长体恤下情请咱们来品尝一顿他老人家亲自烹制的私房腊八粥啊？正议论着的时候，荣秘书来了，说声“跟我来”就把一干人带到市府后面一幢不知派什么用场的平房里。里面除了凳子空无一物，有前后两道门，中间隔着屏风，另一边听动静像是有人正在抽烟。荣秘书再次请大家稍稍等候，他去向石市长通报，出去时顺手把门关上了。

这一等，就不是“稍稍”了，很快就一刻钟过去了。听屏风另一边，也是奇怪，那时不时此起彼伏划火柴的声音表明待的人还不少。很快，烟雾弥漫到屋子的这一边，引起阵阵咳嗽。有人凑到屏风缝隙去张望，不禁暗吃一惊，隔壁待着十来条汉子，有警察，有士兵，也有杂役，或站或坐，围着一张八仙桌猛抽香烟。桌上正中有一只竹编米箩，里面有半箩拆开后散放于内的香烟。这些人像是举行抽烟比赛样的只管狂抽，一支吸剩烟蒂了便扔于地上，也不用脚踩灭，伸手取一支点燃后再抽。那一边的房门透着一条缝，冷风透拂进来便把烟雾吹到屏风这边来。稍后知道，被石瑛点名请来开会的这22人都是向不沾烟的，那是石瑛特地让人查明白后写下姓名的。可想而知，这么些人待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里，会被隔壁那十来人的加速度吞云吐雾折腾成什么后果。等到又过了一阵荣秘书终于露脸让转移到小会议室去开会时，这些人已经咳得涕泪齐淌，苦不堪言。大一半已经逃出屋子，宁愿站在门外风地里挨吹受冻了。

石瑛，1878年出生于湖北阳新（今通山县），曾为前清举人，又赴西洋学航海、学筑路再学矿冶，归国后当教授（北京大学）、造枪炮（上海兵工厂厂长）、修铁路再治水利（湖北、浙江建设厅厅长）；政治方面，石氏是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老资格，1905年就接受孙中山指示在英国建立同盟会欧洲支部，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样一个人物，此刻跟小公务员见面，大家自然非常激动。但石瑛可能实在太忙，却是要言不烦，先对之前特地安排去呼吸了半小时被香烟污染的空气表示歉意，然后宣布市府已经决定在南京全市各归市管、区管的国家机关实行戒烟试点，如果成功，将逐渐向全市推广；市府已决定组建“戒烟特别工作组”，在座各位都是该组成员，另有市府这边的3人，敝人担任组长，荣秘书是副组长，具体一应事宜由荣秘书向大家布置。就这些话，说完宣布散会，离开。留下荣秘书继续主持会议，商讨情况，制定章程。

果断戒烟

石瑛决定在南京市属国家机关实施戒烟，并非心血来潮，也不是受当时刚刚开始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影响。石氏本人“抽烟并不嗜烟，后因疾病而接受医生建议戒烟”，戒烟以后，他觉得“呼吸顺畅，饮食增加”。早在1933年7月，他就已亲笔书写一纸告示贴于办公室门上，曰：本室及门前走廊内谢绝叼烟者进入与通行。

1934年11月，蒋介石在当时被称为“第二首都”的南昌宣布开展名为“新生活运动”的国民教育运动，提倡“四维”（礼义廉耻）、“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救国和‘复兴民族”。以石瑛的性格，喜欢独立思考，厌恶跟风钻营，主张“在其位谋其政”，他是南京市市长，就要做好南京的事情。但是这次他却对“新生活运动”产生了兴趣，认为最起码可以借此机会推出他早已有设想的南京戒烟方案。

元旦假期后上班头天，石瑛照例在市府各处转转。最后去医务室时，发现前往就医者颇多，隊伍一直排了小半条走廊。不禁奇怪，进去问了医务主任，方知大多是呼吸道不适，其中一部分是烟民，也有不抽烟的，但主诉所待场合抽烟者众，且因天冷门窗紧闭，被动吸入大量烟雾所致。石瑛于是想到刚才巡视时所到之处，几乎每间办公室都有人在抽烟，并且门窗紧闭。于是，这位另类市长就决定在全市国家机关实行戒烟，先从市府区府开始。

在当天的节后长官会议上，石瑛把此事提请讨论，得到了与会市府委员的支持，当场通过，并推选石市长出任“戒烟特别工作组”（下称“戒烟组”）组长。当然，具体工作石瑛不可能有空去做的，就任命荣秘书负责。不过，在市府及11个区府物色小组成员的主意是石瑛出的，他要求这些成员必须都是不抽烟或者曾抽过现已戒了的，还要对被动吸入被香烟污染的空气有切身感受深恶痛绝者。为加深印象，石瑛还设计了届时交代使命前先让这些公务员尝尝被动吸烟之苦一幕，以增强工作积极性。

1月11日当天，荣秘书主持戒烟组首次会议，定下了章程。次日，由市府秘书处出面将《南京市公务员戒烟暂行章程》打印稿分发全市各区府，要求区府“须誊抄数份，张贴于大门、饭堂等人员必经必到之处；大门门房处应备妥纸笔，由门房唤请所有出入本机关公务员签名表示已读过本章程，以作稽查备案用”。

章程一共七条，将在机关范围内所有时间不准抽吸香烟、水烟之具体事宜一一列明，并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正反情况的奖惩作出了明确规定。惩罚措施很严厉，起板是首次违犯者应具结悔过，悔过书应在本机关醒目处张贴公布；再次违犯者须重写悔过书，并亲笔将悔过书以大字誊抄于白报纸（民国时对与报纸一样开张的白纸的称谓）上，张贴于本机关醒目处且本人应在该悔过书前面壁反省半小时。第三次违犯则就罚款（壹元以上拾元以下），并将劣迹记入考档——那就要影响每年由监察部门进行的考绩而导致晋级升迁无望。第四次违犯就可降级甚至开革，其决定权归市长。戒烟章程从1935年1月15日开始执行。

该章程公布后，不但在南京市的市区两级机关引起轰动，社会上也纷纷予以热议。1月15日开始实施戒烟后，荣秘书根据石瑛的指令，把连他自己在内的25名戒烟组成员拆散后分成8个巡视组，每人一辆自行车，轮流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巡视督察。结果，头天就查获了违犯禁令在机关里抽烟者22人，其中包括第四区社会科科长彭静侯。彭与中统有关系（一说其另有中统身份），估计是中统有人鼓捣到上面了，徐恩曾竟然亲自给石瑛打电话要求予以宽宥，遭到拒绝。于是，彭氏只好当晚亲笔写了悔过书，次日上班前张贴在第四区政府门内照壁上。

惩罚措施虽然得到雷厉风行不徇私情的执行，但抽烟这种习惯一旦形成，要改的话确实有一定难度。公务员中的烟民在办公室抽烟已经习以为常，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肯定不是存心想违犯禁令，但有时不知不觉还真的踩了雷。而像石瑛这样的官员，上上下下肯定都有反对者，明的不敢，暗自作祟是会做的。这样的人就在背后鼓捣，怂恿受到处罚的公务员烟民“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

也不知他们是通过什么路数，反正是联系了几个新闻记者，向市府打电话，要求采访石市长。民国时记者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不管是大报小报记者，官场中人通常见之都有些怵头。石瑛自忖行得正坐得稳，对记者倒不惧，但他是文人出身，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角度出发，对记者是很尊重的，听说要采访，马上答应。

功亏一篑

由于石瑛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紧，白天无法跟记者见面，接受采访的时间便安排在1935年1月28日晚上七点。地点是石瑛指定的，有些出乎意外，竟然在夫子庙离市府不远的一家茶馆。茶馆晚上是不营业的，是荣秘书跟老板沟通后作为特例处理。

前来采访的有4名记者：《中央日报》姚毋扬、《申报》金友天、《金陵新报》关博识和《江苏晨报》穆丽娜。他们一上来甫一开腔就透出一种“不友好”，借采访场地为题问石瑛：茶馆晚上是不营业的，石市长能够把采访安排在这里，是否有扰民之嫌？石瑛笑称：这是茶馆方面对本市长倡导戒烟的支持，因为政府机关一戒烟，有些嗜烟的公务员原本在机关接待到访亲朋好友时因为不敬烟没有面子，就把客人带来茶馆接待，这给茶馆带来了生意。听说本市的茶馆业公会正准备向市府送锦旗表示感谢呢。

四记者由此感到了石瑛的机智和犀利，往下提问就小心翼翼了。由于石瑛说好采访时间只有20分钟，所以他们4人一共提出了三个问题：

其一：国家提倡的禁烟是禁绝烟毒即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石市长把所禁范围扩大到香烟，是否有越权枉法之嫌？抽香烟是公民权利，贸然禁止，是否有侵犯人权之嫌？石瑛作答：这次全市机关戒烟与国家禁烟（毒）毫无关系，此是市府整顿办公场所秩序，关心公务员身体健康的一项措施，也是本市国家公务机关为响应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表示，与“权”“法”并无关联。如果一定要说这个权那个权的，那么戒烟就是为维护全体公务员的健康，这就是切实维护了他们的基本人权。

其二：南京系六朝故都，现今又是民国首都，当为首善之地，石市长身任南京主官，该有维护首都秩序安稳之责，现贸然在承担管理城市之职的国家机关发起法律规定之外的戒烟运动，是否考虑过会影响众多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倘若由此引起惰政后果，因而造成本市混乱，不知市长是否有应对方略？石瑛作答：本次戒烟系管理首都生活秩序的一个举措，也是整顿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个步骤。作为国家公务员，如果因此而产生负面情绪影响执行公务，本市长将在接下来进行的人事整顿中予以调整。至于秩序混乱，此系无稽之谈。

其三：听说这次戒烟惩罚措施甚严，如果由此影响到受罚公务员之经济、颜面乃至家庭关系，从而导致悲剧发生，政府是否有责任？石瑛作答：如果由于戒烟而引发你们所担心的所谓悲剧，本市长深表遗憾，但该进行的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这次采访内容，上述四报中只有《金陵新报》刊登，其余三家不知何故都未刊登。公务员中的反对方是否联系了孔祥熙不清楚，但是孔祥熙随即在2月5日年初二给蒋介石拜年闲聊时说到了此事，说据中统方面提供的消息，《中央日报》等三报采写的新闻稿被石瑛通过不当手段压下不发，可见戒烟之事似有问题。

孔祥熙为什么插一手呢？这是因为他跟石瑛有仇：石瑛上任南京市市长后，为建设市政改善民生而集纳经费，亲自抓征税，孔祥熙的产业成为纳税大户，一次就要缴纳数千元，令铁公鸡孔氏夫妇心痛如割。一年前，孔祥熙利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之职权，下令取消铁道部协助南京市的十万大洋。石瑛在1934年1月25日的国民党中委会议休息期间向孔祥熙提出质问。两人发生口角，石瑛大怒之下，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砸向孔祥熙，并大声斥责：“南京全年的税收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说着，不等英国毛料西装已被大片墨迹玷污的孔祥熙从惊呆中回过神来，拂袖而去。隔日，石瑛提出辞呈，经蒋介石出面挽留方才同意留任。

这一幕当时是在蒋介石眼前出现的，蒋当然知道孔祥熙与石瑛的矛盾，当下微笑不语。孔祥熙讨了个没趣，在戒烟事上就此闭口。

春节期间，石瑛以戒烟组组长名义三次亲率该组成员对各政府机关明察暗访，处理了三个平时就大耍官僚作风的违犯公务员，其中两个是科长，都给撸了，并让他们在初四机关上班时在门口手执上书“坚决戒烟”字样的纸旗迎接同僚，弄了个颜面扫地。

由于石瑛的措施得当，又有蒋介石的默许，所以两个月下来，南京市、区两级政府机关真的杜绝了抽烟。就在大家都认为戒煙成果已经既成事实，一部分公务员干脆彻底戒烟在家里也不抽的时候，事情出现了变化：石瑛辞职了。

石瑛的辞职原因是：3月12日，日本媒体代表团来南京访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下令：南京所有科以上官员一律去机场迎接日本代表团。石瑛认为汪精卫此举系十足的媚日，愤怒之下，以市长名义下令当天全体公务员放假回家休息。然后，石瑛坚决辞职。石瑛辞职后，由马超俊接任市长。马市长对公务员在机关抽不抽香烟无所谓，戒烟小组也已解散，所以，机关公务员抽烟之风重新刮起并迅速蔓延。

石瑛于1943年12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中共《新华日报》于次日就发表“本报评论”对石瑛予以评价称：“石瑛先生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疾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茹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