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以商贸外衣为掩护的日本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

1853年，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之后的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确立了资本主义，国力逐渐充实，并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虽然当时日本刚刚摆脱困境，但是侵略野心迅速膨胀，“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因此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即“大陆政策”，其首要目标就是中国。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比日本军队更早来到中国的，是大量的日本间谍。他们前赴后继，渗透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孜孜不倦的研究着中国的每一寸肌肤，在市井巷陌，在政客朱门；他们侵蚀着中国每一个细胞，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国民意识形态。

随着对华间谍事务的展开，庞大的工作，使一些谍报精英们意识到间谍培养是一门系统科学。于是，便有了荒尾精、根津一开设的汉口乐善堂到日清贸易研究所到东亚同文书院；有了上海虹口日占区井上公馆；有了日本中野陆军学校，等等。

以商养谍，几乎是那时日谍的共识。

当年，日本巨谍荒尾精奉命到中国建立谍报网，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机关乐善堂的老板岸田吟香对他大力支持，并建议他用商人的身份做掩护，到交通最为便利的汉口设立乐善堂分堂，所得货款可以全部用于谍报工作。

于是，1886年，乐善堂汉口支部成立。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如果有大行动，乐善堂的间谍一般都是带着其经销的药品和书籍出发，边走边卖，一是作为很好的掩护，二是从贩卖中获取利润，减少谍报开支。他们的行动计划，往往包括在目的地考察经商办企业的可能，以便能扎根当地，这与古代的’屯垦’思路十分相似。

后来，乐善堂又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这个间谍网对中国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内容进行精心调查并作好详细记录。

至今仍被日本当做思想者、巨人供奉的日本间谍荒尾精在成功经营了汉口乐善堂后，取得了初步的第一手中国各阶层人文资料，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而要进行这么庞大的计划，什么最宝贵？人才！

因此，荒尾精开始着眼培养能为日本争取到最大利益的人才学校，间谍学校——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上层官员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使得原本就非常紧张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荒尾精的办学计划。原先，日本政府中的厚生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同意将北海道的林场出售，拿10万元给荒尾精办学，但后来厚生省换了领导，这个预算被削减了，荒尾精只好再到其他地方寻求资金赞助。

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帮助下，首相山县有朋同意从内阁秘密经费中给他拨了4万元，川上操六还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几千元，借给了荒尾精。

因为经费不足，荒尾精只能将原计划的300人招生规模削减一半，学制也定为三年，毕业后在中国实习一年。

荒尾精为保证生员质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周游日本全国，首招三百名，然后从中挑选了一百五十名“头脑优秀、身体强健“者录取，分三个班教授，每个班配备干事一人，分别由宗方小太郎、小山秋作和西村忠一担任。

日本官方对此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川上操六亲自为学员们训话，而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接见了全体学员，这在日本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为促进清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实则是一个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在教员和课程设置上，汉口乐善堂成员中西正树、山内岩、高桥谦、田锅安之助、片山敏彦、井深彦三郎等，担任顾问或中国问题教师。中国人沈文藻和桂林讲授汉语，英国人阿斯脱则讲授英语，此外还开设了商业地理、中国商业史、经济学、日汉文学等课程。修业年限为四年，前三年学习学科知识，最后一年实习或实地考察。

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初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为摆脱困境，荒尾精毅然决定回国筹集经费，而把日常事务托由挚友根津一代理。

不料，在此期间突生变故。初入中国的学院们因为水土不服、饮食变化而大量生病，且所招学生成分复杂，目的不一，为此部分学生强烈不满，发生学潮。正在日本国内的荒尾精闻讯立即返回上海，将闹事的三十多名学生全部开除，同时安慰学生，裁汰冗员、改革教务，才终使研究所逐渐走上正轨。

经此事件，荒尾精开始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不断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出要与尔等“共挽亚细亚之衰败”，当然也不忘要求学生刻苦学习，发扬日本之“尚武”精神。

他在一封致学生的公开信中说：

他同时还让擅长文笔的鸟居赫雄创作校歌，以便学生朝夕歌咏，增强士气。于是，一首贯彻“兴亚”思想的校歌便应运而生：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若问吾辈何所思，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荒尾精的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研究所事业渐趋稳定。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驱的青年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兴亚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贸易所中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曾总结：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惟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后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并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做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兄弟”。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留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的结语说道：“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军事考察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赶到上海参加了首届毕业典礼。

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毕业生（白色衣服的几名毕业生有的穿起了马褂，蓄起了长辫，与清人几乎无区别）

1894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们还在实习阶段，但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两国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了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当时有十多个学员已经蓄起了发辫，精通汉语，很容易装扮成中国人。其他未留发辫的，则干脆剃光头扮和尚，四处刺探军情。

荒尾精则主动向军方提出，希望征召学员们入伍。日军从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人员中，征召91人，在广岛大本营进行了简单的集训后将他们分配到各军中。除了十余人继续改装侦察外，大多数人都做了随军翻译，同时协助日军进行政战，这些年轻人成了日本军队的耳目和向导。

高歌着“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间谍们，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这些青年间谍在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说，作为间谍这个职业，他们是尽职且让所有同行刮目的。

1894年夏季，日军派间谍宗方小太郎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水师的动向。宗方小太郎化装成农民模样前往威海，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地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获得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并未随之撤退，而是继续潜伏伺机窥探北洋海军的情报。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海军主力护航。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海军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北洋海军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本谍报机关。得到报信后，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前往攻击。9月17日，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爆发了黄海海战。

可以说，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如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使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将北洋海军的作战消息传回国内，使日军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充分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北洋海军兵未动，行先露，直接导致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

除了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外，根津一还将汉口乐善堂成员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这部中国的百科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清国通商综览》也震撼了日本商界，大阪一位名叫冈崎荣次郎的富商，在感动之余欣然解囊，同意为刚在上海成立的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赞助设立一个实习基地，对内叫“日清商品陈列所”，对外则叫瀛华广懋馆，令年轻的间谍学子们有一个实践商战的平台。这个实习基地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费困难。

因战争被迫关闭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虽然只毕业了一届学生，但正是这些毕业生，成为了日后日本侵华的急先锋以及重要骨干分子。它的余脉、血液、骨干、培训方式，乃至精神，被日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全盘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