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的晚清第二舰队：甲午战争中的南洋水师

1895年2月11日，在日本海陆军联合围攻下，鏖战月余的北洋水师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盼不来援兵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吞食鸦片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那支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也随之消亡。让人费解的是，在中日双方激烈搏杀时，驻扎在上海的，实力仅次于北洋水师的，号称晚清”第二舰队”的南洋水师，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

是因为南洋水师官兵畏战不前，还是因为督抚大员们的派系之争？只有对南洋水师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对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的”反常表现”窥得一斑。

南洋水师奠基人沈葆桢

蹉跎20年

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高举”师夷长技以自强”大旗13年大清帝国遭到了罕有的奇耻大辱。被清廷上下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敢凭借13艘舰船和3600人的兵力主动进攻中国台湾岛。可是，大清帝国在舰船数量占优，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没有对这股入侵台湾的日本一旅偏师围而歼之，反而付出了50万辆白银才将其”礼送出境”。原因很简单，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了两只铁甲舰。这两艘让沈葆桢等不敢”轻举妄动”的铁甲舰，不过是水线带甲六英寸的”龙骧”号和水线带甲不到四英寸的”东舰”号，当时还因为锅炉损坏正在日本本土修理。两艘所谓的铁甲舰，就让拥有大小25艘舰船的大清帝国颜面扫地，让清廷上下感到了”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但是，认识到”海防关系紧要”的清廷没有筹划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的海军，反而因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所以，决定采取南北洋分防的战略，在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公元1875年5月30日）清廷下旨”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军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军事宜”。由此，拉开了晚清大办海军的序幕副，也开启了南洋水师的历史。

作为了拱卫”长江为财赋奥区”的南洋水师，创立之初就从原先的江苏海军继承了操江、侧海、威靖等战舰，比之同时开始筹备却无一舰一船的的北洋水师起点似乎要高出很多。但让人奇怪的是，本应按”两洋分防”战略承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务的南洋水师，却无法对辖区内的福建水师进行调配。而创立这福建水师的人，正是刚刚从福建船政大臣的位置上被调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负责南洋水师筹建的沈葆桢。虽然福建水师是沈葆桢一手缔造，但是其名义上只是福州船政大臣，而福建水师的提督却是湘系水师出身的李成谋。如果说一个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也许沈葆桢还可以利用清廷上谕中”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强行调配福建水师，但是沈葆桢面临的”对手”实际上是湘系大佬左宗棠。虽说，此时的左宗棠早已担任陕甘总督，但是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依然是这个卸任闽浙总督不容他人染指的”私产”。更何况，原本是”死党”关系的左宗棠和沈葆桢已然分道扬镳。自1874年日本侵台以来，沈葆桢与李鸿章的关系越走越近，先从李鸿章哪里借兵，然后再”塞防和海防之争”时明显的站在李鸿章一遍，最后在购买”铁甲舰”的问题上与李鸿章形成了”南北同盟”。或许是有了左宗棠的示范效应，时任闽浙总督的何璟和两广总督刘坤一，都不理会沈葆桢的”节制”。结果，初创中的南洋水师，因为三个总督各自为政、互不统辖，无法形成合力建设一支强大海军，逐渐衍变为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分别发展的局面，对于这支尚在”襁褓”中的南洋水师而言，遭遇”派系之争”远比失去一支福建水师的损失大得多。

如果说派系之争，让南洋水师在先天不足中诞生，那么与沈葆桢逐向淮系靠拢则让南洋水师在建设过程中遭遇到了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在筹划海防计划一出，清廷就决议自光绪七年元月起，每年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沪尾、打狗汽七处海关税中提取四成，江海关税中提取二成，再加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的厘金中提取的200万两，合计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海军的费用。这笔原本应该南北洋水师均分的海军建设费用，却因为沈葆桢认为”外国水师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同”，所以，毫不犹豫的”咨明各省，统解北洋兑收应用”，将原本每年应该分拨给于南洋水师的200万辆白银全部优先给予了北洋水师。结果，两年多的时间里，南洋水师也仅从福州船政局得到了靖远、登瀛洲两艘木制炮舰。而占用南洋水师近700万两白银的北洋水师，也不曾购得一艘铁甲舰。在看到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舰的无所作为，海军费用又经常被挪作他用，沈葆桢要求从1878年开始将原本应该每年分拨给南洋水师的200万白银收回。沈葆桢虽然重掌了南洋海军的军费，可惜”他空有购置铁甲舰之心，去不知如何购买；知道需要仿造新舰，却不知应当仿照什么样的船舰”。空有一腔雄心的沈葆桢，在纠结中一病不起，在1879年12月18日卒于两江任上。沈葆桢用自己的逝去，为南洋水师最初五年建设花了一句号，而这个句号的成果仅仅是他委托北洋购买的四艘蚊炮船。

接替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刘坤一上任伊始，就面临中日因琉球问题发生争执。所以，他不得不大力整顿海防，一面要求福州船政局加快造舰速度，一方面水师加强训练，似乎有重振南洋水师的意图。可是，对于当时海防战略重点的铁甲舰，刘坤一不仅一再反对购置，反而认为不需要铁甲舰也可以编练成海军。

幸运的是刘坤一在任两年就因病离任，而接任者正是收复新疆的功勋之臣左宗棠。有着”船政之父”的左宗棠，在1882年接过两江总督印信不久，就于3月17日出吴淞口巡阅海军。这次巡视，让左宗棠发现了江南海口防备力量的薄弱，也看到了南洋水师的羸弱，于是他开始着手南洋水师的建设。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左宗棠从德国购买了”南琛”、”南瑞”两舰，又从福州船政局订购了”开济”、”镜清”两艘快船。经过左宗棠数年呕心沥血的建设，到1884年时，南洋水师已经拥有大小舰船16艘，排水量近16000吨，面貌为之一新。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国近代海防创建人之一的左宗棠，对于铁甲舰却极为排斥，而且对于海军和海军战略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湘系水师彭麟玉提出的”有海防无海战”的谬论，强调”江海防务并重，不争大洋”。或许，是因为左宗棠因久居内陆，日趋保守；或许，是因为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不听其建议……最终的结果是，左宗棠将南洋水师的建设带入了快车道，却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死胡同”。

1884年，年逾古稀的左宗棠因病离辞职，曾国荃在出任两江总督后首先就是对南洋水师的人事进行调整，奏请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统南洋水师，任命陈湜负责海防营务。此时，中法已经开战，在左宗棠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从历经十年建设，号称初步建成的南洋水师中选调”南琛”等五艘战舰南下援助福建水师。结果石浦一战，南洋水师损失了”澄庆”和”驭远”二舰，而稍后的镇海保卫战中”南琛”等三舰却炮台协作击退了入侵的法国舰队。中法战争证明了南洋水师”以之海战则不足，以之扼守江海门户，与炮台相辅，借固江防”。可是，明知南洋水师实力不足的曾国荃无所作为，在其长达六年的任期中，仅仅在1887年新增了一艘寰泰舰，再无新添置一艘战舰。其实曾国荃对于海防建设原本就不是那么热衷，同时每年各省调拨南洋的水师建设费用不过”三四十万两”，整个南洋水师的建设几乎完全停顿了。

曾国荃之后，1890年再次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先是模仿北洋水师，将南洋水师分为左右两翼，任命郭宝昌为提督外；然后在江宁（南京）设立南洋水师学堂。唯一涉及舰船购置的，不过是1892年希望李鸿章帮着购买两艘”致远”一类的快船和几艘鱼雷艇。只可惜，依然排斥铁甲舰的刘坤一，面对的是南洋水师最为拮据的时候，此时海军军费早就被海军衙门控制。囊周羞涩的刘坤一，不得不放弃少有的购买舰船的雄心壮志。

至1894年，号称大清第二大海军的南洋水师仅剩下”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和”寰泰”五艘战舰和4艘蚊炮船。其中，或因为派系问题而相互挚肘，或因经费问题而无力发展，或因督抚无知而失去机遇，结果却是造成南洋水师20年蹉跎。

作壁上观

甲午战争爆发，大清第一海军首当其冲的被卷入战火。而号称大清第二海军的南洋水师，却给人的感觉是作壁上观。

其实，南洋水师原本有机会成为战争中的一员。早在战争爆发的前的6月，驻英公使龚照瑗就建议”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但是李鸿章却以”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为由拒绝了龚照瑗的提议。但是，李鸿章却将北上参加清廷第二次校阅水师的广东水师的三艘巡洋舰给留下了，虽然表面上看是程璧光上书请求留北洋备战，实则是因为北洋水师中除了”八远”舰之外，能勉强一战的也只有扬威、超勇两艘”快碰船”，兵力严重不足。能选中艘排水量千余吨的铁胁木壳船，却无视南洋水师5艘排水量超过2000吨的战舰，不知是真的嫌弃南洋水师的舰船太过陈旧，还是因为对湘系集团心存疑虑而放弃调遣。

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一下子就损失了五艘舰船。由于清政府没有建造能力，又难以及时购买外国军舰，急需给北洋水师补充兵力的的李鸿章此时却想起了被他称为”不中用”的南洋水师，于是向朝廷”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来助战”。可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和”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为由，请求免派南洋水师的战舰北上。到了清廷再次商调南洋主力战舰北上之时，南洋大臣张之洞又奏称战舰北调只能徒供一击，再次给拒绝。李鸿章借调南洋水师的计划失败，只能哀叹用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张之洞虽然拒绝了南洋水师的北调，却似乎没有放弃备战。一边接洽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商讨购买战舰事宜，一边联络为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前来调教南洋水师。但是，战局的发展由不得张之洞按部就班的去整军备战，被围困在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朝不保夕。如果强行调派南洋水师直接去救援，面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的联合舰队无疑于”羊入虎口”。此时，清廷上下有人提出了”潜师”的计划，意图围魏救赵。1895年1月14日，总理衙门给张之洞发来上谕”有人奏倭人全师而出，国内空虚，若以水师捣入其境，或游弋其各岛，使彼有内顾之忧，而我得抽薪之计等语。著张之洞唐景崧会商办法具奏。”甚至有人称，曾自告奋勇赴长崎、神户、横滨等处侦查，发现长崎没有防备。但是，张之洞再次以”船薄行迟，炮无新式，将弁难求，实无大用”为理由，任务南洋水师”断难出洋”。直到远在美国的容闳建议，”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圆，以购成铁甲舰三四艘，雇佣外兵五千，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位不能相顾”，张之洞对此建议十分赞赏，所以就派容闳去伦敦借钱了。到了2月3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刘公岛与外界完全隔绝之时，张之洞催促朝廷”不惜巨款，速购穹甲快船五六艘，大鱼雷炮船十数艘”，同时要求将北洋水师外购的军舰划归南洋水师指挥。然后编两支舰队，南洋新购战舰直扑长崎，北洋新购战舰攻击朝鲜沿岸。结果，就在清廷的一众大员们还在热烈探讨围魏救赵战术如何实施的时候，2月11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的覆灭，几乎宣告了甲午战争的终结。而南洋水师，则在电报文牍之间，不知该作何行动，像一个看客似的结束了度过了这场战争。但是，就是这支被人嘲笑为”见死不救”的南洋水师，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战果”。1894年9月20日，一艘向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货船在途径台湾时，被南洋水师的”南琛”舰截停，虽然仅仅查获”枪子一箱”和”六响手枪两箱”。这样的一次查获，既不能断绝日本军火的补给，更对战局毫无影响。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既难掩江南诸位督抚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也不能洗脱为南洋水师”见死不救”的恶名。但至少说明南洋水师的官兵，依然有勇气去对抗在中国领土、领海横行无忌的洋大人。尤其是在截停英船的过程中，”南琛”舰曾鸣炮三声以示警告，试想如果南洋水师官兵真贪生怕死，又怎敢用武力去冒犯英国的货轮。

可惜，历史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只给了南洋水师这一抹两点，然后就将其抛入阴霾之中。

无力救援？

历史永远是冷冰冰的存在着，只是好事者一直希望给历史套上”如果”二字，去猜测历史能否会有另一种结果。同样，对于那支南洋水师而言，如果历史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是否会义无反的加入战争呢？毕竟，这支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面临强敌，在明知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派出了五艘战舰前去参战。但是，答案似乎依然冰冷残酷。

1、战略错误

南洋水师无法参战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整个清政府上下对海军战略的无知。

不论是南洋水师发展期间的历任五位督抚，还是执掌北洋20年的李鸿章，对于海军认识都未能突破”海岸防御主义”。将海军视为”守口”利器的清廷，在战争中考虑不是如何夺取制海权而是如何”防敌兵沿海登岸”。即便当时的驻朝总理商业事宜的袁世凯和驻英公使龚照瑗都建议，应该将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海军集结合编成一队。这样，北洋水师将在舰艇数量和吨位上凌驾与日本海军之上，”远则径窥日本海口，进控朝鲜西岸”，有可能完全掌握黄海的制海权。甚至我们的敌人，日本也认为清朝的四大水师集结，如果双方交战”胜败之数难以预料”。但是，但是清政府和李鸿章都拒绝了这已建议。这一拒绝让中国在战争还未开始之时就让制海权的控制力大大折扣，也阻隔了南洋水师的北上参战的可能

如果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清廷上下没有认识到四大水师集结的重要性，那么开战之后的一系列调控就更是在战略上阻止了南洋水师参战的可能。虽然，驻英公使龚照瑗早就看出了”度倭力势不能遍绕南洋海口”，但是清政府却对此判断置若罔闻，在中日开战后就下令南洋水师派遣数船分防台湾。原本已经舰船凋弊的南洋水师，不仅要执行所谓拱卫江南财赋之地的”守口”之责，还要去防卫台湾，种情况下南洋水师除了去抓一抓给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船，还能在战争中有什么作为呢？

清政府在战前和战中的两次战略决策，阻断了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集结合成的可能，也为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日后以各种利用拒绝出兵埋下了伏笔。

2、派系内耗

毫无疑问，作为晚清最大的两个势力集团湘系和淮系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曾国藩死后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就开始不断激化。从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彭麟玉等湘系水师系统对建立新式海军的抵制，甚至双方在发展海军时舰船是外购还是自建都争的不可开交。

尤其是在筹划两洋水师之后，北洋水师将分属两洋水师的400万两海军军费”独吞”，还将南洋水师的订购的四艘新式蚊炮船给强行截留，后又将原属南洋水师的操江好兵船调拨北洋水师。虽然沈葆桢在1878年之后，要回了”名义”上属于南洋水师的200万白银。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号称岁二百万，每年实解不过四十万”。而清政府十年大建海军期间，所花费的白银接近3000万两（含修建炮台等费用），而南洋水师仅仅用了500万两，其中还有江苏扣留每年应该划拨北洋水师的20万两厘金。如此厚此薄彼，怎能不让让湘系的两江总督们如何对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心怀不满呢？

如果说，在海军建设费用上的尔虞我诈，还只是湘系和淮系的暗斗，那么1884年的中法战争则让双方的矛盾转为”明争”。中法战争爆发，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终于说服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派军舰援闽，又依靠朝廷的压力迫使李鸿章派出了扬威、超勇两艘战舰。但是，双方刚刚汇合，李鸿章就以朝鲜有事将北洋两艘的战舰调回，剩下南洋水师的五艘战舰孤身迎敌，最终损失了两艘战舰，让刚刚初具规模的南洋水师遭遇沉痛的打击。虽然，李鸿章调回北洋两艘战舰事出有因，但是在湘系大佬们的眼里却是”见死不救”。

所以，20年海军建设积累的矛盾，中法战争遗留的怨恨，在甲午战争中集中爆发。所以，也就有了刘坤一和张之洞屡次拒绝派遣南洋水师救援，也就有了在”潜师”计划出台后张之洞的只主张利用新添战舰执行计划而拒绝调派南洋水师。甚至有了，在甲午战后请求日本归还被俘的原属南洋水师的舰船的可笑行径。

派系内耗，让南洋水师作壁上观，但是湘系大佬们除了有朝廷协防台湾的”上谕”，还有就是武器落后的借口。

3、武器落后

武器落后，这是一个客观而且必须承认的事实。

南洋水师，虽然1884年就宣告初步建成，但是由于历任督抚对海军认识的滞后。所以，他们只将南洋水师视为”守卫海口”的辅助工具。所以，历任督抚对于铁甲舰是排斥的，刘坤一就曾经表达过，铁甲舰无法朔江而上巡视长江沿岸的六省，想要守护福建、广东等地似乎又速度太慢，所以认为只需要购买”致远”一类的快船或者大号雷艇就可以。甚至，让南洋水师面貌为之一新的左宗棠，在发展南洋水师时，也是为了与李鸿章一争长短，迅速做到”成规”抗衡即可。所以，南洋水师虽然在巅峰时拥有了大小16艘战舰，排水量也接近20000万吨，但只有四艘蚊炮船和五艘”落后的巡洋舰”稍有战力。

而这仅有的”稍有战力”的舰艇中，四艘蚊炮船虽然拥有大口径火炮，但是排水量太小、适行性太差，不适于远洋作战。剩下的五艘巡洋舰，其中”南琛”、”南瑞”是1884年从德国定制钢甲舰，装配两门20厘米主炮，航速也达到了15节，但是”铁壳五分厚，断不足当巨舰之铁炮”。而其他三艘，”开济”、”镜清”和”寰泰”三舰，为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铁胁双重木壳巡洋舰，武备基本与”南琛”二舰相同，但是航速已经下降到了14.5节。这五艘1880年代服役的巡洋舰，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进行远洋作战的，甚至在中法战争中还获得法国海军的称赞。可是，也就在那个时代，海军的发展日新月异，五年就会出现一次重大的飞跃，这几艘还能作战的巡洋舰，实际上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落后。到了甲午战争时，这几艘战舰已经服役近十年，与日本最新的吉野等巡洋舰的代差达到两代甚至更多。想要依靠这样的战舰去参战，也许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足供敌一雷一炮”。

当然，武器落后也许也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即便这五艘巡洋舰无法抗衡日本的主力战舰，但是如果与北洋水师合成一支后，比之北洋水师的”操江”等舰的性能要超出许多，与日后参与围攻威海卫的原日本西海舰队也相差不多。但是，南洋水师却没有像日本西海舰队一样参战，仅仅用武器落后似乎无法搪塞。

4、训练低下

其实，武器的落后，完全可以利用战略、战术进行弥补。结果，战略上，清廷没有集中使用海军已经棋输一着，战术上南洋水师似乎更是荒废疲敝。

南洋水师在装备上虽然有差距，但是如果训练良好也能利用战术素养弥补。中法战争中，南洋水师的”南琛”等三舰就利用自己的航速与法国舰队进行缠斗，不仅自身毫发无损，在镇海之战中与炮台火炮配合还击败了入侵的法国军舰，这些得益于左宗棠在整顿水师的结果。但是，自左宗棠之后，南洋水师不仅建设停滞，训练也日趋松懈。所谓操练，”不过择浪静风平之日，于内洋较试枪炮尊则而已”；所谓”巡洋不过至佘山而止”。而最大远航，也不过是去参加北洋会操而已。

训练松懈，原因众多，其中南洋水师的人员素养几乎是整个晚清四大水师中最差的。与其他三大水师的管带多为船政学堂毕业，或曾去英、法留学不同，南洋水师的大部分管驾多提拔于旧水师的行伍之中，统领南洋水师的人也多为湘系长江水师的提督，甚至在中法战争率领南洋三舰有出色表现的杨岳斌也也是与彭麟玉一同统领长江水师的湘军旧将。以如此人员，怎么可能训练出一支适应远洋作战的近代海军。

结语

甲午一战，北洋菁华凋弊，南洋水师被讽，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戛然而止。虽然日后，清廷为了重建海军，再次拿出了所谓的”七年计划”，但是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见死不救”的南洋水师，也在1909年接受了自己使命被并入长江水师，真的去履行当年督抚们赋予守口巡洋的责任。原本准备决胜大洋的海军，有如此命运难道真的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