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6)
来源：书虫子
第十五章：“安曼行动”惨遭失败铁腕局长力挽狂澜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受到了强烈指责，理由是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承担责任摩萨德走马换将，然而新局长亚托姆却被认为是一位最失败局长：“安曼行动”刺杀“哈马斯”创始人亚辛未遂反而被人赃俱获；新一任“铁腕局长”力挽狂澜，定点清除计划初见成效。
拉宾遇刺身亡
1995年11月4日晚，以色列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这一天是星期六，正值犹太教的安息日，也是以色列的法定假日。平时，以色列国内的大部分交通工具到了晚上都会停驶，许多娱乐场所和大小商店亦会关门歇业。可是，那天夜幕降临后的特拉维夫仍然灯火通明，热闹异常。约10万市民沐浴着习习海风，从四面八方涌到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在那里举行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
历史进入了1995 年，中东和平进程仍在跌跌撞撞中向前发展。9月24日，佩雷斯在埃及塔巴与阿拉法特经过九天的艰苦谈判，草签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一般称为《塔巴协议》。根据这项厚达400 多页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姆安拉、伯利恒等6 座城市、450个村镇和希伯伦市的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交由“巴解”组织及不久后选出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以军将进行重新部署，以保卫在希伯伦市和其他地区148 个定居点内的犹太居民的安全。到1997年7月以军全部完成“重新部署”后，巴勒斯坦人将控制西岸90％的领土。
1995年9月28日，拉宾与阿拉法特再次来到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塔巴协议》。
《塔巴协议》的签署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股不小的反对浪潮，2 万多人在议会外示威，抨击拉宾和佩雷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尽管协议在议会以61 票对59 票的微弱多数获得批准，但正如新闻评论员所说：“这一比例已到了国内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
当然，在以色列，希望实现阿以和平的人占多数。就在右翼势力煽动示威者攻击拉宾和佩雷斯的同时，左翼人士也组织了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
1995年11月4日晚8时，10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此次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这是十多年来特拉维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拉宾总理、佩雷斯外长和许多以色列政要应邀出席了集会。
8点半，拉宾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发表讲话。他说：“我当了27 年的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机会——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于广大以色列人来说，佩雷斯是和平的设计师，但却不是和平的决策者。和平的决策者是拉宾——他是领兵冲锋陷阵的统帅，知道什么样的和平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他过去只讲和平的可能性，却从来没讲要主动抓住机会去实现和平，这一点使了解拉宾的人觉得他今天与往日有所不同。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拉宾继续说，“他们正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它已停止恐怖活动。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以阿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
如果这些话出自佩雷斯之口，人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鸽派人物”。然而此话出自被称作“鸽派中的鹰”的拉宾之口，人们多少感到这位演讲者今天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色列总理拉宾
发言到了最后，拉宾说：“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
拉宾的话语一落，整个广场响起一片掌声。拉宾转过身去，同站在身边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自从两人踏上以色列的政治舞台，这两位政治上的对手还从来没有拥抱过。掌声夹杂着欢呼声，整个广场一下子沸腾起来。
当掌声渐落时，拉宾、佩雷斯和全体集会者唱起了过去被斥为失败主义而今天成为和平运动象征的《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9 时30分，按照程序人们应退场了。佩雷斯先走下主席台，拉宾则与外国使节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一一道别。就这样，佩雷斯比拉宾早2至3分钟登车离去。
9时40分左右，拉宾来到了自己的专车旁。正待要打开车门时，突然一个男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支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先向拉宾腹部开了一枪，又在拉宾捂住腹部弯下腰去时两次扣动扳机，其中一枪打到拉宾背上。
行凶的男子是27岁的犹太大学生伊加尔•阿米尔，曾是特工机构的成员，所以能持通行证越过几道警戒线接近拉宾。阿米尔和制造“希伯伦惨案”的戈尔斯坦一样，都是已故的种族主义犹太教士梅厄•卡亨的信徒，反对以色列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在一伙同类型的极端分子密谋下，阿米尔终于向拉宾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据凶手后来交代，如果当时佩雷斯也在场，同样会遭到袭击。
中东历史上充满了阿犹之间的仇杀，但一个犹太人因政见而杀害另一个犹太人的事件真可谓绝无仅有。待到保安人员如梦方醒，冲上前去制伏凶手时，拉宾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拉宾立即被送往伊希洛夫医院。在被紧急送往医院途中，司机还听到拉宾总理在喃喃地说：“这不可怕，这不可怕。”然后他才垂下了头。
凶手使用的是违禁的、杀伤力极大的达姆弹。尽管医生尽一切努力挽救拉宾的生命，但因伤势过重，在被送入医院后仅过了19分钟，拉宾总理的心脏就于当晚11时10分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是以色列建国后首位被谋杀的政治领袖。
拉宾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佩雷斯一方面下令严查凶手并缉拿其同谋，取缔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组织，一方面也与反对派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话，寻求对政府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在议会批准新内阁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说明对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与猜测，佩雷斯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同意和已经承诺过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1996 年大选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关系，佩雷斯更是坚定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当务之急是推动和平进程，赢得和平比赢得大选更重要！”
1995年11月6日，在肃穆的拉宾葬礼上，佩雷斯面对死者的家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悼词中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亚卫告诉大家，不要失声地呜咽，不要让泪水遮住视线，所做之工必有回报，未来充满希望。”
接着，他面对拉宾的灵柩，沉痛而又坚定地说：“永别了，我亲爱的兄长，和平的英雄。从今天直至将来，我们要像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样，也像你的离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样，继续承担起伟大的和平使命。”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和以色列的其他情报机构都受到了以色列人的指责，因为事先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了承担责任，以色列安全情报机构的头目一一走马换将。1996年初，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卡米尔•吉隆引咎辞职，以色列政府第一次公开任命阿米•阿亚隆为辛贝特局长；与此同时，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沙巴泰•沙维特也呈交了辞职报告，要求下台。于是，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个人物——丹尼•亚托姆成为摩萨德第八任局长。
失败的“安曼行动”
1996年3月2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任命前总理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少将为摩萨德局长。紧接着，佩雷斯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以色列军事监察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行文，准许媒体公开报道。第二天，丹尼•亚托姆的生平简况及其将出任以色列新一任摩萨德局长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报端。从此，以色列开始允许媒体公开报道情报机构首脑的消息，打破了它遵循多年的“情报首脑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的禁忌。丹尼•亚托姆成了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摩萨德局长。
与丹尼•亚托姆同时被公开报道的，还有两位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的现任首脑：一位是新任以色列“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另一位是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的新任局长阿米•阿亚隆。
有关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的个人情况历来都是严格保密，鲜为人知的。在西方情报机构推行公开化的潮流中，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也曾受到了责难，但是以色列内阁并没有予以理睬。当1996年3月丹尼•亚托姆即将就职之前，以色列的一家《国土报》就准备进行报道，以色列的军事监察机关也准备批准。但是当佩雷斯总理得知《国土报》的请求和军事监察机构的打算后却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并且准备下令调查并追究以色列《国土报》的法律责任。
自立国以来，以色列的传统做法是，对其情报机构首脑的名字严格保密，丹尼•亚托姆的所有前任的名字都是以字母来代表。
对此，一些新闻媒体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辩驳说，以字母代替情报部门的首脑的真实姓名并无助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不仅以色列人，就连外国情报部门也知道某个字母代表的究竟是谁。例如，“辛贝特”前任局长卡米尔•吉隆的代号为“K”，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也许是在新闻媒体的压力和多方面的要求下，以色列政府才在1996年不得不改弦易辙，正式公开了对丹尼•亚托姆等三位情报机构首脑的任命及其个人的一些简要情况。
从这些资料中，人们知道时年51岁的亚托姆少将从军33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最初在以色列某特种部队当过突击队员，后到装甲部队服役，担任过某部军事计划处处长、中部（约旦河西岸）军区司令等职。数年前，成为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拉宾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理佩雷斯继续任命他担任总理助手和军事顾问。
行伍出身的亚托姆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不仅拥有少将军衔，还是一个经常在报纸上抛头露面的新闻人物。1972年，他身着白色机械员工作服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当年以色列的多家报纸上。当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特拉维夫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后，身为突击队员的亚托姆参加了对劫机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当时与他在一起参加行动的还有后来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巴拉克，以及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以色列参加过特种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在那些突击队干过的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提升。例如，被任命为辛贝特局长的前海军司令阿米•阿亚隆曾经就是以色列海军“蛙人突击队”的队长；出任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早年也是一名突击队员；亚托姆被任命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一事，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丹尼•亚托姆为人谨慎，对工作一丝不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他不善言谈，特别注重细节，有时略显古板，1996年出任摩萨德局长以后，丹尼•亚托姆不断地受到非难和指责，甚至被认为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局长。
1997年秋，摩萨德为报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在被占领区连续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决定派特工到约旦行刺“哈马斯”政治局书记、“哈马斯”驻约旦首席代表哈立德•迈沙阿勒。
“哈马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还得先从它的创始人亚辛说起。
“哈马斯”的创始人名叫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哈桑•亚辛，加沙人，是巴勒斯坦家喻户晓的“轮椅斗士”，阿拉法特早年在开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被人们尊称为“谢赫”。
1982年，亚辛秘密成立了一个叫“巴勒斯坦圣战者”的组织，主要目的是筹集武器。事情败露后，以色列占领当局以私藏武器、企图从事“恐怖”活动等罪名，于1983年判处亚辛有期徒刑13年。1985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与以色列达成一项交换战俘的协议，亚辛也因此提前出狱。此后，亚辛继续从事抵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地下活动，并于1987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成立了一个让以色列人心惊肉跳的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
中东和谈开始后，“哈马斯”认为巴以签订的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出卖，强调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对“哈马斯”也奈何不得；以色列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有机会就派摩萨德特工去暗杀“哈马斯”领导人。
1997年9月25日，摩萨德奉命派出两名刺客向“哈马斯”驻约旦首都安曼办事处负责人哈立德•迈沙阿勒行刺。
9月25日，两名冒充加拿大游客的刺客趁迈沙阿勒不防之时，向其头部注射了神经麻醉毒剂。两小时后，药性发作，迈沙阿勒被送进侯赛因医学城。约旦医生们都从未见过这种怪病，虽然怀疑是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却束手无策。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右）
哈立德•迈沙阿勒
据大难不死的哈立德说：“9月25日那天，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两个男子从身后向我冲过来。当时，我左耳后面听到什么东西响了一声，然后就觉得浑身战栗，像遭到电击一样。两个刺客一看就是犹太人的长相。”
这两名刺客就是摩萨德派去的两名特工。他们用装有毒药的针管刺中了哈立德的颈部，但没有致命，自己却不幸当场被约旦警方逮捕，人赃俱获。此事当即激怒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尽管以色列否认此事系摩萨德所干，但是约旦国王还是亲自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明确表示，除非以色列提供毒药的名称和解药，否则约旦将考虑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可能会接连遭到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攻击。为了不让那两名特工在约旦坐牢，以色列有关部门不得不送上了解药，约旦政府才答应放人。
约旦方面如此恼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旦以色列的这一计划得逞，约旦是少不了背黑锅、担嫌疑的。约旦政府抱怨特拉维夫蓄意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几乎酿成“哈马斯”兴师问罪的祸水。约旦方面经过仔细调查后认定，两名刺客涉嫌受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派遣，奉命毒杀驻安曼的“哈马斯”负责人。两名刺客所持的是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方面随后也证实，两名谋杀者并非加拿大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释放了被他们再次关押的亚辛。
以色列突然释放亚辛，说法很多。以色列军方随即发表的一份公报说，“亚辛健康状况的明显恶化是以色列将其放逐到约旦的原因之一”。时年61岁的亚辛是一个离不开轮椅的半身不遂的瞎老头，两耳也几乎丧失听力。1989年亚辛再度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色列担心亚辛如果死在狱中，势必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指责和报复。
但新闻媒体却议论纷纷，普遍认为亚辛被放逐是约以达成的幕后交易。
侯赛因国王在否认约以幕后交易的同时，声称他要求以色列释放亚辛由来已久。哈立德遇刺事件发生后，侯赛因国王于9月30日敦促特拉维夫立即释放亚辛，作为恢复巴以信任、改善和谈气氛的措施之一。10月2日，即亚辛被放逐到约旦的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赶到安曼与侯赛因国王紧急磋商。会晤后，笑逐颜开的阿拉法特称“谈得非常好”，但两人没有透露会谈细节。此前，侯赛因国王曾两次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就中东和谈以及约以关系的突发事件和释放亚辛等问题商议办法，侯赛因告诉克林顿，他将派王储哈桑飞赴华盛顿传书送信。
哈桑王储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曾于9月28日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宣布放逐亚辛的前夕，以色列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沙龙、国防部长莫迪凯和政府秘书长纳菲一行也秘密访问了安曼。以色列电台说，约以达成的秘密交易的两个要点是：以色列以“放逐”的名义释放“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约旦庇护并交还两个摩萨德的特工人员。
1997年10月5日，亚辛和哈立德搭乘阿拉法特的专机离开安曼返回巴勒斯坦。当亚辛6 日返回他的故乡加沙时，欢迎他的盛况有如海潮奔涌。
在亚辛被释放的第二天，约旦就释放了这两名刺客。另外几名特工当时被安置在以色列驻安曼大使馆内。
和约旦的问题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但由于护照的问题又让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风波迭起。
尽管这次“安曼行动”疑云重重，但最让加拿大人关注的还是那两张加拿大的护照。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加拿大护照的价值。
10月1日，加拿大反对党“改良党”在国会中质询的重点是，加政府应当清楚表明，是否在他国的要求下，把加拿大护照发给外国人干违法之事。不过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对这一质询，立即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
尽管如此，各种谣言使加拿大人对各方面的答案都表示怀疑。为了把事情真相弄清楚，加拿大外长阿克斯沃西特地飞往纽约与约旦外长和以色列外长会晤。加拿大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商讨此事”，以示对冒用护照事件的抗议。
加拿大人为什么对这两张护照如此重视呢？原来事出有因。据有关报道指出，以色列间谍冒用加拿大护照的事已经不止一次。1981年，以色列情报局的特工就曾冒用加拿大的护照，结果被加拿大警方抓了个现行。事后，以色列政府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有报道说，一位以色列摩萨德前工作人员曾透露，在他没有离开摩萨德之前，曾经在摩萨德总部的一个大纸箱中，看到了至少有一千本空白的加拿大护照。以色列人员一向喜欢使用加拿大护照掩护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加拿大政府早就心知肚明的事。
那么，以色列特工为什么单单看上了加拿大护照呢？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背景，使加拿大成了世界上没有敌对国家的少数国家之一，所以持有一本加拿大护照几乎可以在全世界通行无阻；再加上加拿大人种复杂，任何肤色或讲任何一种语言的人持有加护照，都不会被人怀疑其中有诈。所以，加拿大护照不但受一般人士和各国海关欢迎，不法分子也对加拿大护照情有独钟。
由于摩萨德“安曼行动”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以色列和约旦关系的紧张，同时也引发了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纠纷，于是在以色列国内政坛酿成了一场“倒内”与“保内”的政治风波，以色列内部几乎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以色列新闻界纷纷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缺乏预见和判断力”，要求他提出辞呈，认为内塔尼亚胡坚持实施的“安曼行动”是以色列的“战略损失”。
为了平息民愤，缓和众怒，内塔尼亚胡拉上支持“安曼行动”的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长沙龙和国内口碑颇佳的国防部长莫迪凯，于10月6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内塔尼亚胡极力为“安曼行动”辩解，大谈恐怖主义的危险。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辞职时，他沉下脸来说，反恐怖是一场战争，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
尽管亚托姆对此次行动怀有异议，并且在事前就向内塔尼亚胡建议行动要慎之又慎，但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以色列总理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只得代人受过，给总理当一回“替罪羊”，出面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承担“安曼行动”失败的责任。
但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的确是流年不利——就在“安曼行动”失败而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又传出新的丑闻。
摩萨德丑闻不断
1997年12月，以色列发行量最大并最有影响的《国土报》披露了一起摩萨德资深特工编造假情报欺骗摩萨德领导人亚托姆，并从中渔利的惊人事件。这一新闻使声名赫赫的摩萨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遭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1996年9月，一份秘密情报被放到了摩萨德局长的案头。这份情报称，据可靠的阿拉伯内线提供的消息，叙利亚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以色列。短短的几行字引起了亚托姆的极大震惊，立刻指示要迅速搞到叙利亚军队调动的详细情况。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摩萨德资深特工耶胡达•基尔。基尔时年62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由于他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并且在阿拉伯国家中物色和发展了许多阿拉伯人充当以色列间谍，所以亚托姆决定让他退而不休，继续为摩萨德发挥余热。
基尔随后报上了更为详尽的叙军调动情况：根据总统的命令，叙利亚第10机械师的一个旅已从首都贝鲁特以北调到贝卡谷地；叙利亚的特种部队第14师已从贝鲁特调到了赫尔蒙山以东地区；两支部队总人数达1.2万人，目前已处于可以对驻扎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进攻的位置。
亚托姆感到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命令摩萨德有关部门对基尔的情报进行核实。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基尔所提供的叙军调动情报是准确的。至此，亚托姆对基尔的情报深信不疑。于是，他紧急约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这份绝密情报交给了他，并建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准备战斗。
内塔尼亚胡接到情报后也极为吃惊。他一面紧急召集军方高级领导人商讨对策，一面向盟友兼调解人美国传递了有关信息。不久，《国土报》披露了叙利亚要进攻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以色列国内的极大震动。
然而，以色列军方却对基尔的情报表示怀疑。以色列国内治安部长可维格多•卡哈拉尼说：“我想我们很难理解叙利亚为什么调动了部队。在我看来，叙利亚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要使外交进程运转起来。”军队情报机构虽然也获得了叙军调动的情报，但不认为叙利亚有发动战争的迹象，相反却是一个和平的信号。军方的情报使内塔尼亚胡总理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了下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摩萨德的情报。
1996年11月，充当调解人的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抵达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保证：“我已去过大马士革，并没有得到叙利亚准备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印象。”几乎同时，一直不明真相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终于弄清了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公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无意进攻以色列。
松了一口气的内塔尼亚胡对报告假情报的亚托姆大发雷霆，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亚托姆则又将怨气撒在了基尔的身上。他咆哮着命令基尔向有关部门提供情报来源的详细材料并对其进行调查。然而，基尔拖了好几天也没有把材料交上来，这才引起了亚托姆的怀疑。他想起以前出现过的摩萨德情报不实的事件，好几起都同基尔有关。
在获得内塔尼亚胡的同意后，亚托姆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小组，对基尔展开了调查。调查小组对基尔实施全面监控，并窃听了他的住宅电话。经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基尔向摩萨德报称的许多新发展的阿拉伯情报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在基尔的要求下，摩萨德却一直在向这些子虚乌有的间谍提供着大笔经费，总数多达数十万美元。调查小组还发现，许多情报都是基尔在家中闭门造车炮制出来的。
1997年12月初，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调查小组正式将基尔拘捕，并对其寓所进行了搜查，从中找到了以支付“内线”名义领取的大量酬金。基尔被捕后，采取了与警方合作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同时声明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因个人心理危机所致，而无任何政治动机。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检察院以诈骗、滥用信任和威胁国家安全等罪名对他提出起诉，摩萨德也对基尔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审查，以辨真伪。
基尔被捕的消息在《国土报》上报道后，立刻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舆论乘虚而入，矛头直指摩萨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摩萨德前官员加德•希姆龙认为：“与暗杀哈马斯领导人未遂事件相比，这件事对摩萨德造成的破坏更大。”
希姆龙的话代表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观点。因为它表明，当年以神通广大和效率极高而著称的摩萨德，如今不仅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而且正在退化成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出卖假情报从中牟取暴利，竟然不讲一点职业道德，这应该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在公众的质疑和舆论谴责面前，摩萨德威信大打折扣，它在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中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真是祸不单行——1998年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在瑞士克尼茨镇一所公寓安装电话窃听装置时，中途失手，又被瑞士警方当场逮捕。
当时以色列军事情报组织注意到一名黎巴嫩籍瑞士人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联系非常密切，行踪可疑。于是，就命令一名特工去打探一下详细情况。随后这名摩萨德特工就带着任务飞到了瑞士，他化名为伊萨克•本托，和当地的另外四名以色列谍报人员接上了头。
他们互通情况后来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郊区，那里有一幢小楼。那名被他们盯上的黎巴嫩籍瑞士人就居住在那幢小楼里。他们运用非常娴熟的特工技巧，掌握了周围的地形，以及那幢小楼地下室的一些情况。
伊萨克•本托很快回国汇报了有关情况后，再次飞到瑞士。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一块特制的内空木板条，用来搁置窃听器，并且打算“偷梁换柱”，把地下室内的一块木板换下。
2月19日深夜，伊萨克•本托等五人来到了小楼附近准备下手。伯尔尼市区还有一人通过远程遥控，接应他们。伊萨克•本托吩咐其中的一男一女在楼房附近放哨，自己则带着另外两人用万能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地下室。然后，他们反锁了地下室大门并开始撬地板条，准备“移花接木”。
但是，一位瑞士妇女的无意介入使摩萨德精心安排的此次行动失手。这位家住伯尔尼的妇女遭受严重失眠的折磨，经常至深夜还不能入睡。2月19日凌晨2点，她偶然朝窗外一瞥，发现一伙人形迹可疑。她发现这几个人有的在外面望风，有的潜入一户人家，并且携带箱子、背包和工具。这位妇女起了疑心，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后，警察迅速赶来。楼外放风的两名以色列特工立即用无线对讲机通知了地下室内的伊萨克•本托。但是，已为时太晚。他们被堵在地下室，警察当场盘问了他们，还要检查他们随身带的包。伊萨克•本托谎称自己的包中有重要的外交文件，不适合当场打开。不过，警察注意到包的封口是后来封上的，而且包旁边的口袋中还有几件撬东西用的工具。警察认为他们的行动非常可疑，要将他们带回警察局。
就在此时，楼房外面传来了呼救声。原来那两个扮做夫妻在外放风的特工中，其中的“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了。警察闻讯赶来，将在场的五人全部带走，将其中的“丈夫”送到了医院，经抢救后也把他带回了警察局。
被当场逮住的三人到了警察局后，暴露了真实身份。于是，瑞士警方和以色列摩萨德进行交涉。最后，以色列方面同意先出300万美元将伊萨克•本托保出来，两年后再继续对他开庭审理。伊萨克•本托出生于1954年7月10日，是一名出色的摩萨德特工。他是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并且是一位计算机能手。
两年后的2001年7月7日，瑞士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经过审理，以间谍行为、匿名入境等罪名判处摩萨德特工伊萨克•本托12个月徒刑，缓期一年执行。当时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向瑞士道歉。在以色列向瑞士支付了200万美元保释金后，瑞士才允许伊萨克•本托保释回国。本托是被证实身份后，在境外受审的第一名摩萨德特工。
这一次真是让摩萨德偷鸡不成蚀把米，又一次丢尽了颜面。此案发生不久，摩萨德首脑亚托姆不得不提出辞职。在摩萨德历史上，他应该是任期最短的一位局长。
“铁腕局长”的定点清除计划
亚托姆辞职之后，1998年3月开始，埃弗拉伊姆•哈勒维接任了摩萨德局长一职，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的第九任局长。
哈勒维在英国伦敦长大，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火车司机。然而，哈勒维于1948年移民以色列后，却走上了职业特工道路。
哈勒维自1998年3月至2002年9月执掌摩萨德期间，以一个“铁腕局长”的姿态出现，接连干了几件让摩萨德露脸的事。其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2000年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一批犹太教的珍本古籍悄悄地偷运出境，运到了以色列。
在哈勒维任职期间，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的同时，巴勒斯坦也在疯狂地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暗杀比赛。
2001年8月17日，约旦河西岸某地，有四名穿着阿拉伯长袍、头戴黑头巾并佩戴各种银首饰的巴勒斯坦妇女在路边卖着李子和葡萄。但她们的目光却瞟着路过的两位男子。
原来这四名“妇女”并不是妇女，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以色列派出的四名摩萨德特工，正在以卖水果为掩护，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当那两名男子从他们面前路过时，这些特工认为这两名男子就是“杀害无辜的以色列人”的凶手，于是就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给干掉了。
事后，以色列的一名安全官员对美国记者说，这两人都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任何杀害以色列人的家伙都将付出代价”。
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正在对数十位所谓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暗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60名被以色列认定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遭到各种方式的暗杀。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谴责。美国、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对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动进行批评，认为这同巴勒斯坦人的那些自杀性炸弹事件一样残忍。
“即便是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元凶麦克维那样的恶魔，也要经过审判才将他处死。”一位人权组织的成员说。
“谋杀不能取代严格的法律程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表示，“我们不认为这种有目标的谋杀是一种好政策。它是错误的，对任何受其波及的人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面对这种指责，以色列则辩解说，自2000年9月底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的28起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及其他数十起攻击行动，已经造成了近150名以色列人死亡。在这场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则有500多人。
“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暗杀，而是将自杀性人体炸弹制止在实施途中。”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兰道说，“作为民主政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人民。任何能够拯救生命、拯救以色列国家的行动，我们都将付诸实施。”
这种行动被以色列称为“防御性打击”，据说在以国内获得75%的支持率。在以色列，大多数民众都要求沙龙政府立即制止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不断发生的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然而，即使在美国，支持以色列这种政策的人也寥寥无几。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以色列人的这种谋杀，并没有能够制止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炸弹”。“以色列应该明白：他们这种黑手党式的暗杀只能唤起我们的人民回之以更多的报复。”“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亚辛说，“我们会有无尽的自杀性人体炸弹待命出征。以色列要暴力，那么它会得到的。”
面对巴以之间这种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作为摩萨德的领导人，哈勒维必须同样拿出铁的手腕。因此，哈勒维当时同样参与了多项暗杀行动方案的制定。其中最受争议的行动方案就是围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和对他的“定点清除”计划。
2002年5月23日，哈勒维秘密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他们的会见主要谈及了巴勒斯坦当局的改革问题，特别是12支安全部队的重组问题。
以色列方面一直反对美国对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军事支持。而美国方面则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保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访问巴勒斯坦以外地区之后能够返回家乡。
因为在前些日子有报道称，阿拉法特将要访问埃及、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然而那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向阿拉法特强调说，你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要是离开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可能不允许你再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因为这些国家领导人已经掌握了以色列的有关情报，得知以色列总理沙龙和摩萨德头目哈勒维正在制定一项计划，那就是准备将阿拉法特“软禁”在他的官邸，不让他走出巴勒斯坦一步。
阿拉法特也知道自己的出行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被困在官邸里也不安全。当时就有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向阿拉法特透露，他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摩萨德正准备派遣特工，想办法接近阿拉法特，然后把一种慢性毒药秘密吹入阿拉法特的耳朵，将他毒害致死。
阿拉法特一听就觉得好笑，说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这名官员说：“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向你的耳朵里投毒比向你开枪要简单而且容易得多。现在你已经被他们的军队围困了，而你又经常要接见许多来见你的人，并与他们拥抱亲吻。凶手只要携带一个充有毒气的小气囊，在同你拥抱时就可以把毒气吹入你的耳朵里。”
后来经多方证实，当时这正是摩萨德准备毒杀阿拉法特的方式之一。
2004年阿拉法特逝世后，一直就有传闻说他是被以色列给毒杀的。因为这让人们想到了1997年摩萨德特工在安曼毒杀“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的往事。而阿拉法特在逝世前，他患病的症状同当年哈立德中毒后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不过当时那些给阿拉法特治病的法国医生却没有找到他中毒的证据，此事也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不过，注射毒药或者是让对方服食有毒性的食物，然后造成慢性中毒最后导致对方死亡的方法，往往是摩萨德特工惯用的伎俩。当年美国《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克莱因出版的《回击》一书，就详细记录下了当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如何追踪到巴勒斯坦“人阵”领袖哈达德，并暗中除掉他的全过程，首次曝光了暗杀哈达德的内幕。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
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60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1964年，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成立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久，“巴解”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哈达德和另一志同道合者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即“人阵”)。
哈达德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的每个角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当时最主要的恐怖活动就是经常制造劫机事件。1968年7月23日，哈达德第一次策划了劫持飞机事件。“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色列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
1976年6月27日，在哈达德的一手策划下，一架法航班机被劫持至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二百多名犹太人又成了他手中的人质。不过，这一次以色列却没有让步，而是在摩萨德和以色列空军的配合下，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霹雳行动”，成功地解救了人质。
从此以后，哈达德就被摩萨德列为头号追杀对象。后来哈达德为了活命，不得不躲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他知道以色列不会放过自己，也深谙摩萨德对付仇敌的各种手段。他知道自己无论是行走在街道上，还是接听电话，都有可能遭到枪杀或炸弹袭击。因此，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哈达德的行动相当谨慎，从不轻易外出，根本没打算离开伊拉克。哈达德的这种敏感和警觉一度让摩萨德对他无从下手。
但是以色列人的坚忍让摩萨德一直没有放弃。终于，摩萨德发现了哈达德这位体重达140公斤的彪形大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特别爱吃巧克力。当时在巴格达，西方国家制造的纯巧克力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摩萨德特工就从这方面下工夫。他们首先买通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让他与哈达德建立了亲密关系，不时为哈达德送上比利时生产的名贵的纯巧克力。哈达德哪里会想到，巧克力上那漂亮的蕾丝镶边竟然是经过摩萨德精心处理过的，里面含有慢性毒药。摩萨德没有马上把哈达德毒死，而是要他在6个月以后，慢慢因体内积聚的毒素而死亡。
几盒巧克力下肚后，哈达德就一病不起。但是医生却始终查不出他得了什么病。因为他的种种症状都与白血病相仿，可血液化验的结果却正常。结果到了1978年3月，医治无效的哈达德终于在东德的一间破旧的旅馆内病逝。当时巴勒斯坦官方给出的死因是白血病，因为验尸官没有查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哈达德之死一直是个谜，而深知谜底的摩萨德当然不会透露半点内幕，只是一直偷着乐。直到克莱因的《回击》一书问世之后，才真相大白。
哈勒维退休后，他在耶路撒冷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国防与安全”栏目的新闻编辑康•库格林的采访时，讲述了他当年的这段情报生涯。
哈勒维说，2002年，以色列出兵围困了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当时，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决定把阿拉法特“软禁”起来。哈勒维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时他同阿拉法特之间已经结下了“私仇”。因为在2001年10月，与哈勒维私交甚密的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在耶路撒冷一家旅馆里，被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给杀害了。哈勒维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库格林说：“这是战争时期，在战争中你必须采取激烈措施以击败敌人。”
2004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也成了以色列“定点清除”的对象，成了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当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向这位老人发射了三枚导弹，导致他当场身亡。哈勒维说，这两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都与摩萨德有关，而自己自然脱不了干系。
哈勒维当时正在筹备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影子里的人》，来向世人讲述他的摩萨德生涯，也希望能够为自己正名。因为即使是到了那时，他对这些决策都没有丝毫的悔意。因为“泽维是我的朋友”，哈勒维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那部即将出版的《影子里的人》一书中，哈勒维透露，沙龙起初想将阿拉法特赶出约旦河西岸并将其放逐，但鉴于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沙龙最终才决定将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中，逐步削弱他的影响力，并且强硬地不改变颇受国际舆论非议的“定点清除”计划。哈勒维本人也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这是一项颇为有效的政策。他坚信正是这项计划，迫使“哈马斯”在后来暂时停止了自杀式爆炸活动。“那时巴以双方都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哈勒维说。
《星期日电讯报》在报道中分析，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导致了以色列在2001年8月单方面从加沙地区撤军的行动。哈勒维支持从加沙撤军，但却对单边行动颇有微词。他说：“在中东地区，你不能在毫无回报的情况下放弃利益，对方会认为这是示弱的表现。”
对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胜出，哈勒维依然不改变他的强硬立场，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我们是不可能与之谈判的。”
2002年2月“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在杰宁市的第二号人物那吉耶被遥控汽车炸弹炸死；同年7月，以色列出动数架F－16战斗机轰炸“哈马斯”加沙城军事领导人萨拉赫•谢哈德的住所，他本人及15名巴勒斯坦平民在轰炸中毙命。
在哈勒维即将离任的9月，“阿克萨烈士旅”领导人伊萨•阿布•阿巴贾兰姆在加沙乘出租车时又遭以色列火箭弹袭击身亡。
这一系列的“战绩”都和哈勒维执掌的摩萨德连在一起。
2002年9月，埃弗拉伊姆•哈勒维离开了摩萨德。尽管他在这些年内，又让摩萨德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声誉，但是他没有连任的可能。因为以色列总理沙龙在2001年上台之后，就为摩萨德物色了一位理想的掌门人，并且对这位新的掌门人寄予了厚望。
摩萨德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沙龙的老战友和老朋友梅尔•达甘。
第十六章：达甘执掌摩萨德谍战智斗本•拉登
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摩萨德再次公开露面，最后将目标指向“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唤醒“休眠”特工，命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缉猎杀恐怖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达甘将“定点清除”发挥得淋漓尽致。
“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2002年9月，就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一周年之际，摩萨德内部又在进行权力更替，换上了新的掌门人。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老朋友梅尔•达甘。
梅尔•达甘，原名梅尔•休伯曼。他于1945年出生在一辆由西伯利亚开往波兰的冰冷刺骨的大货车上。当时他的家人为了逃避战争和德国纳粹的魔掌，正惊慌失措地从寒冷的西伯利亚逃往波兰。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呱呱降生，来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
五年后，这名犹太男孩跟随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父母偷渡到以色列。偷渡船在大海的风浪中挣扎着，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当时达甘就蜷缩在黑暗而又潮湿的船舱里，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身边。他听到他的母亲在暗暗地祈祷，请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平安到达以色列海岸。然而，茫茫大海突然刮起了风暴，几乎掀翻了那艘船。海水不断涌上船头，大人们在恐慌地尖叫。达甘也惊恐地趴在快要倾覆的船舱里，一只手死死地揪着母亲的衣服，另一只手里却紧紧攥着一个橙子。这时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达甘就是这样随着家人来到了以色列。大海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成了他一生的记忆。他成了摩萨德掌门人之后，以色列的资深记者伊拉娜•达扬曾这样评论他：“在达甘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难民。”
达甘的故事就是第一代以色列移民的缩影，这里面承载着犹太民族太多的苦难史。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难民经历，促成了达甘由一个拿着橙子的无辜儿童到手握尖刀、崇尚“以暴制暴”的以色列“斗士”的转变。51年后，他被自己的好友、以色列总理沙龙委任为摩萨德的掌门人，他立志要将摩萨德变成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构。
1963年，18岁的达甘高中还没有毕业就退学入伍了。当时他希望自己能进入以色列国防军中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队服役，但是未能如愿。后来他被分配到伞兵旅的侦察分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他的战友回忆说，达甘是个目的性很强、有准备的人。当其他新兵在刻苦训练之余抓紧时间休息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对着树干或者电线杆练习掷飞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达甘作为一名连级指挥官，先后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执行任务。
1970年，达甘奉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军区司令的沙龙之命，组建了一支被媒体称为“暗杀部队”的特别行动部队，在加沙地带秘密行动，追踪、逮捕或暗杀巴勒斯坦活动分子。那时，达甘留着一头长发，充满自信而又勇猛剽悍。有时还会带着他的宠物狗——一条杜宾犬参加军事行动。
在加沙地带的一次战斗中，达甘徒手从敌方一名士兵手里夺走一枚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并因这一英勇的行为而获得首枚战斗勋章。
还有一次，达甘和他的手下伪装成巴勒斯坦人，乘坐一艘渔船进入加沙，与一群“巴解”组织成员狭路相逢，并将其全部歼灭。极端的作战方法减少了以色列境内的恐怖袭击，也表现了达甘性格残忍的一面。达甘手下的一些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从背后打死了巴勒斯坦人，然后声称对方是想逃跑，达甘并未因此受审。他为自己进行辩护说：“我们从不认为对妇女儿童开枪是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按照命令开火是两回事，那时的限制很少。”
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达甘作为沙龙所领导的战争指挥部的一名军官，与沙龙共同率军渡过苏伊士运河，使以军在战争中反败为胜。在32年的军旅生涯中，英勇善战的达甘两次获得嘉奖，也曾两度负伤，以至于后来走路必须拄着拐杖。
达甘后来被调到国防军总参谋部，任军事行动部负责人，同时还担任总参谋长特别顾问。
1995年，达甘从国防军退役，曾先后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巴拉克政府中担任总理反恐安全顾问。
应该说，达甘最终能够在几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同他与沙龙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两人除了在历次战争中建立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外，2001年沙龙竞选总理时，达甘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达甘崇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他从军队退役之后。据《新闻周刊》报道，2001年，达甘曾带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当他手下的人告诉他，发现了一家欧洲银行充当“哈马斯”的洗钱渠道，为“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后，达甘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这家银行的地址，对吧？烧掉它！”与会的情报官员们全都惊呆了，他们纷纷退会以示抗议。
在军旅生涯中，达甘作为沙龙的老部下、老战友，一直颇受沙龙的赏识。2001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他感觉摩萨德的前任掌门人太过“软弱”，于是决定将摩萨德交到自己的好友达甘手中。
2002年，时年65岁的梅尔•达甘终于取代了亚托姆将军，成为摩萨德第九任局长。当时沙龙就明确地告诉达甘，以色列需要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构。在就职演说中梅尔•达甘信誓旦旦地说：“我将对摩萨德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国际反恐战争舞台的中心位置。”
他的这种誓言正是沙龙所需要的。因为他的前任亚托姆毫无建树，已经让沙龙感到很不满意。所以达甘上任之后，就被坊间称为“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梅尔•达甘
2002年达甘上任时，曾在他的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名纳粹士兵正举枪瞄准一位犹太老人的头部。这位犹太老人就是达甘的祖父。达甘用这张照片提醒自己为犹太人的自卫和生存而战。他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强势，利用自己的智慧保卫自己，这样大屠杀才不会再次发生。”
但是，尽管达甘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却生不逢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全球恐怖活动最猖獗的时代。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已经将全球的恐怖活动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出场使摩萨德和达甘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遇上了一位江湖高手。
炸弹落在“天堂酒店”
2002年，梅尔•达甘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
肯尼亚是以色列人的海外度假热点，几年来，前后共有十多万以色列人到肯尼亚度假。当时肯尼亚本身的人口约2900万，以基督徒为主，穆斯林是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25%。肯尼亚自1963年脱离英国独立后，以色列一直与这个东非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好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以军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后，曾有30多个非洲国家表态支持埃及，跟以色列断交，但肯尼亚并没这样做；1976年，以色列派遣的特别行动突击队到乌干达解救人质，肯尼亚又大力协助并提供后勤支持。
但是，肯尼亚却是一个是非之地。因为在肯尼亚东邻的索马里，多年来一直是拉登“基地”组织在非洲南部的根据地，设有好几个训练营。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遭到袭击，导致231人丧生，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另外还有5000多人受伤。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驻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的大使馆也发生爆炸，导致12人丧生，80多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因担心恐怖分子会在当地再针对他们进行袭击，随即协助肯尼亚政府训练治安人员，防止再有恐怖事件发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从2001年开始，一直在肯尼亚东南沿海村庄，追踪涉嫌与肯尼亚使馆爆炸及“9•11”袭击有关的恐怖分子。肯尼亚情报官员称，“9•11”事件发生之后，蒙巴萨街头曾出现了不少支持拉登的标语，其中的一条街道甚至在“9•11”之后竟然被人改名为“拉登街”。
那些年，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方面，以色列和美国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据统计，近年来，美国人在国外受到恐怖袭击的次数最多，死伤人数也最多；而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2002年11月28日早晨，肯尼亚海滨旅游城市蒙巴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两起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人经营的一家“天堂酒店”遭到自杀爆炸袭击；一架从蒙巴萨起飞的以色列客机差一点被导弹击中。
蒙巴萨是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广受以色列人欢迎的旅游城市。11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约140名以色列游客乘该国拉基阿航空公司的包机抵达蒙巴萨，前往“天堂酒店”入住。饭店特地组织了一群肯尼亚儿童在大堂跳起桑巴舞欢迎来宾。当游客们正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三名外貌长得像阿拉伯裔的袭击者突然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绿色帕捷罗四轮驱动吉普车，撞倒酒店门口的栏杆后冲入酒店大堂。一名袭击者从车上跳下来，冲向登记处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此同时，另外两人则引爆了车上的炸弹。只听几声巨响，众多客人和儿童逃避不及，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据当地警察部门统计，至少造成15人死亡，8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9名非洲人，3名以色列人，3名作案者也当场粉身碎骨。这座“天堂酒店”大楼也受到严重损毁。
有酒店员工说，袭击发生时，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酒店上空盘旋，并投下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酒店游泳池，一枚落在楼顶，还有一枚落在海里。“天堂酒店”附近另一座以色列酒店的老板哈梅尼胆战心惊地说：“我看见大堂里许多尸体。整座酒店都烧了，到处都是浓烟，酒店整个楼顶也塌了下来，而撞入饭店的汽车已完全损毁。”
就在爆炸发生前的几分钟，一架载有261名在蒙巴萨欢度完假期的以色列乘客的IZ582号客机返回特拉维夫。这是一架以色列拉基阿航空公司的波音757客机，上有机组人员10人。飞机起飞后，三枚地对空导弹向客机呼啸而来，与客机擦身而过，在离飞机不远的高空爆炸，部分碎片击中机身，所幸客机只受了轻伤。在与以色列官员进行协商之后，机长随后决定直接飞回以色列。最后在以军战斗机的护航下，客机于当地时间12时40分安全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
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个前所未闻的自称是“巴勒斯坦军”的团体给路透社发来传真，声称他们派出两组人马到肯尼亚执行攻击任务。他们还称，这次攻击是刻意选择在“巴勒斯坦被分割55周年纪念日”，以谴责联合国通过这项让犹太人欺压阿拉伯人的决议。行动日期之所以选择在11月28日，是因为1947年11月29日是联合国决议通过之日。这项联合国决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占一半。伦敦一名支持拉登组织的伊斯兰领袖巴克里28日称，有伊斯兰武装组织一星期前就曾在网上聊天室警告会在肯尼亚发动袭击。
以色列人在蒙巴萨市受到连续攻击之后，蒙巴萨警方在机场附近找到了导弹发射器和其他器材。警方表示，两起袭击分别是由两个三人小组进行的。警方指出，在距机场2公里处，有人从一辆白色三菱帕捷罗车上至少发射了两枚导弹。当时三名阿拉伯裔人坐在车里，事后逃走了。肯尼亚警方已在蒙巴萨拘捕了两名男子，怀疑与袭击包机事件有关。
当天下午，蒙巴萨又有一架载有16名欧洲游客的轻型飞机坠毁，至少7人受伤。当局表示会调查坠机事件是否与导弹袭击以色列包机有关。
蒙巴萨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政府决定所有从国外机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全部暂停，以色列国防部长莫法兹立即宣布向肯尼亚派遣一支紧急医疗队，救援以色列伤员；并命令以色列空军马上派出专机，负责把在肯尼亚受伤的以色列公民运回国内接受治疗。
在肯尼亚度假的以色列人接连受袭事件震惊了以色列全国。以色列政府表示一定要向施袭者进行强硬报复。除了怀疑是拉登的“基地”组织所为，有的“鹰派”高官更将矛头直指巴勒斯坦人。
摩萨德唤醒“休眠”特工
2002年11月28日，正是以色列右翼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进行领导人选举之日，时任总理的沙龙获胜，有可能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胜出，连任以色列总理。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北部贝特谢安镇一个利库德集团选举投票地点发生枪击事件，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警方称，事件发生时，至少3名枪手向等候投票的人群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枪手随后被当地保安人员击毙。当天上午，沙龙就曾在发生枪击事件的市镇附近投票。事件发生地距离沙龙投票的票站仅有10分钟车程。当时警方称，这次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针对沙龙的。事后没有组织宣称对此次枪击事件负责。
以色列总理沙龙的顾问舒瓦尔称，沙龙早前已下令，要求摩萨德会同国防部等部门共同调查。多数猜测仍认为，“基地”组织很可能是攻击案的幕后主使。舒瓦尔也指出：“近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无论是印尼巴厘岛爆炸案还是蒙巴萨攻击案，其手法都大致雷同。”
当时肯尼亚警方已经在机场附近四处搜捕长相类似阿拉伯人的男子，一共抓到了12名嫌犯，除一人是肯尼亚人外，其余全为外国人。
当时摩萨德立即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审查在国外的工作计划，二是立即派人前往有以色列代表机构的世界各地和关系以色列利益的敏感地区，以加强防范措施，避免新的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从28日晚间到29日中午，大批摩萨德人员和以色列安全人员离开特拉维夫，前往相关地区加强那里的保卫工作。
摩萨德派出的调查团抵达肯尼亚首都后，立即和肯尼亚情报机构以及美国、英国调查人员一起进行调查。
通过初步调查，摩萨德把目标锁定了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局长达甘认为，从种种迹象表明，在当时也只有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才敢于向美国和以色列挑衅。
那么，本•拉登是何许人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与以色列抗衡呢？
本•拉登1957年3月10日出生于沙特的吉达，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17。拉登在吉达接受了中小学教育，之后进入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当过工程师，靠石油及建筑业发财，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拥有数家公司，个人财产估计达数十亿美元。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拉登离开家庭参加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苏联的斗争。拉登组织了一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志愿者，提供他们去阿富汗的路费，还建设了一些训练设施。拉登还把世界各地的游击战、破坏和隐匿专家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战术指导。
阿富汗战争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和全球争霸的一部分，当时的本•拉登不仅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为“英雄”。拉登的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就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学来的。美国给了这些“抗苏斗士”们大量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中央情报局每年拨出5亿美元军费来武装和训练贫穷且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陆续进入了拉登的兵器库。
1988年，拉登及其“圣战者”们建立了一个名为“阿尔•伊达”的大本营，专门训练“圣战者”。“阿尔•伊达”的目的就是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推翻几乎所有的在拉登眼中看来“腐败无能”的穆斯林政府，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
被美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拉登
1989年苏联撤军后，拉登重返沙特。由于和沙特政府发生矛盾，1994年4月拉登的沙特国籍被取消。
1996年5月，拉登辗转返回阿富汗，巩固了他的基地，从此通过高科技手段同阿拉伯世界的追随者进行联系。
在见过拉登的西方记者眼里，拉登是一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的人，身材瘦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像个文弱书生，平时常穿一件白色的阿拉伯长袍，讲起话来轻声轻语，极有礼貌，跟阿凡提一模一样。
1998年2月，本•拉登组织了“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其派生组织）。本•拉登宣称：“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拉登认为，打击美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恐怖活动。
1998年5月，拉登说，美国陷入黑暗的一天将会很快到来，不久将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发生。果然时隔不久，美国驻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同时发生爆炸。
美国立即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拉登。克林顿还不惜动用巡航导弹对苏丹的希法制药厂和拉登穴居的阿富汗山区进行轰炸。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本•拉登发现，由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之中，非常不利于自己创建的“基地”组织继续发展壮大，他决定带领手下“走进”非洲，并在国土面积广大但经济落后的穆斯林国家苏丹“隐居”起来。
有消息说，拉登前后共在苏丹生活了四年，期间他充分利用当地混乱的局势和相对宽松的治安措施，在“非洲之角”地区建立了完善的恐怖组织体系，并成功取得了当地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
由于非洲之角地区阿拉伯后裔的穆斯林人口众多，因此非常适合拉登招兵买马并休养生息。拉登最初前往非洲的目的是“避难”，可后来他发现这里原来可以成为自己的根据地和大本营。美国认为，1992年，正是拉登头号军事顾问阿提夫在索马里策划并导演了“黑鹰坠地”的惨烈场面。这位恐怖头子鼓动当地群众将美军士兵尸体拖过摩加迪沙的大街，迫使美总统克林顿立刻从索马里收兵回国。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炸，结果造成219人丧生，与此同时，在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也遭到袭击。美国随后认定“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策划了这两起袭击事件，并对苏丹多处拉登“产业”和藏身地发动了空袭。拉登再次逃回了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
肯尼亚事件发生后，刚刚当选利库德集团主席的看守内阁总理沙龙在事后发誓要进行报复。
当世界正在对沙龙内阁拭目以待的时候，英国媒体11月29日披露说，在事件发生之后，紧急飞赴肯尼亚的并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医疗救护队，而是一个由资深特工组成的摩萨德别动队。这支别动队的任务是：部分特工立即对现场展开勘探，尽最大可能搜集线索，以期能判定制造恐怖事件的幕后黑手；部分特工与肯尼亚警方和情报机构展开情报交流，以图获得最有价值的线索；部分特工则利用以色列与肯尼亚的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人在蒙巴萨的历史渊源，对这起恐怖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1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更为惊人的消息：摩萨德开始唤醒“休眠”特工，命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缉猎杀制造蒙巴萨恐怖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
所谓的“休眠”特工，就是奉命长期潜伏在世界各地，只有在以色列重大利益受到危害时才开始行动的摩萨德秘密行动人员。尽管这些“休眠”特工个个身手不凡，都接受过摩萨德的专业训练，但他们抵达潜伏地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参加任何的行动，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然而，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就恢复特工本色，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行动。
摩萨德这一次唤醒的“休眠”特工中，就包括一支曾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的“死神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具体地说就是1972年9月。当时，全世界千百万电视观众都在谛听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观看以色列在特拉维夫机场迎接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被“黑九月”恐怖分子杀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实况，摩萨德立即组成一支“死神突击队”在世界范围内追杀制造“慕尼黑惨案”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当时开列了一份“死亡名单”，上面列出的追杀对象也是11个人。经过这支暗杀小组的卓越工作，被追杀的对象一个都没有放过。摩萨德以自己的行动向那些恐怖分子宣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安全之地了。以色列人复仇的“大卫之剑”可以说是无所不及。
摩萨德这次动用“休眠”特工，希望达到同样的效果。
11月29日，几乎与摩萨德特工同时出现在肯尼亚恐怖袭击现场的，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秘密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协助肯尼亚和以色列进行调查，迅速查清这些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拉登有关。
美国特工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出现在肯尼亚现场，是因为他们自“9•11”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在非洲调查“基地”组织在当地的活动情况，但效果不理想。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非洲各国之间边境线、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所以恐怖分子非常容易在此隐身。”
但是，尽管有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协助，肯尼亚仍无法确定谁是这起恐怖事件的幕后指使。12月1日的《纽约时报》引述肯尼亚内政部长苏库里的话说：“以前基地组织也炸过肯尼亚，所以我们不能将基地组织排除在外。”
直到12月8日，“基地”组织才正式宣布，对两起针对以色列人袭击事件负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摩萨德首脑达甘应总理沙龙的要求，马上派出两名特工前往肯尼亚介入调查。
摩萨德的这次公开调查行动，也是该机构自1972年德国“慕尼黑惨案”以来再次公开露面。这也是摩萨德首次公开介入全球反恐战争。
虽然在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中，摩萨德还算是新手，但是摩萨德对拉登这个人并不陌生，并且在“9•11”事件发生的五年前，就曾制订过一个暗杀拉登的计划。
1996年，摩萨德在协助美国和埃及情报部门对一起试图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阴谋进行调查时，发现本•拉登就是暗杀阴谋的参与者之一，于是，摩萨德就在设计怎样除掉本•拉登。当时，摩萨德把目光锁定在本•拉登的一位女性密友身上，对她软硬兼施，最终逼得这位女士同意加入暗杀本•拉登的秘密行动。据披露，当时以色列的“游说”工作得到了该女士出生国的情报机构的大力协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恶化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导致了摩萨德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于是蓄谋已久的暗杀本•拉登的计划也宣告流产。
2002年12月8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基地”组织将要对以色列进行新的打击的声明。在此之前，摩萨德情报部门已经得到了重要情报，“基地”组织将对居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发动袭击。此外，还有多个外国情报机构也都向以色列发去信息，称“基地”组织将袭击目标瞄准了居住在国外的以色列人。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对手，梅尔•达甘并没有感到这是一种威胁。达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就职誓言——“我将对摩萨德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国际反恐战争舞台的中心位置。”
巴基斯坦《伊斯兰报》曾报道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将担当起保卫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的任务。摩萨德的情报人员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抵达阿富汗的，预计还有更多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将陆续抵达阿富汗。
报道说，一个由85人组成的摩萨德特殊小组已经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将与阿富汗政府的安全机构合作，担负起三项任务，一是保卫阿富汗领导人卡尔扎伊，二是帮助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三是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伊斯兰党等阿富汗反对势力发动的游击战。
卡尔扎伊是当今世界上处境最危险的国家领导人，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想杀掉他，阿富汗的军阀们也在寻找机会对他下手。对他的保卫工作一直由美国特种部队担任，但后来交给了美国一家私人军事公司——戴恩公司。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曾多次报道过戴恩公司派出的人员素质不高。这也许是美国要求以色列情报机构参与对卡尔扎伊保卫的原因之一。摩萨德已经由中东开始走向全球“反恐”战场。
但是，2003年11月15日，位于土耳其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的两座犹太教堂又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这一爆炸被以色列舆论看作是对摩萨德的一记响亮耳光。从那以后，要求改组摩萨德的呼声更加强烈。
摩萨德局长的“成绩单”
2004年巴以之间又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决定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这就给摩萨德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根据摩萨德提供的准确情报，3月22日，以色列决定首先定点清除“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当天早晨5点，亚辛像往常一样前往加沙城内离家不远的一个清真寺做祈祷。就在祈祷结束后，保镖们推着亚辛的轮椅准备进入汽车时，等候在清真寺外的一架以军直升机突然发射了三枚导弹，将亚辛和两名保镖当场炸死。导弹爆炸的时候，包括亚辛儿子在内的其他十余人也遭到弹片的袭击受伤。在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时候，另有至少三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哈达德说，他看到导弹击中了亚辛和保镖们，“他们的身体立即被炸成了碎片”。在清真寺暗红色的铁门上，留下了几个导弹炸开的裂缝，地上还有一摊红色的血迹和直升机机枪扫射留下的弹孔。亚辛每次出行都乘坐的那辆轮椅也被炸成几块，散落在清真寺的大门外。谁也没有想到，与以色列纠缠了一生的“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发后，以色列军方人士透露，暗杀亚辛的命令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下达的。
4月17日，亚辛的继任者、“哈马斯”的新领导人兰提西又在“定点清除”中丧生。当地时间晚9时左右，加沙城的电力供应突然中断，黑漆漆的街道上汽车仍然在行驶。突然，城内一条繁华大街上传来爆炸声，一辆白色“标志”汽车遭到导弹袭击。
现场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巴勒斯坦人说，汽车爆炸前，他们并没有听见以色列直升机的轰鸣声，而爆炸过后，头顶才传来“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声音。被炸汽车旁舍法医院内人山人海。“哈马斯”支持者、附近居民纷纷涌向现场，求证这一消息。愤怒的人群在焦黑的汽车内外寻找尸体碎片、死者遗物，最后将汽车翻转过来，站上去呼喊“复仇”口号。
兰提西被抬进舍法医院急救室时，浑身是血，紧闭双眼，但手指还可以动弹。医生们赶紧为他接上氧气、止血……
20分钟后，医护人员证实，兰提西身亡。
不过，尽管对亚辛和兰提西两次成功的“定点清除”，在摩萨德厚厚的功劳簿上写下了一笔，但是，来自另外一个人的挑战，却让摩萨德和达甘没有心情去庆祝他们的胜利。因为在第二天，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拉登的讲话录音。拉登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行动是对你们行动的回应，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你们杀害了我们的家人，杀害了亚辛，复仇即将来临。对欧洲人的杀害是因为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而那一天在纽约针对美国人的行动则是因为他们与犹太人的勾结和他们在海湾的驻军行动……”
拉登的这段录音不管是真是假，马上在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摩萨德和达甘本人当然清楚，这段被舆论视为体现了拉登政治诉求的讲话，毫无疑问把以色列列为最主要的敌人之一，甚至将“9•11”和以色列联系在了一起。
在对“哈马斯”领导人一次又一次的“定点清除”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在2008年，对真主党创始人伊马德•穆格尼耶和叙利亚将军穆罕默德•苏莱曼的谋杀行动。穆格尼耶是莫名其妙地死于汽车爆炸，而对苏莱曼的谋杀行动就显得更为诡异，充分显示了摩萨德的“无影神功”——当时，苏莱曼正在地中海一处别墅的后院里休息。夕阳斜照，海风悠悠，充满着无限风情。苏莱曼的几名保镖守卫着前门，一个个荷枪实弹。然而就在这时，门前的海面上一艘游艇慢慢驶过，游艇上坐着几位少男少女，正在打情骂俏。游艇过处虽然没有任何异样的响动，但是，靠在太阳椅上的苏莱曼却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下，一粒子弹正好贯穿了他的头颅。
8年的时间过去了，长得腰粗膀圆却言语温和的达甘没有辜负沙龙的期望。在他的领导下，摩萨德的暗杀行动和“定点清除”策略得到加强，配合以军清除了多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高级领导人，一扫过去的阴霾，让摩萨德恢复了其无情与高效的本来面目，在以色列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声名大振。达甘本人也获得了连任。据说不是达甘每周去总理办公室汇报，而是内塔尼亚胡经常到他的办公室来，像老朋友一样和他谈工作。
再有两年的时间，梅尔•达甘就可以功成名就，全身而退了。但是，发生在2010年的“迪拜门”却将他和摩萨德以及整个以色列都推入了世界舆论的深渊。
第十七章：“迪拜门”谍影迷茫以色列有口难辩
马巴胡赫机场泄密，内塔尼亚胡用对摩萨德特工的一声“祝福”为他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乔装酒店服务员的女特工骗开房门，其他特工一拥而入用电击和注射药物等手段制造了“迪拜门”；假造护照引起外交纠纷，摩萨德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焦点。
总理签署了“死亡通知书”
2010年新年伊始，“迪拜门”暗杀事件让摩萨德再次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
迪拜酋长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酋长国，位于出入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内湾的咽喉地带。迪拜市是阿联酋第二大城市，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阿拉伯湾南岸，是海湾地区中心，被誉为“海湾明珠”。近20年来，迪拜利用“石油美元”建成了一系列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使得迪拜成了奢华的代名词。
迪拜是座风景秀丽的海湾城市，并被定位成阿拉伯世界“悠闲之都”。不过在这浮华的背后，永远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地那些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内经常有谋杀事件发生。近年来，迪拜已取代了贝鲁特，成为恐怖分子和黑道社会进行各种罪恶的交易场所，成了买卖情报和政治谋杀的行动中心。2010年1月20日，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高级官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就在迪拜市布斯坦罗塔娜酒店遇刺身亡，成了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时年50岁的马巴胡赫出生于加沙杰巴里亚难民营，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创始人之一。从198 9年开始定居叙利亚。20世纪80年代策划绑架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和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从此成为摩萨德追杀的对象。
阿拉伯世界“悠闲之都”迪拜
由于这些原因，马巴胡赫被暗杀后以色列成了主要怀疑对象。
尽管真相曾一度扑朔迷离，但布斯坦罗塔娜大酒店内的闭路电视监控和迪拜警方的尸检报告却显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用毒药注射或电击等手段，将马巴胡赫之死伪造成心脏病复发的假象，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惯用的刺杀手法便是注射药物或使对方窒息死亡。
后来，迪拜警方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资料，初步还原了这起“暗杀门”的全部过程——
2010年1月初的某一天，两辆崭新的黑色奥迪A6轿车停在以色列港口城市特拉维夫北部郊区一座小山丘上，车子的背后是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小楼——这里就是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总部。
车子停下来后，先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和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从车里出来，站在车子旁边，然后走出汽车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走出车子后，与等候在车门边的梅尔•达甘握手寒暄。摩萨德局长梅尔•达甘时年6 4岁，依然精神焕发。这时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和总理握了握手之后，就匆匆地把内塔尼亚胡和另外一名军官带进了室内。
此时在摩萨德总部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正坐着一群摩萨德特工，他们就是准备前去暗杀马巴胡赫的暗杀小组成员。他们正一边开会，一边等待总理的到来。内塔尼亚胡在达甘的陪同下走进来了，同这些特工礼节性地打了一下招呼，会议继续进行。整个会议进行的时间并不长。最后由内塔尼亚胡拍板定局，批准这项举世震惊的暗杀计划，同意摩萨德马上派出特工赶赴迪拜，暗杀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
在会议结束时，内塔尼亚胡以深沉的嗓音，对所有在座的人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声：“以色列人民信任你们，祝你们好运。”
这些人心里都明白，内塔尼亚胡的这一声“祝福”，其实就是亲手签署了一道“死亡追缉令”，或者是马巴胡赫的“死亡通知书”。
几天以后的2010年1月19日，阿联酋航空公司的EK912次航班由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机场起飞，马巴胡赫就在这架飞机上。他没有带保镖，也没有任何随从人员，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这是马巴胡赫一贯的风格。
马巴胡赫的行动一向是谨慎而又保密的，这一次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机场上，他用手机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细节，让早就潜伏在机场的摩萨德特工掌握了他此去迪拜的行踪，并且知道他到迪拜后下榻在那家叫布斯坦罗塔娜的五星级大酒店，甚至还知道他入住的房间号码。
据事后巴勒斯坦有关方面透露，马巴胡赫这一次去迪拜不是旅游观光，也不是去寻欢作乐，而是去为哈马斯谈一笔军火交易。
这架EK912次班机起飞后，就一直向南飞去。潜伏在大马士革机场的那位摩萨德特工马上用暗语发送了一条信息：目标已在飞往迪拜途中。
接收这条信息的正是摩萨德的那个暗杀小组。此时，暗杀小组的11名成员已经身在迪拜。几天前，他们使用伪造的欧洲护照分别去了巴黎、法兰克福、罗马和苏黎世等地，然后又分别由那些城市飞抵风光旖旎的迪拜市。这11本假护照中，有6本是盗用了侨居以色列的英国公民身份炮制，剩下5本护照中有3本是爱尔兰护照，1本法国护照和1本德国护照。除6 本英国护照外，其余5本护照都是伪造的。这些特工人员所持护照的名字和号码属欧洲人所有，但在护照上却是贴上了他们自己的照片。
暗杀小组到了迪拜之后，分头入住了迪拜国际机场附近的酒店，包括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就像以往每次行动之前一样，他们还在当地找了一家宾馆，在房间内进行了严格的模拟训练。不过这家宾馆的负责人和那些服务员却完全不知情，以为他们是在玩某种有趣的游戏。
这次暗杀行动的头目使用的是法国护照，他的化名为彼得•埃尔万热。还有一位名叫盖尔•福利亚德的女性，她在所有公布的女嫌犯当中非常引人注目。据悉，盖尔是摩萨德中最精英的“短剑”小组48名成员中仅有的6名女特工之一。她当时使用的是爱尔兰护照。
迪拜警方事后公布的酒店监控录像显示，暗杀小组采取的行动“十分专业”。在整个暗杀行动期间，他们多次更换下榻的酒店，不时更换自己的伪装，包括戴假胡子、假发等；负责望风的成员成对在酒店大堂晃来晃去，但在每个地点逗留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此外，他们一直只用现金付账。
那个名叫盖尔•福利亚德的女特工去了迪拜机场，她要去为马巴胡赫“接机”。马巴胡赫一下飞机，盖尔就始终盯着他。马巴胡赫取走行李，走出机场大门并截的士前往酒店后，她通知了迪拜特工组头目。根据事先部署，特工组全部乔装成游客，分五个小队行动，四队负责监视，一队负责暗杀。当马巴胡赫到达酒店登记时，至少一人站在他附近偷听房号，另两名身穿网球运动装的特工则跟他乘同一电梯，确定其入住房号，然后订下对面房间。
在暗杀活动中，福利亚德与另一名使用爱尔兰护照的成员“凯文•达弗罗恩”负责在酒店二楼望风。那天下午，两人都更换了居住的酒店，并且装扮成了酒店工作人员的模样。光头的凯文戴了深色的假发和眼镜，而福利亚德则摘掉了金色假发，露出黑色的头发。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暗杀小组11名成员十分谨慎，为了协调各自的行动以便跟踪暗杀目标，暗杀小组成员选择使用精密的短程通讯设备。尽管如此，迪拜警方仍然追查到，有暗杀小组成员曾经使用三部手机，与奥地利的潜在指挥部四名成员通过电话和短信密切联系。
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19日下午3点25分，在暗杀小组成员的密切注意下，马巴胡赫登记入住布斯坦罗塔娜酒店。与以往一样，马巴胡赫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选择了没有阳台的房间，并且锁紧了窗户。抵达酒店后，他还将装有文件的箱子存进了酒店的保险箱。
然而，马巴胡赫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搭乘电梯到二楼时，有两名男子跟着他一起进了电梯。其中一人身材矮胖，留有小胡子，另一个则更高一点。两名男子都穿着运动服，带着网球拍，看上去与其他到迪拜享受冬季阳光的欧洲游客没有任何区别。
走出电梯后，马巴胡赫在酒店服务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230号房间。在他身后，高个男子悄悄跟着穿过走廊，记下了马巴胡赫的房间号，以及对面的房间237号。这些异常情况，马巴胡赫完全没有注意到。
负责跟踪的高个男子随后将马巴胡赫所住的房间号码，以及对面的房间号第一时间通报了后台的指挥部成员，后者又通过电话告诉了仍在布斯坦罗塔娜酒店附近“潜伏”着的埃尔万热。
距离马巴胡赫登记入住还不到一个小时，暗杀小组已经确认237号房间无人居住，便电话预订了这个房间。随后，七名暗杀小组成员先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等待机会刺杀他们的目标。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237号房间成为了暗杀小组的临时“补给站”。
尽管没有目击证人，但酒店的监控录像忠实记录下了随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事。
借着马巴胡赫短暂离开酒店去见一个接头者的机会，四名魁梧的暗杀者迅速来到了237号房间。
布斯坦罗塔娜酒店
或许是出于建筑设计方面的原因，没有监控摄像头安置在能够拍摄到马巴胡赫所住230房间房门的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视频显示暗杀小组如何进入到230房间。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在8点左右，暗杀人员尝试着改变马巴胡赫房间的门锁，而在二楼大堂负责望风的凯文则将一名乘坐电梯来到二楼的客人吸引住，给同伙争取时间。
晚上8点24分，马巴胡赫回到了酒店，他没有意识到，这时暗杀他的人已经全部到位。
8点46分，即马巴胡赫回到酒店不到20分钟，监控摄像头拍到了四名暗杀者离开酒店二楼。在他们之后，原先在237房间的望风者也相继离开，接着是酒店大堂里的监视小组。
显然，暗杀小组对行动结束后的收尾工作也安排得十分周详。不到两个小时，凯文和福利亚德已经登上了前往巴黎的飞机。其他暗杀小组成员则分别搭乘飞机经由欧洲前往香港、南非等地。
直到第二天下午1点30分，马巴胡赫才被发现在房间中气绝身亡。当时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强行闯入酒店的痕迹，马巴胡赫最初被判定为死于心脏病突发。
不过，随后的尸检发现，马巴胡赫的两边耳后有电击的痕迹，他的鼻子流血，牙齿有损伤。法医发现，死者旁边的另外枕头上残留有他的血迹。据推断，凶手曾拿枕头捂住死者的鼻子和嘴巴，令其窒息。
结合酒店的监控录像，直到这个时候，迪拜警方才相信这是一起暗杀。
2月1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警方宣布，11名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神秘特工是刺杀“哈马斯”领导人的真凶，并且公布了这些特工的照片、姓名和护照号码。
然而关于马巴胡赫的确切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称，警察和法医没有发现马巴胡赫患有心脏病。马巴胡赫的血液样品被送到法国巴黎分析检测后，检测人员从中发现了有毒物质。“哈马斯”武装组织随后宣称，暗杀者将毒药注入马巴胡赫的体内诱发他突发心脏病死亡。
而马巴胡赫的弟弟法耶兹•马布霍则说，马巴胡赫“被扣在头上的电器电击致死”。
马巴胡赫的遗体被安葬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
马巴胡赫一案发生后，“哈马斯”谴责说摩萨德是这起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随后，迪拜公布了宾馆录像，录像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这也使得这次暗杀活动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第一次被监控记录下的暗杀行动，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为报复以色列，“哈马斯”开始向其海滨地区投放“炸弹桶”。以色列则派出拆弹机器人专门在靠近加沙地带的海滩上截留这些顺流而来的“炸药桶”。以警方透露，爆炸装置重约20公斤，配备远程控制系统。一旦过往船只遭这样的爆炸装置袭击，将造成严重后果。
多国护照节外生枝
暗杀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于2月18日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刺杀“哈马斯”军事组织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的11名嫌疑人。阿联酋警方当天说，几乎可以肯定这起暗杀事件是由以色列情报机构参与制造的。这一起暗杀事件犹如一个导火索，再次点燃巴以间的仇恨火焰，埋下双方发生新冲突的隐患。
迪拜警方并没有公布摩萨德特工是如何谋杀马巴胡赫的录像，外界有两种推论：其一是趁着马巴胡赫外出，摩萨德特工潜入房间，等他回来实施谋杀。但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顺利通过房间的电子锁，这是最大的困难。第二种可能是摩萨德特工假扮酒店工作人员诱使马巴胡赫开门。特工得手后，还在酒店房间门口留下“请勿打扰”的牌子。
马巴胡赫一直非常小心，他用假护照进入迪拜，特意挑选了一间窗户密封且没有阳台的房间，以防他人潜入。在酒店期间他甚至没有喝过一口水——害怕有人在水中下毒。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生命最后6个小时，特工一直在他身边监视着他。
“迪拜门”让整个世界震惊。迪拜警方说，现实情况表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是谋杀马巴胡赫的元凶。尽管以色列谴责这种论调毫无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暗杀事件已经演变成国际外交争端。为报复摩萨德暗杀马巴胡赫，“哈马斯”多次发出警告，要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开战。
迪拜警方负责人查希•哈勒凡说：“（刺杀行动）可能是摩萨德特工所为……但不排除其他组织暗杀马巴胡赫。7名甚至更多嫌疑人参与暗杀，他们持有不同欧洲国家的护照。”哈勒凡拒绝谈论具体国家，他说：“我们眼下正与这些国家政府取得联系，调查护照的真实性。”
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使用了由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签发的护照，因此，所有相关国家均要求以色列说明护照造假问题。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过去常派拥有双重国籍或假护照的情报人员进行暗杀行动，此次自然难脱“故伎重施”的嫌疑。
英国与爱尔兰在事发后相继召见以色列大使，严词要求以色列必须配合国际调查，说明护照的来源。英国外相米利班德表示，英国首相布朗已针对此事启动调查，希望以色列能与英国合作。爱尔兰外长马丁也说，任何破坏爱尔兰护照信誉的行为，爱尔兰均会严正看待。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则表示，已有情报显示，德国将被迫对马巴胡赫的死因进行调查。2月25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蒂芬•史密斯紧急召见了以色列驻澳大使，言辞强硬。史密斯在会见后说：“我们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严重的、通过伪造或盗用身份来滥用澳大利亚护照的事件，目前我们尚未得出结论，但我已向以色列大使表明，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刺杀案件涉及的澳大利亚护照是以色列官方授意、或经以色列政府允许而伪造的，澳大利亚将认为这是不友善的举动。”世界舆论一致指向以色列。
法国外长库什内则在迪拜警方公布新证据后，谴责了摩萨德疑似介入马巴胡赫刺杀案，同时还大力呼吁欧盟国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此外，由于嫌疑人所持有的信用卡出自美国，尽管在迪拜境内他们全部使用现金，但前往迪拜的机票用信用卡购买，这暴露了他们的许多信息。美国媒体披露，美方很可能以此为由介入案件的进一步调查。
奥地利也卷入这次事件当中，据悉，嫌疑人所用的手机卡均来自奥地利。
欧洲国家的立场无疑让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变得相当难堪。
而在中东，伊朗核危机也在发酵的情况下，以色列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发难以预知的冲突。在马巴胡赫刺杀案前，伊朗一名核专家在家门前遇刺，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是幕后凶手。
慑于公众压力，摩萨德宣布暂时中止在中东地区的一切间谍活动，主要是因为担心其特工的安全再也无法保证。但尽管如此，很少有人相信，这个甚至敢跟美国中情局叫板的间谍机构会因此而销声匿迹。
对以色列来说，他们面临的指责声越来越大。几名生活在以色列的英国人抱怨，摩萨德特工在秘密谋杀过程中伪造使用自己的护照，致使自己平白无故卷入谋杀争端中，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
迪拜发生的“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被暗杀事件，把即将退休的摩萨德头目梅尔•达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国际和国内要求达甘立即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以色列强人的命运究竟将何去何从，尚无定数。
“鹰派”作风树敌无数
迪拜刺杀案发生后，虽然有人要求达甘辞职，但是大多数以色列人依然支持他留任。以色列情报机构研究员艾龙•本•戴维认为，这是因为达甘重振了摩萨德过去在中东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气势。
达甘的“鹰派”立场和强硬作风在为他赢得尊敬的同时，也为他树敌无数。
在情报领域，最激烈的竞争莫过于经费的争夺。达甘执掌摩萨德后，除了改革摩萨德内部外，也加强了与以色列另两大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及国内安全局（辛贝特）的竞争，让对手抱怨甚多。他曾任命一个化名为“A先生”的官员专门给军事情报局找难堪。由于关系紧张，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对摩萨德的总部大楼敬而远之，他们也直接用“A先生”来称呼达甘。
在以色列国内，在摩萨德内部，达甘同样得罪了不少人。他常常秘密视察各工作站，对特工大吼：“最近为我做了什么事？”他的暴脾气引发了辞职潮，200多名摩萨德雇员在达甘当政时期辞职。“让他们走。”他对此不以为然，并且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尽管达甘令摩萨德声望日高，但是却以频频损害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作为代价，这也是达甘最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新西兰曾经中断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因为摩萨德窃取其国民的护照信息，用来进行刺杀行动。
瑞典曾经召开特别议会，通过议案希望以色列恪守自己作为文明国家的本职，不能在国外开展刺杀行动。
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更是紧张。2009年2月1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以色列已经改变了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战略，改为进行“秘密战争”，即利用暗杀和破坏小组、空壳公司、双重间谍，阻止伊朗实施生产核武器的核计划。以色列“秘密战争”的核心是有组织地消灭伊朗实施其计划的主要人物。
报道说，以色列政府认为，鉴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对伊朗政策，美国新政府不会同意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报道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军官的话说，以色列对伊朗的“秘密战争”是通过伊朗人不知情的方法破坏伊朗的核计划，而这一方法由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实施，在执行过程中与美国情报机构和欧盟空壳公司合作，搜集伊朗核设施的图片、资料和机密材料以及伊朗导弹的位置等。
报道还说，2007年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哈桑布尔神秘死亡以及伊朗铀浓缩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几个关键人物死亡，这背后就有摩萨德的黑手。
2007年2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伊朗一名顶尖核物理学家不久前因“毒气中毒”而亡。死亡原因众说纷纭：哈桑布尔死于1月18日，但是他死亡的消息推迟了六天才被两家伊朗媒体公布出来。这两家媒体都表示，该科学家死于“毒气中毒”。而一家电台则称，物理学家的死因是“烟尘吸入过量”。
2006年4月16日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公布的伊朗伊斯法罕铀转化工厂的卫星照片
一名核专家死亡本不应激起太多波澜，但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个报告宣称，哈桑布尔被摩萨德瞄上已经很久，该公司的情报专家发现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被摩萨德暗杀。报告给出的死亡原因是“放射性中毒”。据悉，摩萨德早已经将多位伊朗核专家列入黑名单。
2010年1月12日中新社德黑兰消息：伊朗一名核物理学家12日遭爆炸袭击身亡。德黑兰指责这起暗杀事件是美国和以色列特工所为。
官方媒体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遇害者是生前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执教的核物理专家马苏德•阿里•穆哈马迪。事发时穆哈马迪正准备开车上班，这时一辆停在他家旁边、绑着遥控炸弹的摩托车突然爆炸，穆哈马迪当场身亡。
报道称，2009年6月，伊朗已有一名任职于该国原子能组织的学者失踪。2009年12月9日，伊朗一位核科学家被绑架。
有报道称，在最近两年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通过绑架、策反、暗杀，至少让13名伊朗核科学家“神秘失踪”。然而，西方情报分析家分析认为，近两年在伊朗和欧洲发生的数起核专家死亡事件非常可能系以色列策划，目的在于阻止伊朗获得核计划项目的关键技术，从而大大延滞伊朗核研发的进程。
“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
据英国《泰晤士报》、以色列《国土报》等报道，随着迪拜警方宣布27名持欧洲国家护照的摩萨德特工是刺杀“哈马斯”领导人马巴胡赫的真凶，国际社会为之震惊。然而，一家以色列连锁超市近日却巧妙“搭车”这一热点新闻，模仿迪拜警方公布的“暗杀门”监控录像场景，打出一则雷人促销广告：一对貌似摩萨德特工的男女在超市跟踪一名购物男子，标题是“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消息传出后，立刻在以色列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值得一提的是，该广告拍摄时刻意放弃了昂贵的高清摄像机，而采用了模糊不清的监视摄像头。这则短片最后，画面上闪出一行雷人的广告语：“消灭价格”、“几乎免费”以及“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末了，那位“女杀手”甚至还模仿以色列在迪拜暗杀案中表现出的态度，对着镜头说“什么都不能承认”。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模仿迪拜警方公布的迪拜“暗杀门”中的监控录像里的场景。对此，连锁超市毫不讳言。
据该超市的市场广告总监谢菲•萨克德介绍：“对于我们以色列人而言，马巴胡赫就是本•拉登，我们对于暗杀他的行动很自豪。政府可能不愿承认摩萨德是否应对此负责，但是大多数以色列人都相信这是摩萨德所为。”
自从迪拜“暗杀门”曝光之后，以色列许多书店热销摩萨德的大事记，摩萨德组织的官方网站访问量急剧上升，很多人希望获得如何成为间谍的信息。
一名参与拍摄“超市杀手”广告的演员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不以为然地表示，“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已。既然全世界都认为是我们干的……为何我们不趁机拿自己开涮一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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